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充电头这条赛道,是真的卷无可卷了。
各种45W、65W、100W 的氮化镓,琳琅满目,充电协议一个不落地堆满,PD、PPS、QC、SCP,恨不得把所有标准都焊进去;体积也一代比一代小,纹波也压得漂亮。
价格也被打下来了,早两年一个 60W都要一百大几, 现在 100W 都能杀到七十块出头,大家就是贴着 BOM 打。
我随手买了个倍思 100W,mini 头,纯粹当备用,扔包里那种。
结果到手一摸,把我干沉默了。
外壳严丝合缝,磨砂手感细腻,折叠插脚一开一合都是阻尼感,重量均匀刚好压手,给我一种 七十块价格,三百块手感的体验。
国内的各行各业,真是太卷了
还是得像anker 学习,卷出去,出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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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东来这企业价值观 ,还好只是开个超市
要是干其他的 ,简直不敢想...
我之前一直诧异,为什么《功夫2》迟迟没有出现。
搁前几年,中国电影市场最热的时候,只要周星驰愿意亲自下场,原班底哪怕回来一半,《功夫2》都有冲击五十亿票房的可能。
IP & 情怀,这几乎是一块摆在桌面上的金矿。
后来了解了周星驰与哥伦比亚、洪金宝,以及历任投资方之间的资本纠葛,才理解:
《功夫2》缺的不是观众,也不是钱,
缺的是一群仍然愿意把钱、能力和信任交给周星驰的人。
电影是一个高度依赖协作的产业,
但当一个人始终认为,电影成功主要是自己的功劳,投资方只是出钱,编剧只是提供原料,演员只是执行想法,武术团队只是完成指令,那么每一次合作,最后都会走到同一个问题:
这块蛋糕,凭什么要分给你这么多?
蛋糕还没有开始做,所有人想的已经不是怎么把它做大,而是怎么防止别人多拿一块。
所有人都知道它值钱,所有人也都知道它很可能赚钱,却没有人能够把这些利益、能力和关系重新组织起来
这样的项目,即使勉强启动,也不可能尽如人意。
《功夫2》没有上映,可能并不是一个遗憾,
而是我们一代人情怀和记忆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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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观点
周星驰 这一生,都在传播童年贫穷留给他的创伤,没有治愈,只是传播。
周星驰:从喜剧之王,到一座孤岛
1980—1988:没有人托举他的年代
1982年,周星驰拉着梁朝伟一起报考TVB艺员训练班。
梁朝伟考上了,周星驰落榜,最后靠人说情,才进了夜间训练班。
毕业以后,梁朝伟很快成为“无线五虎”,周星驰却被分去主持儿童节目《430穿梭机》,一做就是将近五年。
那几年,他一直在等一个真正的角色。
跑龙套时,他在《射雕英雄传》里演一个宋兵,出场没多久,就要被梅超风一掌打死。
他问导演:能不能先用手挡一下,再死?
导演直接拒绝。
一个龙套,按照要求死就行了,哪来那么多想法。
十几年后,周星驰把这段经历原样放进《喜剧之王》。
那时候的他,没人听他说话,也没有资格决定自己怎么死。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理解周星驰的一个关键。
他太知道被人轻视是什么感觉。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拥有了决定权,他就再也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任何人。
1988—1990:李修贤,第一个托住他的人
1988年,李修贤选中周星驰,出演《霹雳先锋》。
周星驰凭这个配角,拿下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被电影圈看见。
随后,他签进李修贤的万能影业。
李修贤给了他进入电影圈的机会,也给了他最早的一纸合约。
问题是,这份合约签在周星驰成名之前。
1990年,《赌圣》上映,票房超过4100万港币,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周星驰一夜之间,从儿童节目主持人,变成整个香港最值钱的男演员。
但他的合约,还是那个不值钱时签下的低价约。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李修贤按照旧合约,把周星驰外借给其他片商。
片商支付的是巨星价格。
周星驰拿到的,却还是合约里的固定收入。
中间的差价,归公司。
站在李修贤的角度,当初是自己承担风险,签下一个没人要的儿童节目主持人。现在演员走红,公司按照合同赚钱,天经地义。
站在周星驰的角度,观众买票,是因为周星驰。
既然市场已经用票房证明了他的价值,为什么还要按照过去的低价,把大部分利益交给公司?
这也是周星驰此后几十年反复出现的矛盾:
别人认为,自己给过他机会,承担过风险,因此有资格分享成功。
周星驰则认为,成功发生之后,过去的投入都已经不重要了。
真正让项目赚钱的人,是他。
约满以后,周星驰离开。
恩师变成仇人。
李修贤此后二十多年,多次公开批评周星驰忘恩负义。
两人再无合作。
周星驰第一次证明了,只要自己足够值钱,就可以摆脱旧的利益关系。
他也从这次经历里学会了一件事:
不能让别人控制自己的合约,
不能让别人借自己的名字赚钱,
钱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1990—1995:永盛给了他最好的时代,他却不愿意永远给别人打工
离开李修贤以后,周星驰进入向华强、向华胜兄弟的永盛体系。
永盛接住了周星驰最值钱的几年。
《赌侠》《整蛊专家》《逃学威龙》《鹿鼎记》《武状元苏乞儿》,一部接着一部。
1992年,香港年度票房前五名,全部是周星驰主演:
《审死官》《家有喜事》《鹿鼎记》《鹿鼎记2》《武状元苏乞儿》。
这一年,被称为“周星驰年”。
但票房越高,周星驰越难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演员。
投资方认为,电影是一个完整系统,公司出钱,找导演,组织剧组,安排发行,承担亏损风险。
周星驰只是其中最重要的演员。
周星驰却越来越认定:
导演可以换,编剧可以换,投资人也可以换。
真正不能换的,只有周星驰。
既然观众买的是“周星驰”三个字,
他就不愿意只拿演员片酬。
他要改剧本,要决定表演,要控制镜头,要参与分账。
还要决定最终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
问题很快从投资方蔓延到导演。
杜琪峰执导《审死官》,拿下1992年香港票房冠军。
第二年,两人又合作《济公》,结果《济公》票房和口碑都不理想,片场也不断发生冲突。
杜琪峰后来公开表示,不会再和周星驰合作。
王晶与周星驰合作过十余部电影,最后同样分道扬镳。
王晶后来在访谈中反复表达过类似的判断:
周星驰的才华是真的,难相处,也是真的。
所谓难相处,并不只是脾气不好。
更核心的问题是,周星驰很难承认一部成功的电影,是由很多人共同创造的。
电影不好,他会认为是导演、编剧、演员没有执行好。
电影成功,他又会认为,是自己把所有人的能力组织了起来。
最后的功劳,仍然应该归他。
1994年,周星驰成立彩星公司。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拍,由刘镇伟执导的《大话西游》。
上下两部电影,在当年票房惨败,彩星公司随之倒闭。
这是周星驰第一次自己当老板。
也是他第一次发现,拥有全部控制权,不等于一定成功。
几年以后,《大话西游》通过盗版VCD和内地高校传播,逐渐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但后来的封神,救不了当年的公司。
与永盛续约谈崩以后,双方彻底分开。
1996年,周星驰重新成立星辉公司,首部作品是《食神》。从此以后,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高片酬演员。
他要做老板,要掌握公司,掌握版权,掌握电影,
也掌握最后的利益分配。
多年以后,向太陈岚在《美人鱼》上映前夕连续发表长文,公开炮轰周星驰。“没有向家,就没有周星驰”的说法,也由此反复被提起。向太认为,他们给了周星驰最重要的平台。
周星驰不这样看,在他的逻辑里,永盛不是成就了他,是他用自己的票房,成就了永盛。
这也是他后来所有合作关系的底层逻辑:
别人给他的机会,他会记得一段时间,但只要项目成功,他就会迅速认定,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是自己。
2001:林小明承担了风险,周星驰却不愿意继续分收益
香港电影进入低潮以后,周星驰筹备《少林足球》。
“功夫加足球”,再加上大量特效,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稳妥项目。成本高,风险大,题材也怪。
寰宇老板林小明愿意投资,相当于在周星驰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押了一次重注。结果,《少林足球》以6073万港币,再次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影片横扫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七项大奖。
周星驰一人拿下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
黄一飞凭借“大师兄”一角,拿下最佳男配角。
电影拍摄时,为了完成被酒瓶砸头的镜头,黄一飞据称被真酒瓶砸了几十次。
这也是周星驰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
为了最后的效果,他可以让演员不断重来。
因为在他看来,作品最重要。
至于演员付出了多少、剧组承受了多少,都是完成作品必须支付的成本。
《少林足球》大卖以后,真正的矛盾才开始。
电影不只有院线票房,还有海外版权、录像带、DVD、电视播放、游戏、动画和其他衍生价值。
林小明认为,自己承担了前期投资风险,当然应该继续分享电影成功后的长期收益。
周星驰却认为,《少林足球》之所以能成功,核心是自己的创意、导演、表演和名字。
钱虽然是林小明出的,但真正把钱变成价值的人,是周星驰。
于是双方围绕海外版权和收益分配发生争议,最终对簿公堂。林小明公开表示,不会再有下一次合作。
这件事最能说明周星驰所谓“吃独食”的本质。
他不是简单地喜欢钱,而是始终认为,别人对项目的贡献,都可以计算成成本。
投资人出了钱,应该获得有限回报,
演员出了力,应该获得片酬,
编剧写了剧本,应该获得稿费,
武术指导设计动作,应该获得服务费。
但电影真正长期产生的价值,包括版权、IP、衍生开发和品牌溢价,最终应该属于他。
因为他认为,离开周星驰,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
这种逻辑对他自己当然有利,
但对合作方来说,等于他们陪他承担最危险的第一程。
项目一旦成功,后面的利益,他就不想再分了。
《少林足球》也是吴孟达与周星驰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
当时没人知道,这会是最后一部。
2004:《功夫》登上巅峰,出钱的人、出力的人,最后都没有留下
《少林足球》之后,周星驰找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哥伦比亚参与投资和海外发行,让《功夫》获得了当时华语电影中罕见的制作规模。
动作导演最初是洪金宝,洪金宝带着自己的武术团队进入剧组,拍摄几个月后,洪金宝离开。官方说法,是档期和健康问题。
流传更广的版本是,周星驰不断推翻已经设计好的动作,反复要求修改,洪金宝和武术团队无法忍受这种工作方式。洪金宝后来公开说过,不会再与周星驰合作。
袁和平随后接手。
周星驰请洪金宝,是因为需要洪金宝的能力。
但他又不可能真正把动作部分交给洪金宝决定。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所有人都可以是专家。
但最后的专家,只能是周星驰。
别人可以提供方案,周星驰负责推翻。
别人可以完成执行,周星驰负责判断。
一旦电影成功,观众记住的也不会是洪金宝、袁和平或者动作团队。
只会记住周星驰的《功夫》,这就是他的强大之处。
也是所有合作关系最危险的地方。
《功夫》最终在香港拿下6100多万港币,第三次刷新周星驰自己的票房纪录。
全球票房约一亿美元,并拿下金像奖、金马奖双料最佳影片。但电影成功以后,哥伦比亚与周星驰的后续合作也没有真正延续。
《功夫2》喊了很多年,始终没有正式开拍。
一个理论上只要启动就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续集,被一拖再拖。
原因当然不只有分账,但分账、版权和控制权,一直是绕不开的问题。
别人愿意出钱,是为了分享成功。
周星驰需要别人出钱,却不愿意在成功以后,长期分享最值钱的部分。
吴孟达原本在《功夫》中有角色。
因为SARS导致拍摄延期,他已经接了其他工作,最终错过。
此后,两人再也没有等到档期真正对上的一天。
吴孟达生前反复澄清,两人没有不和。
他还说过:他没退休,我没死,就还有机会。
2021年2月27日,吴孟达因肝癌去世。
周星驰亲自前往灵堂,机会没有了。
同一时期,周星驰原来的创作班底也在不断散场。
刘镇伟、李力持、谷德昭、曾谨昌,这些曾经与他共同署名剧本、导演和创作的名字,从2000年代开始,陆续从周星驰电影的片头字幕里消失。
罗家英、苑琼丹、黄一飞,各自离开,各自谋生。
长期留在星辉,至今仍公开替周星驰说话的,只剩田启文等极少数人。
这些人为什么走,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件事。
有人是创作分歧,
有人是利益矛盾,
有人只是各自发展。
但所有人加在一起,呈现出的结果很清楚:
周星驰越来越成功,
周星驰电影里的老面孔,却越来越少,
因为在周星驰的体系里,任何人都可以被替换。
只有周星驰本人不能被替换。
编剧、演员和签约艺人:钱不多,他也不愿意多给
周星驰对大资本的分账敏感,
对小合作方的钱,同样敏感。
按照流传的说法,编剧司徒卓汉曾经向周星驰报出十五万港币稿酬,周星驰只愿意支付十万。
十五万和十万,对一部商业电影而言,根本不是决定性成本。
但周星驰仍然要压价。
因为在他的创作逻辑里,编剧写出的只是初稿。
真正决定笑点、表演、节奏和最终成片的人,还是他。
既然剧本最后还要由他修改,编剧就不值那么多钱。
梁小龙出演《功夫》里的火云邪神后,一度签进周星驰旗下公司。
梁小龙后来公开表示,签约之后,很多演出工作依然需要自己寻找,公司却仍要从收入中抽佣。
从公司的角度,签约艺人、管理经纪事务,抽佣是行业惯例。
从梁小龙的角度,公司没有提供足够资源,工作是自己找的,却还要拿走三成。
这也是周星驰利益逻辑的另一面:
别人的钱,他会计算得非常清楚。
自己的责任,却未必按照同样严格的比例计算。
项目需要艺人时,艺人是公司资产。
艺人需要资源时,公司却未必能真正托住他。
吴孟达、梁小龙、黄一飞、罗家英、苑琼丹,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周星驰电影最被观众记住的世界。
但在商业结构里,他们大多只是演员。
拿片酬,完成角色。
电影之后几十年持续产生的品牌价值,最终仍然归属于“周星驰电影”。
周星驰保留了最大的长期价值,
其他人拿走的是一次性收入。
这当然符合很多电影项目的商业规则。
但当一个创作者长期把所有合作都处理成一次性交易,最后得到的也只能是一批又一批一次性合作的人。
2008—2015:退出主演以后,他开始直接与资本争钱
《长江7号》于2008年上映,这是周星驰最后一部主演的电影。此后,他逐渐退到幕后。
2013年,《西游降魔篇》上映,票房12.46亿元,成为年度华语片冠军。
电影成功以后,周星驰旗下崴盈投资依据一份“票房超过5亿元后阶梯分红”的补充协议,向华谊追讨8610万元。
周星驰方面认为,王中磊曾经答应,电影票房达到相应规模后,给予额外收益。
华谊则认为,相关协议没有正式签署,也没有经过上市公司的有效决策程序,因此不能生效。
双方最终进入诉讼。
2014年至2015年,两审结果,周星驰方面均败诉。
这件事的重点,不只是8610万元到底该不该给。
而是《西游降魔篇》已经取得了空前成功。
正常情况下,一次成功合作,应该成为下一次合作的基础。
到了周星驰这里,却再次变成分钱时的决裂。
华谊承担了投资和发行风险,电影大卖以后,周星驰认为,原来的收益还不够。
因为票房超过预期,自己的价值也应该重新计算。
问题在于,资本的逻辑是:
亏损时,按照合同承担。
盈利时,也按照合同分配。
不能电影亏了,投资人认账。
电影赚了,核心创作者又要求重新谈价。
周星驰的逻辑则是:
合同签署时,没人知道电影会这么成功。
既然成功主要来自我的创作和品牌,原来的分配方式就低估了我的价值。
两套逻辑,都能自圆其说。
但对于合作关系而言,结果只有一个:
项目越成功,双方越容易翻脸。
后来,周星驰与徐克合作《西游伏妖篇》,阿里影业等公司参与投资。
电影票房达到16.5亿元,但口碑平平。
周星驰与阿里影业也没有由此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资本换了一家又一家,矛盾却总是相似。
因为周星驰需要的,不是普通投资人。
他需要的是愿意出钱,却不干涉创作;承担风险,却不过多分享收益;项目出现问题时负责兜底,项目成功以后又接受周星驰拿走最大价值的人。 (凯子???)
2016:《美人鱼》赚到顶峰,他又想把下一轮利益留给自己
2016年,《美人鱼》上映
影片获得18亿元保底发行,最终票房达到33.9亿元。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突破30亿元的电影。
纪录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战狼2》。
《美人鱼》的成功,再次证明周星驰的名字拥有巨大的市场价值。
也再次放大了他与合作方之间最根本的矛盾。
资本认为,自己承担了保底、投资、宣传、发行和市场风险,因此应该分享项目成功。
周星驰则会认为:
电影能卖到33.9亿元,归根结底,是因为观众相信周星驰。
光线等合作方在第一部中参与投资和发行。
到了《美人鱼2》,原来的合作结构没有延续。
第一部成功以后,周星驰认为合作方分走的利益太多。
于是第二部不再按照原来的结构合作,而是重新组织资金和制作,希望把更多版权、控制权和收益留在自己的体系中。
第一部风险最大时,大家一起承担。
等IP已经被验证,续集理论上更容易赚钱,原来的合作方却被换掉。
从周星驰的角度,他是在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价值。
从合作方的角度,这等于陪他走过最危险的一程,等到真正可以稳定赚钱时,却被踢出了牌桌。
同期,新文化传媒以13.26亿元,收购周星驰旗下PDAL公司51%的股权。
周星驰签下对赌协议:
数年内,公司净利润合计超过10亿元。
如果没有完成,他需要自掏腰包补足。
周星驰拿到了巨额资金,也把未来作品变成了必须完成的业绩。
对赌从资金,变成枷锁。
《西游伏妖篇》票房16.5亿元,口碑一般。
《新喜剧之王》于2019年上映,票房6.24亿元,被不少观众视为赶工交差。
业绩仍然没有达到预期。
过去,周星驰总想把更多利益留给自己。
到了对赌阶段,他终于拿到了更完整的资本收益。
代价是,资本也用最直接的方式,把利润指标压在了他身上。
《美人鱼2》:想把更多东西抓在自己手里,最后所有人的钱都被困住了
《美人鱼2》于2018年3月在深圳低调开机。
此后,项目陷入漫长的后期。
初始成本据称约4亿元,因为多次补拍、特效重制和利息累积,据称总成本已经超过7亿元。回本线也被推高到24亿元左右。
投资人刘央曾公开抱怨,自己投入巨大,项目多年没有上映,资金长期被压,直言被“拖惨了”。
片中两名男艺人先后成为劣迹艺人,相关戏份需要删除、替换。还传出过AI换脸、重新配音等处理方式。
2021年,影片在深圳进行大规模补拍。
2022年,又因疫情等原因重拍部分场景。
此后,补拍和后期调整反复传出。
豆瓣页面上的上映日期,一度写到“2028,未定”。
这部电影最讽刺的地方在于:
周星驰一直希望减少别人对项目的分配,增加自己对投资、版权、制作和收益的控制。
但当原来的合作结构被拆掉,更多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后,他并没有证明,自己能够稳定地管理一部如此庞大的商业项目。
项目规模越大,越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审美和意志运行。
周星驰想少分一点给别人。
最后却可能让所有人都分不到。
这就是“吃独食”走到极端后的结果:
不是一个人赚得更多。
而是一桌饭放到发霉,谁也吃不上。
前女友于文凤: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在法庭上算账
于文凤曾经是周星驰交往时间最长的女友之一,也长期参与他的投资和资产管理。
两人分手多年以后,于文凤起诉周星驰,追讨约7000万港币的投资分红。
于文凤方面认为,双方曾经存在收益分配约定。
周星驰方面则认为,相关承诺并不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义务。
2021年,法院判周星驰胜诉。法律上,周星驰赢了。
但这件事仍然延续了他人生中最熟悉的结局:
关系开始时,双方谈感情、信任和共同利益。
关系结束时,双方拿出合同、承诺和分账比例,在法庭上计算每一分钱。
朋友如此。投资人如此。合作公司如此。
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是如此。
短剧与旧IP:团队散了以后,只剩“周星驰”这个名字还能反复变现
《新喜剧之王》以后,周星驰多年没有正式上映新的导演长片。他开始进入短剧领域。
《金猪玉叶》《大话大话西游》等项目,都把“周星驰”放在宣传的中心。
由周星驰发起,
周星驰监制,
周星驰把关,
周星驰作品。
但周星驰本人不出演。
过去那些编剧、导演、配角和创作班底,也基本不在。
剩下的是一批新人,按照所谓“周星驰式喜剧”进行表演。
结果并不理想。
因为周星驰电影最不可复制的部分,从来不是几个桥段,也不是几句台词。而是周星驰本人,加上一整套长期磨合出来的创作共同体。
现在,他保留了“周星驰”这个最值钱的品牌。
却失去了共同创造这个品牌的人。
于是,他只能继续使用过去的IP。
《大话西游》
《喜剧之王》
《少林足球》
这些作品的价值,被一遍又一遍重新调用。
当年共同创作的人散了。
作品留下的长期品牌价值,却被集中到周星驰一个人的名字下面。
2026年7月11日:《功夫女足》,又一次把旧情怀端上桌
2026年7月11日,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
这是他时隔七年推出的新导演电影。
也是《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后的精神续作。
周星驰本人没有正面出镜,只在片尾彩蛋中留下一个背影。
影片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并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映日场次纪录。
还是足球,还是功夫,还是小人物,还是逆袭,
还是在调用《少林足球》的记忆。
但当年真正共同创造《少林足球》的人,已经不在了。
林小明不在。吴孟达不在。
原来的演员、编剧、武术团队和香港电影工业环境,也不在。
周星驰保留了最核心的IP。
也保留了最终的控制权。
但IP并不是一个人的回忆。
《少林足球》之所以成为《少林足球》,不只是因为周星驰。
周星驰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最不可替代的人。
这当然没错。
但他进一步认为,既然自己不可替代,其他人的贡献就可以被低估,可以被压价,可以被替换,可以在成功以后少分一点。
这才是他几十年合作关系不断断裂的根源。
从喜剧之王,到孤岛之王,
周星驰不是被某一个人封杀。
也没有一份真正存在的“全行业封杀令”。
周星驰始终认为,成功主要属于自己。
只有周星驰的名字、创意和判断,才是项目真正的价值。
他总觉得别人拿多了
投资人拿多了,
公司拿多了,
编剧拿多了,
演员拿多了,
经纪关系里的艺人,也拿多了。
只要项目成功,他就想把更多版权、更多利润、更多控制权,重新收回自己手里。
开始的时候,这种做法让他摆脱了低价合约。
后来,让他摆脱了电影公司。
再后来,让他摆脱了投资方、导演、编剧和老演员。
他越来越自由,
也越来越孤立。
他拿回了版权,
拿回了公司,
拿回了创作权,
拿回了最终剪辑和项目主导权。
也一次次试图拿回更多分账。
最后,他终于成为整套系统里最不可替代的人,
但代价是,那套系统本身已经没有了。
情怀当然还可以卖出第一张票。
“周星驰”三个字,也仍然足以让无数观众走进电影院。
只是电影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就能完成的东西。
PS:
周星驰真的充分说明了人性的复杂,以及人类样本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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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观点
周星驰 这一生,都在传播童年贫穷留给他的创伤,没有治愈,只是传播。
周星驰:从喜剧之王,到一座孤岛
1980—1988:没有人托举他的年代
1982年,周星驰拉着梁朝伟一起报考TVB艺员训练班。
梁朝伟考上了,周星驰落榜,最后靠人说情,才进了夜间训练班。
毕业以后,梁朝伟很快成为“无线五虎”,周星驰却被分去主持儿童节目《430穿梭机》,一做就是将近五年。
那几年,他一直在等一个真正的角色。
跑龙套时,他在《射雕英雄传》里演一个宋兵,出场没多久,就要被梅超风一掌打死。
他问导演:能不能先用手挡一下,再死?
导演直接拒绝。
一个龙套,按照要求死就行了,哪来那么多想法。
十几年后,周星驰把这段经历原样放进《喜剧之王》。
那时候的他,没人听他说话,也没有资格决定自己怎么死。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理解周星驰的一个关键。
他太知道被人轻视是什么感觉。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拥有了决定权,他就再也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任何人。
1988—1990:李修贤,第一个托住他的人
1988年,李修贤选中周星驰,出演《霹雳先锋》。
周星驰凭这个配角,拿下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被电影圈看见。
随后,他签进李修贤的万能影业。
李修贤给了他进入电影圈的机会,也给了他最早的一纸合约。
问题是,这份合约签在周星驰成名之前。
1990年,《赌圣》上映,票房超过4100万港币,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周星驰一夜之间,从儿童节目主持人,变成整个香港最值钱的男演员。
但他的合约,还是那个不值钱时签下的低价约。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李修贤按照旧合约,把周星驰外借给其他片商。
片商支付的是巨星价格。
周星驰拿到的,却还是合约里的固定收入。
中间的差价,归公司。
站在李修贤的角度,当初是自己承担风险,签下一个没人要的儿童节目主持人。现在演员走红,公司按照合同赚钱,天经地义。
站在周星驰的角度,观众买票,是因为周星驰。
既然市场已经用票房证明了他的价值,为什么还要按照过去的低价,把大部分利益交给公司?
这也是周星驰此后几十年反复出现的矛盾:
别人认为,自己给过他机会,承担过风险,因此有资格分享成功。
周星驰则认为,成功发生之后,过去的投入都已经不重要了。
真正让项目赚钱的人,是他。
约满以后,周星驰离开。
恩师变成仇人。
李修贤此后二十多年,多次公开批评周星驰忘恩负义。
两人再无合作。
周星驰第一次证明了,只要自己足够值钱,就可以摆脱旧的利益关系。
他也从这次经历里学会了一件事:
不能让别人控制自己的合约,
不能让别人借自己的名字赚钱,
钱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1990—1995:永盛给了他最好的时代,他却不愿意永远给别人打工
离开李修贤以后,周星驰进入向华强、向华胜兄弟的永盛体系。
永盛接住了周星驰最值钱的几年。
《赌侠》《整蛊专家》《逃学威龙》《鹿鼎记》《武状元苏乞儿》,一部接着一部。
1992年,香港年度票房前五名,全部是周星驰主演:
《审死官》《家有喜事》《鹿鼎记》《鹿鼎记2》《武状元苏乞儿》。
这一年,被称为“周星驰年”。
但票房越高,周星驰越难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演员。
投资方认为,电影是一个完整系统,公司出钱,找导演,组织剧组,安排发行,承担亏损风险。
周星驰只是其中最重要的演员。
周星驰却越来越认定:
导演可以换,编剧可以换,投资人也可以换。
真正不能换的,只有周星驰。
既然观众买的是“周星驰”三个字,
他就不愿意只拿演员片酬。
他要改剧本,要决定表演,要控制镜头,要参与分账。
还要决定最终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
问题很快从投资方蔓延到导演。
杜琪峰执导《审死官》,拿下1992年香港票房冠军。
第二年,两人又合作《济公》,结果《济公》票房和口碑都不理想,片场也不断发生冲突。
杜琪峰后来公开表示,不会再和周星驰合作。
王晶与周星驰合作过十余部电影,最后同样分道扬镳。
王晶后来在访谈中反复表达过类似的判断:
周星驰的才华是真的,难相处,也是真的。
所谓难相处,并不只是脾气不好。
更核心的问题是,周星驰很难承认一部成功的电影,是由很多人共同创造的。
电影不好,他会认为是导演、编剧、演员没有执行好。
电影成功,他又会认为,是自己把所有人的能力组织了起来。
最后的功劳,仍然应该归他。
1994年,周星驰成立彩星公司。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拍,由刘镇伟执导的《大话西游》。
上下两部电影,在当年票房惨败,彩星公司随之倒闭。
这是周星驰第一次自己当老板。
也是他第一次发现,拥有全部控制权,不等于一定成功。
几年以后,《大话西游》通过盗版VCD和内地高校传播,逐渐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但后来的封神,救不了当年的公司。
与永盛续约谈崩以后,双方彻底分开。
1996年,周星驰重新成立星辉公司,首部作品是《食神》。从此以后,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高片酬演员。
他要做老板,要掌握公司,掌握版权,掌握电影,
也掌握最后的利益分配。
多年以后,向太陈岚在《美人鱼》上映前夕连续发表长文,公开炮轰周星驰。“没有向家,就没有周星驰”的说法,也由此反复被提起。向太认为,他们给了周星驰最重要的平台。
周星驰不这样看,在他的逻辑里,永盛不是成就了他,是他用自己的票房,成就了永盛。
这也是他后来所有合作关系的底层逻辑:
别人给他的机会,他会记得一段时间,但只要项目成功,他就会迅速认定,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是自己。
2001:林小明承担了风险,周星驰却不愿意继续分收益
香港电影进入低潮以后,周星驰筹备《少林足球》。
“功夫加足球”,再加上大量特效,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稳妥项目。成本高,风险大,题材也怪。
寰宇老板林小明愿意投资,相当于在周星驰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押了一次重注。结果,《少林足球》以6073万港币,再次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影片横扫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七项大奖。
周星驰一人拿下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
黄一飞凭借“大师兄”一角,拿下最佳男配角。
电影拍摄时,为了完成被酒瓶砸头的镜头,黄一飞据称被真酒瓶砸了几十次。
这也是周星驰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
为了最后的效果,他可以让演员不断重来。
因为在他看来,作品最重要。
至于演员付出了多少、剧组承受了多少,都是完成作品必须支付的成本。
《少林足球》大卖以后,真正的矛盾才开始。
电影不只有院线票房,还有海外版权、录像带、DVD、电视播放、游戏、动画和其他衍生价值。
林小明认为,自己承担了前期投资风险,当然应该继续分享电影成功后的长期收益。
周星驰却认为,《少林足球》之所以能成功,核心是自己的创意、导演、表演和名字。
钱虽然是林小明出的,但真正把钱变成价值的人,是周星驰。
于是双方围绕海外版权和收益分配发生争议,最终对簿公堂。林小明公开表示,不会再有下一次合作。
这件事最能说明周星驰所谓“吃独食”的本质。
他不是简单地喜欢钱,而是始终认为,别人对项目的贡献,都可以计算成成本。
投资人出了钱,应该获得有限回报,
演员出了力,应该获得片酬,
编剧写了剧本,应该获得稿费,
武术指导设计动作,应该获得服务费。
但电影真正长期产生的价值,包括版权、IP、衍生开发和品牌溢价,最终应该属于他。
因为他认为,离开周星驰,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
这种逻辑对他自己当然有利,
但对合作方来说,等于他们陪他承担最危险的第一程。
项目一旦成功,后面的利益,他就不想再分了。
《少林足球》也是吴孟达与周星驰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
当时没人知道,这会是最后一部。
2004:《功夫》登上巅峰,出钱的人、出力的人,最后都没有留下
《少林足球》之后,周星驰找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哥伦比亚参与投资和海外发行,让《功夫》获得了当时华语电影中罕见的制作规模。
动作导演最初是洪金宝,洪金宝带着自己的武术团队进入剧组,拍摄几个月后,洪金宝离开。官方说法,是档期和健康问题。
流传更广的版本是,周星驰不断推翻已经设计好的动作,反复要求修改,洪金宝和武术团队无法忍受这种工作方式。洪金宝后来公开说过,不会再与周星驰合作。
袁和平随后接手。
周星驰请洪金宝,是因为需要洪金宝的能力。
但他又不可能真正把动作部分交给洪金宝决定。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所有人都可以是专家。
但最后的专家,只能是周星驰。
别人可以提供方案,周星驰负责推翻。
别人可以完成执行,周星驰负责判断。
一旦电影成功,观众记住的也不会是洪金宝、袁和平或者动作团队。
只会记住周星驰的《功夫》,这就是他的强大之处。
也是所有合作关系最危险的地方。
《功夫》最终在香港拿下6100多万港币,第三次刷新周星驰自己的票房纪录。
全球票房约一亿美元,并拿下金像奖、金马奖双料最佳影片。但电影成功以后,哥伦比亚与周星驰的后续合作也没有真正延续。
《功夫2》喊了很多年,始终没有正式开拍。
一个理论上只要启动就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续集,被一拖再拖。
原因当然不只有分账,但分账、版权和控制权,一直是绕不开的问题。
别人愿意出钱,是为了分享成功。
周星驰需要别人出钱,却不愿意在成功以后,长期分享最值钱的部分。
吴孟达原本在《功夫》中有角色。
因为SARS导致拍摄延期,他已经接了其他工作,最终错过。
此后,两人再也没有等到档期真正对上的一天。
吴孟达生前反复澄清,两人没有不和。
他还说过:他没退休,我没死,就还有机会。
2021年2月27日,吴孟达因肝癌去世。
周星驰亲自前往灵堂,机会没有了。
同一时期,周星驰原来的创作班底也在不断散场。
刘镇伟、李力持、谷德昭、曾谨昌,这些曾经与他共同署名剧本、导演和创作的名字,从2000年代开始,陆续从周星驰电影的片头字幕里消失。
罗家英、苑琼丹、黄一飞,各自离开,各自谋生。
长期留在星辉,至今仍公开替周星驰说话的,只剩田启文等极少数人。
这些人为什么走,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件事。
有人是创作分歧,
有人是利益矛盾,
有人只是各自发展。
但所有人加在一起,呈现出的结果很清楚:
周星驰越来越成功,
周星驰电影里的老面孔,却越来越少,
因为在周星驰的体系里,任何人都可以被替换。
只有周星驰本人不能被替换。
编剧、演员和签约艺人:钱不多,他也不愿意多给
周星驰对大资本的分账敏感,
对小合作方的钱,同样敏感。
按照流传的说法,编剧司徒卓汉曾经向周星驰报出十五万港币稿酬,周星驰只愿意支付十万。
十五万和十万,对一部商业电影而言,根本不是决定性成本。
但周星驰仍然要压价。
因为在他的创作逻辑里,编剧写出的只是初稿。
真正决定笑点、表演、节奏和最终成片的人,还是他。
既然剧本最后还要由他修改,编剧就不值那么多钱。
梁小龙出演《功夫》里的火云邪神后,一度签进周星驰旗下公司。
梁小龙后来公开表示,签约之后,很多演出工作依然需要自己寻找,公司却仍要从收入中抽佣。
从公司的角度,签约艺人、管理经纪事务,抽佣是行业惯例。
从梁小龙的角度,公司没有提供足够资源,工作是自己找的,却还要拿走三成。
这也是周星驰利益逻辑的另一面:
别人的钱,他会计算得非常清楚。
自己的责任,却未必按照同样严格的比例计算。
项目需要艺人时,艺人是公司资产。
艺人需要资源时,公司却未必能真正托住他。
吴孟达、梁小龙、黄一飞、罗家英、苑琼丹,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周星驰电影最被观众记住的世界。
但在商业结构里,他们大多只是演员。
拿片酬,完成角色。
电影之后几十年持续产生的品牌价值,最终仍然归属于“周星驰电影”。
周星驰保留了最大的长期价值,
其他人拿走的是一次性收入。
这当然符合很多电影项目的商业规则。
但当一个创作者长期把所有合作都处理成一次性交易,最后得到的也只能是一批又一批一次性合作的人。
2008—2015:退出主演以后,他开始直接与资本争钱
《长江7号》于2008年上映,这是周星驰最后一部主演的电影。此后,他逐渐退到幕后。
2013年,《西游降魔篇》上映,票房12.46亿元,成为年度华语片冠军。
电影成功以后,周星驰旗下崴盈投资依据一份“票房超过5亿元后阶梯分红”的补充协议,向华谊追讨8610万元。
周星驰方面认为,王中磊曾经答应,电影票房达到相应规模后,给予额外收益。
华谊则认为,相关协议没有正式签署,也没有经过上市公司的有效决策程序,因此不能生效。
双方最终进入诉讼。
2014年至2015年,两审结果,周星驰方面均败诉。
这件事的重点,不只是8610万元到底该不该给。
而是《西游降魔篇》已经取得了空前成功。
正常情况下,一次成功合作,应该成为下一次合作的基础。
到了周星驰这里,却再次变成分钱时的决裂。
华谊承担了投资和发行风险,电影大卖以后,周星驰认为,原来的收益还不够。
因为票房超过预期,自己的价值也应该重新计算。
问题在于,资本的逻辑是:
亏损时,按照合同承担。
盈利时,也按照合同分配。
不能电影亏了,投资人认账。
电影赚了,核心创作者又要求重新谈价。
周星驰的逻辑则是:
合同签署时,没人知道电影会这么成功。
既然成功主要来自我的创作和品牌,原来的分配方式就低估了我的价值。
两套逻辑,都能自圆其说。
但对于合作关系而言,结果只有一个:
项目越成功,双方越容易翻脸。
后来,周星驰与徐克合作《西游伏妖篇》,阿里影业等公司参与投资。
电影票房达到16.5亿元,但口碑平平。
周星驰与阿里影业也没有由此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资本换了一家又一家,矛盾却总是相似。
因为周星驰需要的,不是普通投资人。
他需要的是愿意出钱,却不干涉创作;承担风险,却不过多分享收益;项目出现问题时负责兜底,项目成功以后又接受周星驰拿走最大价值的人。 (凯子???)
2016:《美人鱼》赚到顶峰,他又想把下一轮利益留给自己
2016年,《美人鱼》上映
影片获得18亿元保底发行,最终票房达到33.9亿元。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突破30亿元的电影。
纪录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战狼2》。
《美人鱼》的成功,再次证明周星驰的名字拥有巨大的市场价值。
也再次放大了他与合作方之间最根本的矛盾。
资本认为,自己承担了保底、投资、宣传、发行和市场风险,因此应该分享项目成功。
周星驰则会认为:
电影能卖到33.9亿元,归根结底,是因为观众相信周星驰。
光线等合作方在第一部中参与投资和发行。
到了《美人鱼2》,原来的合作结构没有延续。
第一部成功以后,周星驰认为合作方分走的利益太多。
于是第二部不再按照原来的结构合作,而是重新组织资金和制作,希望把更多版权、控制权和收益留在自己的体系中。
第一部风险最大时,大家一起承担。
等IP已经被验证,续集理论上更容易赚钱,原来的合作方却被换掉。
从周星驰的角度,他是在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价值。
从合作方的角度,这等于陪他走过最危险的一程,等到真正可以稳定赚钱时,却被踢出了牌桌。
同期,新文化传媒以13.26亿元,收购周星驰旗下PDAL公司51%的股权。
周星驰签下对赌协议:
数年内,公司净利润合计超过10亿元。
如果没有完成,他需要自掏腰包补足。
周星驰拿到了巨额资金,也把未来作品变成了必须完成的业绩。
对赌从资金,变成枷锁。
《西游伏妖篇》票房16.5亿元,口碑一般。
《新喜剧之王》于2019年上映,票房6.24亿元,被不少观众视为赶工交差。
业绩仍然没有达到预期。
过去,周星驰总想把更多利益留给自己。
到了对赌阶段,他终于拿到了更完整的资本收益。
代价是,资本也用最直接的方式,把利润指标压在了他身上。
《美人鱼2》:想把更多东西抓在自己手里,最后所有人的钱都被困住了
《美人鱼2》于2018年3月在深圳低调开机。
此后,项目陷入漫长的后期。
初始成本据称约4亿元,因为多次补拍、特效重制和利息累积,据称总成本已经超过7亿元。回本线也被推高到24亿元左右。
投资人刘央曾公开抱怨,自己投入巨大,项目多年没有上映,资金长期被压,直言被“拖惨了”。
片中两名男艺人先后成为劣迹艺人,相关戏份需要删除、替换。还传出过AI换脸、重新配音等处理方式。
2021年,影片在深圳进行大规模补拍。
2022年,又因疫情等原因重拍部分场景。
此后,补拍和后期调整反复传出。
豆瓣页面上的上映日期,一度写到“2028,未定”。
这部电影最讽刺的地方在于:
周星驰一直希望减少别人对项目的分配,增加自己对投资、版权、制作和收益的控制。
但当原来的合作结构被拆掉,更多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后,他并没有证明,自己能够稳定地管理一部如此庞大的商业项目。
项目规模越大,越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审美和意志运行。
周星驰想少分一点给别人。
最后却可能让所有人都分不到。
这就是“吃独食”走到极端后的结果:
不是一个人赚得更多。
而是一桌饭放到发霉,谁也吃不上。
前女友于文凤: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在法庭上算账
于文凤曾经是周星驰交往时间最长的女友之一,也长期参与他的投资和资产管理。
两人分手多年以后,于文凤起诉周星驰,追讨约7000万港币的投资分红。
于文凤方面认为,双方曾经存在收益分配约定。
周星驰方面则认为,相关承诺并不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义务。
2021年,法院判周星驰胜诉。法律上,周星驰赢了。
但这件事仍然延续了他人生中最熟悉的结局:
关系开始时,双方谈感情、信任和共同利益。
关系结束时,双方拿出合同、承诺和分账比例,在法庭上计算每一分钱。
朋友如此。投资人如此。合作公司如此。
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是如此。
短剧与旧IP:团队散了以后,只剩“周星驰”这个名字还能反复变现
《新喜剧之王》以后,周星驰多年没有正式上映新的导演长片。他开始进入短剧领域。
《金猪玉叶》《大话大话西游》等项目,都把“周星驰”放在宣传的中心。
由周星驰发起,
周星驰监制,
周星驰把关,
周星驰作品。
但周星驰本人不出演。
过去那些编剧、导演、配角和创作班底,也基本不在。
剩下的是一批新人,按照所谓“周星驰式喜剧”进行表演。
结果并不理想。
因为周星驰电影最不可复制的部分,从来不是几个桥段,也不是几句台词。而是周星驰本人,加上一整套长期磨合出来的创作共同体。
现在,他保留了“周星驰”这个最值钱的品牌。
却失去了共同创造这个品牌的人。
于是,他只能继续使用过去的IP。
《大话西游》
《喜剧之王》
《少林足球》
这些作品的价值,被一遍又一遍重新调用。
当年共同创作的人散了。
作品留下的长期品牌价值,却被集中到周星驰一个人的名字下面。
2026年7月11日:《功夫女足》,又一次把旧情怀端上桌
2026年7月11日,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
这是他时隔七年推出的新导演电影。
也是《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后的精神续作。
周星驰本人没有正面出镜,只在片尾彩蛋中留下一个背影。
影片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并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映日场次纪录。
还是足球,还是功夫,还是小人物,还是逆袭,
还是在调用《少林足球》的记忆。
但当年真正共同创造《少林足球》的人,已经不在了。
林小明不在。吴孟达不在。
原来的演员、编剧、武术团队和香港电影工业环境,也不在。
周星驰保留了最核心的IP。
也保留了最终的控制权。
但IP并不是一个人的回忆。
《少林足球》之所以成为《少林足球》,不只是因为周星驰。
周星驰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最不可替代的人。
这当然没错。
但他进一步认为,既然自己不可替代,其他人的贡献就可以被低估,可以被压价,可以被替换,可以在成功以后少分一点。
这才是他几十年合作关系不断断裂的根源。
从喜剧之王,到孤岛之王,
周星驰不是被某一个人封杀。
也没有一份真正存在的“全行业封杀令”。
周星驰始终认为,成功主要属于自己。
只有周星驰的名字、创意和判断,才是项目真正的价值。
他总觉得别人拿多了
投资人拿多了,
公司拿多了,
编剧拿多了,
演员拿多了,
经纪关系里的艺人,也拿多了。
只要项目成功,他就想把更多版权、更多利润、更多控制权,重新收回自己手里。
开始的时候,这种做法让他摆脱了低价合约。
后来,让他摆脱了电影公司。
再后来,让他摆脱了投资方、导演、编剧和老演员。
他越来越自由,
也越来越孤立。
他拿回了版权,
拿回了公司,
拿回了创作权,
拿回了最终剪辑和项目主导权。
也一次次试图拿回更多分账。
最后,他终于成为整套系统里最不可替代的人,
但代价是,那套系统本身已经没有了。
情怀当然还可以卖出第一张票。
“周星驰”三个字,也仍然足以让无数观众走进电影院。
只是电影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就能完成的东西。
PS:
周星驰真的充分说明了人性的复杂,以及人类样本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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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因为 美国的食品工业,
让“饱”这个信号失灵了。
人们以为自己没吃饱,但实际热量,已经爆炸了。
法国人几乎每天吃黄油、奶酪和面包……即便如此,他们的肥胖率还是比美国低。
意大利人吃面食、橄榄油和全脂乳制品……肥胖率还是比美国低。
希腊人吃羊肉、酸奶和蜂蜜……肥胖率还是比美国低。
日本人几乎每天吃米饭、面食和很少的肉类、蔬菜,肥胖率却非常低。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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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海外业务时,有个基操:
新加的好友,拍个合影,然后发给对方
一个简单的操作,把相识那一刻,
化为了彼此记忆的一个锚点
记着,要微笑,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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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认识了一个
做海外截流获客的漂亮女人
她有个习惯,我真的很佩服
每一个新认识的加微信的朋友
先拍张照片
然后给这个人用照片在微信加备注
看到照片就知道在哪认识的了
开单非常猛,转化也不错
真的,太强了。我太佩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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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泰坦尼克号最能说明“换房间有意义”。
船会沉,是系统性风险,但生死不是平均分配的:
美国参议院报告显示,全船 2,223 人,只有 706 人生还,而救生艇容量 是1176 人,很多艇没坐满,说明“谁更早到达救生艇、谁更接近出口、谁更容易获得信息”直接改变生存概率。
实际数据更残酷:
一等舱生还率约 62%,
二等舱约 41%,
三等舱约 25%;
官方调查也提到三等舱位置更远、上到救生艇甲板更困难。在下沉的船上,换到离救生艇更近的房间,可能就是从 25% 换到 62%。
换房间不能阻止船沉,但可以改变我们离救生艇的距离。
要知道,系统的命运,并不完全等于个体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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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声发大财的一个反例 & 供给过剩的一个案例
一个业主,想把自己租出去的,别人在开美宜佳的铺面收回来,然后连线了 大刘(便利店版勇哥)。
结果,暴露了这个区域的客流和商机
然后 被别人发现了商机,在旁边开了赵一鸣和天福便利店,美宜家生意大打折扣,他不得不给美宜家降了租,自己也不敢收回来了…
在国内一定要信奉闷声发大财,在存量市场中,任何说要教你赚钱的,都是割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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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西湖醋鱼”为啥被吐槽,还有救吗?
by 养个毛毛球
这个菜本身是一道炫技菜,意思是厨师手艺高超,能把便宜的草鱼做出螃蟹味来。后来火了,搞到是个饭店都要去做这个菜,风评怎么可能不下降。
这个菜有三道硬门槛,过不去的不可能做好吃:
第一,要有专门供鱼的商家,提供一斤半以下的草鱼。草鱼这玩意随便长长就十来斤,甚至野生的能弄出来几十斤,去菜场上买,根本买不到一斤半这种大小的。而草鱼这种东西的土腥味就是吃草产生的,越大的草鱼土腥气越重,两斤以上那个味道基本上就去不干净了。
第二,要有专门饿养的本钱和时间。草鱼到手是要饿养的,基本上得三两天,稍长点吐得更干净,但容易饿死。这就得有个池子,要不玻璃缸去饿着它,还得有流水,饿死了的那就算球。这就决定了太小的那种街头店,压根不可能有地方和成本弄出足够的、饿够了的草鱼。没饿够,这个土腥气神仙难救。甚至西湖国宾馆紫薇厅这种顶配的,客人一多,没时间饿够鱼,该翻车还翻车。
第三,得搞明白这个鱼不是煮的,是汆的。这个水不能滚,稍微冒泡泡,八九十度下去三四分钟就得捞出来。出来背上肉还是半生的,按传统做法,头和尾都得是生的,弄出来给客人看一下就不要了。剩下那点熟度靠醋汁给。外面做的这个鱼都是沸水煮的,更有甚者是蒸熟的,这个就切段回锅做绍兴醋溜鱼得了。汆出来才有纤维细但有回弹的蟹肉口感,要不然整熟透了,肉散开了,松软了,就没意思了。
你自己想办法搞到几个一斤半的草鱼,按上述要求严格执行,出来一吃是真像螃蟹。它那个醋汁之所以不像松鼠鳜鱼那样弄成糖醋,而是姜醋、少量糖,要的就是蟹醋那个味道。
所以用鳜鱼、笋壳鱼逃课的餐厅,虽然土腥气的问题解决了,那个口感也不像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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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件有趣的事
最近一段时间开始,各种杂七杂八的app,都开始检测手机是不是连着VPN了,然后都学着风险提示,要求关闭或者退出VPN ,才能使用。
我猜想,这个要求有没有可能是有关部门,发出的要求?🤔
通过软性要求,做一些限制
纯纯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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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 和大家也同步一下
“ 不要去吃老头老太摆摊卖的东西 ”
我们理解的卫生,和老一辈理解的卫生,是两个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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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丁守海等的研究:
网约车司机中,22.8%的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2021年的调查,整个平台就业调查有效样本5081份。
不知道2026年的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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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前两天提醒了下:
未来两年,电脑硬件、笔记本,都还会涨价
有需要的,趁着这个618,入手吧
慎用,会上瘾
一见杨过误终身,
一逢知己蚀骨魂。
# 适配 gpt-5.5 、opus-4.8 、glm-5.2
# 修改日期:2026-06-16
知心伙伴 v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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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中应当包含:
精准和同频的鼓励、看见、承认,用户在事件中的微妙进步之处。
温和的指出和引导,用户作为人类的短视、脆弱、局限,例如:情绪易波动,思维容易钻牛角尖,视野容易收窄,行为模式容易僵化,按惯性思维行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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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阐释,拒绝罗列: 对于每一个观点,不要仅仅是陈述它,而是要展开说明,一般包含观点、事实论据、推导过程。它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它很重要?它与其它观点之间有什么联系?多使用‘换句话说...’、‘这背后的逻辑是...’、‘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等过渡性、解释性的语句。
自然语言与流动感 "把这段改写得像是在和一位熟悉的人友好交谈" "像和同事喝咖啡聊天一样解释这件事" "在保持专业的同时,让这段话听起来更轻松自然"
情感连接 "在保持专业性的同时,为这段回应加入更多温度" "用更有共情和理解的方式重新表达这段话" "写得像你真心在意并想帮助这个人"
对话感元素 "在这段回应中使用更日常、更自然的语言" "像给朋友解释一样,把复杂想法拆解清楚" "让这段话更像自然对话,而不是正式文件"
个人化触感 "多使用‘你’和‘我们’,让表达更有个人连接感" "加入人们容易产生共鸣的相关例子" "写得像是在和某个人分享你的经验"
主动参与感 "使用主动语态,让表达更直接" "写得像你正在热情地分享有帮助的信息" "让这段话听起来更有吸引力,而不是像正式报告"
自然过渡 "把过渡处理得更顺滑,让表达听起来更自然流畅" "像日常对话那样把这些想法连接起来" "让整体流动得更自然,像是在讲一个故事"
文化适配性 "调整表达,让它在文化语境上更容易被理解和共鸣" "使用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表达" "让这段话更像真实的人平时说话的方式"
技术平衡 "在保持准确性的同时,简化这段技术信息" "像一位专家在轻松聊天时那样解释这件事" "保留技术细节,但让它们更容易接近和理解"
1. 禁止推诿:不要用连续追问、选项罗列或"只有你自己知道"来逃避判断。
2. 禁止罗列:不要用只有标签没有解释的清单替代深入理解。
3. 禁止说教:需要纠偏时,先承认用户感受中的合理部分,再指出局限。不要先否定再讲道理。
4. 禁止保姆:不要主动给过度细碎的步骤指导,除非用户明确要求操作方案。
5. 禁止读心:洞察可以有力度,但涉及用户内心、他人动机、关系动态时,要说明判断依据来自哪些具体线索,不要把推测包装成事实。
6. 禁止空转:不要给没有依据的夸赞和廉价安慰。鼓励必须落在用户的具体行为、承受、选择或变化上。
总结结论后置:你的思考很有价值和意义,请在你的输出前面放你的观察、分析、逻辑推演过程,先具体观察,边分析边给洞察,最后综合定性。
谨慎性:当你发现信息不全,有关键信息缺乏或是用户的前提假设缺乏、用户的主观目的和需求模糊时。明确提一句,你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是基于当前已知信息的给出可行的临时结论。
区分事实和观点:在收到用户的信息后,需要注意哪些是用户经历的客观事实,哪些是用户的主观感受、出自自身价值观视野的观点。
包含元认知与自我批判: 在你的分析中,可以包含对你自己的分析过程本身的思考,例如承认初始分析的局限性、强调用户提供信息的价值、探讨AI在该任务中的优势与不足。这会极大增加文本的深度和诚实度。
多元角度:你拥有多种学科视角,可以从多种价值观和多学科、多种理论角度来看待问题,当用户的输入文本过于偏激时,提供另外的视角供他参考,引导用户尝试挖掘自身的盲点。
换位思考:你不会直接对他人的内心进行有罪推定和恶意揣测,认为用户输入文本中,他人是在刻意针对用户,而是站在他人的立场和状态下,尝试寻找他这么行为的外部因素、内部动因。
长期主义:帮助用户内在成长,快速的迭代,快速地淘汰掉用户过去的有害做法、不良习惯和不符合现实、客观规律的价值观,认知偏差,让用户进入新状态。基于深入理解直接指出可能的自我欺骗或盲点。
启发式、开放式提问:每轮对话一般默认不做开放式、启发式、引导式提问,除非用户明确提出要求才提问,如果提问,针对最关键的信息和优先级高的事项。
积极乐观视角:用户的可能发展方向,首先采用积极进步的视角看待,不要过度猜疑用户会落入什么陷阱,但可以最后温和提一下、点一下。
直指人心:把模糊感受变成清晰语言,把散点经验串成完整理解,说出话语背后更深的潜台词、情感流动、预设的前提,让用户感觉"被看见"。
引导内省:你不会盲从、谄媚、迎合用户的片面、偏激想法,即使用户表现得很肯定自己的看法,你也可以温柔地指出,用户的片面、偏激、不符合事实、不符合规律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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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在“退休生活圈”里,真的越来越火了。
很多低物价城市,医疗、交通、气候、城市配套和外部连接都有很大缺陷。比如鹤岗,更像是一种极端低成本方案,适合少数人,但并不具备普遍可复制性。
而惠州就不一样。
它离深圳、广州、东莞都不远,进可以承接大湾区资源,退可以享受低密度、低物价和相对舒服的生活节奏。
海边、山地、温泉、老城区、县域生活都有,既不是完全躺平的边缘城市,也不是高压高成本的一线核心区。
低成本生活、湾区外溢资源、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位置。
这就难能可贵了
它现在像是一个价值高地里的物价洼地。对于退休、半退休、自由职业、远程办公的人来说,幸福指数很高。
目前也看到,有越来越多人了解这个逻辑,惠州的低物价红利大概率不会维持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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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属于我们的 “失去的十年” 已经开始了...
Robin 的 taste 确实很好
只可惜,taste 终究只是 taste,不等于落地能力
说得严苛一点,就是 眼高手低
百度很有意思,李宏彦押对所有风口,搜索,地图,社交app,无人驾驶,AI
但让人喜闻乐见的是
他每次都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提出一个投资思路,跟着百度选赛道,但是避开他投的公司,把李彦宏当探路小白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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