可以把尼采的“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理解成一句话:
生命不是单纯为了保存自己,而有一种不断扩张力量、克服阻力、超越自身、创造价值的冲动。
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学提醒:《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不是尼采生前完成并出版的一部著作,而是他精神崩溃以后,由遗稿笔记编辑而成,早期版本又受到其妹妹伊丽莎白等人的编排。因此研究尼采时,最好把“权力意志”放回《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道德谱系》等正式著作及其遗稿中理解。
一、权力意志首先不是“争权夺利”
这是最容易误解尼采的地方。
尼采所谓 Macht,当然包含支配、竞争和力量,但远远不限于政治权力。一个艺术家创造作品、哲学家建立思想体系、运动员不断突破极限、一个人战胜自己的恐惧和软弱,在尼采意义上都可以表现为权力意志。
所以它更接近:
生命 → 释放力量 → 克服阻力 → 自我超越 → 创造新的价值。
因此尼采特别反对把人的最高目标理解成“幸福”“舒服”或者仅仅“生存”。
《反基督者》中有一句极具代表性的话:
“什么是好的?——一切提高人的权力感、权力意志和权力本身的东西。”
紧接着又问:
“什么是坏的?——一切源于软弱的东西。”
这是尼采最激烈的一面。
二、真正高级的权力,是征服自己
如果把尼采仅仅理解成“强者统治弱者”,其实把他读浅了。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贯穿着一个更重要的概念:
Selbstüberwindung——自我克服、自我超越。
人最大的敌人未必是别人,而是昨天的自己。
因此“超人”(Übermensch)也不应该简单理解成政治强人。它首先意味着一种不断创造自己的生命形态:
你不是寻找一个现成的“我”,而是在创造一个“我”。
这和尼采非常著名的一句话相连:
“成为你自己。”
Werde, der du bist.
看起来矛盾——既然已经是自己,为什么还要成为自己?
因为尼采认为现实中的你只是材料,真正的你还需要通过选择、痛苦、创造和自我克服塑造出来。
三、“上帝死了”以后,谁来创造价值?
这可能是理解权力意志最重要的入口。
尼采的名句:
“上帝死了!上帝仍然死着!是我们杀死了他。”
并不是简单宣布“没有上帝”。
他真正担忧的是:欧洲现代性、科学和理性已经瓦解传统基督教世界观,但欧洲人的道德价值仍然建立在原来的宗教基础上。
如果最高价值的根基消失,人为什么还要相信原来的善恶?
这就是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危机。
所以权力意志最终进入价值哲学:
旧价值崩溃之后,人不能永远靠别人告诉自己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善。
强健的生命必须拥有创造价值的能力。
这就是尼采所谓:
“一切价值的重估”(Umwertung aller Werte)。
四、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
《道德谱系》里,尼采进一步追问:
我们为什么把某些东西叫作“善”?
他认为道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天然存在的。不同的生命状态会创造不同的价值体系。
“主人道德”从自身力量出发:
勇敢、卓越、尊严、创造、独立 → 好。
而“奴隶道德”则可能从怨恨(Ressentiment)出发,把强者的力量重新定义成邪恶:
你强大,所以你恶;我弱小,所以我善。
尼采并不是简单鼓励欺负弱者,而是在进行一种非常激进的道德谱系学:当有人宣称“这是正义”“这是道德”时,不仅要问他说得对不对,还要追问:
是谁定义的?为什么这样定义?这种价值判断背后有什么心理与权力结构?
这对后来福柯等人的思想影响非常大。
五、尼采几句最值得记住的话
有些中文流传版本翻译差异很大,我给你意思最可靠的常见译法:
“凡不能杀死我的,使我更强大。”
Was mich nicht umbringt, macht mich stärker.
——《偶像的黄昏》
“没有事实,只有解释。”
Es gibt keine Tatsachen, nur Interpretationen.
——尼采遗稿
(这句尤其要注意,它不是尼采正式出版著作中的格言。)
还有一句与你最近思考“道统、价值、权力合法性”的问题特别接近:
“谁不能服从自己,就会被别人命令。”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以及:
“人是应当被超越的东西。”
这其实比“权力意志”四个字更能代表尼采。
如果把尼采压缩成一个思想结构
我会这样概括:
上帝之死 → 传统最高价值失去绝对基础 → 虚无主义出现 → 人必须重新评价价值 → 权力意志成为生命创造与自我超越的动力 → 超人代表能够承担价值创造责任的人。
所以尼采最深刻的地方,并不是教人怎样获得权力。
而是提出一个现代文明至今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
当传统的神圣秩序失去约束力之后,人靠什么约束自己?谁有资格规定善恶?如果价值最终由人创造,那么创造价值的人又受什么约束?
这恰好可以与你刚才关于哥贝克力石阵的思考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首尾呼应:文明之初,人类通过神圣力量建立高于自己的秩序;到了尼采这里,现代人宣布“上帝死了”,那个超越性秩序发生危机。于是现代性最危险的问题出现了——当人自己成为价值的创造者以后,权力会不会最终把自己也宣布为真理?
这其实已经可以直接进入你所关心的“道统—法统—权力”问题了。以上为AI认知的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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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1949 年的上海,赫赫有名的商人丁永福,把自家的洋房全賣了,換成了美金。旁人都說他傻,他卻拿著這筆錢,扭頭買了六張去美國的三等艙船票,頭也不回地走了。
丁永福在上海經營棉紗和百貨生意二十餘年,南京路的兩間臨街鋪面是他打拚半生的根基,法租界的三層洋房是他給家人置辦的安穩居所,在滬上商界,他也算小有名氣的實業商人。周圍的街坊、生意夥伴全都無法理解他的舉動,時局交替的關口,房產是最保值的資產,美金匯率隨時可能浮動,放著殷實的家業和舒適的生活不要,偏要換幾張漂洋過海的廉價船票,所有人都認定他是被時局嚇昏了頭。
沒人知道,丁永福並非衝動行事,他提前半年就通過海外華商和往來滬港的商船,摸清了時局走向。他親眼見過身邊家底豐厚的私營商人被無端盤查,也聽聞不少工商界人士因資產問題身陷困境,他清楚留在上海,自己的產業和家人都會面臨無法預估的風險。他反覆權衡後認定,只有離開故土,帶著家人去往局勢穩定的海外,才能保住一家人的性命和基本生計。
賣洋房的過程十分順利,買家是上海本地的綢緞商,對方多次勸說他留下房產,稱洋房是不可再生的硬通貨,就算時局變動也不會有太大損失。丁永福始終堅持全款收取美金,他深知當時的本土貨幣信用崩塌,只有美金能在海外通用。拿到錢款後,他立刻前往輪船公司購票,彼時前往美國的高等艙位早已被權貴富商預訂一空,僅剩三等艙還有餘票,他沒有絲毫猶豫,直接買下六張,剛好適配他、妻子和四個孩子的出行需求。
家人對此極度牴觸,妻子整日以淚洗面,指責他拋家舍業,讓一家人放棄優渥生活去異國他鄉受苦;四個孩子捨不得熟悉的家園和玩伴,整日哭鬧不止。丁永福沒有過多辯解,只是默默收拾行李,只攜帶換洗衣物和必備生活用品,家中的古董字畫、金銀細軟全部留在洋房內,他清楚這些貴重物品無法攜帶,也沒必要為了身外之物耽誤行程。
出發當日,上海港碼頭人頭攢動,逃難的百姓、急於離境的商人、維持秩序的軍警混雜在一起,場面混亂擁擠。丁永福緊緊牽著最小的孩子,讓妻子帶領另外三個孩子緊隨其後,攥緊船票和裝著美金的皮夾,艱難擠過人群登船。三等艙的條件極為簡陋,狹小的艙室擺滿上下鋪,空氣里充斥著海水腥味與汗味,床板堅硬硌人,每日伙食只有干硬的麵包和淡水。
海上航程共計二十三天,丁永福幾乎未曾合眼,一邊照料哭鬧的孩子,一邊安撫情緒低落的妻子,手中的美金分文不敢亂花,僅用於購買家人必需的飲食。他時常站在甲板上眺望大海,心中對未來並無十足把握,但他始終堅信,留在上海的風險,遠大於異國漂泊的艱難。
抵達舊金山港口時,一家人早已疲憊不堪,因語言不通,入關流程耽擱了近兩個小時,幸好他提前聯繫了遠房堂叔,堂叔在唐人街經營小餐館,專程開車前來接應。最初的生活極為窘迫,一家人擠在唐人街一間十平米的小公寓內,丁永福放下上海富商的身段,每日凌晨前往批發市場進貨,在唐人街擺攤售賣華人常用的日用品與調味品。
他從零學習基礎英語,面對本地商販的排擠與刁難,始終隱忍退讓,靠著誠信經營和實在的價格,慢慢積累了固定客源。半年後,他用剩餘美金租下一間小鋪面,開設華人雜貨鋪,生意逐漸步入正軌。
三年後,丁永福收到上海舊友的來信,信中提及,當年勸說他留房的綢緞商資產被全部沒收,洋房收歸公有,本人被下放至郊區勞動;眾多留在上海的商界同行,要麼失去全部產業,要麼流離失所,曾經人人艷羨的房產與家業,最終都化為泡影。
丁永福看完信件,只是默默將其收好,並未向家人提及太多。他的雜貨鋪後來逐步擴張為連鎖超市,四個孩子都在美國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各自成家立業。晚年時,他坐在自家的獨棟小屋內,向孫輩講述當年的抉擇,他說自己從不是聰明人,只是懂得在變局中守住底線,家人的平安,遠勝於洋房、財富等所有身外之物。旁人眼中的愚蠢,不過是他藏在心底的清醒,他從未後悔賣掉洋房、遠渡重洋,因為他用看似決絕的選擇,給了一家人安穩活下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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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知道去选择什么的时候,就把当前的事情做到最好。
这是我在很久之前,大概刚毕业那会儿的口头禅,或者说,是我给自己的格言。
今天对它有了新的理解。
人的内心一直在变化,时好时坏,时而轻松,时而焦虑。过去两三年,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事情才是有意义的。比如做自媒体,当粉丝增长得非常快的时候,我开始产生了自我怀疑。因为我说不清楚,我到底是在追求什么。
最近又想起了那句格言:把当下的事情做到最好。
如果连眼下的事情都做不好,而总是去担心未来那些还没发生的事,那就永远没法进入正向循环,也感受不到真正的快乐。从概率上来说,当下的事情,是最有机会做好的。尤其是在迷茫的时候,投入到当下,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人必须要在迷茫的时候找到方向。
那什么是方向?
方向是让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燃起来的东西。只有燃起来了,才可能真的找到方向。方向可能是一个信念,也可能是某种大道,是值得舍生取义去追随的东西。或者叫,志向。
《天行健》里有一段台词我印象特别深。格格问门三刀,如果失败了当如何?门三刀说:失败了就重来一次,不就是十二年嘛。
是啊,如果有一件事情,是你真的想清楚了要去追随的,那么十二年又算得了什么?成功和失败只是结果态,过程中的追随,才是漫长岁月中真正值得被回味的。
除了做好当下,以及拥有可追随的东西,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感恩。
人需要学会感恩,尤其是在消极状态下,要学会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感恩也许可以算是一种信仰。用利他的角度、用“上善若水”的心态,去重新理解这个世界。
我曾经的信仰是逻辑。但现在,除了逻辑,还有一个东西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那就是感恩,或者说,慈悲。
感谢所遭遇的一切。这些年也确实一直在感受“福祸相依”。不需要抱怨那些不好的事情,因为未来有一件与之对应的好事,已经在某处等着你;对于当下拥有的好事,也不必过于执着,它们可能正在遮住你通往更远的路。同样,不用羡慕别人正在经历的好事,因为福祸相依。
是的,人需要信仰。在混沌中,选择专注与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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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个奇人叫杜凤治,浙江人在广东做官,留下了三百万字日记,里面包含大量对当时广东人评价:
1. 广东民风,强悍、嗜利、轻死。
他监斩广东的盗匪时,这些本地盗匪居然毫不畏惧,还高喊“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他感慨儒家德化在广东行不通,只能靠严刑威慑。
2. 广东士绅,重财货、轻廉耻。
他认为广东有钱人一心求财,没有廉耻观念。不少士绅充当讼棍,挑动诉讼、把持地方、抗缴赋税。
3. 广东人爱打官司,民间诉讼极多,大量都是诬告、假案,“控抢、控掳、控拐、控挖坟,十无一实”,他愤而感慨“广东绅民军商均无好人”,“广东没有几个好人” 。
4. 广东社会风气有两多,赌博特别多,嫖娼特别多。“娼赌二事甲于天下。”
他说,如果有像陈胜、黄巢一样的人带头造反的话,十万兵马立刻可以招揽到位。
他判断广东会成为天下大乱的策源地。果然后来让他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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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这个国家的资本税制设计很有意思。
对打工人征税很重,但对企业、资本和长期投资却相当友好。
瑞典的逻辑很特别,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重税劳动,轻税资本传承。
劳动收入承担福利国家的成本。一个打工人年收入100万瑞典克朗,综合税负可能接近一半。
但到了资本端,税负明显轻得多。企业利润统一按20.6%的企业所得税征税,封顶也是20%。
长期投资者通过ISK账户投资股票和基金,税务成本通常远低于普通30%的资本利得税;同时没有遗产税、赠与税和财富税,家族财富和企业股权能够以较低的税务成本实现长期传承。
这也是为什么瑞典虽然是高福利国家,却依然能够长期孕育出大量全球化企业和百年家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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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摸百年大黨“紅色歲月”,外國政要為何被這裡吸引?】2026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也是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今天,跟隨記者的腳步,我們一起探訪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勝利號角”冰箱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帆布包、“為人民服務”T恤……紅色故事不僅肅立在展覽櫃中,而是化作觸手可及的文創產品。年輕化的設計,讓莊重的歷史也擁有了鮮活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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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姚诚的真面目:
姚诚:在監獄中,我開始反思中共屠殺學生鎮壓天安門事件,之後進一步反思歷來中共對人民的無情清洗和鎮壓,這些經歷,讓我徹底改變了對中共的看法,也從此改變了自身的命運。
出獄後,我加入在美國的「中國婦權」NGO組織,負責中國大陸被拐、被遺棄兒童的尋親維權工作,披露了大量有關計劃生育、兒童拐賣的社會陰暗面,激起了中共當局不滿。
2013年初,合肥異議人士張林的女兒,只有10歲的張安妮被迫失學,成為「中國最小的政治犯」。2013年9月3日,我在上海為張安妮和張儒莉姐妹辦理赴美簽證時,被合肥警方逮捕,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罪名判刑一年十個月。那時,我的反共信念愈發堅定!
📷2013年,姚誠和張安妮在南京孑木家。(網路圖片/姚誠提供)
流亡美國,成為反共軍事專家
向莉問:為什麽流亡?請談談流亡到美國的方式和過程。
姚誠答:我除了坐2次牢之外,在合肥經常被秘密警察跟蹤,被喝茶,被傳喚無數次,覺得沒有人身安全和自由。於是,在出獄之後萌生了逃離中國的想法。2016年我通過秘密渠道逃離中國到達越南,之後在美國大使館的幫助下來到美國。我的逃亡過程相對順利,只花了2天多時間就飛抵了美國新澤西紐瓦克機場。
向莉問:您到美國後的生活情況如何?和在中國有什麽不同?
姚誠答:我到美國之後,打過工,現在做自己的YouTube頻道,生活相對平靜。因為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不像在國內的時候總是覺得不安全。現在到美國擁有了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這對我來說很重要。現在我和美國各個機構合作,共同研究對臺灣和對中國大陸的軍事戰略。
向莉問: 流亡生涯中,對您影響最深的事情是什麽?
姚誠答:第一是,2022年9月我在一次會議上,跟李毅辯論臺灣問題,被網暴。之後,我辭去中國民主黨內所有職務;
第二是,眼看著中國的軍隊變成了中共的黨衛軍、習近平的家丁很是心痛,這個國家如此下去國將不國、有國無防,甚至與人民為敵;
第三是,中共度過危機的能力不可低估,1959-1961年餓死幾千萬人對他們的政權沒有影響,64大屠殺全世界制裁安然無恙,今天西方仍不以改變中共政權為出發點,令人遺憾!
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是畢生信念
向莉問:到美國後,您如何堅持自己的理念並為之奮鬥?理念有何變化?
姚誠答:我到美國之後,一方面繼續為「中國婦權」做義工,繼續為失孩父母提供幫助。另一方面我後來到了洛杉磯組建中國民主黨洛杉磯黨部任黨主席。之後辭去黨主席,任中國民主黨軍事委員會主席。專門研究如何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喊話,瓦解或策反他們。在這期間我在理念上有些變化,覺得中共的軍隊,不是人民的軍隊,變成黨衛軍,甚至開始蛻變成為「習家軍」,用來維護習氏專制集權統治,對此非常失望。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成為我畢生的信念。不過,中國的民主化道路還任重道遠。
📷
姚誠洛杉磯的書房(姚誠提供)
向莉問:對後來的流亡者,您有什麽建議?
姚誠答:這兩年有很多是通過第三國從南美走線後偷渡到美國的普通流亡者,真正的異議人士因為大部分被中共實施限制離境,所以他們反而很少能流亡出來。比如像許志永、丁家喜、郭飛雄這樣的為中國民主進程和人權事業奉獻很多、犧牲很多的異議人士都被中共當局重判。我希望對中國的異議人士說,如果有機會,希望你們能出來看看外面的自由世界。附图一姚诚营救小安妮,图二姚诚的书房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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