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半紙」相关的搜索结果

胡翌霖：如何存储比特币私钥？我只用脑子 2025 年 12 月 17 日，前清华大学副教授胡翌霖 @epr510 在 Sea Talk 播客中分享了安全存储比特币私钥的方法。他表示自己靠“全脑”记下了完整的 12 个助记词。考虑到大部分人觉得全脑记忆存在挑战，他建议采用“半纸半脑”的防范策略，即脑记 3 个词，纸记 9 个词。 这样即使纸质记录被盗，对方也无法立刻破解，为转移资产争取时间；若自己遗忘，也有概率通过算力恢复。此外，他认为“全脑记忆”本身并不困难，建议利用母语（如中文）助记词，通过编诗歌或画图来辅助，花三天时间即可熟记。 来源：Sea Talk

这9件高回报率的小事，帮你用低成本行动替代刷手机的空虚，逐步夺回生活掌控权： 1. 早起后不碰手机，先喝一杯水，从一开始掌握一天主动权； 2. 每天读10页纸质书（最多15分钟），避免电子书消息干扰，积累提升认知； 3. 写三句话日记，记录今天做了什么、感受、明天想做什么，建立时间感知； 4. 花10分钟整理一个小空间，环境有序带动大脑清爽； 5. 每天10分钟居家运动，深蹲、平板支撑等，改善身体状态建立自信； 6. 每天学一个小技能，新菜、软件功能、英语等，积累形成质变； 7. 和一个人深度聊天，真正交流带来内心踏实感； 8. 记录当天最大一笔消费，减少冲动消费建立金钱敬畏； 9. 睡前写好明天要做的三件事，锚定目标提升效率。这些事最多占用一个半小时，填补刷手机时间，让生活更充实。

卧槽！今晚华尔街的大资金是真的跑得连鞋都不要了！纳指和费半带头跳水的背后，藏着一个极其恐怖的连环雷！ 这根本不是什么技术性洗盘，而是一场极其罕见的宏观基本面、极值地缘政治、政策周期与衍生品流动性的“五杀共振”！ 揭开盘面暴跌的遮羞布，看懂以下这五张底牌，你才能明白巨头资金到底在害怕什么： 1. 月度期权交割 (OpEx) 引发的史诗级踩踏 法拉第未来（ $FFIE）的妖股炒作、AI 纯正概念股的极致 FOMO（ $PLTR、 $SMCI），以及前期一路狂飙的算力芯片龙头（ $NVDA、 $AMD、 $TSM）……前期市场积累了海量的看涨期权拥挤仓位。而今天恰好是 5 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期权交割日！ 当盘面因为宏观利空出现一丝裂缝时，华尔街做市商为了平衡风险自保，被迫疯狂平掉手中的多头对冲仓位。这直接引发了残酷的 Gamma 负反馈循环——越跌越卖，多头自相残杀，把正常的回调硬生生砸成了流动性崩盘。 2. 美联储新旧交替的信任黑洞 这是深埋在华尔街心底的最大恐惧。2026 年 5 月中旬，鲍威尔的任期走到尽头，美联储迎来历史性的权力交接。 新主席刚上台，没有任何信誉积累。 面对现在死灰复燃的通胀，机构根本不知道他会为了迎合特朗普而妥协降息，还是为了立威而超预期加息。资本市场不怕坏消息，最怕“不确定性”。 加上今晚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狂飙至 4.55%，30 年期突破 5.1%，高昂的无风险利率直接对高估值的 AI 科技股进行了无情绞杀。 3.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的通胀核弹 中东地缘冲突再次极度恶化。特朗普在采访中放出强硬狠话，威胁更严厉的军事打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预期受阻。 布伦特原油直接掀翻 $108 大关！原油是所有大宗商品的通胀之母，能源价格狂飙直接引爆了市场对“通胀二次反弹”的极度恐慌。美联储降息的剧本，已经被原油硬生生撕碎了。 4. 特朗普“川剧变脸”，台海地缘核弹重燃！ 前脚刚结束访华，后脚一回国立马翻脸！特朗普今晚在福克斯新闻上的涉台言论，把政客的“反复无常”演绎到了极致。 他一边喊着“不愿远赴9500英里打仗”、“不鼓励独立”，另一边又极其鸡贼地威胁“可能批准也可能不批准武器”，直接把大国最核心的红线当成了生意桌上的筹码！ 这种毫无底线、随时可能翻桌子的不确定性，彻底击碎了资本对亚太供应链（尤其是 TSMC 和整个半导体板块）的安全感。 巨头资金根本不敢赌他的变脸速度，只能先砸盘为敬！ 5. 中美科技缓和预期彻底落空 此前市场还幻想着 H200 芯片能对中国巨头大规模松口，结果实锤落地后，官方明确表示“双边会谈根本没聚焦半导体出口管制”！叠加特朗普的翻脸，政策全面解禁的幻想彻底破灭，直接引发了英伟达、AMD 等算力巨头的血腥获利了结。 在这个级别的宏观政治面前，所有的技术支撑都是纸老虎。今天杀的是估值，是流动性，是对地缘政治失控的极度恐慌，更是对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 科技股的“英伟达崇拜”正在遭遇严峻的现实压力测试。不要在这个时候盲目伸手接带血的筹码！ 真正的机会，永远跌出来的。紧盯美债收益率的拐点和新一届美联储的首次表态，那里才是我们下一次重仓出击的发令枪。 #美股暴跌# #期权交割# #美联储# #宏观交易# #NVDA# #中美科技# #原油# #财富密码# #OpEx#

转译：西方忘了怎么造东西，现在也快忘了怎么写代码 作者：Denis Stetskov 2023 年，在巴黎航展上，雷神公司的总裁站在台上，讲起他们为了重启“毒刺”导弹（Stinger）生产线，到底费了多大劲。 他们把一批 70 多岁的老工程师请了回来，让这些老人教年轻员工怎么造一枚导弹。图纸还是卡特总统时代画在纸上的老图纸。测试设备已经在仓库里躺了很多年。导弹的鼻锥还得靠手工安装，方法和 40 年前一模一样。 五角大楼已经 20 年没买过新的“毒刺”了。然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局势一下变了：所有人突然都需要这种导弹。 可生产线早就关了。电子元件已经过时。导引头组件也停产了。2022 年 5 月下的订单，要到 2026 年才能交付。 整整 4 年。 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真正知道怎么造它的人，十年前就退休了，而且没人接上。 我在乌克兰带工程团队。我的团队见到的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面。不是工厂车间，而是战场上接收武器的那一端。 当雷神还在努力根据 40 年前的蓝图重启生产时，美国已经在向乌克兰运送成千上万枚“毒刺”。RTX 首席执行官 Greg Hayes 说，10 个月的战争，消耗掉了相当于 13 年产量的“毒刺”。 这种模式，我太熟悉了。它现在正在我的行业里重演。 一百万发炮弹，没人造得出来 2023 年 3 月，欧盟承诺在 12 个月内向乌克兰提供 100 万发炮弹。 当时，欧洲一整年的炮弹产能只有 23 万发。而乌克兰每天就要消耗 5000 到 7000 发。 任何人拿个计算器算一下，都知道这事根本不可能。 到了最后期限，欧洲只交付了大约一半。马克龙后来称，最初那个承诺太鲁莽。由 9 个国家、11 家媒体联合发起的一项调查发现，欧洲真实的生产能力大概只有欧盟官方说法的三分之一。 那 100 万发炮弹的目标，直到 2024 年 12 月才真正完成，比原计划晚了 9 个月。 问题不是某一个环节卡住了。是每一个环节都卡住了。 法国在 2007 年就停止了国内发射药生产，整整 17 年没有继续做。欧洲唯一一家主要 TNT 生产商在波兰。德国自己的弹药储备只够用两天。丹麦一家 Nammo 工厂在 2020 年关闭，后来不得不从零开始重启。 整个欧洲国防工业，长期以来都被优化成一种模式：生产少量、昂贵、定制化的产品。没人为大规模生产做准备。也没人为危机做准备。 美国也好不到哪里去。 155 毫米炮弹壳主要靠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的一家工厂；爆炸物填装则依赖爱荷华州的一处设施；美国从 1986 年起就没有本土 TNT 生产了。 后来砸进去几十亿美元，产量依然没达到目标的一半。 要么合并，要么死 这不是偶然。 1993 年，五角大楼告诉国防企业的 CEO 们：要么合并，要么死。 于是，51 家主要国防承包商最终缩成了 5 家。战术导弹供应商从 13 家变成 3 家。造船厂从 8 家变成 2 家。国防工业劳动力从 320 万人降到 110 万人，砍掉了 65%。 弹药供应链到处都是单点故障（single point of failure，指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拖垮整个系统）。 155 毫米炮弹壳只有一家制造商，位于加州科切拉，而那里就在圣安德烈亚斯断层上。发射药装药也只有加拿大的一处设施能做。 整个系统被优化到成本最低，却几乎没有任何应急余量。 纸面上看，很高效。 现实里，只差一个坏日子，就会崩。 知识一旦死去，就很难复活 再看 Fogbank。 Fogbank 是一种用于核弹头的机密材料。它在 1975 年到 1989 年间生产，后来生产设施被关闭。 多年后，美国政府为了一个核弹头寿命延长项目，需要重新制造 Fogbank。结果他们发现，自己已经不会做了。 美国政府问责局（GAO）的一份报告指出，几乎所有掌握生产经验的人，要么退休了，要么去世了，要么离开了相关机构。留下来的记录也很少。 经历了 6900 万美元的成本超支，以及数年的失败尝试后，他们终于做出了可用的 Fogbank。 然后，又发现新批次太“纯”了。 原来的生产工艺里，曾经有一种无意中产生的杂质，而这种杂质对材料功能至关重要。可没人知道这件事。 负责复现的工程师不知道。几十年前做出原始材料的工人也不知道。 洛斯阿拉莫斯把它称为原始工艺中的“无意识依赖”（unknowing dependency）：这个环节很关键，但当年没人意识到它关键。 一个核武器项目，竟然失去了制造自己发明出来的材料的能力。 更可怕的是，知识并不只是随着人离开而流失。它从一开始就没有被任何人真正完整理解过。 (更正：原文最初版本曾写道，当年制造 Fogbank 的工人知道这种杂质的存在。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依赖关系是无意形成的，这反而让“知识流失”的论点更强，而不是更弱。感谢评论区的 John F. 指出这一点。) 同一套剧本 我读到 Fogbank 的故事时，立刻认出了这个模式。 我说的不是核材料本身，而是那个熟悉的剧本： 花几十年建立起一种能力。 找到一个更便宜的替代方案。 让人才梯队慢慢萎缩。 享受节省下来的成本。 然后，当危机突然要求你拿回那种能力时，看着一切崩塌。 在国防工业里，那个替代方案叫“和平红利”（peace dividend，指冷战结束后减少军费、把资源转向民用经济的收益）。 在软件行业里，它叫 AI。 我之前写过“人才管道崩塌”的问题。招聘数据、初级工程师到资深工程师之间的断层，都已经有很多证据。还有“理解力危机”：人们会让 AI 写代码，却越来越不理解代码本身。 但我之前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足够贴切的历史类比。 现在我找到了。 而这个类比告诉我们的东西，是招聘数据看不出来的：重建一种能力，到底需要多久。 重建能力永远需要很多年 国防工业里，每一次大规模恢复产能，哪怕是相对简单的系统，也要 3 到 5 年。复杂系统则要 5 到 10 年。 “毒刺”：从下单到交付，至少 30 个月。 “标枪”（Javelin）：花了 4 年半，产量还没翻倍。 155 毫米炮弹：投入 50 亿美元，4 年过去仍没达到目标。 法国直到 2024 年才重启发射药生产，而距离它关闭国内生产线，已经过去了 17 年。 钱从来不是最大的限制。 知识才是。 兰德公司（RAND）发现，潜艇设计中有 10% 的技术技能，需要 10 年在岗经验才能培养出来，有时还得建立在博士学位之后。国防工业里的技术工种，学徒期通常要 2 到 4 年；要达到能当主管的水平，则需要 5 到 8 年。 现在，把这套时间线放到软件行业里。 一个初级开发者，需要 3 到 5 年，才能成长为合格的中级工程师。 需要 5 到 8 年，才能成为资深工程师。 需要 10 年甚至更久，才能成为首席工程师或架构师。 这条时间线，不能靠砸钱压缩。 也不能靠 AI 压缩。 METR 做过一项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医学和社会科学中常用的一种严谨实验方法）：经验丰富的开发者使用 AI 编程工具后，在真实开源任务上反而慢了 19%。 开始前，他们预测 AI 会让自己快 24%。结果现实和预期之间，相差了 43 个百分点。 研究人员后来想做后续实验时，相当一部分开发者拒绝参加——如果实验要求他们在没有 AI 的情况下工作，他们就不愿意。他们已经无法想象回到不用 AI 的状态。 账单总会来的 软件行业现在正进入同一种“优化”的第三年。 Salesforce 说，2025 年不会再招聘更多软件工程师。LeadDev 的一项调查发现，54% 的工程负责人认为，从长期看，AI 编程助手会减少初级工程师招聘。计算研究协会（CRA）对大学计算机院系的调查显示，62% 的院系报告今年入学人数下降。 我在代码审查里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 现在，审查才是瓶颈。 AI 生成代码很快。 人类审查代码很慢。 于是行业的答案也很可预测：让 AI 去审查 AI 写的代码。 我不会这么做。 我改造了我们的拉取请求模板（pull request template，开发者提交代码变更时填写的说明模板）。现在，每个 PR 都必须说明：改了什么，为什么改，这属于哪类变更，以及修改前后的截图。 也就是说，我们要给审查者提供结构化上下文，不能让审查者靠猜。 我还在每个项目里安排专门的审查人员。更多双眼睛，就有更多机会发现模型漏掉的问题。 但这些仍然解决不了更深层的麻烦。 现在真正需要的能力已经变了。 光有技术能力不够。你还需要能主动负责、能清楚沟通取舍、能反驳机器给出的糟糕建议——哪怕那台机器说话听起来无比自信。 这些其实是领导力。 我们上一轮招聘就能说明这种人有多稀缺：2253 名候选人，2069 人被淘汰，最终录用 4 人。转化率只有 0.18%。 既有技术能力，又有判断力、能看出 AI 什么时候错了的人，在市场上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会记录一切。 Site Books、SDD、RVS 报告、带完整测试覆盖的样板模块……这些今天都有用，因为读这些文档的人，本身具备足够的工程能力，知道该怎么行动。 可如果以后读文档的人不具备这种能力，会怎样？ 坦白说，我不知道。 也许 5 年后的 AI 足够强，这些问题就不重要了。也许问题仍然可控。我没法预测 2031 年模型会强到什么程度。 但危机不会提前给你发日历邀请。 没人预料到 2022 年欧洲会爆发全面陆地战争。国防工业有 30 年时间做准备，但它没有。 就连 Fogbank 当年也有记录。只是记录不够。更糟的是，原来的工人甚至没有完全理解自己的工艺。 5 到 10 年后，我们会需要资深工程师。 我们会需要那种真正理解系统全貌的人；需要能在凌晨两点调试分布式故障的人；需要携带着那些代码库里根本不存在的组织知识的人。 可这些工程师现在还不存在，因为我们没有在培养他们。 本该现在学习成长的初级工程师，要么根本没有被雇用，要么正在形成一项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劳动力研究称为“AI 中介能力”（AI-mediated competence）的东西。 他们会提示 AI。 但他们说不出 AI 错在哪里。 这就是代码行业的 Fogbank。 当初级工程师跳过调试，跳过那些塑造能力的犯错过程，他们就无法建立隐性知识（tacit expertise，指难以写成文档、只能通过实践积累的经验性能力）。 等我这一代工程师退休时，这些知识不会转移给 AI。 它只会消失。 西方已经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账单在乌克兰到期了。 我知道这听起来像什么。我也知道，我之前已经写过人才管道的问题。 但国防工业这个例子，不是为了重复同一个论点。它是为了展示：如果行业现在对 AI 的期待落空，会发生什么。 “毒刺”、“标枪”、Fogbank、那一百万发没人造得出来的炮弹——这就是把赌注押在“优化”上，结果赌错之后要付出的代价。 而我们现在，正在软件工程上押下同样的赌注。 也许 AI 会变得足够强，这场赌局最后会赢。 也许不会。 当年的国防工业，也以为和平会永远持续下去。 来源：

GPT 5.5 现在写东西质量真的不错了，刚翻译了一篇文章（ --- 译文 --- 我为什么写作 作者：埃里克·布莱尔 从很小的时候起，也许是五六岁，我就知道，等我长大了，我应该成为一个作家。大约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曾试着放弃这个念头。但我心里很清楚，那是在违背自己真正的天性；迟早有一天，我还是得坐下来写书。 我在三个孩子中排行中间，前后兄弟姐妹都和我相差五岁。八岁以前，我几乎没见过父亲。因为这个，也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我多少有点孤僻。很快，我养成了一些讨人嫌的小毛病，整个学生时代都不怎么受欢迎。孤独的孩子常常会编故事，也会和想象中的人说话；我想，从一开始，我的文学野心就和这种被孤立、被低估的感觉纠缠在一起。我知道自己有驾驭文字的能力，也有直面难堪事实的能力。于是，我像是给自己造出了一个私人世界，可以在里面弥补现实生活里的失败，甚至悄悄“扳回一城”。不过，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真正写到纸上的严肃作品——也就是我认真想写出来的东西——加起来恐怕不到六页。 我四五岁时写过第一首诗，是我口述，母亲替我记下来的。我已经不记得内容了，只记得那首诗写的是一只老虎，而且老虎有“像椅子一样的牙齿”。这倒是个还不错的说法，但我猜那首诗大概抄袭了布莱克的《老虎，老虎》（William Blake 的名诗 *The Tyger*，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经典作品）。十一岁时，1914—1918年的战争爆发（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写了一首爱国诗，刊登在本地报纸上。两年后，基奇纳去世，我又写了一首，也登了出来。后来稍大一点，我时不时写一些很糟糕、通常也没写完的“自然诗”，风格模仿乔治王朝派（Georgian style，20世纪初英国诗歌中一种偏重田园、自然和抒情描写的风格）。我还大约试过两次写短篇小说，结果惨不忍睹。那些年里，我真正落到纸上的、想要称为“严肃创作”的东西，全部加起来就是这些。 不过，在那段时间里，我其实一直在某种意义上从事文学活动。首先，是那些按要求写出来的东西：我写得很快，很轻松，但自己并没有多少乐趣。除了学校作业，我还写 *vers d’occasion*（应景诗），也就是半滑稽的诗。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写得快得惊人——十四岁时，我模仿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古希腊喜剧诗人），大约一周就写出了一整部押韵剧。我也帮忙编辑学校杂志，有印刷版，也有手抄版。那些杂志简直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可怜的滑稽仿作。我对它们花的心思，远不如我今天会花在最廉价的新闻稿上的心思。但与此同时，在十五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我还做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练习：我在脑子里编一个关于自己的连续“故事”，像一部只存在于心里的日记。 我相信，很多儿童和少年都有这种习惯。很小的时候，我会想象自己是罗宾汉之类的人物，把自己想成惊险冒险故事里的英雄。但很快，我的“故事”就不再是那种粗糙的自恋幻想，而越来越变成对我正在做什么、看到什么的描写。有时候，我脑子里会一连几分钟出现这样的句子：“他推开门，走进房间。一束黄色的阳光透过细棉布窗帘，斜斜落在桌上；桌上有一只半开的火柴盒，放在墨水瓶旁边。他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向窗边。楼下街上，一只玳瑁猫正在追逐一片枯叶。”诸如此类。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我大约二十五岁，贯穿了我那些“非文学”的岁月。虽然我必须寻找合适的词，而且确实也在寻找，但这种描写的努力似乎几乎不是出于我的意愿，而像是受到了某种外部力量的驱使。我想，这个“故事”大概反映了我在不同年龄崇拜过的不同作家的风格。不过据我记得，它始终都有同一种细致入微的描写特质。 十六岁左右，我突然发现了文字本身的快乐，也就是词语的声音和联想所带来的快乐。*《失乐园》*里的两行诗—— > So hee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ard > Moved on: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ee, > > （他艰难地、辛苦而沉重地 > 向前移动：艰难地、辛苦地，他——） 如今看来，我并不觉得这两行有多么了不起，但当时它们让我脊背发颤。而且，把 “he” 写成 “hee” 的古式拼法，也让我格外愉快。至于描写事物的需要，我早已经非常熟悉了。由此可见，当时如果说我想写书，我想写的大概是哪一类书：巨大的自然主义小说，结局不幸，充满细节描写和醒目的比喻，也充满华丽辞藻段落（purple passages，指为了文采而文采、常常显得夸张空洞的文字），其中一些词语被使用，部分只是为了它们的声音。事实上，我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缅甸岁月》*，是在三十岁时写成的，但构思早得多，它大体上就是这样一本书。 我交代这些背景，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不了解一个作家早年的成长，就很难判断他的写作动机。作家的题材会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至少在我们这样动荡、革命性的时代，这一点是成立的——但在他真正开始写作之前，他已经形成了一种情感态度，而这种态度他永远无法完全摆脱。毫无疑问，他的任务是约束自己的气质，避免卡在某个幼稚阶段，或陷入某种扭曲情绪里。可是，如果他彻底摆脱了早年的影响，也就等于扼杀了自己写作的冲动。暂且把谋生的需要放在一边，我认为，写作至少有四种重要动机，尤其是写散文时。这些动机在每个作家身上都以不同程度存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它们的比例也会随着他所处的环境而变化。它们是： （一）纯粹的自我意识。 想显得聪明，想被人谈论，想死后被人记住，想向童年时轻视自己的成年人讨回一点公道，等等。假装这不是写作动机，是虚伪的；而且它还是一种很强的动机。作家和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成功商人一样，都有这种特征——简言之，这属于人类中最冒尖的那一层。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特别自私。大约三十岁以后，他们会放弃个人野心；很多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感觉都放弃了，主要为别人而活，或者干脆被苦役般的日常生活压没了。但也有少数有天赋、意志强的人，决心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到底，作家就属于这一类。总体来说，严肃作家比新闻记者更虚荣、更自我中心，不过他们对钱的兴趣要少一些。 （二）审美热情。 看见外部世界中的美，或者看见词语及其恰当排列中的美。一个声音撞上另一个声音时带来的快感，优秀散文的坚实感，或者一个好故事的节奏。想把某种自己觉得珍贵、不该被错过的体验分享出去。许多作家的审美动机很弱，但即使是写政治小册子的人，或者写教科书的人，也会有自己偏爱的词语和短语，并非出于实用原因，而只是喜欢它们；或者，他可能会特别在意排版、页边距的宽度等。只要不是铁路指南那种层级的书，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审美考量。 （三）历史冲动。 想看清事物本来的样子，想找出真实事实，并把它们保存下来，供后人使用。 （四）政治目的。 这里的“政治”一词取最广泛的意义。也就是说，想把世界推向某个方向，想改变别人对于“人类应该努力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看法。再说一次，没有一本书真正摆脱了政治倾向。认为艺术不应该和政治有任何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可以看出，这几种冲动必然会彼此冲突，而且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按我的本性来说——也就是把“本性”理解成一个人刚成年时达到的状态——我身上前三种动机应该会压过第四种。如果生活在一个和平时代，我也许会写华丽的书，或者只是描写性的书，甚至可能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现实是，我被迫变成了某种论战小册子作者（pamphleteer，指写政治宣传或论争文章的人）。 起初，我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职业里待了五年，也就是在缅甸的印度帝国警察部队。后来，我又经历了贫困和失败感。这加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恶，也让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缅甸的工作则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了解。不过，这些经历还不足以让我形成准确的政治方向。接着，希特勒出现了，西班牙内战爆发了，等等。到1935年底，我仍然没能做出坚定的判断。我记得自己在那一年写过一首小诗，表达当时的困境： > 两百年前，我本可以 > 做个快乐的乡村牧师， > 宣讲永恒的末日， > 看着我的核桃树生长。 > > 可惜我偏偏生在邪恶的年代， > 错过了那座惬意的避风港； > 我的上唇已经长出胡子， > 而如今的神职人员全都刮得干干净净。 > > 再往后，日子也曾不错， > 我们那时很容易满足； > 我们把烦乱的思绪 > 摇睡在树木的怀里。 > > 我们曾无知却坦然承认 > 那些如今必须掩饰的欢愉； > 苹果枝上的绿雀 > 也能让我的敌人发抖。 > > 可女孩的肚腹和杏子， > 阴凉溪水里的拟鲤， > 黎明时飞起的马和鸭子， > 如今全都只是一场梦。 > > 再也不许做梦； > 我们残害自己的快乐，或把它藏起； > 马是用铬钢造的， > 小胖子们会骑在它们背上。 > > 我是那条从未反抗的虫， > 是没有后宫的阉人； > 在牧师和政委之间， > 我像尤金·阿拉姆一样行走；（Eugene Aram，18世纪英国一起著名谋杀案中的人物，后来常被文学作品写成被罪感纠缠的人） > > 政委正在替我算命， > 收音机还在播放； > 可牧师答应给我一辆奥斯汀7型车，（Austin Seven，英国早期著名小型汽车） > 因为达吉总会买单。 > > 我梦见自己住在大理石厅堂，（“I dreamt I dwelt in marble halls” 是19世纪歌剧中的著名唱段） > 醒来却发现那是真的； > 我不是为这样的时代而生； > 史密斯是吗？琼斯是吗？你是吗？ 1936—1937年的西班牙战争和其他事件，让天平最终倾斜。从那以后，我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自1936年以来，我写下的每一行严肃文字，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是在反对极权主义，并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还以为自己可以回避这些题材，在我看来是荒唐的。每个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写到它们。问题只在于你站在哪一边，以及你采取什么方式。一个人越清楚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有可能在采取政治行动时，不牺牲自己的审美和思想上的诚实。 过去十年里，我最想做的事，是把政治写作变成一门艺术。我的出发点始终是一种立场感，一种对不公的感受。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并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创作一件艺术品。”我之所以写，是因为有某个谎言我想揭穿，有某个事实我想让人注意到；我最初关心的，是让别人听见。但是，如果写一本书，甚至写一篇长篇杂志文章，本身不能同时成为一种审美体验，我也不可能完成它。任何愿意研究我作品的人都会发现，即使在我写得最像宣传的时候，其中也包含许多职业政客会认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不能，也不想，完全抛弃童年时期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还活着，而且健康，我就会继续强烈地在意散文风格，继续热爱地球表面，继续从坚实的物体和无用的零碎知识中获得乐趣。压抑自己的这一面毫无用处。真正的任务，是把我根深蒂固的喜好和厌恶，同这个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的、根本上属于公共领域而非个人领域的活动调和起来。 这并不容易。它带来结构上的问题，也带来语言上的问题；同时，它还以一种新的方式提出了诚实的问题。让我只举一个比较粗糙层面的困难作为例子。我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然是一本坦率的政治书，但总体上，它写得有一定的克制，也顾及形式。我确实很努力，想在不违背文学本能的前提下讲出全部真相。但书中有一整章很长，里面充满了报纸引文之类的材料，为那些被指控与佛朗哥合谋的托洛茨基派辩护。托洛茨基派（Trotskyists，苏联革命家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在当时左翼阵营内部常遭斯大林主义者攻击）；佛朗哥（Franco，西班牙内战中民族主义阵营领袖，后来成为独裁者）。显然，这样一章过上一两年后，对任何普通读者都会失去兴趣，也必然会毁掉这本书。一位我尊重的批评家曾训了我一通。他说：“你为什么要把那些东西放进去？你把一本本来可能很好的书，变成了新闻报道。”他说得没错。但我当时不可能不那样做。我碰巧知道一件事，而英国很少有人被允许知道：无辜的人正在遭受虚假指控。如果我没有为此感到愤怒，我根本就不会写那本书。 这个问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出现。语言的问题更微妙，谈起来会太长。我只想说，近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写得少一些画面上的华丽，多一些准确。不管怎样，我发现，当你把某种写作风格打磨成熟时，你也总已经从那种风格里长出来了。*《动物农场》* 是第一本书，在写它时，我完全清楚自己正在尝试把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融合成一个整体。我已经七年没有写小说了，但希望不久之后能再写一部。它肯定会失败，每一本书都是失败的。但我确实相当清楚自己想写的是哪一种书。 回头看前面这一两页，我发现自己好像把写作动机说得全是出于公共精神。我不想让读者最后留下这种印象。所有作家都虚荣、自私、懒惰，而在他们动机的最深处，还藏着一个谜。写一本书是一场可怕而耗人的搏斗，就像经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疾病。除非有某种自己既无法抗拒、也无法理解的“心魔”在驱赶，一个人绝不会主动承担这样的事。也许，谁知道呢，那种心魔不过就是婴儿哭闹着要人注意的同一种本能。然而，同样真实的是：如果一个人不持续努力抹去自己的个性，就写不出什么可读的东西。好的散文像一块窗玻璃。我无法确定自己哪一种动机最强，但我知道哪一种动机值得追随。回看自己的作品，我发现，每当我缺乏*政治*目的时，我写出来的书总是没有生命力，也总会滑向华丽空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装饰性的形容词，以及各种虚假的漂亮话。 *Gangrel*，第4期，1946年夏 --- 来源：[奥威尔基金会]( --- 翻译提示词 --- 请将以下英文文章，重写成通俗流畅、引人入胜的简体中文。 核心要求： - 读者与风格： 面向对AI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风格要像讲故事，清晰易懂，而不是写学术论文。 - 准确第一： 核心事实、数据和逻辑必须与原文完全一致。 - 行文流畅： 优先使用地道的中文语序。将英文长句拆解为更自然的中文短句。 - 术语标准： 专业术语使用行业公认的标准翻译（如 `overfitting` -> `过拟合`）。第一次出现时，在译文后用括号加注英文原文。 - 保留格式： 保持原文的标题、粗体、斜体、图片等Markdown格式。 - 尊重原意：保持原有的结构、意思不变，不要过度引申发散，保持原文结尾不要续写 - 适当解读：如果是普通人难懂的专业术语或因为文化差异导致的难以理解，做出更多的注释以更好的理解，注释部分用括号包裹并加粗

2025 年 12 月 31 日晚上 8 点半，现场 4400 名观众与线上几百万人同时看罗振宇在三亚讲了四个小时。 演讲结束，评论区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部分人说“太燃了”“找到方向了”“明年要行动起来”，另一部分人说“四小时广告”“焦虑贩卖”“割韭菜年度总结”。 有意思的是，这两拨人看的是同一场演讲，听到的却像是完全不同的内容。 这不是简单的“懂不懂”问题，也不是“聪明不聪明”的区别。这背后藏着一种特殊的信息结构，LessWrong 社区的一位作者 KAP 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施特劳斯式模因（Straussian Meme）(链接： )。 这个概念来自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阅读理论——施特劳斯认为，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写作时会故意设置多层含义，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言外之意，普通读者只看到表面。 把这个思路用到模因传播上，就有了一个相当锋利的分析工具。理解这个概念，能帮你看穿很多“听起来对，但细想很模糊”的信息。 【1】三层结构：高贵的谎言 施特劳斯式模因有三个关键特征。 第一，同一信息存在“高阶解读”和“低阶解读”，两者相关但不相同。低阶解读通常更简单、更正面、更容易接受；高阶解读往往更复杂、更世故，有时甚至与低阶解读方向相反。 第二，能读出高阶含义的人，完全理解低阶含义，但他们把低阶解读视为“有用的简化”或“必要的安慰”。他们不会主动去纠正，因为觉得那样做要么没意义，要么有害。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这种分层结构是自稳定的。低阶解读者被某些社会心理力量阻止去理解高阶含义（比如身份认同威胁、禁忌、羞耻），高阶解读者则被另一些力量阻止去澄清（比如社会成本、群体利益）。两边都不会主动打破这个结构，于是它就稳稳地立在那里。 罗振宇的跨年演讲，是理解这种结构的绝佳样本。 【2】表层：一场关于 AI 时代的人生指南 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这场演讲传递了几个清晰的信息。 AI 来了，但不用慌。罗振宇反复强调，AI 不是来抢饭碗的，而是来“托举”人类的。它替代掉的是那些“不愿干、干不动、压根不该人干”的工作。矿车司机、养猪场体检员、超市店长的重复劳动——这些被替代是好事。 人人都有机会。他讲了一线员工比高层更会用 AI 的案例，讲了文科生也能编程的故事，讲了“手能塑造大脑”的理论。潜台词是：别觉得自己不行，应用场景人人可及。 独特性是护城河。“逃离一致性”、“发明一个全世界只有我最胜任的职业”——这些金句给人方向感。在一个被算法和标准化包围的世界里，独特性成了救命稻草。 最后是乐观主义的召唤。苏东坡被贬三次，每次都盖房子；我们面对 AI，也要做“不可救药的乐观派”。 这套叙事有极强的吸引力。它缓解焦虑（AI 不是威胁），赋予能动性（你可以掌控命运），提供确定性（这里有答案），制造归属感（我们是“时间的朋友”）。 如果你只看到这一层，你会觉得这是一场真诚的、有价值的、充满洞见的演讲。 【3】深层：一个精密的商业系统 对于熟悉知识付费商业逻辑、演讲修辞结构、以及信息产业运作方式的人来说，这场演讲呈现出另一层图景。 首先是商业变现的精密架构。几乎每一个“启发性观点”都指向一个商业出口：“一线员工用 AI 更强”指向飞书，“健康产业大爆发”指向蚂蚁阿福，“未来需要记录生活”指向 999 元的 AI 录音卡，“逃离一致性”指向《预测之书》。 这不是广告插播，而是广告融入叙事。问界 M9 不只是赞助商，而是“把我从办公室拽出来闯荡”的伙伴；泸州老窖不只是酒，而是“人与人之间连接的催化剂”。内容和广告的边界被有意模糊了。 其次是焦虑 - 解药的捆绑销售。演讲先制造焦虑：“将近 100 万律师、500 万医生、1000 万程序员、2000 万财务人员、3000 多万货车司机，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 AI 替代的威胁。”然后立即提供付费解药——用飞书、买录音卡、读《预测之书》。这是一个完整的情绪操控周期：恐惧→希望→购买路径。 第三是“逃离一致性”的悖论。罗振宇号召大家“逃离一致性”，但方法是什么？读同一本《预测之书》、用同一个 AI 录音卡、参与同一个 21 天学习挑战、预约同一场除夕直播。他在销售一种“关于独特性的标准化产品”。真正的高阶解读是：只有制定规则的人才能逃离一致性，追随者只能在消费一致性中寻找虚幻的个性。 第四是“愿力”叙事的隐含逻辑。当“愿力”被定义为人类最后的优势时，一个隐含推论浮现了：如果你没有成功，是因为你的愿力不够强。这将结构性问题个人化，将系统性风险转化为个人责任。经济下行、就业困难、阶层固化——这些不再是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是需要用“愿力”去克服的个人挑战。 最后是那些被包装成“人类优势”的工作。罗振宇列举的“AI 时代人类竞争力”案例——整理心情的超市店长、做微缩景观的设计师、社区陪聊、搞氛围的音乐公司老板——在知情者眼中意味着什么？中产阶级的认知护城河已经崩塌了，剩下的是情绪劳动和人际服务。所谓“紫领”，本质上是技术系统下的高级服务员。 【4】为什么这种结构很稳定 施特劳斯式模因之所以难以被打破，是因为存在双向的屏障。 向上屏障，阻止低阶解读者接受高阶解读。 最强的屏障是身份认同。观众自我定位为“时间的朋友”、“想做事的人”、“终身学习者”。承认这场演讲本质上是商业行为，会动摇这个身份认同。这太痛苦了。 其次是沉没成本。很多人已经追随罗振宇多年，买了书、买了课、每年看跨年演讲。承认被“割韭菜”，等于承认过去的投入是愚蠢的。维护“上进者”的自我形象，要求他们接受这些商业植入是“真知灼见”。 还有认知负担。同时理解商业模式、修辞技巧、心理操控，需要相当的知识储备和批判性思维训练。门槛不低。 最后是仪式感的保护。跨年演讲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仪式，质疑它会显得“扫兴”、“负能量”、“不合时宜”。 向下屏障，阻止高阶解读者去“点醒”低阶解读者。 最常见的是善意保护的心态。“也许这种鸡汤对某些人确实有用”、“给迷茫的人一点方向感也挺好”。 其次是徒劳感。粉丝已经形成稳定的认知框架，很难撼动。公开批评会被反击为“嫉妒”、“酸”、“不懂长期主义”。 还有利益纠葛。很多能看出这套逻辑的人，本身也在类似的生态中工作，或者希望成为下一个“卖铲人”。点破这个局对他们没有好处。 最后是相对主义的默许。“商业化又怎样？有价值就行。”这种态度让批评失去了道德正当性。 两边都不会主动打破这个结构。于是它年复一年地维持下去，甚至不断强化。 【5】它不是什么 为了让概念更精确，作者特意划了几条边界。 施特劳斯式模因不是“狗哨”。狗哨是圈内人的暗号，设计成圈外人听不懂。而施特劳斯式模因的各层含义原则上对所有人开放，只是不同人选择停留在不同层。狗哨是密码，施特劳斯式模因是分层的公开信息。 施特劳斯式模因也不仅仅是“战略模糊”。企业领导经常说些模棱两可的话，让不同人各取所需。但除非这种模糊有自稳定机制，否则它就只是普通的多义。一个产品介绍说得含糊，你大可以去查技术规格——没有社会力量阻止你。这不算施特劳斯式。 还有一点：高阶/低阶不是道德轴。高阶解读不等于更正确或更高尚。整个模因可能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高阶解读者只是“更懂套路”，不是“更有良心”。 【6】怎么识别 作者给了一个三步检验法，可以帮你判断一个信息是不是施特劳斯式模因。 第一步，问不同背景的人这个内容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得到了不同但相关的回答，而且能按复杂程度排序成高阶和低阶，那就有了第一个信号。 对于罗振宇演讲，普通观众会说“关于 AI 时代如何自处的启发性演讲”，而熟悉商业逻辑的人会说“一个将焦虑货币化的精密商业系统”。两种回答相关但不同，可以排序。 第二步，把某个高阶解读告诉持有低阶解读的人。观察他们的反应：是困惑、不信、排斥，还是不愿意继续聊？ 试试告诉一个罗振宇粉丝“这四个小时本质上是广告”，看看反应。大概率是防御性的：“你太 cynical 了”、“他确实有干货”、“商业化不代表没价值”。 第三步，问持有高阶解读的人：你为什么不去公开指出这些？ 他们通常会提到社会成本（会被骂）、徒劳感（说了也没用）、或者某种默许（也许对某些人有用）。 如果三个信号都有，你很可能遇到了一个施特劳斯式模因。 更本质的信号是：当有人试图打破这种分层结构——比如公开写文章分析“罗振宇跨年演讲的商业逻辑”——会遭遇某种惩罚。可能是被粉丝围攻，可能是被标签为“负能量博主”，可能是在圈子里被边缘化。这种惩罚机制让大家都不愿意当那个捅破窗户纸的人。 【7】为什么现在要聊这个 AI 时代，生成内容的成本趋近于零。这意味着精密的多层信息结构会大规模涌现。 罗振宇的演讲还是人写的，你可以想象，当 AI 可以批量生成这类“表面启发、底层变现”的内容时，会发生什么。图像、短视频、长文章——所有载体都可以被塞进这种结构。 识别这种结构，不是为了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而是为了在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你可以选择接受低阶解读——如果它确实给你带来了价值。但这应该是一个知情的选择，而不是因为看不到另一层。 下次当你听到一个说法，觉得“听起来对，但细想又很模糊”的时候，不妨问自己几个问题： - 这种模糊是故意的吗？ - 谁在从这种模糊中获益？ - 如果有人试图澄清，会发生什么？ - 我现在接收到的，是表层还是深层？ 能问出这些问题，就已经是某种免疫力了。 LessWrong 那篇文章的作者说得好：“给这个技巧命名，就是帮助我们对它免疫的一种方式。” 【8】可以用 AI 来识别吗？ 当然可以，这是一套提示词，下次遇到这类内容你可以试试看： ```` 你是一位专精于“施特劳斯式模因”(Straussian Memes)分析的文化解读专家。你的任务是从多层信息传递的角度，解构和分析用户提供的内容。 什么是施特劳斯式模因 施特劳斯式模因是一种对不同受众传递不同信息的表达形式，其核心特征： 1. 多层解读：存在“高阶”与“低阶”解读，两者相关但本质不同 2. 理解不对称：高阶解读者理解低阶解读，但视其为“高贵的谎言”或“有用的简化” 3. 自我稳定：结构本身会阻止层级之间的“穿透”，形成稳定的信息分层 分析框架 请按以下步骤分析用户输入的内容： 第一步：识别表层信息（低阶解读） - 大多数人会如何理解这段内容？ - 表面传递的核心信息是什么？ - 这个解读为何具有吸引力或说服力？ 第二步：挖掘深层信息（高阶解读） - 对于更知情/更老练的受众，这段内容可能传递什么不同的信息？ - 是否存在“言外之意”或“弦外之音”？ - 高阶解读与低阶解读之间是什么关系？（补充、反讽、颠覆？） 第三步：分析自稳定机制 问自己以下问题： - 向上屏障：什么因素阻止低阶解读者接受高阶解读？（身份认同威胁、认知负担、情感抵触、禁忌？） - 向下屏障：什么因素阻止高阶解读者去“点醒”低阶解读者？（社会成本、徒劳感、利益考量、善意保护？） - 这些屏障是有意设计的，还是自然演化的结果？ 第四步：识别利用的社会力量 分析内容借助了哪些社会心理机制来维持分层： - 禁忌与羞耻 - 群体归属感 - 善意与不伤害原则 - 社会地位维护 - 身份认同保护 第五步：区分与排除 确认这是否真的是施特劳斯式模因，而非： - 狗哨/暗号：仅对内群体可见的编码信息 - 普通模糊：缺乏自稳定机制的策略性含糊 - 单纯的复杂性：仅因内容复杂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 输出格式 ``` ## 🔍 施特劳斯式模因分析 表层解读（大众视角） [描述普通受众的理解] 深层解读（知情者视角） [描述更老练受众可能的理解] 自稳定机制 - 向上屏障：[什么阻止低阶→高阶的认知升级] - 向下屏障：[什么阻止高阶→低阶的信息传递] 借助的社会力量 [列出被利用的心理/社会机制] 判断 [这是否构成施特劳斯式模因？意图是什么？效果如何？] ``` 注意事项 - 避免过度解读：不是所有模糊表达都是施特劳斯式模因 - 保持中立：高阶/低阶不等于道德高低 - 承认不确定性：作者意图往往不可知，重点分析结构效果 - 警惕阴谋论倾向：要有充分证据支持多层解读的存在 --- 请分析以下内容： [用户输入] ````

昨晚我被怼惨了 昨天晚上发完夜报我就去洗澡了，等我出来的时候发现阿弟在床上一只手抱着我从敦煌带回来的骆驼玩偶，另一只手在默默的抹眼泪。 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床上太吵了，睡不着，然后就哭得更厉害了。我瞄了一眼明白怎么回事了，老婆白天开车过来，累了，已经在呼呼大睡，哥哥晚上在酒店儿童乐园玩疯了，这会电量放光也睡了。床上只剩阿弟一个人醒着，他觉得自己被孤零零抛下，急哭了。 我拿纸巾给阿弟擦干眼泪，告诉他不着急，慢慢睡，等他睡了爸爸再睡。阿弟情绪被安抚后就乖乖躺下了，我用手一下一下的拍他的背，不到5分钟孩子就睡了。 我们这一代人养孩子就是在弥补自己的童年，我小时候有时候也会因为焦虑迟迟无法入睡，但大人通常没什么耐心安抚，每次都是嫌我麻烦嫌我不懂事，甚至用把我一个人扔下威胁我立刻睡。 所以我现在在阿弟面前扮演一个我小时候想要的大人的角色，看着孩子美美的睡去，我自己也很有满足感，等阿弟长大了回忆起小时候的父亲，是有耐心又温柔的爸爸 昨天我让你们评理，我老婆当年要是回老家发展，想要再找个综合条件比我好的老公不太容易。那句话被800多人划线，评论了200多楼，我老婆今天把每一条评论都看了，尤其是那些替她说话的会一条一条念给我听。 哈哈哈，现在互联网上的政治正确是无论婚后男方获得什么样的事业成就，一定要归功于妻子的支持，最起码功劳对半。我昨晚那番言论属于是在雷区蹦迪，激起了相当一部分女读者的义愤填膺。 说我油腻，说我爹味重，说我不尊重女性，说我飘了，说我自大，把我数落惨了 可我并没有胡说八道哎，你们现在把我脑子里的记忆抹除，然后送回2005年，我自己都没有把握重来一次我还能走对方向，很多事情的成功都是一个个偶然因素的拼接，但偏偏这些女读者笃信我老婆毕业回昆山一定能找到比我更好的，哈哈哈哈，多少带点主观偏见。 我昨晚是故意这么写的，夫妻之间需要相互挑逗一下才有情趣，博主和读者之间也要来回怼一怼才能增进感情。我觉得夫妻对家庭的贡献不一定非要五五开，有能力的多做一点完全ok，合理分工就行。老婆平时承担了养育孩子的主要重担，还把这个家打理的温馨和睦，没有她的话我也过不了幸福的家庭生活。 “你今晚不把这句话写到夜报里就别想睡了。” …… 巴以局势出现了重大转机，哈马斯同意释放所有以色列人质，接受特朗普的“20点”方案，并准备开启谈判。 这件事有个背景，就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对哈马斯的最后通牒，已经军事包围和锁定，要求哈马斯在周六截止前同意最新的方案，否则就会进行物理毁灭。 看起来哈马斯是同意了。 这个20点的方案我简单概述一下，先是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活见人，死见尸，在72小时内还给以色列。之后启动加沙非军事化（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美国和其它中东国家介入训练警察，维护加沙秩序。之后以色列分批撤军，把加沙交给一个新的巴勒斯坦机构治理，这个新机构必须和哈马斯划清界限。恢复和平后哈马斯人员可以从安全通道离开加沙，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大致就是如此，但哈马斯有异议，他们还想在谈判桌上争取以色列先撤军，他们再解除武装，不过一旦人质释放了哈马斯也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说白了这个20点方案就是城下之盟，哈马斯要么认输，要么承受进一步重大打击。 其实军事上哈马斯早就打不下去了，但最近国际上同情巴勒斯坦的舆情高涨，迫使以色列也要考量继续战争的综合成本。特朗普这个时候介入调停的时机不错，如果这次巴以成功停战，他有机会去提名和平奖了。 本轮巴以冲突的源头是2023年10月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哈马斯武装突袭以色列境内，打死约1200名以色列人，俘虏约250人。很多人对这个数字没概念，考虑到以色列全国人口只有1000万，占比0.015%，对应咱们国家人口差不多20万。试想如果有其它组织入境残杀绑架了20万中国人，我们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当然哈以冲突不是一次孤立事件，两边近20年就没消停过几年，2008、2012、2014、2021都爆发过冲突，只是2023这次哈马斯搞太大了，又恰逢以色列国内极右主政，才会打的如此惨烈。 希望这次可以真正实现停战，当地平民这几年太惨了。 …… 今天还有个很炸裂的新闻，某地新郎因婚礼琐事纠纷跳河自尽，一开始网上传闻是因为新娘索要2万下车礼金，新郎难以支付，一气之下跳河身亡，但随后当地警方接受媒体采访时进行了辟谣，表明与礼金无关。 这其实也是互联网谣言形成的一个机制，网民总喜欢脑补一些事件的动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比如前几年a股熊市的时候，只要有人自杀，就有人造谣说是股市亏钱绝望寻死，从而推动社会舆情关注资本市场的糟糕表现，给监管层施压。 这次一看到新郎自杀，马上就有人脑补高彩礼逼死人，这背后也反映了某一类人群的情绪诉求，顺便呼应了最近很流行的力工梭哈理论。 今天就聊这些，4/8进度提示，长假过半～

比特币的币化：人类历史上“成为一种货币”的门槛是很高的！ 货币化：人类历史上的稀有突变 比特币真的“币化”了吗？比特币真的能翻译成“币”吗？ 这是一个值得反复追问的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货币化”始终是极为罕见的制度突变。它和一般商品价格上涨、公司上市、国家货币贬值完全不同。货币化不是经济现象的量变，而是一次语言–制度–价值三位一体的跃迁：一种事物突然从“有价值的东西”变成“价值的尺度与载体”。 在进入长文之前，我们先自问几个问题： 1. 商品的价值与货币的价值 问题：如果一个商品极度稀缺、价值极高、价格还不断上涨，比如达·芬奇的画作，它能成为货币吗？ 答案：不能。艺术品可以是财富象征，却无法承担普遍交换职能。它缺乏标准化和可分割性，无法作为记账单位和结算工具。 2. 稀缺品的流通与货币的流通 问题：钻石稀缺、价值高，也能跨境流通，甚至被黑帮用于灰色交易。它是货币吗？ 答案：不是。钻石的稀缺主要靠人为垄断维持，其真伪和品质普通人难以验证，缺乏标准化。它更接近奢侈品或财富储藏物，而不是普遍承认的支付媒介。 3. 金融化商品与货币化的区别 问题：17 世纪的荷兰，郁金香球茎甚至可以做远期合约交易，进入了金融化市场。这是不是意味着它是货币？ 答案：依旧不是。郁金香的价格全靠投机叙事维系，没有成为结算单位或储值工具。它是投机泡沫，不是货币。 货币化是极少数历史节点才发生的制度性奇迹：青铜、银币、黄金、纸币、美元本位，以及如今正在被争论的比特币。 比特币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触及了人类极少数才会发生的“币化门槛”。而这一切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发生了，真的是个奇迹。 我甚至认为我们家几代人对于金融，计算机都有研究，2015年他们在con上面摆摊的时候我都见过，生生被我忽略掉，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不可能相信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5次的“币化事件”会在我眼前。起码20多岁的我不可能相信。 如果可以把少数的节点，总共只有5次，总结一下（当然我是个马后炮，我要是马前炮早财务自由，也不发推了） 币化是一种极罕见的现象，其规律是： 必须有制度性断层（原有体系无法覆盖的空白）。 必须有稀缺且可验证的锚定机制。 必须具备网络化流通能力。 一旦被市场在某个特殊场景中使用，便会逐步自我强化，完成从“物”到“币”的跃迁。 稀缺性：供给必须受控，不能随意增发。黄金靠地质稀缺。 比特币靠代码算法。 可验证性：所有人都能独立验证真假。黄金靠物理特性。 比特币靠区块链共识。 可流通性：必须能在广泛网络中自由转移。黄金靠物理可分割。 比特币靠网络传输。 制度真空/断层：必须有传统货币或信用体系覆盖不到的空白地带。古代金属货币诞生时，信用不足。 比特币诞生时，全球化资金流动和数字支付的监管断层。 所以：币化不是因为“大家觉得它有用”，而是因为它突然被推入一个原有制度无法覆盖的空隙。 这个你都听过无数次了，讲点我独有的观点。比特币碰上了难得的时代巧合。这个巧合和我们当代许多巧合一样，根本无法被计划。 币化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历史现象。 它并不是商品涨价、公司上市、货币贬值这种常见的经济波动，而是一种少见的制度性突变。所谓“币化”，是某种事物从“有价值的东西”跃迁为“价值的尺度和载体”。它的发生规律，几乎总是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第一，必须存在制度性断层，即原有货币或信用体系覆盖不到的空白；第二，必须有稀缺且可验证的锚定机制，防止随意增发或伪造；第三，必须具备足够的流通性，能够在广泛的网络中快速转移；第四，一旦在某个特定场景中被使用，就会通过自我强化机制，逐步完成从“物”到“币”的历史跃迁。 在这条极罕见的历史链条上，人类大约只有过五次真正意义上的币化时刻。第一次是金属货币的出现。在早期商业活动中，部落和城邦之间缺乏跨地域的信用，青铜、白银、黄金因其稀缺性、可分割性和易于验证的物理特征，逐渐取代贝壳、粮食，成为最早的普遍交换媒介。第二次是纸币的发明。金属储量有限、运输成本高，于是以金属为背书的纸质信用凭证走向台前，在元朝、欧洲近代银行体系里逐步确立。第三次是美元本位的确立。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元取代黄金成为全球信用锚；这是一次制度与霸权的历史巧合，不是黄金自愿退位，而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体量逼迫世界接受。第四次则是电子化与数字化的法币转型，银行卡、电子支付系统、央行清算网络，让“货币”彻底脱离了纸张，进入计算机网络的比特与信号之中。 而第五次，就是比特币的出现。 密码朋克邮件列表实现了“中本聪”技术突破。 2008年刚好发生金融危机。 网络支付与全球化资本流动加速，出现了监管无法完全覆盖的真空。 这些条件原本不可能被“设计”出来，却在那个特定时刻奇迹般重叠，才有了比特币从极客收藏品逐步被推向“数字黄金”的轨迹。 当然这个其中还有更多的重叠，我就给你几个关键词： 暗网，丝绸之路，毒贩，跨境灰产，塞浦路斯，中国反腐，新冠，萨尔瓦多….等等 然而，打住！比特币完全币化了没有？ 有，也没有。 若从狭义层面理解——即作为真正的货币来使用，它显然并未全面实现。比特币确实具备货币的三大功能标准：支付手段、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但在现实中，它在支付环节并不普及，交易手续费高、确认速度慢；在记账功能上，几乎没有商品和服务直接以 BTC 定价；唯独在价值储藏方面，它的表现最为突出，已被广泛视为“数字黄金”。因此，比特币在狭义意义上，只是部分完成了币化。 如果从广义层面来看，即作为宏观金融资产进入主流投资组合，它则已经走得更远。随着 2024–2025 年美国批准比特币现货 ETF，大量制度化资金涌入，比特币已经稳固地嵌入全球金融市场结构。在流动性宽松周期中，它被投资者视作风险资产或对冲资产，其角色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投机品。这意味着在金融市场意义上，比特币已经实现了一种“结构性币化”。 但若再把视角拉到最高层级——所谓的终极币化，即成为某种全球信用体系的基础锚，那么比特币仍然差得很远。尽管萨尔瓦多等少数国家尝试将其纳入法定货币，但这种实验没有形成全球效应。在绝大多数国家，比特币依旧被定位为“资产”，而不是货币，更没有取代美元或黄金的制度性地位。因此，它离真正的终极币化——成为全球共识下的信用支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各国的小九九 只要一个人还无法真正不靠护照就能在全球自由定居，那么不管你做什么工作，是否交社保，你所能享受的“货币化”程度，都会与各国政府的态度高度绑定。正因如此，比特币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制度算计的舞台。 对储备型国家来说，比如美国，比特币触碰的核心利益是美元霸权。美国当然不会允许任何替代品大规模进入国际结算体系，否则美元的结算权就会被削弱。因此，美国一方面允许比特币进入金融化通道，比如批准 ETF 和期货，把比特币的流动性吸收到资本市场里；另一方面则坚决打压去中心化支付和匿名功能，避免它变成真正的“替代货币”。这套算盘其实很清楚：把比特币“金融化”，但不让它“货币化”，换句话说，是圈养而不是放养。 资本管制型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则有另一套小九九。这类国家最大的担忧是资本外逃。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在 2017 年和 2021 年两次对交易所和挖矿“一刀切”式封杀，目的就是防止体系外的资金流动。但与此同时，它们并不排斥区块链技术本身，反而在联盟链、央行数字货币（CBDC）领域投入巨大。逻辑很简单：比特币作为资产必须封杀，但它所启发的“去中心化创新”可以转化为“中心化应用”，最终强化本国货币的控制。 而在一些资源依赖型、金融体系薄弱的国家，比如拉美和非洲的部分国家，比特币的角色就变得更加复杂。由于本国货币信用不足、通胀高企、跨境支付成本极高，它们更愿意借用比特币的“外部信用”。萨尔瓦多直接将比特币定为法币，部分非洲国家则用它来完成跨境汇款。在这里，比特币的确帮助它们绕过美元和欧元的体系，获得了一部分金融自主权。但问题在于，这类国家缺乏制度和技术支撑，比特币的应用往往停留在象征性或局部层面，难以推广到全国。 如果放到更大的国际格局，在多极竞争的时代，比特币又被卷入另一层小九九。中俄等国推动“去美元化”，试图通过本币结算来削弱美元霸权。在这种趋势下，比特币理论上可能成为一种“中立的结算补充”，但现实中没有国家会主动拥抱它。原因很简单：所有大国更愿意推动的是自己能完全控制的货币（例如数字人民币），而不是一个无人掌控的比特币。于是，比特币变成了大家都不想让它真正赢，但都可能在暗中拿来当筹码的角色。 总结来看，各国对比特币的制度态度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害怕它削弱货币主权，另一方面又想利用它的技术与叙事。结果就是，比特币的币化史在制度层面表现为一种半开放、半压制，利用为主、控制为辅的复杂局面。换句话说： 比特币的币化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国家如何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部工具之间反复算计”的故事。 所以在这里我可以引入一张三角图，谈谈人民、技术与政府三者之间如何深度博弈，又如何互相算计。我们可以把这三方分别抽象为三股力量，然后观察它们在比特币币化进程中如何不断拉扯。 对人民而言，他们的逻辑是避险与自由。比特币最初吸引他们的，是对抗通胀、绕开监管与追求财产独立的需求。从囤币到构建社群共识，人民在不断为比特币的需求端注入动力。然而，他们的局限也很明显：技术门槛高，普及有限；面对暴跌和黑客风险时，个人缺乏自保能力。因此，人民更多扮演的是需求推动者的角色——正是他们让比特币逐渐从极客收藏品变成了一种价值储藏工具。 政府的逻辑则完全不同，他们追求的是主权与控制。任何替代结算工具，都可能冲击国家的货币体系；逃税、洗钱、资本外逃更是他们无法容忍的风险。因此，政府采取的手段往往带有双重性：有时是一刀切的禁止，比如中国对交易所和挖矿的封杀；有时是有限度的限制，例如印度和欧盟通过 KYC 来加强反洗钱；还有时是主动的利用，比如美国允许 ETF，把比特币流动性纳入华尔街。政府实际上是比特币币化的过滤器和操盘手，他们决定了比特币能否从灰色地带被拉入制度层。 而技术的逻辑则冷峻而中立。它的目标是去中心化与演化：通过算力共识与密码学保证网络安全，通过闪电网络和 Layer 2 提升扩展性，同时保持对任何国界和身份的无差别态度。技术本身不偏向人民或政府，但它的开放性决定了所有人都能加以利用——黑市、个人、国家都不例外。技术因此成为比特币币化的中性支柱，一个不断演化、为双方博弈提供舞台的存在。 三角博弈的格局。人民依靠技术寻找自由的空间；政府则试图压制或收编技术，例如央行数字货币的尝试；而当政府收紧，人民反而更倾向于投向比特币。在不同国家，这个三角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在美国，政府允许技术存在，但通过金融化限制其货币属性，人民更多作为投资者参与；在中国，政府禁止人民直接使用比特币，却积极吸收底层技术为己所用，比如推动区块链和数字人民币；而在弱势国家，人民常常借助比特币绕过政府，而政府有时也会主动利用比特币来对抗美元体系。 从整体来看，这仍是一场未完成的博弈。人民想要自由与避险，政府想要控制与主权，而技术提供了一个不可逆的实验场。比特币的币化正是在这三方的拉扯中不断推进：如果人民的力量更大，它可能会更接近“自由货币”；如果政府占据上风，比特币则会被金融化、边缘化，最终只剩下“数字黄金”的角色；而如果技术继续突破，它或许会打开全新的空间，把人民和政府都迫向一种新的妥协。 然而，对整个技术共同体而言，技术从来不会后退。技术人的生产力、精力与智力，只会从一件事迁移到另一件事，而不会凭空消失。已经被创造出来的技术，不可能被强行抹去；而一旦有新的萌芽出现，也没有人能够阻止技术人去尝试、去玩、去推动它成长。 只要还有一口气，咱就得折腾。

The Information深入采访了特斯拉的内部员工，然后得出了一个比较惊悚的结论——马斯克可能已经对电动汽车这件事情失去兴趣了。 标题就是如此：「How Elon Musk Stopped Loving Cars and Left Tesla in the Lurch」。 我给你们划一下稿件重点： - 2024年2月，马斯克和特斯拉的高管开会，讨论难产多年的Model 2到底还要不要上市，Model 2是特斯拉继续下沉产品线的计划车型，售价低到2.5万美金，公司内部原本对它寄予厚望，认为可以极大的提升整体销量，但马斯克对Model 2持反对意见，他更希望推出无人驾驶的电动巡游车队Robotaxi，并相信Robotaxi可以比Model 2更早突破百万级年销量的目标； - 高管们给马斯克提供了一份分析报告，假设Robotaxi顺利铺开，让共享出行变得普及起来，那么相对应的，美国汽车市场的规模将缩减1/5，因为无人驾驶的巡游车在使用时间上会是大部分时间放在停车场的私家车的5倍，然后扣除掉不会转向Robotaxi的「顽固」车主，结论是年销量很难达到100万，「放弃个人汽车的顾客没那么多」； - 而且还要考虑到Robotaxi也会对特斯拉自己的汽车业务造成冲击，这些新增的收入远远无法替代特斯拉在美国每年卖掉的那60多万辆车，而且特斯拉有2/3的营业额来自海外市场，但像Robotaxi这种和服务市场高度绑定的产品，很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在美国本土售卖，其他国家因为担心受到冲击不会轻易批准让你进去； - 副总裁Rohan Patel告诉马斯克，所有的预测模型都显示，FSD和Robotaxi的回报周期会非常长，尤其是在美国市场之外，但马斯克反对这种纸上谈兵的理论依据，表示「模型根本不懂Robotaxi代表的未来将有多么辉煌」； - 高管们几乎是以恳求的口气，希望马斯克至少妥协到允许Robotaxi和Model 2同时推进的地步，两款车型甚至都能共用生产线，Model 2也能帮助Robotaxi这个不确定性更高的业务分摊风险，但马斯克还是不愿接受，他提议给Model Y减配实现降价，但团队告诉他已经没有太多功能可砍了； - 随着争论的火药味渐浓，马斯克的助手半开玩笑的说「你们是不是要搞叛变」，最后马斯克拍板决定停掉Model 2项目，特斯拉以后将成为一家人工智能的领先公司，亲历整场事件员工认为，马斯克对于制造一辆类似大众高尔夫的经济型小车没有任何兴趣，他的态度是，「让别人去做吧」； - 会议结束后的两个月内，支持Model 2项目的2名副总裁和1名总监辞职走人，而剩下的人开始理解马斯克的转变——Model 2的立项当初就是马斯克主导的——马斯克觉得自己推动汽车行业降低对于化石燃料的依赖这个主要目标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工作变得平庸而乏味，比如一代代的更新车型、和华尔街开会之类，而马斯克的心态则变成了「我能做的下一个大事是什么」； - 特斯拉去年交付的汽车数量首次同比下降，而马斯克对电动汽车的兴趣下降则始于2023年——和他收购推特的时间「恰好」重合——马斯克分配特斯拉的时间急剧减少，但他同时拒绝引入联席CEO之类的人来分担权力，加上后来对于政治事物的投入热情，特斯拉更加频繁的陷入无人看管的状态； - 马斯克原本也不看好Model Y，认为不会卖得很好，他希望Model Y能够直接开发成一款为自动驾驶场景而生的产品，但在下属们全都表示FSD根本没有做好准备之后才勉强同意让Model Y投放市场，然而Model Y实现了巨大的销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最畅销的车型，这让特斯拉的团队意识到马斯克的判断并非永远正确； - 熟悉马斯克想法的人透露，马斯克在经历了Model 3产能不足的那几年后，产生了某种类似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开始对小型车失去热情，觉得这类产品毫无趣味，接着扩大到所有「缺乏独特性」的新车迭代上，除非是像反乌托邦风格的Cybertruck这种异类，否则就很难在汇报上引起他的关注； - 时值特斯拉鼎盛时期的2020年，马斯克在电话会议上狂热的谈论建设超级工厂、汽车保险、续航立场，充满激情的说「让汽车变得负担得起非常重要，这将决定我们的使命能否成功」，但在4年后，情况看已经完全不同，还是在电话会议上，他说「有一条路将使特斯拉的市值将会超过所有公司，但这条路不在电动汽车这条赛道上，而是自动驾驶和人形机器人，我们将不遗余力的朝那个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