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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万平访谈录：为了理想坐牢，我无悔无怨 作者中国公民运动网撰写 编者：四川民主党人许万平，自1989年开始，因理想先后三次被重判入狱，累计刑期长达23年之久，在监狱中度过了20余年没有自由的岁月。出狱后，虽面对生活的种种艰难和严密的监控，但民主理念初衷不改，“结束专制统治”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为了让中国早日步入民主自由的社会，他依然行走在充满荆棘的抗争之路上。 交谈中，“无悔无怨”这个词反复从他的口中平淡地说出来。30年来，许万平有20余年在监牢里，这是大多数自由战士必然要历经的苦痛，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过程中，不知还有多少像许万平一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勇毅和执着，支撑着苦难民族最后的一点希望。在当下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许万平们的坚守或许会让我们继续坚定地前行。以下是对许万平的访谈。 问：大家都知道您坐过大牢，累计刑期有20多年，不管是在监狱里，还是走出小监狱回到社会这个大监狱中，您一直都在为自由民主事业抗争，请您谈一谈曾经的坐牢经历和这么多年的抗争史。 许万平（以下简称许）：这要追溯到1989年的那场学生民主运动。当时参加八九运动时我27岁，我在重钢印刷厂工作，惊闻六四血腥镇压天安门大屠杀的当晚，我义愤填膺写下一首诗，其中有“惊闻屠刀举，山河化悲哀”的句子，我当即决定成立“中国行动党”，称邓为秦始皇第二，提出铲除中共暴政，推翻独裁统治，一个月后被抓捕。 坐牢虽然痛苦，但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献身，为了所做的一切最终达成愿望――那就是独裁政权早日被推翻，坐牢就不算什么了，既然选择了就没什么可逃避的，就要坦然去面对。对个人而言也就不会留有遗憾，无悔无怨。在看守所期间我被带着反铐，睡觉也戴着，这是非常严重的酷刑。这时候想家庭，想亲人都没用，并不是我无情无义，而是必须要面对残酷的现实政权，就是死也要坦坦荡荡的。 我在1989年7月被抓捕后，当局指控我六四后组建中国行动党，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时是反革命罪）判刑7年，参与六四社会运动判刑2年，合并执行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权权利5年。1990年3月我被送往重庆第三监狱（川东监狱）服刑。在监狱里我被刑事犯打掉两颗门牙，可能是20年的牢狱生活，营养不良、睡眠不好加上身心被摧残，我的牙齿已经掉了13颗，我想如果生活在正常的环境下，我的牙齿不应该掉这么多。 问：真敬佩您当时的勇气和担当，谢谢您给我们讲述了这么多，您最近一次出狱是哪一年？ 许：我一共被判三次刑，第一次就是刚刚讲到的89年，第二次是98年被劳教3年，第三次是2005年被判刑12年。我是2014年获判刑出狱。89年坐牢的时候，监狱方也曾希望为我判刑，但我表示敢作敢为，不要求减刑。但第三次坐牢时，我的母亲年事已高，我想早一点自己回家照顾年迈的母亲，当时我的心态就是能减就减，不减也没关系。我出狱后重庆国保总队队长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减刑了，不然我一天也不会给你减。 问：您萌生这样的理念是在什么时候，这些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许：萌生这种想法是因为长期在社会环境中看到的不公，感觉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记得1981年厂里播元旦社论，社论中提出去年有哪些伟大成就，今年要做什么，空话一大堆。但是成就在哪里不知道，也看不到，明显在骗人。还有就是社会自79年就提出改期开放，民主选举，当时我在单位当团书记和厂工会委员，推动厂里的民主选举，推动厂长和工会由民主选举产生，最后虽然厂长是通过民主选举上来的，但上面很不高兴。另一点是我在选举中被选上厂工会主席却不被承认，工会主席最后由上面直接任命。 问：您怎么看待制度与人的关系？ 许：它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制度不好，每个人生活的就不会，人无法获得自由。比如现在大家在一起聚一聚，谈一谈时局，都可能会指控“寻衅滋事”，这个制度让人压抑，所以为了自由只有抗争。 问：您的梦想与现状有什么差距？ 许：差距很大。我的梦想是每个人都要生活的开心，有真正的自由，人权有充分的保障。现实却是中共政权对你的生活进行种种限制，如薛仁义做绿叶行动，是民间自发的环保行动也不被允许，被抓捕至今未放。 问：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您的生活吗 许：诚实做人，平凡一生。 问：您最难忘的记忆和最痛苦的感受是什么？ 许：母亲。母亲走的时候我没能为她送行，在母亲的晚年，我们陆陆续续分别20年之久，她孤孤零零的，我知道她的痛苦和辛酸。还有就是杨天水的离去，天水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没料想就在他还有两个月就要出狱的时候却患了脑廇猝然离世，他在中共的监狱里坐了23年黑牢。 问：您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许：做任何事情不应该有什么后悔的，错了就错了，好与不好只要在做就行了。如果说有什么后悔，那就是89时候我再勇敢一点，勇敢的力量也许能带动更多的人。 问：哪件事对您的生活或命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许：八九六四。 问：您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 许：89年6月5日成立中国行动党，宣称铲除中共暴政。 问：您对谁最怀感激之情？最敬佩的人是谁？ 许：我要感激的人很多，在监狱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给我的家人写慰问信，打电话，经济上帮助。我出狱后朋友们说我坐了这么多年牢，不要再冲在前面了，我对所有关心我的人都心怀感激。最敬佩的人也有很多，老秦，天水，新公民运动的许志永等等。 问：您认为谁最值得效仿？ 许：荆轲。 问：您有没有伤害过他人，用语言或者行动？ 许：语言上可能会有。但是，我们没有仇恨，没有矛盾，有的只是观点的不同，大家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哪怕打破头都是兄弟。 问：您有没有一直无法释怀的人？ 许：我的妻子，她为了我受了很多苦。 问：如果有一个人需要您牺牲自己换取他活下去的机会，这个人会是谁？ 许：天水。我会义无反顾。 问：假如您最多还能活一年，您会把这个消息告诉谁，这个消息会给您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许：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对手，这一年我会继续和你们战斗，继续做我该做的事。对我生活的最大影响就是要加倍努力了，把时间一分一秒都用起来，直到闭眼的那一刻。 问：如果您失去了自由，您最担心会发生什么？您希望别人能做什么？ 许：这时候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牵挂肯定会有，但想什么都是多余，只有坦然面对。如果外面的人能够轻轻触动一下屏幕和键盘给予关注，就很满足了。 问：如果能实现的话，您愿意从头开始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吗？ 许：只有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了，我才可以和家人一起过平淡的、开心的生活。 问：如果能重返生命的某一刻，您愿意回到哪个时间点？ 许：青春热血时代，有充沛的精力和时间和制度斗争。 问：您认为最完美的生活是什么？ 许：国家有充分的自由民主人权保障，还有干净的空气，健康的食品，享受蓝天开开心心过自己的生活。 问：您最满意自己的哪一点，最想改变自己的哪一点？ 许：满意的是做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无悔无怨，自己想做的事都去做了。最想改变的是，从现在起在生活中有更多的生活元素，除了现在一天为了民主奋不顾身，还应该在其他方面有多种表现。 问：别人的评价与您的自我评价一致吗？ 许：估计很多人会认为我性格倔强，应该和自我评价一致。我这个人有话就说，要做的事谁也阻挡不了。 问：对于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您有没有解决的方案？您希望怎么去实施？ 许：有方案，但却要一步一步去实施，但愿好的愿望能有好的结果。从事民运的人不仅要脚踏实地，还必须要有担当。虽然控制言论，但网络的便捷可以让更多的人快速了解真相。一个是要有团队总的意识，不管什么观点，但大的目标都是为了推动民主制度早日实现，所以不能互相切割。另外，行动不仅是口头上的表达，还需要多种形式的努力，推动社会进步需要多元，只要我们不懈去努力，制度总有一天会改变。 问：您有没有曾经深信不疑如今却深感怀疑的东西如观念、信仰、认识等等？ 许：有。我05年第三次被抓捕的时候，我认为大的框架已经完成，全国性联运已经形成，但是我2014年出狱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很满意，很多人和事都已经面目全非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对社会有了更深层的思考和认识。 问：您感到过孤独吗？ 许：在监狱里经常会有，但是挺过去就行了，告诉自己要坚持、坚持。 问：您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许：做自己该做的事，对得起自己、家人、社会。 问：您最近一次的哭泣在什么时候？ 许：不久前看到了一篇我在监狱里写给家人的信，无限感怀。 问：您得到的最热烈的掌声是因为什么？ 许：是89年5月26号，当时我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广场上搞了一个形为艺术，就是将写有“李鹏强奸民意”的牌子挂在胸前，头上戴着尖纸帽，手里拿着“镇压”的牌子，周围挤满围观的民众，大家热烈鼓掌，人群中照相机也不停地捺下快门。 问：您对死亡的态度是什么？如果现在就死去，您觉得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没有做或还有什么重要的话没有说？ 许：我对死亡的态度是坦然。没有实现我的理想，没有看到这一天的曙光。 问：您现在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要采用什么方式去实现？ 许：我们的民运朋友们都能够把自己的素质再提高，增加彼此的交流，加强大家的紧密联系。 问：您愿意与他人分享生活中的哪些内容？ 许：监狱和爱情传奇，对家庭的责任感。 问：您生活的动力是什么？ 许：天就要亮了！ 问：在上述问题中，只能选择一个的话，您以为哪个问题最重要？ 许：我们的天，明天就会亮！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感谢您愿意与大家分享您的不凡人生经历。 以上文字根据对许万平先生的访谈视频整理，相关视频将酌时发布。 附：许万平简介 许万平，1961年4月11日出生，重庆异议人士。1980年代开始从事民间选举等推动中国实现民主的事业，1989年六四镇压后，因组建“中国行动党”及参与六四运动，被重庆市中级法院指控“反革命宣传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判处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权权利5年；1998年10月14日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行政拘留，获释后12月被重庆市政府判处劳教3年；2005年4月30日再被刑事拘留，2005年12月21日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判决书中罗列了许万平的诸多“罪状”，包括救助良心犯家属，筹建中国民主党的通信及许万平撰写的文章等等。在累计服刑20年后，许万平于2014年4月29日第三次走出监狱的铁门，目前依然战斗在推动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一线。 1 月 8, 2019

已解散的香港支联会及其三名领袖李卓人、邹幸彤与何俊仁被起诉《国安法》下“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宣判，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各被告人罪名成立。 自1990年开始，支联会每年6月4日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烛光晚会，悼念1989年天安门镇压的死难者，每年参加人数为数万至十多万人不等。然而，这场持续30年的传统在2020年后戛然而止。 香港维园的“六四”烛海为何形成，又是如何走向消失的？

8月17日，习近平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发表演讲，在回顾江泽民政治生涯时先后两次提及六四事件。 在回顾江泽民主政上海时期他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 其后又提到：“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此前，习近平曾多次使用“严重政治风波”重申中共对六四事件的既有定性，包括2018年12月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讲话、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以及2022年12月江泽民追悼大会上的官方悼词。

近日，美国华裔花滑双料奥运冠军刘美贤访问中国。 有网友评论：“英雄的女儿”，该评论迅速赢得众多网友点赞。 她的父亲是六四英雄学生刘俊国

最近花了点时间学习了一下字节股神@leto_bao老师看过的两本书，第一本我之前就看过，所以主要精力花在了第二本《生命周期投资法》之上。 这本书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年轻的时候投资应该上杠杆，因为如果不上杠杆的话，其实你可能在犯一个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错误：把这辈子要投进市场的钱，几乎全堆在了人生的后半段。 年轻时你没钱，能投的那点本金分散不了任何风险；等你四五十岁攒下几百万，才是真正的大仓位入场，可那时候，你已经没有再来一次的时间了。 单押一只股票是集中，这个道每个人都懂。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把钱集中在人生某一段时间投进去，是同一种错误。从时间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风险很集中的行为，所以应该在没钱的时候上杠杆增加投入，达到时间维度的投资均衡，对冲风险。 这就是《生命周期投资法》想解决的问题，一句话概括就是：你该按一生能赚到的财富总额来配置投资，而不是按当下账户里有多少钱。 因为人一辈子能支配的钱极不平均。刚工作能投 10 万就不错，但到 60 岁手头有几百万很正常。传统做法是有多少钱投多少，但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你把绝大部分筹码，都压在了人生最后那几年，而那几年因为退休失去了稳定的现金流，你反而最输不起。 标的上的分散投资每个人都能理解，而生命周期投资法要你做的是在时间上也分散投资：既然一生的钱迟早要投进去，那就借一点未来的钱，提前到年轻时投，把投资摊到更长的时间轴上。 全书最反直觉的一点就是，年轻人反而该上杠杆，年轻时适度借钱投资，长期看风险更低、收益更高。 收益高不难理解，杠杆本来就能够放大回报，书里的回测数据证明，适当上杠杆比传统股债六四配置的退休金收益能高出 25% 到 74%。 书里着重解释了为什么上杠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险反而更低，两个理由： 1.你老的时候股票仓位天然比年轻时重得多，年轻时用点杠杆，把年轻仓位和年老仓位的差距拉平，你一生的市场敞口反而更均匀，而不是全赌在晚年那一把。 2.年轻时遇到股灾，你还能靠工作把钱赚回来；退休后遇到，就再也补不回来了。 同样是腰斩，30 岁的腰斩是向市场先生交的学费，而 60 岁的腰斩是灾难。 其实大部分人早就在不知不觉中用这套逻辑了，比如贷款买房，自备款 200 万买 1000 万的房子，就是 5 倍杠杆；随着还贷，杠杆慢慢降到零。没人觉得年轻时贷款买房是疯了，但一说借钱买股票就大概率觉得这个人是魔怔了。 但是我依旧不打算把这本书的核心思想纳入到我的投资体系中。 原书要你实时维持 2 倍杠杆，这就意味着：大盘涨了就买进更多股票补杠杆，跌了就卖出股票压杠杆，需要时刻盯着仓位调整，这套策略有三个缺陷： 1.它非常反人性， 2 倍杠杆意味着大盘跌 10%、你亏 20%。真撞上 2008 或 2022的大熊市，大部分人晚上一定睡不着，恐慌割在最低点。 2.它会吃掉你的很多时间，该策略需要你每天盯盘调仓，你的时间和心力全卡在市场上，还怎么专注主业？而对普通人，主业收入才是你最大的现金流来源。 3.它假设你能面无表情地执行纪律，现实里能做到的人寥寥无几。 普通人的正确用法：取其神，去其形。 理论是对的，但操作是错的。那就留下它的核心观念（时间分散、年轻时该用杠杆），扔掉它的形（精密调仓）。下面这套策略，是我觉得适合大部分人使用的策略： 1. 先做心理测试，再谈杠杆。 2. 用最便宜的杠杆， 三条路：信贷 > 房贷式抵押 > 券商融资/股票质押 3. 杠杆倍数别贪，1.2-1.5 倍足够，绝不超过 2 倍。 书的上限是 2 倍，普通人再打个折。2 倍以上的杠杆，一轮熊市就能让你被强制平仓、彻底出局。 4. 不要精密调仓，改成定投 + 深跌加码。 你不是对冲基金，别学它每天维持杠杆比例。普通人的版本是：底仓用指数 ETF（标普 500 / 纳指）定期定额，无脑买、不盯盘；把杠杆资金单独留出来，只在大盘深跌时，才用它加码。涨回高点，就把杠杆收掉、落袋为安，回到无杠杆状态等下一次。 5. 八二开，守住底仓。 八成资产放被动定投，最多两成拿去做带杠杆的进攻。别让进攻仓的波动，动摇你整个组合的心态。 生命周期投资法最大的价值，是它逼你意识到：时间也是一种需要分散的东西，而你年轻时的每一年，都是花不回来的额度。 年轻时该冒的险，是用得起的杠杆 + 睡得着的仓位，不是把自己的人生也押上去。

【柴静最新节目掀起年轻一代六四大讨论】前央视记者柴静在YouTube上最新一期节目聚焦六四，采访了在天安门广场中弹的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徐宗懋，3天时间获得超47万点击量，并在各社交平台上让许多中国年轻人第一次突破禁忌，展开对六四的热烈讨论。 有人表示，看完恍如隔世。那时的新闻联播居然会播出示威的画面，市民会保护学生，会给军人递烟、劝他们不要开枪，会有护士请记者把北京发生的一切告诉全世界。可如今他所认识的中国人，大多要么对政治极端冷漠，要么粉红入脑，仿佛还记得这一切的，只剩很小很小的一群人。 有人写道，这远不只是记忆里的一场"学生运动"。百万北京市民上街阻挡军队，清场时市民与学生的伤亡比高达十比一；来自江苏的木匠救下了来自台湾的记者，全城医院无条件接诊伤者以至人满为患，北京的护士平静地把取出的子弹交给台湾学者，只希望"让全世界看到"这里发生的事。把它简化为热血学生反对政府，正是为了忘却另一个事实：那是全中国各阶层人民的集体表达，也曾是全世界华人共同的梦想。 ta继续评论说，柴静没有把当年的人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受害者，也没有居高临下地苛责学生的稚嫩，而是平静而不失温度地承认那份青涩，也痛惜他们的遭遇。市民、学生、护士、扬州木匠、台湾记者、香港记者，还有那个说"命令来了我就先自杀"的军人，都是"中国人"这个身份在威权阴影之外，本来该有的样子。 有人表示第一次意识到：那不是一场学生运动，而是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参与的全民运动。北京市民承诺保护学生，最终市民与学生的伤亡比高达十比一；镇压发生后，市民仍在军队的注视下自发救援，全城医院不问来处、不收费用地救治伤者；台湾记者送医时血库告急，李护士输自己的血给他，只求他帮中国人一个忙，把真相报道出去。三十七年后几乎再难想象这些画面，社会共同体的联结溃散，新闻自由遥不可及，连"8964"都被一些人当成嘲讽中国人的梗。这期节目让ta决定日后要用过好日常生活的勇气对抗无力改变的虚无。 还有人写下，原来我们并不孤单，原来那些关于共同体的想象，不只是一个年轻学生的胡思乱想。这是对抗这几年"政治抑郁"的一剂强心针。8964，不要忘记就对了，不能忘记那一群曾经最接近自由空气的中国青年。 三十七年过去，这些声音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们一起还原了一个被中共刻意抹去的事实：八九民运不是少数学生的一时冲动，而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柴静节目结尾说，生命是生活，生命不是政治，政治是保证这些生活能够平稳运行的架构。记住它的全貌，记住那些挺身而出的普通人，就是对遗忘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抵抗。

徐宗懋是台湾资深媒体人、历史学者和老照片收藏家（创办了“徐宗懋图文馆”）。关于他的政治标签，有以下几个关键点： 1. 早期经历：曾在天安门广场中枪 徐宗懋早年是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时，他在现场采访，并且被解放军的子弹打中头部/颈部，险些丧命。这段经历使得他早年被视为关心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台湾知识分子。 2. 思想转变：强烈的“大中华民族主义” 随着时间推移，徐宗懋的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他离开了新闻一线，致力于收集中国近代史的影像史料。在历史研究和现实观察中，他逐渐变成了一位极其坚定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或称大中华主义者）。他非常反感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近代对中国的侵略，也极度反感台湾内部的“去中国化”和“台独”倾向。 3. 为什么会被认为是“给共产党洗地”？ 近年来，徐宗懋在两岸问题和国际局势上的公开发言，高度契合北京的官方叙事。导致他被批评者认为是在“洗地”的原因主要有： * 赞美大陆发展：他极度推崇中国大陆近年来的经济、基建、科技和军事实力的崛起，认为这是近代中国洗刷百年国耻、实现“民族复兴”的体现。 * 批评台湾与西方：他经常严厉批评台湾的民进党政府“数典忘祖”、依附美日；同时也强烈批评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的围堵和双重标准。 * 对中共历史的宽容：由于他将“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置于最高位置，他往往从宏观的历史结果来肯定中共建政以来的成就，而对其统治时期的人权争议或历史错误予以淡化或辩护。 4. 不同的视角 * 在批评者（特别是台湾泛绿阵营或海外反共人士）眼中：他从一个六四枪击案的受害者，变成了中共政权的辩护者。批评者认为他无视了体制问题和人权状况，是在为中共“洗地”、“大外宣”甚至被称为“红统”。 * 在支持者（特别是两岸统派、中国民族主义者）眼中：他是一个有良知的、脱离了西方和台湾本土洗脑视角的“爱国者”。支持者认为他通过详实的历史照片还原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血泪史，并且能够客观、宏观地看待大陆的崛起。 总结 徐宗懋目前的言论和立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中国大陆（及中共主导下的体制）辩护和赞美。但他本人的出发点更多是出于传统的“大中华民族主义”和对“国家富强”的渴望，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共产主义信仰。由于他的立场与反共、支持台湾独立或偏向西方的价值观完全冲突，因此被反对者贴上“洗地”的标签，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厚辰对六四好像也不太熟悉，这事就没有他节目里念叨了好几次的「反革命动乱」这一说，按照中共当时的定性。学生上街后的前一个多月是「动乱」，开枪前几天是「反革命暴乱」，杀人的理由是「极少数人制造的动乱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