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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媒体及民间噤声 六四记忆遭封】 六四事件37周年前夕，香港社会再度进入沉默状态。过去30多年，维多利亚公园曾是全球华人社会纪念六四的主要场地。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维园烛光晚会消失，支联会解散，组织者被控，香港媒体对六四纪念的报道消失殆尽。民间公开悼念空间减少，传媒相关报道趋于谨慎，六四在香港由公开纪念活动转为高风险政治议题。 2021年，支联会在港版国安法压力下解散，多名核心成员被捕或遭起诉。路透社1月21日报道，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及前副主席邹幸彤在香港高等法院面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审讯。香港律政司将支联会长期提出的政治诉求纳入控罪，该案也被外界视为香港处理六四记忆的重要案件。 图为2019年香港民众最后一次被允许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纪念六四。 (Reuters)

【六四37周年前夕 台湾声援香港民主人士】 【要求释放因纪念六四被控煽颠罪的李卓人 邹幸彤】 在 #六四37# 周年前夕，台湾的公民团体在街头以行动剧声援香港支联会前正副主席 #李卓人# 与 #邹幸彤。他们因纪念# #六四、倡议平反# #八九民运# 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已经被关押四年八个月。案件一直到今年1月22日才正式开审，预计七月可能会有裁决。 邹幸彤并且透过公民组织发出狱中绝食信，表示今年六四37周年，将继续在狱中绝食37⼩时。

一个观点 周星驰 这一生，都在传播童年贫穷留给他的创伤，没有治愈，只是传播。 周星驰：从喜剧之王，到一座孤岛 1980—1988：没有人托举他的年代 1982年，周星驰拉着梁朝伟一起报考TVB艺员训练班。 梁朝伟考上了，周星驰落榜，最后靠人说情，才进了夜间训练班。 毕业以后，梁朝伟很快成为“无线五虎”，周星驰却被分去主持儿童节目《430穿梭机》，一做就是将近五年。 那几年，他一直在等一个真正的角色。 跑龙套时，他在《射雕英雄传》里演一个宋兵，出场没多久，就要被梅超风一掌打死。 他问导演：能不能先用手挡一下，再死？ 导演直接拒绝。 一个龙套，按照要求死就行了，哪来那么多想法。 十几年后，周星驰把这段经历原样放进《喜剧之王》。 那时候的他，没人听他说话，也没有资格决定自己怎么死。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理解周星驰的一个关键。 他太知道被人轻视是什么感觉。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拥有了决定权，他就再也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任何人。 1988—1990：李修贤，第一个托住他的人 1988年，李修贤选中周星驰，出演《霹雳先锋》。 周星驰凭这个配角，拿下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被电影圈看见。 随后，他签进李修贤的万能影业。 李修贤给了他进入电影圈的机会，也给了他最早的一纸合约。 问题是，这份合约签在周星驰成名之前。 1990年，《赌圣》上映，票房超过4100万港币，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周星驰一夜之间，从儿童节目主持人，变成整个香港最值钱的男演员。 但他的合约，还是那个不值钱时签下的低价约。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李修贤按照旧合约，把周星驰外借给其他片商。 片商支付的是巨星价格。 周星驰拿到的，却还是合约里的固定收入。 中间的差价，归公司。 站在李修贤的角度，当初是自己承担风险，签下一个没人要的儿童节目主持人。现在演员走红，公司按照合同赚钱，天经地义。 站在周星驰的角度，观众买票，是因为周星驰。 既然市场已经用票房证明了他的价值，为什么还要按照过去的低价，把大部分利益交给公司？ 这也是周星驰此后几十年反复出现的矛盾： 别人认为，自己给过他机会，承担过风险，因此有资格分享成功。 周星驰则认为，成功发生之后，过去的投入都已经不重要了。 真正让项目赚钱的人，是他。 约满以后，周星驰离开。 恩师变成仇人。 李修贤此后二十多年，多次公开批评周星驰忘恩负义。 两人再无合作。 周星驰第一次证明了，只要自己足够值钱，就可以摆脱旧的利益关系。 他也从这次经历里学会了一件事： 不能让别人控制自己的合约， 不能让别人借自己的名字赚钱， 钱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1990—1995：永盛给了他最好的时代，他却不愿意永远给别人打工 离开李修贤以后，周星驰进入向华强、向华胜兄弟的永盛体系。 永盛接住了周星驰最值钱的几年。 《赌侠》《整蛊专家》《逃学威龙》《鹿鼎记》《武状元苏乞儿》，一部接着一部。 1992年，香港年度票房前五名，全部是周星驰主演： 《审死官》《家有喜事》《鹿鼎记》《鹿鼎记2》《武状元苏乞儿》。 这一年，被称为“周星驰年”。 但票房越高，周星驰越难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演员。 投资方认为，电影是一个完整系统，公司出钱，找导演，组织剧组，安排发行，承担亏损风险。 周星驰只是其中最重要的演员。 周星驰却越来越认定： 导演可以换，编剧可以换，投资人也可以换。 真正不能换的，只有周星驰。 既然观众买的是“周星驰”三个字， 他就不愿意只拿演员片酬。 他要改剧本，要决定表演，要控制镜头，要参与分账。 还要决定最终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 问题很快从投资方蔓延到导演。 杜琪峰执导《审死官》，拿下1992年香港票房冠军。 第二年，两人又合作《济公》，结果《济公》票房和口碑都不理想，片场也不断发生冲突。 杜琪峰后来公开表示，不会再和周星驰合作。 王晶与周星驰合作过十余部电影，最后同样分道扬镳。 王晶后来在访谈中反复表达过类似的判断： 周星驰的才华是真的，难相处，也是真的。 所谓难相处，并不只是脾气不好。 更核心的问题是，周星驰很难承认一部成功的电影，是由很多人共同创造的。 电影不好，他会认为是导演、编剧、演员没有执行好。 电影成功，他又会认为，是自己把所有人的能力组织了起来。 最后的功劳，仍然应该归他。 1994年，周星驰成立彩星公司。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拍，由刘镇伟执导的《大话西游》。 上下两部电影，在当年票房惨败，彩星公司随之倒闭。 这是周星驰第一次自己当老板。 也是他第一次发现，拥有全部控制权，不等于一定成功。 几年以后，《大话西游》通过盗版VCD和内地高校传播，逐渐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但后来的封神，救不了当年的公司。 与永盛续约谈崩以后，双方彻底分开。 1996年，周星驰重新成立星辉公司，首部作品是《食神》。从此以后，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高片酬演员。 他要做老板，要掌握公司，掌握版权，掌握电影， 也掌握最后的利益分配。 多年以后，向太陈岚在《美人鱼》上映前夕连续发表长文，公开炮轰周星驰。“没有向家，就没有周星驰”的说法，也由此反复被提起。向太认为，他们给了周星驰最重要的平台。 周星驰不这样看，在他的逻辑里，永盛不是成就了他，是他用自己的票房，成就了永盛。 这也是他后来所有合作关系的底层逻辑： 别人给他的机会，他会记得一段时间，但只要项目成功，他就会迅速认定，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是自己。 2001：林小明承担了风险，周星驰却不愿意继续分收益 香港电影进入低潮以后，周星驰筹备《少林足球》。 “功夫加足球”，再加上大量特效，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稳妥项目。成本高，风险大，题材也怪。 寰宇老板林小明愿意投资，相当于在周星驰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押了一次重注。结果，《少林足球》以6073万港币，再次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影片横扫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七项大奖。 周星驰一人拿下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 黄一飞凭借“大师兄”一角，拿下最佳男配角。 电影拍摄时，为了完成被酒瓶砸头的镜头，黄一飞据称被真酒瓶砸了几十次。 这也是周星驰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 为了最后的效果，他可以让演员不断重来。 因为在他看来，作品最重要。 至于演员付出了多少、剧组承受了多少，都是完成作品必须支付的成本。 《少林足球》大卖以后，真正的矛盾才开始。 电影不只有院线票房，还有海外版权、录像带、DVD、电视播放、游戏、动画和其他衍生价值。 林小明认为，自己承担了前期投资风险，当然应该继续分享电影成功后的长期收益。 周星驰却认为，《少林足球》之所以能成功，核心是自己的创意、导演、表演和名字。 钱虽然是林小明出的，但真正把钱变成价值的人，是周星驰。 于是双方围绕海外版权和收益分配发生争议，最终对簿公堂。林小明公开表示，不会再有下一次合作。 这件事最能说明周星驰所谓“吃独食”的本质。 他不是简单地喜欢钱，而是始终认为，别人对项目的贡献，都可以计算成成本。 投资人出了钱，应该获得有限回报， 演员出了力，应该获得片酬， 编剧写了剧本，应该获得稿费， 武术指导设计动作，应该获得服务费。 但电影真正长期产生的价值，包括版权、IP、衍生开发和品牌溢价，最终应该属于他。 因为他认为，离开周星驰，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 这种逻辑对他自己当然有利， 但对合作方来说，等于他们陪他承担最危险的第一程。 项目一旦成功，后面的利益，他就不想再分了。 《少林足球》也是吴孟达与周星驰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 当时没人知道，这会是最后一部。 2004：《功夫》登上巅峰，出钱的人、出力的人，最后都没有留下 《少林足球》之后，周星驰找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哥伦比亚参与投资和海外发行，让《功夫》获得了当时华语电影中罕见的制作规模。 动作导演最初是洪金宝，洪金宝带着自己的武术团队进入剧组，拍摄几个月后，洪金宝离开。官方说法，是档期和健康问题。 流传更广的版本是，周星驰不断推翻已经设计好的动作，反复要求修改，洪金宝和武术团队无法忍受这种工作方式。洪金宝后来公开说过，不会再与周星驰合作。 袁和平随后接手。 周星驰请洪金宝，是因为需要洪金宝的能力。 但他又不可能真正把动作部分交给洪金宝决定。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所有人都可以是专家。 但最后的专家，只能是周星驰。 别人可以提供方案，周星驰负责推翻。 别人可以完成执行，周星驰负责判断。 一旦电影成功，观众记住的也不会是洪金宝、袁和平或者动作团队。 只会记住周星驰的《功夫》，这就是他的强大之处。 也是所有合作关系最危险的地方。 《功夫》最终在香港拿下6100多万港币，第三次刷新周星驰自己的票房纪录。 全球票房约一亿美元，并拿下金像奖、金马奖双料最佳影片。但电影成功以后，哥伦比亚与周星驰的后续合作也没有真正延续。 《功夫2》喊了很多年，始终没有正式开拍。 一个理论上只要启动就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续集，被一拖再拖。 原因当然不只有分账，但分账、版权和控制权，一直是绕不开的问题。 别人愿意出钱，是为了分享成功。 周星驰需要别人出钱，却不愿意在成功以后，长期分享最值钱的部分。 吴孟达原本在《功夫》中有角色。 因为SARS导致拍摄延期，他已经接了其他工作，最终错过。 此后，两人再也没有等到档期真正对上的一天。 吴孟达生前反复澄清，两人没有不和。 他还说过：他没退休，我没死，就还有机会。 2021年2月27日，吴孟达因肝癌去世。 周星驰亲自前往灵堂，机会没有了。 同一时期，周星驰原来的创作班底也在不断散场。 刘镇伟、李力持、谷德昭、曾谨昌，这些曾经与他共同署名剧本、导演和创作的名字，从2000年代开始，陆续从周星驰电影的片头字幕里消失。 罗家英、苑琼丹、黄一飞，各自离开，各自谋生。 长期留在星辉，至今仍公开替周星驰说话的，只剩田启文等极少数人。 这些人为什么走，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件事。 有人是创作分歧， 有人是利益矛盾， 有人只是各自发展。 但所有人加在一起，呈现出的结果很清楚： 周星驰越来越成功， 周星驰电影里的老面孔，却越来越少， 因为在周星驰的体系里，任何人都可以被替换。 只有周星驰本人不能被替换。 编剧、演员和签约艺人：钱不多，他也不愿意多给 周星驰对大资本的分账敏感， 对小合作方的钱，同样敏感。 按照流传的说法，编剧司徒卓汉曾经向周星驰报出十五万港币稿酬，周星驰只愿意支付十万。 十五万和十万，对一部商业电影而言，根本不是决定性成本。 但周星驰仍然要压价。 因为在他的创作逻辑里，编剧写出的只是初稿。 真正决定笑点、表演、节奏和最终成片的人，还是他。 既然剧本最后还要由他修改，编剧就不值那么多钱。 梁小龙出演《功夫》里的火云邪神后，一度签进周星驰旗下公司。 梁小龙后来公开表示，签约之后，很多演出工作依然需要自己寻找，公司却仍要从收入中抽佣。 从公司的角度，签约艺人、管理经纪事务，抽佣是行业惯例。 从梁小龙的角度，公司没有提供足够资源，工作是自己找的，却还要拿走三成。 这也是周星驰利益逻辑的另一面： 别人的钱，他会计算得非常清楚。 自己的责任，却未必按照同样严格的比例计算。 项目需要艺人时，艺人是公司资产。 艺人需要资源时，公司却未必能真正托住他。 吴孟达、梁小龙、黄一飞、罗家英、苑琼丹，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周星驰电影最被观众记住的世界。 但在商业结构里，他们大多只是演员。 拿片酬，完成角色。 电影之后几十年持续产生的品牌价值，最终仍然归属于“周星驰电影”。 周星驰保留了最大的长期价值， 其他人拿走的是一次性收入。 这当然符合很多电影项目的商业规则。 但当一个创作者长期把所有合作都处理成一次性交易，最后得到的也只能是一批又一批一次性合作的人。 2008—2015：退出主演以后，他开始直接与资本争钱 《长江7号》于2008年上映，这是周星驰最后一部主演的电影。此后，他逐渐退到幕后。 2013年，《西游降魔篇》上映，票房12.46亿元，成为年度华语片冠军。 电影成功以后，周星驰旗下崴盈投资依据一份“票房超过5亿元后阶梯分红”的补充协议，向华谊追讨8610万元。 周星驰方面认为，王中磊曾经答应，电影票房达到相应规模后，给予额外收益。 华谊则认为，相关协议没有正式签署，也没有经过上市公司的有效决策程序，因此不能生效。 双方最终进入诉讼。 2014年至2015年，两审结果，周星驰方面均败诉。 这件事的重点，不只是8610万元到底该不该给。 而是《西游降魔篇》已经取得了空前成功。 正常情况下，一次成功合作，应该成为下一次合作的基础。 到了周星驰这里，却再次变成分钱时的决裂。 华谊承担了投资和发行风险，电影大卖以后，周星驰认为，原来的收益还不够。 因为票房超过预期，自己的价值也应该重新计算。 问题在于，资本的逻辑是： 亏损时，按照合同承担。 盈利时，也按照合同分配。 不能电影亏了，投资人认账。 电影赚了，核心创作者又要求重新谈价。 周星驰的逻辑则是： 合同签署时，没人知道电影会这么成功。 既然成功主要来自我的创作和品牌，原来的分配方式就低估了我的价值。 两套逻辑，都能自圆其说。 但对于合作关系而言，结果只有一个： 项目越成功，双方越容易翻脸。 后来，周星驰与徐克合作《西游伏妖篇》，阿里影业等公司参与投资。 电影票房达到16.5亿元，但口碑平平。 周星驰与阿里影业也没有由此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资本换了一家又一家，矛盾却总是相似。 因为周星驰需要的，不是普通投资人。 他需要的是愿意出钱，却不干涉创作；承担风险，却不过多分享收益；项目出现问题时负责兜底，项目成功以后又接受周星驰拿走最大价值的人。 （凯子？？？） 2016：《美人鱼》赚到顶峰，他又想把下一轮利益留给自己 2016年，《美人鱼》上映 影片获得18亿元保底发行，最终票房达到33.9亿元。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突破30亿元的电影。 纪录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战狼2》。 《美人鱼》的成功，再次证明周星驰的名字拥有巨大的市场价值。 也再次放大了他与合作方之间最根本的矛盾。 资本认为，自己承担了保底、投资、宣传、发行和市场风险，因此应该分享项目成功。 周星驰则会认为： 电影能卖到33.9亿元，归根结底，是因为观众相信周星驰。 光线等合作方在第一部中参与投资和发行。 到了《美人鱼2》，原来的合作结构没有延续。 第一部成功以后，周星驰认为合作方分走的利益太多。 于是第二部不再按照原来的结构合作，而是重新组织资金和制作，希望把更多版权、控制权和收益留在自己的体系中。 第一部风险最大时，大家一起承担。 等IP已经被验证，续集理论上更容易赚钱，原来的合作方却被换掉。 从周星驰的角度，他是在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价值。 从合作方的角度，这等于陪他走过最危险的一程，等到真正可以稳定赚钱时，却被踢出了牌桌。 同期，新文化传媒以13.26亿元，收购周星驰旗下PDAL公司51%的股权。 周星驰签下对赌协议： 数年内，公司净利润合计超过10亿元。 如果没有完成，他需要自掏腰包补足。 周星驰拿到了巨额资金，也把未来作品变成了必须完成的业绩。 对赌从资金，变成枷锁。 《西游伏妖篇》票房16.5亿元，口碑一般。 《新喜剧之王》于2019年上映，票房6.24亿元，被不少观众视为赶工交差。 业绩仍然没有达到预期。 过去，周星驰总想把更多利益留给自己。 到了对赌阶段，他终于拿到了更完整的资本收益。 代价是，资本也用最直接的方式，把利润指标压在了他身上。 《美人鱼2》：想把更多东西抓在自己手里，最后所有人的钱都被困住了 《美人鱼2》于2018年3月在深圳低调开机。 此后，项目陷入漫长的后期。 初始成本据称约4亿元，因为多次补拍、特效重制和利息累积，据称总成本已经超过7亿元。回本线也被推高到24亿元左右。 投资人刘央曾公开抱怨，自己投入巨大，项目多年没有上映，资金长期被压，直言被“拖惨了”。 片中两名男艺人先后成为劣迹艺人，相关戏份需要删除、替换。还传出过AI换脸、重新配音等处理方式。 2021年，影片在深圳进行大规模补拍。 2022年，又因疫情等原因重拍部分场景。 此后，补拍和后期调整反复传出。 豆瓣页面上的上映日期，一度写到“2028，未定”。 这部电影最讽刺的地方在于： 周星驰一直希望减少别人对项目的分配，增加自己对投资、版权、制作和收益的控制。 但当原来的合作结构被拆掉，更多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后，他并没有证明，自己能够稳定地管理一部如此庞大的商业项目。 项目规模越大，越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审美和意志运行。 周星驰想少分一点给别人。 最后却可能让所有人都分不到。 这就是“吃独食”走到极端后的结果： 不是一个人赚得更多。 而是一桌饭放到发霉，谁也吃不上。 前女友于文凤：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在法庭上算账 于文凤曾经是周星驰交往时间最长的女友之一，也长期参与他的投资和资产管理。 两人分手多年以后，于文凤起诉周星驰，追讨约7000万港币的投资分红。 于文凤方面认为，双方曾经存在收益分配约定。 周星驰方面则认为，相关承诺并不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义务。 2021年，法院判周星驰胜诉。法律上，周星驰赢了。 但这件事仍然延续了他人生中最熟悉的结局： 关系开始时，双方谈感情、信任和共同利益。 关系结束时，双方拿出合同、承诺和分账比例，在法庭上计算每一分钱。 朋友如此。投资人如此。合作公司如此。 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是如此。 短剧与旧IP：团队散了以后，只剩“周星驰”这个名字还能反复变现 《新喜剧之王》以后，周星驰多年没有正式上映新的导演长片。他开始进入短剧领域。 《金猪玉叶》《大话大话西游》等项目，都把“周星驰”放在宣传的中心。 由周星驰发起， 周星驰监制， 周星驰把关， 周星驰作品。 但周星驰本人不出演。 过去那些编剧、导演、配角和创作班底，也基本不在。 剩下的是一批新人，按照所谓“周星驰式喜剧”进行表演。 结果并不理想。 因为周星驰电影最不可复制的部分，从来不是几个桥段，也不是几句台词。而是周星驰本人，加上一整套长期磨合出来的创作共同体。 现在，他保留了“周星驰”这个最值钱的品牌。 却失去了共同创造这个品牌的人。 于是，他只能继续使用过去的IP。 《大话西游》 《喜剧之王》 《少林足球》 这些作品的价值，被一遍又一遍重新调用。 当年共同创作的人散了。 作品留下的长期品牌价值，却被集中到周星驰一个人的名字下面。 2026年7月11日：《功夫女足》，又一次把旧情怀端上桌 2026年7月11日，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 这是他时隔七年推出的新导演电影。 也是《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后的精神续作。 周星驰本人没有正面出镜，只在片尾彩蛋中留下一个背影。 影片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并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映日场次纪录。 还是足球，还是功夫，还是小人物，还是逆袭， 还是在调用《少林足球》的记忆。 但当年真正共同创造《少林足球》的人，已经不在了。 林小明不在。吴孟达不在。 原来的演员、编剧、武术团队和香港电影工业环境，也不在。 周星驰保留了最核心的IP。 也保留了最终的控制权。 但IP并不是一个人的回忆。 《少林足球》之所以成为《少林足球》，不只是因为周星驰。 周星驰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最不可替代的人。 这当然没错。 但他进一步认为，既然自己不可替代，其他人的贡献就可以被低估，可以被压价，可以被替换，可以在成功以后少分一点。 这才是他几十年合作关系不断断裂的根源。 从喜剧之王，到孤岛之王， 周星驰不是被某一个人封杀。 也没有一份真正存在的“全行业封杀令”。 周星驰始终认为，成功主要属于自己。 只有周星驰的名字、创意和判断，才是项目真正的价值。 他总觉得别人拿多了 投资人拿多了， 公司拿多了， 编剧拿多了， 演员拿多了， 经纪关系里的艺人，也拿多了。 只要项目成功，他就想把更多版权、更多利润、更多控制权，重新收回自己手里。 开始的时候，这种做法让他摆脱了低价合约。 后来，让他摆脱了电影公司。 再后来，让他摆脱了投资方、导演、编剧和老演员。 他越来越自由， 也越来越孤立。 他拿回了版权， 拿回了公司， 拿回了创作权， 拿回了最终剪辑和项目主导权。 也一次次试图拿回更多分账。 最后，他终于成为整套系统里最不可替代的人， 但代价是，那套系统本身已经没有了。 情怀当然还可以卖出第一张票。 “周星驰”三个字，也仍然足以让无数观众走进电影院。 只是电影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就能完成的东西。 PS: 周星驰真的充分说明了人性的复杂，以及人类样本的多样性。

"禁团令"难挡台北 旅展赴陆咨询热 大陆是台湾旅客离 台旅行的重要目的地， 但台当局阻止台湾旅 行社组团赴陆的"禁团 令"一直未解。近日 "TTE台北国际观光 博览会"举行，岛内业 者宣传赴陆文化参访 团的揽客广告遭撤， 持续在岛内引发不满。 据台湾《旺报》23 日报道，岛内大型旅 展"TTE台北国际观光 博览会"22日至25日 举行，旅展正式开幕 前，岛内旅行业者已 在展位张贴广告宣传 "大陆文化参访团"。其 宣传的大陆旅游地点 相当多元，包括江西、 山东、重庆等，参访 时间为今年7月至12 月，行程天数约5天至 8天，价格在2万多元 至4万多元新台币不等， 还提供第二人优惠。有 宣传广告上特别标注， "禁团令未开前，若有 整团考察文化交流， 参考此行程的内容及 售价推荐"。更有业者 提醒，"因需配合岛内 相关政策，公告日期 采预约模式，待相关单 位解除禁团令，就能正 式开团出发"。 2020年年初，民进党 当局发布"禁团令"， 禁止岛内旅行社组团 赴大陆旅游，也阻碍 大陆人士赴台。 据台媒报道，台北旅 展近日开幕后，相关 展位宣传赴陆文化参 访团的图文已被台 "观光署"撤下。台 "交通部长"陈世凯还 声称，希望岛内业者都 遵照台当局规定。 但"禁团令"难挡岛内 民众的赴陆旅游咨询 热情，台媒观察到，旅 展上赴陆相关信息很 受关注。在海峡两岸旅 游交流协会摊位，民众 可免费获得大陆各地的 旅游信息，更提供代办 台胞证等服务，大陆航 司中国国航、春秋航空、 南方航空、厦门航空等 向民众介绍大陆旅游新 趋势，吸引许多民众驻 足询问。 相关统计显示，2025年 台湾居民来大陆489.18 万人次，同比增加86.88 万人次，增长21.6%。台 媒称，大陆是台湾旅客 的重要旅游目的地，岛 内旅行业者表示，根据 实际的市场情况，岛内 有明显的赴陆旅游需求。 中华两岸旅行协会理事 长许晋睿表示，近年来， 大陆成为台湾人离台旅 行人数第二多的目的地， 显示岛内消费者在有台 当局"禁团令"的情况 下，仍将大陆视为重要 目的地，呼吁台当局让 相关业者为岛内消费者 提供更周全的服务，一 起把市场做好，而非想 办法增加阻碍。同时， 许晋睿也呼吁台当局更 多开放直航。 台湾优质旅游发展协会 理事长李奇岳直言，台 当局的"禁团令"实施至 今，台湾赴陆旅行人数 却屡创新高，证明"禁团 令"已徒具形式。另有两 岸资深旅行业者痛批，民 进党当局为何不开大门 走大路，直接解除"禁团 令"。目前大陆希望开放 新航点，台当局却声称 "没需求"，其歪理邪说 也是基于"禁团令"的存 在，"但应回归市场，由 航空公司自行评估"。该 业者直言，此举对台湾民 生与经济没好处，"一点 建树都没有，只会搞破 坏，该转弯了"。 台湾三三企业交流会理 事长林伯丰日前建议， 民进党当局应务实修补 两岸关系，包括恢复海 基会与海协会互动，恢 复及增加两岸直航航点 及航班，松绑赴大陆旅 游的"禁团令"，欢迎大 陆企业等来台，支持产 业、学术及青年互动， 增加两岸交流活动，鼓 励岛内工商团体、产业 公协会、智库等民间团 体持续与大陆民间团体 进行交流。 台湾《中国时报》称， 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 两岸关系降温，2020年 新冠疫情暴发，民进党 当局宣布暂停陆客来台， 并发布旅游"禁团令"， 不允许旅行团赴陆，禁 令颁布转眼已超6年。文 章提及，台"行政院长" 卓荣泰日前辩称，"仍盼 两岸之间进行健康有序 交流……例如开放观光议 题，我方曾主动去函要求 答复，但至今未获对方正 式回应。"但经常往返两 岸的旅游业者直言台当局 "说一套做一套"，这几年， 他们不知跑了台当局相关 单位多少遍，但台当局"说 不开放就不开"。 台湾《联合报》称，台湾 人赴陆旅游人数一再攀升， 可见"禁团令"早就名存 实亡。文章说，两岸同根 同源，大陆长期以来就是 岛内民众旅行的热门目的 地，民进党当局通过政治 政策阻碍两岸往来，但事 实上岛内相关需求依旧强 劲，"面对政策与市场脱节 的现实，赖当局还能头埋 在沙堆里多久？"

被控涉嫌“不正当竞争”，开屏广告跳过 App“李跳跳”将无限期停更 8 月 24 日消息，今日清晨，“大小姐李跳跳”公众号发文称，用于安卓手机跳过各大 App 开屏广告的“李跳跳”将无限期停止更新。

安卓跳过启动广告工具大圣净化/叮小跳均收到腾讯律师函后停止运营 基于安卓辅助权限和 Xposed 模块的跳过应用启动广告和拦截页面广告应用大圣净化目前收到腾讯的律师函。本月初，与李跳跳、大圣净化类似的安卓平台跳过应用启动广告叮小跳也同样收到腾讯律师函要求停止运营

李鸿章判断：中国将成为世界制造基地 1889年1月，有美国记者采访李鸿章，谈起了关于在清国修铁路，当时朝廷还没有批准修铁路。 李有一番很乐观的表态： “半个世纪后，清朝会被一个巨大的铁路网覆盖，丰富的矿藏资源将会被开发。许多地方会出现轧机和火炉，会成为世界市场的制造基地。” 虽然时间点上偏乐观，而且大清很快就没了，但李中堂非但有愿景，而且很有现代经济学素养。 他随后从商品流通、市场竞争、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进一步阐发，认为清朝若成为世界制造基地，将导致与欧美的激烈竞争： “在我看来，这是威胁你们国家以及欧洲劳动者的最严重问题。清朝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技能和才干，工作勤勉，生活成本比你们国家的人更低。当我们国家开放铁路，把注意力转向世界市场时，我们提供的产品会比你们的更好、更廉价。这些将是你们国家所要面临的问题。” 然后这位记者的回答也很坦率和有预见：“是的，大人。但是我们会建起一道保护屏障，阻止你们的产品进入。”

斯坦福AASF 2026，三天塞进了半个诺贝尔奖名单 1/一个会场，三天时间。 5位诺贝尔奖得主、1位菲尔兹奖得主、李飞飞、Google首席科学家Jeff Dean，全部到场⚡️ 这种密度，你上一次在一场大会上见到是什么时候？

群里聊到一个话题 就是怎么样才能把事情做出来 ​ ​以我为例 我简单讲一下，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启发 ​ ​李一舟以前讲过一句话，在自媒体领域能够成功的无非以下三种人 ​ ​一无所有的底层穷人 ​ ​突然失业的中年白领 创业失败的公司高管 这几类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走投无路… 2024 年我开始做X的时候真的是有点走投无路，上司暗示我年底会把我裁掉，工作也找不到，老婆也怀着二宝… 当时简直糟透了 最后我不得不把所有的时间拿去做X，那时候也没什么钱赚，偶尔也接一点点广告，但唯一的正反馈就是那个粉丝在涨 我家人也很不理解啊，基本上天天吵架，他觉得我把大量的时间放在一件无意义的事情 直到今年，她才第一次跟我说，他开始慢慢理解我所做的事情了 到现在，我并没有获得所谓的成功，也是在寻找一些出路，只是现在获得的收益让我比较从容罢了 回到开头提的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把事情做出来 ​ ​如果想做一件事情的话，可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高度的专注，再就是有一个退无可退的理由

这个标的crox是洞洞鞋 跟着李录建仓的 80到130，逻辑极为清晰 估值计算极为准确，确定性非常高 而在市场的角落里，几乎没有任何人谈起过crox 整个过程，似乎像小学数学加减乘除那样确定 这张票，教会了我不去凑热闹，也有好机会 另外，美国银行 4月初至今翻倍 没啥大回撤的翻倍 市场有人说过吗？没有 注意力全在半导体凑热闹 可加息=银行息差增加，只要仔细想一下就知道短期利好+极低估值 为什么抓不住呢？ 当我们在聚会时，聊到的标的， 大多是拥挤交易的产物 情绪fomo的产物 比如这一个月的海力士 独立思考还是价值大得多 在美股的确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