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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在香港🇭🇰见到了很多朋友都在谈论“聚币事件”，给我最大的感叹就是大多数人都是吃瓜，还有落井下石的说风凉话，难道没有人来做点什么吗？ 我记得上次gate被盗15亿，很快各方力量来支援。当然，这次事件是因为刘源直接诈骗，情况不一样。我🤔说，其事这次事件是对对行业的一次打击，如果行业坏了，大家还怎么吃饭呢？ 之前很多人谈到web3就是诈骗，就是资金盘。难道这些辛辛苦苦努力建设的人，就应该背这锅吗？ 在美国那边的大会，来的都是投资机构和顶流，我们这边呢？来的都是诈骗犯，自己盘吗？华语圈难道就没有人来发生吗？行业应该有规则，应该有一群人来发声！ 集合有能力的人来为这些受害者做点什么！哪怕不能解决所有受害者问题，也不要砸掉这个行业信誉，至于刘源应该出来把客户的自己的资产还给客户，毕竟那些btc是人家自己的，这种端盘子行为就是诈骗！

挺搞笑的，我以为是受害人爆料呢，最后来句收Ju币的U，这是刘源自己写文章黑自己，然后打折收自己平台U吧？然后明年再换个故事再来割一波。

此《凌烟阁功臣图》由清代刘源绘制，名工朱圭镌刻。全书摹绘唐太宗时二十四位功臣人物画像，始于：长孙无忌。终于：秦叔宝。后附大士及关帝像各三幅。每像都附题赞，题赞纹饰有秦砖汉瓦、钟磬鼎彝、刀剑法器、书砚琴瑟等。此为清康熙八年吴门柱笏堂刊（钤印）本。介绍下载：

当两个英文词映射成同一个中文词 一场跨越百年的翻译公案 近代东亚思想史上，有一桩影响深远的翻译公案。 西方政治传统中的两个核心概念：Freedom 与 Liberty，在进入中文世界后，几乎被不加区分地打包译作同一个词：“自由”。 表面看，这不过是寻常的语词转换；细究之下，它却悄然改写了几代中国人理解政治、法律与权利的基本框架。 汉语中原本没有能精准对应这两个概念的现成词汇，于是一个本土词，被迫承载了两个虽相交叠、却并不等同的西方思想脉络。 Freedom 源出古老的日耳曼语，带有强烈的自然色彩，更偏重个体主观的自主状态：挣脱一切外在束缚，依自身意志行事。它的核心，是人的主体能动性，是“我想做，就能做”的行动力。 Liberty 则来自拉丁语，经法语汇入英语。自诞生起，它便不是一种天然抽象状态，而是一种政治与法律地位：个体在共同体中依法享有的权利，以及免于专断干涉的制度化保障。 一句话，Freedom 追问的是“我能否不受限制”，Liberty 追问的是“我的法定边界在哪里”。 我举两个例子：美国《独立宣言》写的是“生命、Liberty 与追求幸福的权利”，着眼的是公民的政治防线；一个半世纪后，罗斯福提出“四大 Freedom”，讨论的却是人类摆脱恐惧与匮乏的普适状态。 然而，当这两个词共同沉入中文“自由”的容器，那种微妙而致命的差异便渐渐消融了。 如今，当人们谈论“自由”时，可能是在说个体的精神解脱Freedom，也可能是在说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Liberty；可能是在说主观的选择任性，也可能是在说严密的制度设计。 许多公共辩论之所以各说各话、鸡同鸭讲，往往并非价值观的根本对立，而是双方口中的“自由”，原本就流淌着不同的血脉。 当年 Freedom 进入中国后，几乎独占“自由”之意；而 Liberty 来到汉语世界，是否仍用“自由”来译，却让翻译家们犯了大难。 汉语传统中的“自由”，本就带有“独来独往、不受管束”或“随心所欲”的底色，根本无法完整承载 Liberty 所内含的法律、契约与建制维度。 1903年，翻译大家严复在译介约翰·密尔 John Stuart Mill 的《On Liberty》时，刻意避开了字面上的“自由”，将其定名为《群己权界论》。 “群己权界”四字，精准刺中 Liberty 的要害：它关心的从来不是无限膨胀的自我，而是在社会共同体中，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边界究竟如何划定？国家可干预个人到何种程度？个人又该在何处止步？ 为彻底切断旧义，严复甚至尝试以古字“自繇”替代“自由”，试图洗刷掉传统语境中“放纵、任性”的负面联想。 同时代的马君武编译此书时，选择了“自由”二字，却将书名改为《自由原理》。这多少暗示，他也意识到此“自由”非彼“自由”，试图借“原理”二字将它拔高到社会法则与政治公理的高度，以避免中文原意的干扰。 遗憾的是，历史最终没有站到严复的深邃一边，而记住了马君武等人的通俗。 直到上世纪30年代，还有人将此书译作《自由之理》，这时仍保留“之理”二字做修饰。而从40年代至今，接下来的各种翻译版本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论自由》之名，《群己权界》一词彻底隐入尘烟。 一个译名的胜出，不仅决定了一种表达方式，更在相当程度上锁定了一个文明此后多年的思想走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便是错译。只是，翻译或许能找到字面的对应，却很难在异域土壤上，瞬间复制出另一个文明历经数百年历史博弈才长成的概念边界。 进入二十世纪，这种复杂性在中文语境中被进一步放大。 1958年，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 发表著名演讲《Two Concepts of Liberty》，提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伯林讨论的对象依然是 Liberty，而中文最终仍只能统一译作“自由”。于是，这个本来就超载的词，不得不继续吞下更多层级的思想重负和复杂解释。 前一阵子，看到刘仲敬的书《经与史》，他将 Liberty 解读为一种“私性契约特权”，这也是一个理解上的突破。 按刘仲敬的说法，Liberty 既不是抽象的天赋人权，也不是国家顶层恩赐给全体国民的统一福利；相反，它是历史各方（君主、贵族、教会、城市行会）在漫长博弈中，经由无数次具体冲突与妥协，最终以白纸黑字沉淀下来的契约性权利。 所谓 Liberty，本质上就是这些具体契约中，个人或共同体“保留不退让”的防御性堡垒，它首先属于历史博弈的参与者，而非国家发明的政治神话。 回望这场跨越百年的翻译公案，真正值得深思的，从来不只是Liberty 这个译名的对错。 当 Freedom 的无拘无束与 Liberty 的契约边界同时被熔铸进“自由”二字，中文世界固然获得了一个富有张力的宏大词藻，却也失去了一部分原本清晰、冷静而严密的区分。 这可能是跨文明跨语言思想旅行中，最值得反复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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