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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班到底能捅出多大的篓子？ 日本一个音乐老师偷偷用学校洗衣机洗衣服，结果引发了超过200平方米的大火。 政府最近先拨款了约5亿5000万日元收拾残局，这还只是第一笔。 这名老师经常偷偷用学校的洗衣机洗自己的衣服，再拿到四楼音乐准备室晾干，她还自备了电暖器和循环扇烘衣服。 结果教室着火了，旁边的音乐室也被烧了，正在上课的24名学生全被浓烟堵在四楼，只能翻窗躲到屋檐上等待救援，有8名学生和3名教职工都受了伤。 孩子们没法在学校上课，被临时安排到了附近学校，9月以后，他们还要每天坐校车，去3公里外的一所旧学校。 这名老师本人在逃生时也摔断了骨盆，她本人要赔多少，目前还不确定。

我们生活的第一个转折，是我俩一起上公安大学（1） 结婚后，对物质没有过多要求的我们，也能满足在单位宿舍的寄居生活，安稳、便宜。没有理想，缺乏与现实的比较，人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也看不见需要跨越的台阶，生活没有波峰也没有低谷，像首咿咿呀呀没有副歌、也不知道何时休止的曲子。 后来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单位说宿舍紧张，让我们搬出。一时手足无措的我们，找了办公室管后勤的小头目，低声下气地让人宽限几日，那人带着深重的理解和同情，和颜悦色地拒绝了。然后我们堵着一股气，仓皇搬进正在装修的交警队家属院……那时候居然没考虑到甲醛啊各种有毒物质的侵害，就那么在灰尘与机器喧嚣中度过了自负且难的一段日子，记得当时一有朋友来，就说眼睛酸得受不了，而我们，居然练就得百毒不侵，什么感觉都没有。 时间快进，一年后，我怀孕，前五个月吃了吐，吐了吃，吃了又吐，有两三周完全靠输液维持生命，整天躺在一个简易钢丝床上，被家人从客厅挪到阳台，晒点太阳……后来去四川绵阳生产，期间遭遇911世贸大厦倾覆。产后休整了三个多月，才去上班。 这次上班，遭遇了很多小打击，比如自己创办的小刊物《刑警之页》根本得不到领导的赏识和肯定，每天的工作就是收发报纸信件，月底做个报表；比如单位领导迁新居我们不得不从捉襟见肘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去随礼，过年过节更是无一例外，各个层级的领导，厚此薄彼谁都不合适，人陷入这种畸形的人情债中，难以超脱；比如徐的司机身份总是带给心高气傲的他许多尴尬……尽管我给我们制定了许多计划来区别浑浑噩噩的日子，要一起写日记，要一起不放弃学习英文（也茫然不知道有什么作用当时），要每年国内旅行两次，然而生活还是单薄地可以一眼看到底。 所以偶尔看到可以脱产去北京公安大学上学的信息的时候，我俩沸腾了。 都是没有正经上过大学的人，他过早地参加工作，我高中毕业后只考上了司法学校，一个比高中课业轻松，荒废时日为主的高中专……彼此都没在大学的绿荫地上打过滚，没有在学操场的跑道上跑过步，没有去过明亮的阶梯教室，没有泡过大学的图书馆，没有吃过学生食堂……甚至因为闪婚，都没有正经谈过恋爱，人生多么不完整。所以当即就决定参加成人高考，一起手拉手去享受不一样的生活，看看生活到底会出现几个岔路口，可让人犹豫徘徊。 于是报名，找书复习。考试一直都很顺利，只有在最后一门考数学的时候，徐和我蹲在西兰路口，等去咸阳的长途汽车，他说：数学挺难，我怕考不好，都没什么希望，到底去不去？我也极其不定，还是他最后自我安慰说：算了，前面的都考完了，这一门放弃多可惜，随便去考考吧，如果努力了，就不会有什么遗憾了，否则没去的话，后悔也来不及了……当时的我们，看着路上车来车往，只知左行可到先，右行可以到达兰州。 两个人思来想去，最后还是上了长途公共汽车，决定即使是浪费时间，也把最后一门课给坚持下来。半途而废总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考完试，我俩手拉手从咸阳纺织中学（如果没记错的话）的大门走出来，有阳光有微风，步履是那样的轻快，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命运就在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会有个拐弯。 几个月后，我们同时收到录取通知书，很开心，但也很担忧，刨去当时女儿才刚刚10个月不说，单单每年的学费，家里根本就无法同时负担得起两个人，怎么办？后来经过商议，我父母同意负担我的学费，徐的学费则由他的父母承担。当时单位说好是让我带薪上学的，由于徐不是在职在编公务员，所以他离开是没有工资的，生活费问题就暂定这样解决，实际上因为我的工资一直拖欠（只知农民工会被拖欠工资，不知道当时身为警察的公务员，工资也会被拖欠吧？），花的都是徐的父亲的工资，公婆缩衣节食，为我们上学提供最大的支持。 为什么当时双方的父母们会支持我们一起上学？其实最现实的一个原因是，单位领导承诺，只要学到本事，拿到正经文凭，徐就可以从原来的合同制工人转为在职在编的公务员。务实的父母们，是因为这个，才下血本，让我们抛下十个月的幼女，去北京虚掷时间与金钱。而我们，则完全是被一种新生活，一种新体验所鼓舞着，根本想不了太多，就觉得人生这个旅程，不能缺少真正的大学生活，我们必须在可能的时候去补上这一课。 未完待续

【清华教授课堂谈经济悲观面堪比日本失落30年，结果被学生报警、警方叫走谈话？】6月28日，网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前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毓煌在授课过程中，有警方到教室将其叫出去谈话，引发关注。 据流传信息，起因是，郑毓煌课堂上提到“宏观悲观，微观乐观”，并表示当前经济调整可能持续20至30年，可参考日本衰落经历。

新加坡地处热带，但最高气温却远没那么可怕。如果连续几天气温达到 35 ℃，媒体就会报道气温异常了。这样的信息一般只有实际在地观察才会知道，道听途说或是 AI 工具查一下未必能有实际了解。如果只是预设性认为新加坡小学不给孩子安装空调是不人道的行为，那已经没必要继续讨论了。 相比之下的杭州有多热呢？2025 年最长连续高温日（超过 35 ℃） 长达 37 天，从 8 月 3 日至 9 月 8 日，刷新了自从 1951 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高温日数量的历史纪录。更夸张的是，萧山的地表温度测得最高超过 70 摄氏度，高达 72.3℃， 这是上了新闻的。 比如我写这篇推文的时间，杭州在下雨的情况下，温度是 27 摄氏度，而新加坡没下雨，29 摄氏度。 顺便一下，每天气温峰值的时候，新加坡的小学生们早就放学了。 新加坡小学为什么教室不安空调，大概率安装空调不是最优解。要说省钱，其实也省不了多少。

我表弟 11 岁，已经在姐夫汽修厂干了 4 年。7 岁开始递扳手，现在能独立拆变速箱，修理工龄吊打一票 90 后。 他爸是修车的，全家都觉得他天生吃这碗饭。小学三年级办了半工半读，上午上课，下午进车间，老师点名经常数不到他。 有人说他爹不负责任，11 岁该在教室里刷题。我倒觉得，多少人卷了 20 年大学出来还在干不喜欢的工作，这孩子 15 岁就能靠手艺吃饭。 比读完大学回家躺平的全职儿女强太多。

德国一所中学的学生不久前震惊地发现，教室里的人体骨架模型竟然来自一具真正的人类遗骸，很有可能系几十年前去世的印度人。事实上，西方国家在将近200年的时间段中，从印度进口了大量的人体遗骸用于满足医学机构以及学校的教学需求。 #dwculture#

有个博主想用 Fable5 还原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几分钟后，一个可以自由探索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就出现了，礼堂，教室，甚至魁地奇球场都在其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湖北高考又从两天变成三天了。 十几年前的这时候，我应该坐在考场考理综。 那一年挺好的，考场就在我们自己学校，考号是512，距离大地震刚过去才几年，我的座位是第三列第三个，全场最中间。中午还雷打不动地翻进自己教室睡了个午觉。 考第一场语文的时候，家人送我去考场闯了第一个红灯，后面一路绿灯，给了我非常好的心理暗示。最终出分比估的高了10分，作文应该是拿了满分。 唯一的小插曲就是8号下午英语，我做到阅读理解的时候，右边的考生一直在用笔敲桌子，总是打断我的思路。考完我想完了完了，估计要错个3-4道题了，结果一对答案全对。 回家的路上，我把校服外套脱下来，绑在装满书的收纳箱上拖着走，顺便在校门口的小摊上买了本《读者》，沿着长江，当时阳光铺满了江面，心情大好！

我为什么第一批参加了八九广场示威？ 曾经有官员问我：是不是有人鼓动你上广场？ 我说，是自发的，更多的出于对胡耀邦的尊敬与祭念。 如果说完全没人组织，也不是事实，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境外或境内敌对势力煽动的。 组织者是一位同学他来自北师大，他后来参与高自联对话团，也应该与北师大有关。 耀邦去世，我们很快能想到他为改革为平反所做的许多努力，特别是他的朴素真诚与亲民作风。当年他考察到芜湖，当地官员要与他合影，居然遭拒，却与下榻的宾馆工作人员合影留念了。 所谓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耀邦受保守势力打压，知识界、大学当然站在耀邦一边，这是大学快速动员上广场纪念示威的强大动员力。 当时一则传言，也是促动我上广场的情感力量： 说是耀邦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高层会议，他主张增加教育经费，杨尚昆等人要增加军费，耀邦得不到支持，一时气急，送医之后，与世长辞。 而当时物价上涨，我们读研可以拿到六七十元补贴（因为工作过，拿九成工资），几乎满足不了生活需要，其他没工资补贴的学生可想而知。有背景资源的，搞官倒，越往上越腐败，这些因素也是导致人们大量上街游行抗议的重要动因。 以下为我十年前（2014）的回忆文字摘录，还有相关内容以后整理再发。 一个人的八九六四纪事 1 我是1988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我考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文艺学专业，当时住在恭王府，离天安门广场不到20分钟自行车车程。 1988年五四前后我到北京面试，我面试之后，花了半天时间一个人端坐在广场纪念碑石阶上，每下个方向坐半小时，我强烈的印象是，天安门竟这样矮小，甚至有些破落，有点像生产大队的大队部。 我们一代一代人，小学第一课，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2 1989年元旦，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首诗歌，我记得有两句诗，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来，这两句诗像谶言一样，惊现在六月初的夜晚。 天空起火了 孩子们快跑 每一个星星都变成枪眼 3 耀邦4月15日逝世，我们第二天开始听到传言，说他是被气死的，他重视教育，在中央会议上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而杨尚昆等军头们要求增加军费，打击排挤胡耀邦，无论传言是否属实，对耀邦的纪念，是必须的。有同学说已有人到广场送花圈了，我们也应该制作花圈，送到广场，表达心意。 4 我们17号一早就从食堂借来了平板车，集资购买了花圈，一行十多个同学（我们88届只有十一个研究生，还有十多个进修生），把花圈送到纪念碑边摆好，上面写着纪念胡耀邦的挽联，然后就要纪念碑边照相留影。当时大家并没有什么悲情，说实在的，普通学生对领导人不可能有多么深切的情感，大家去送花圈，也就是表达敬意，还有一份对现实的不满，即，对让胡耀邦下台靠边的境遇不满。一些女同学穿红着绿，照相时也是喜喜乐乐的样子，这一镜头也被有心人记录下来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号的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批评所指就是我们这些同学，说我们不严肃，云云。 当我们午间撤离广场时，只见长安街西路大批大学生赶到，他们人多势众，打旗喊口号，我们感受到某种振奋。 5 激烈的行为也在身边发生，有同学去敲打正在上课的教室门，要求他们停课到广场游行，授课老师不高兴。 有同学看起来积极，但并不参加集体游行，待我们到达广场时，他在旁观人群中。 6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副部级单位，而院长多由文化部长兼任，时任文化部长是王蒙，常务副院长是著名红学家李希凡，一个被毛泽东点过名的小人物。当时的院领导与研究生部的领导对学生参与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干预，不支持不反对的样子。一位博士生拿着募捐箱去找院领导募款时，居然也得到了他们的资助。当时的领导们不像现在的单位领导们这样官僚化，对上级脸色㦗若寒蝉。当时的领导们更多一些文人气，尽管口中不说什么，但心里多是支持学生的 @baodian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