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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华裔花滑双料奥运冠军刘美贤访问中国。 有网友评论：“英雄的女儿”，该评论迅速赢得众多网友点赞。 她的父亲是六四英雄学生刘俊国

最近花了点时间学习了一下字节股神@leto_bao老师看过的两本书，第一本我之前就看过，所以主要精力花在了第二本《生命周期投资法》之上。 这本书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年轻的时候投资应该上杠杆，因为如果不上杠杆的话，其实你可能在犯一个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错误：把这辈子要投进市场的钱，几乎全堆在了人生的后半段。 年轻时你没钱，能投的那点本金分散不了任何风险；等你四五十岁攒下几百万，才是真正的大仓位入场，可那时候，你已经没有再来一次的时间了。 单押一只股票是集中，这个道每个人都懂。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把钱集中在人生某一段时间投进去，是同一种错误。从时间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风险很集中的行为，所以应该在没钱的时候上杠杆增加投入，达到时间维度的投资均衡，对冲风险。 这就是《生命周期投资法》想解决的问题，一句话概括就是：你该按一生能赚到的财富总额来配置投资，而不是按当下账户里有多少钱。 因为人一辈子能支配的钱极不平均。刚工作能投 10 万就不错，但到 60 岁手头有几百万很正常。传统做法是有多少钱投多少，但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你把绝大部分筹码，都压在了人生最后那几年，而那几年因为退休失去了稳定的现金流，你反而最输不起。 标的上的分散投资每个人都能理解，而生命周期投资法要你做的是在时间上也分散投资：既然一生的钱迟早要投进去，那就借一点未来的钱，提前到年轻时投，把投资摊到更长的时间轴上。 全书最反直觉的一点就是，年轻人反而该上杠杆，年轻时适度借钱投资，长期看风险更低、收益更高。 收益高不难理解，杠杆本来就能够放大回报，书里的回测数据证明，适当上杠杆比传统股债六四配置的退休金收益能高出 25% 到 74%。 书里着重解释了为什么上杠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险反而更低，两个理由： 1.你老的时候股票仓位天然比年轻时重得多，年轻时用点杠杆，把年轻仓位和年老仓位的差距拉平，你一生的市场敞口反而更均匀，而不是全赌在晚年那一把。 2.年轻时遇到股灾，你还能靠工作把钱赚回来；退休后遇到，就再也补不回来了。 同样是腰斩，30 岁的腰斩是向市场先生交的学费，而 60 岁的腰斩是灾难。 其实大部分人早就在不知不觉中用这套逻辑了，比如贷款买房，自备款 200 万买 1000 万的房子，就是 5 倍杠杆；随着还贷，杠杆慢慢降到零。没人觉得年轻时贷款买房是疯了，但一说借钱买股票就大概率觉得这个人是魔怔了。 但是我依旧不打算把这本书的核心思想纳入到我的投资体系中。 原书要你实时维持 2 倍杠杆，这就意味着：大盘涨了就买进更多股票补杠杆，跌了就卖出股票压杠杆，需要时刻盯着仓位调整，这套策略有三个缺陷： 1.它非常反人性， 2 倍杠杆意味着大盘跌 10%、你亏 20%。真撞上 2008 或 2022的大熊市，大部分人晚上一定睡不着，恐慌割在最低点。 2.它会吃掉你的很多时间，该策略需要你每天盯盘调仓，你的时间和心力全卡在市场上，还怎么专注主业？而对普通人，主业收入才是你最大的现金流来源。 3.它假设你能面无表情地执行纪律，现实里能做到的人寥寥无几。 普通人的正确用法：取其神，去其形。 理论是对的，但操作是错的。那就留下它的核心观念（时间分散、年轻时该用杠杆），扔掉它的形（精密调仓）。下面这套策略，是我觉得适合大部分人使用的策略： 1. 先做心理测试，再谈杠杆。 2. 用最便宜的杠杆， 三条路：信贷 > 房贷式抵押 > 券商融资/股票质押 3. 杠杆倍数别贪，1.2-1.5 倍足够，绝不超过 2 倍。 书的上限是 2 倍，普通人再打个折。2 倍以上的杠杆，一轮熊市就能让你被强制平仓、彻底出局。 4. 不要精密调仓，改成定投 + 深跌加码。 你不是对冲基金，别学它每天维持杠杆比例。普通人的版本是：底仓用指数 ETF（标普 500 / 纳指）定期定额，无脑买、不盯盘；把杠杆资金单独留出来，只在大盘深跌时，才用它加码。涨回高点，就把杠杆收掉、落袋为安，回到无杠杆状态等下一次。 5. 八二开，守住底仓。 八成资产放被动定投，最多两成拿去做带杠杆的进攻。别让进攻仓的波动，动摇你整个组合的心态。 生命周期投资法最大的价值，是它逼你意识到：时间也是一种需要分散的东西，而你年轻时的每一年，都是花不回来的额度。 年轻时该冒的险，是用得起的杠杆 + 睡得着的仓位，不是把自己的人生也押上去。

【柴静最新节目掀起年轻一代六四大讨论】前央视记者柴静在YouTube上最新一期节目聚焦六四，采访了在天安门广场中弹的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徐宗懋，3天时间获得超47万点击量，并在各社交平台上让许多中国年轻人第一次突破禁忌，展开对六四的热烈讨论。 有人表示，看完恍如隔世。那时的新闻联播居然会播出示威的画面，市民会保护学生，会给军人递烟、劝他们不要开枪，会有护士请记者把北京发生的一切告诉全世界。可如今他所认识的中国人，大多要么对政治极端冷漠，要么粉红入脑，仿佛还记得这一切的，只剩很小很小的一群人。 有人写道，这远不只是记忆里的一场"学生运动"。百万北京市民上街阻挡军队，清场时市民与学生的伤亡比高达十比一；来自江苏的木匠救下了来自台湾的记者，全城医院无条件接诊伤者以至人满为患，北京的护士平静地把取出的子弹交给台湾学者，只希望"让全世界看到"这里发生的事。把它简化为热血学生反对政府，正是为了忘却另一个事实：那是全中国各阶层人民的集体表达，也曾是全世界华人共同的梦想。 ta继续评论说，柴静没有把当年的人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受害者，也没有居高临下地苛责学生的稚嫩，而是平静而不失温度地承认那份青涩，也痛惜他们的遭遇。市民、学生、护士、扬州木匠、台湾记者、香港记者，还有那个说"命令来了我就先自杀"的军人，都是"中国人"这个身份在威权阴影之外，本来该有的样子。 有人表示第一次意识到：那不是一场学生运动，而是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参与的全民运动。北京市民承诺保护学生，最终市民与学生的伤亡比高达十比一；镇压发生后，市民仍在军队的注视下自发救援，全城医院不问来处、不收费用地救治伤者；台湾记者送医时血库告急，李护士输自己的血给他，只求他帮中国人一个忙，把真相报道出去。三十七年后几乎再难想象这些画面，社会共同体的联结溃散，新闻自由遥不可及，连"8964"都被一些人当成嘲讽中国人的梗。这期节目让ta决定日后要用过好日常生活的勇气对抗无力改变的虚无。 还有人写下，原来我们并不孤单，原来那些关于共同体的想象，不只是一个年轻学生的胡思乱想。这是对抗这几年"政治抑郁"的一剂强心针。8964，不要忘记就对了，不能忘记那一群曾经最接近自由空气的中国青年。 三十七年过去，这些声音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们一起还原了一个被中共刻意抹去的事实：八九民运不是少数学生的一时冲动，而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柴静节目结尾说，生命是生活，生命不是政治，政治是保证这些生活能够平稳运行的架构。记住它的全貌，记住那些挺身而出的普通人，就是对遗忘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抵抗。

徐宗懋是台湾资深媒体人、历史学者和老照片收藏家（创办了“徐宗懋图文馆”）。关于他的政治标签，有以下几个关键点： 1. 早期经历：曾在天安门广场中枪 徐宗懋早年是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时，他在现场采访，并且被解放军的子弹打中头部/颈部，险些丧命。这段经历使得他早年被视为关心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台湾知识分子。 2. 思想转变：强烈的“大中华民族主义” 随着时间推移，徐宗懋的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他离开了新闻一线，致力于收集中国近代史的影像史料。在历史研究和现实观察中，他逐渐变成了一位极其坚定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或称大中华主义者）。他非常反感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近代对中国的侵略，也极度反感台湾内部的“去中国化”和“台独”倾向。 3. 为什么会被认为是“给共产党洗地”？ 近年来，徐宗懋在两岸问题和国际局势上的公开发言，高度契合北京的官方叙事。导致他被批评者认为是在“洗地”的原因主要有： * 赞美大陆发展：他极度推崇中国大陆近年来的经济、基建、科技和军事实力的崛起，认为这是近代中国洗刷百年国耻、实现“民族复兴”的体现。 * 批评台湾与西方：他经常严厉批评台湾的民进党政府“数典忘祖”、依附美日；同时也强烈批评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的围堵和双重标准。 * 对中共历史的宽容：由于他将“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置于最高位置，他往往从宏观的历史结果来肯定中共建政以来的成就，而对其统治时期的人权争议或历史错误予以淡化或辩护。 4. 不同的视角 * 在批评者（特别是台湾泛绿阵营或海外反共人士）眼中：他从一个六四枪击案的受害者，变成了中共政权的辩护者。批评者认为他无视了体制问题和人权状况，是在为中共“洗地”、“大外宣”甚至被称为“红统”。 * 在支持者（特别是两岸统派、中国民族主义者）眼中：他是一个有良知的、脱离了西方和台湾本土洗脑视角的“爱国者”。支持者认为他通过详实的历史照片还原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血泪史，并且能够客观、宏观地看待大陆的崛起。 总结 徐宗懋目前的言论和立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中国大陆（及中共主导下的体制）辩护和赞美。但他本人的出发点更多是出于传统的“大中华民族主义”和对“国家富强”的渴望，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共产主义信仰。由于他的立场与反共、支持台湾独立或偏向西方的价值观完全冲突，因此被反对者贴上“洗地”的标签，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厚辰对六四好像也不太熟悉，这事就没有他节目里念叨了好几次的「反革命动乱」这一说，按照中共当时的定性。学生上街后的前一个多月是「动乱」，开枪前几天是「反革命暴乱」，杀人的理由是「极少数人制造的动乱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37年后，谁还在谈 #六四？】# 【一场跨越两代人的对话】 37年过去，亲历六四的一代正在老去，而更多年轻人是在审查与封锁中认识这段历史。 #王丹# 和 #多伦多方脸。# 一个是六四亲历者，一个来自互联网时代。 他们如何看待六四记忆的传承？

【香港媒体及民间噤声 六四记忆遭封】 六四事件37周年前夕，香港社会再度进入沉默状态。过去30多年，维多利亚公园曾是全球华人社会纪念六四的主要场地。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维园烛光晚会消失，支联会解散，组织者被控，香港媒体对六四纪念的报道消失殆尽。民间公开悼念空间减少，传媒相关报道趋于谨慎，六四在香港由公开纪念活动转为高风险政治议题。 2021年，支联会在港版国安法压力下解散，多名核心成员被捕或遭起诉。路透社1月21日报道，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及前副主席邹幸彤在香港高等法院面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审讯。香港律政司将支联会长期提出的政治诉求纳入控罪，该案也被外界视为香港处理六四记忆的重要案件。 图为2019年香港民众最后一次被允许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纪念六四。 (Reuters)

我为什么第一批参加了八九广场示威？ 曾经有官员问我：是不是有人鼓动你上广场？ 我说，是自发的，更多的出于对胡耀邦的尊敬与祭念。 如果说完全没人组织，也不是事实，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境外或境内敌对势力煽动的。 组织者是一位同学他来自北师大，他后来参与高自联对话团，也应该与北师大有关。 耀邦去世，我们很快能想到他为改革为平反所做的许多努力，特别是他的朴素真诚与亲民作风。当年他考察到芜湖，当地官员要与他合影，居然遭拒，却与下榻的宾馆工作人员合影留念了。 所谓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耀邦受保守势力打压，知识界、大学当然站在耀邦一边，这是大学快速动员上广场纪念示威的强大动员力。 当时一则传言，也是促动我上广场的情感力量： 说是耀邦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高层会议，他主张增加教育经费，杨尚昆等人要增加军费，耀邦得不到支持，一时气急，送医之后，与世长辞。 而当时物价上涨，我们读研可以拿到六七十元补贴（因为工作过，拿九成工资），几乎满足不了生活需要，其他没工资补贴的学生可想而知。有背景资源的，搞官倒，越往上越腐败，这些因素也是导致人们大量上街游行抗议的重要动因。 以下为我十年前（2014）的回忆文字摘录，还有相关内容以后整理再发。 一个人的八九六四纪事 1 我是1988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我考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文艺学专业，当时住在恭王府，离天安门广场不到20分钟自行车车程。 1988年五四前后我到北京面试，我面试之后，花了半天时间一个人端坐在广场纪念碑石阶上，每下个方向坐半小时，我强烈的印象是，天安门竟这样矮小，甚至有些破落，有点像生产大队的大队部。 我们一代一代人，小学第一课，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2 1989年元旦，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首诗歌，我记得有两句诗，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来，这两句诗像谶言一样，惊现在六月初的夜晚。 天空起火了 孩子们快跑 每一个星星都变成枪眼 3 耀邦4月15日逝世，我们第二天开始听到传言，说他是被气死的，他重视教育，在中央会议上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而杨尚昆等军头们要求增加军费，打击排挤胡耀邦，无论传言是否属实，对耀邦的纪念，是必须的。有同学说已有人到广场送花圈了，我们也应该制作花圈，送到广场，表达心意。 4 我们17号一早就从食堂借来了平板车，集资购买了花圈，一行十多个同学（我们88届只有十一个研究生，还有十多个进修生），把花圈送到纪念碑边摆好，上面写着纪念胡耀邦的挽联，然后就要纪念碑边照相留影。当时大家并没有什么悲情，说实在的，普通学生对领导人不可能有多么深切的情感，大家去送花圈，也就是表达敬意，还有一份对现实的不满，即，对让胡耀邦下台靠边的境遇不满。一些女同学穿红着绿，照相时也是喜喜乐乐的样子，这一镜头也被有心人记录下来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号的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批评所指就是我们这些同学，说我们不严肃，云云。 当我们午间撤离广场时，只见长安街西路大批大学生赶到，他们人多势众，打旗喊口号，我们感受到某种振奋。 5 激烈的行为也在身边发生，有同学去敲打正在上课的教室门，要求他们停课到广场游行，授课老师不高兴。 有同学看起来积极，但并不参加集体游行，待我们到达广场时，他在旁观人群中。 6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副部级单位，而院长多由文化部长兼任，时任文化部长是王蒙，常务副院长是著名红学家李希凡，一个被毛泽东点过名的小人物。当时的院领导与研究生部的领导对学生参与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干预，不支持不反对的样子。一位博士生拿着募捐箱去找院领导募款时，居然也得到了他们的资助。当时的领导们不像现在的单位领导们这样官僚化，对上级脸色㦗若寒蝉。当时的领导们更多一些文人气，尽管口中不说什么，但心里多是支持学生的 @baodian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