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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个人，生于伪满时期。1951年当他还是个娃娃，当时上面下了死命令，要村里每家必须出一个男丁。这人的父母不想让老大上战场。 谁都知道去朝鲜和美国人打仗那是九死一生，于是家里决定让这人替他哥哥去死。谁也没想到，这人活着从战场回来了，带着冰天雪地中冻出的气管病。一辈子到死都咳嗽不止，尤其是到了冬天还会加重病情，晚上睡不着觉。 后来这人结了婚，生了七八个孩子。家里很穷，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孩子生下来没有学上，小学没念完就只能种地放羊。 家里没什么生计，夫妻生活也不和睦经常吵架。 但作为抗美英雄，一家人还是成功躲过了多次政治运动。 直到77年那场小粮荒，家里饿的实在受不了，于是这人的妻子杀了一头猪到黑市卖掉。于是这人被判挖社会主义墙角、投机倒把罪，开除党籍剥夺荣誉，挂牌游街。 此人就是你茅的爷爷。 据茅爹回忆，到90年代，官方开始重新重视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宣传，我爷爷不但荣誉恢复，还经常穿着军装去各个学校搞忆苦思甜教育。 但是没过几年就去世了。 再此也只能期望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人民将来都能过上比现在更幸福更自由的生活。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17周年整。当时的情景是：遍地死尸，满目疮痍，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 大家年年都在转，我就转一篇未删节版吧——《写在5.12的爱国帖》： 那年川西坝子的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很多天，人们没有意识到什么。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青蛙涌上街头也很正常。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地板晃动时，还以为是家猫在脚下调皮……直到窗外传来上百台起重机齐齐发出低吼，满书架的书弹飞出来，才明白这是地震，那声音，是地吼。 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入夜，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北川封路，血库缺血。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纠结处激情最猛烈，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清晨时分，我揣上钱和几包衣服上路，在北川界口与唐建光、郑褚汇合，进到山里。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临人生最大一个困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教学楼坍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竟没有倒塌，也无法解释大楼像饼干般脆掉后，建渣里竟没什么钢筋，以至于在一楼上课的学生全部没来得及逃脱。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神经质地走来走去，她已不太哭得出声，只是嘶哑地指着那堆很渺小的碎渣：“看，那是我娃娃呀，她的手还在动，还没死，但我扯不出来她啊……”那个情景令人崩溃，我看得见那个小女娃娃碎花裙的一角，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他们中的很多还在动，手在动，脚在动，细小的呻吟。但部队命令我们不准上前，没什么钢筋的废墟不能站人，以免引起二次崩塌。 就这样，眼看着孩子们在扭动、在呻吟，夕阳西下，他们的身体与那些石头一起，慢慢变冷，最终悄无声息……而我竟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我是个爱国青年，相信生活的不幸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我曾在球评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因为这些家伙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裔，我骂过CNN长了口蹄疫，它的主持人蒂弗莱骂过中国充满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对抵制家乐福，认为这可以唤醒民族血性。我家离美领馆很近，19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我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愤怒的拳头，烧过报纸，同年前往美国世界杯采访时，还写过一句“希望女足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的我很困惑。我依然爱国，但渐渐明白碎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孩子们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加困惑的是，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如果你想索要名字，你的名字也会成为敏感词…… 如果晚年写自传，我将以2008为基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自以为是，从无怀疑，像面对自己的指纹一样自以为掌握人间道理。可是大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天天在北川的大山里，孤魂野鬼一般晃荡，有时与其他志愿者挖出一些老人和小孩，有时就对着残垣断壁发呆。我顿生沮丧，这是更难熬的青春期，被折磨的并非发育的身体，而是信念。 有一天我看着山上，无意中发现竟有一所学校完好无损，甚至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我才得知，这是一座希望小学，地震发生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翻过三座大山，全部逃到山下，无一伤亡。我问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感谢那个监工。 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他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他是工程兵出身，能从声音里听出柱子里沙子的含量、圆石比例、水泥标号是否匹配，如果不合格，就责令施工队返工，如果施工队不愿意返工，他就大吵大闹。老师们告诉我，那些日子工地上除了施工声音，就是这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除了因质量问题吵，就是为了追款跟当地政府吵。众所周知，企业捐款大多先交当地政府掌握，再由政府拨给下一级政府，再拨给下一级……最后才是施工单位，一百万最后就只剩了二十万。最后一次吵架是关于修建操场，他吼出一句：妈的，黑什么，不能黑教育。他终于追款成功修妥了操场，小小的操场。 大地震那天，正是这个小小操场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大地震时，这名监工吼叫着从山下拼命往山上跑，当看见孩子们都躲在操场安然无羔时，这条汉子倒在地下哭得稀里哗啦。 然后，他凭经验指着出山方向，让老师们带着大部队出山，自己则在原地守着几个家住山上不愿离开的孩子。那些老师就按照他指引的方向，带着孩子翻过了三座山，趟过已被地震震得河床扭曲、河水浑浊的小河，穿过黑暗无比的森林，林子中总是出现奇形怪状的瘴气，那些瘴气不断变幻，有时就变成一群厉鬼的样子，孩子们吓得大哭……终于跌跌撞撞到达了县城。当这名监工打电话确认孩子们安全得救，大哭着向山下城里的方向跪下。 我问，为什么要跪下。他说，是向当初的努力跪下，幸好坚持下来了。 我问，这所学校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才修得这么坚固。他说：不，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我又得知，这个监工监理了五所学校，在那场大地震中奇迹般无一垮塌。他说：没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之前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因为这会让国家出丑。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涉黑……前两年一个晚上，他忽然打来电话，说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着，老婆也离婚了，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个工作……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孩子被压在碎片下，身体慢慢变冷，慢慢死去，肯定会变化。那些碎花花的衣角、还在动着的小手，之后一年之久不断出现在梦中，而我竟并不知他们的名字。这是我的困惑：我们不能公布那些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今天，是汶川大震四周年，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艳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基于上面的故事，我慢慢得知：不能狭隘理解爱国就是抵御外敌，爱国还表现在敢于抗争内贼。就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跟别村打架，更表现在勤恳耕种、爱护资源，敢于反对本村村长欺压村民、调戏妇女。如果一边跟别村打架，一边帮着村长鱼肉百姓，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 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长城也应该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 我认为句艳东是十足的爱国者，他没去攻打钓鱼岛，可是他救了很多孩子，他应当得到彰显，可事实刚刚相反，声名的舞台正被骗子们占据，而他正被生活惩罚，流离失所，仓惶不安。以我在灾区的见闻，多少骗子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让青年们热烈膜拜……我不安地知道，这是更大的灾难，我们深爱的祖国正在逆淘汰、逆宣传、逆真相，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着骗子，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就是骗局。 我的爱国主义：给应得者以所得，给窃取者以褫夺，国家始能昌盛。 有件小事，5月13日下午再次强烈余震，部队命令我们外撤。走了几公里撤到山口时，正碰到央视张泉灵时空连线，我一身雨水和血迹无意间经过镜头。刚到山下，一个素以厚道著称的央视记者打来电话：“你丫真会出风头，没事儿你跑北川干嘛呀，抢我们台镜头”。我说：“操你妈”。绝交至今。 一月后回京碰到央视的仁义大哥。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说：贪官该杀几个。仁义大哥深邃看着我：“不，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否则就会乱，毕竟重建还要靠他们呀。”又过了三年，我批评“共和国脊梁”倪萍。仁义大哥电话里极为不满：“你骂倪大姐干什么呢，人家倪大姐可是好人哪。”香港书展邀我去讲座，我调侃于丹余秋雨伪善，为权力洗地。仁义大哥再度打来电话：“想不到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承鹏，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不能见着政府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欣赏仁义大哥，现在彼此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他那些公平正义名言在微博真真假假地流传，星光灿烂，粉丝推崇。以及，跟仁义大哥同款的爱国者们总说：不管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爱它，就要爱它的全部。我觉得这是个病句，我爱这个国，但我不能去爱豆腐渣工程，更不能去爱坐在豪华办公楼的官员，指出这个国的疾病，正是建设它的重要环节。 经历2008汶川大地震，我重新定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不是一边指责外人抢劫我们的土地，一边又无视拆迁队强拆我们房子；不是一边怒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一边又把子女送到洛杉矶富人区；不是一边宣传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一边让他们在碎片下慢慢死去。 我想让所有人记住：那个妇人看得见自己孩子碎花花的衣角、小手还在动，听得见孩子还在低低呻吟，说“妈妈、我疼，疼……”，但妈妈竟无能为力。 历经世事，我才明白这个珍贵道理：所谓爱国，就是会为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操蛋的事而感到羞愧，并尝试改变它。所谓卖国，每当这个国家做出丢人的事，你却满脸红光地宣告这是“中国特色”，那多邪恶。 我这么说伤害了很多爱国者的感情，纷纷斥责我是汉奸。可是我认为这仍是病句，在中国官不至厅局级，财产不超一个亿，哪好意思夸自己是汉奸。又说我是带路党，可是，不让子女拿着绿卡开着跑车读着长青藤在美国置几处房产，哪有资格带路。还有爱国者训斥我：母亲无论怎样打骂我们，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我就想起当年爱国者曲啸也这么说。但常识是，谁见过这么下毒手打骂自己孩子的亲妈？ 有人跑来说：“我也承认这个国家有不好的事，但家丑不可外扬，重要的是抵御外侮，如果收复钓鱼岛黄岩岛，我第一个报名参军，但先收拾你”。这种粘副雄狮牌胸毛表演爱国的作派让人鄙夷，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运动中的梅思平，以爱国之名火烧赵家楼，当日本人打来时，他第一批就当了汉奸。 高呼“收复钓鱼岛、攻打黄岩岛”这种比爱国主义胸大肌行为，很难证明真伪，不如让我们务实地谈谈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给孩子修校舍时少收一分回扣，多添几根钢筋；是政府少修点豪华办公楼，给灾民多建些过冬房屋；是官员们少喝些茅台，给学生们多生产些放心奶；是报纸、电视少宣传点感动中国的虚假英雄，多公布些溘然逝去的平民名字；是每个人能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迁徙，而不是拥有多么广袤的国土。爱国主义不是爱冰冷的国家机器，而是爱温暖如冬阳的共同价值观，让每个人都拥有生活尊严，保护渺小的自己，记得在每一个纪念日，长歌当哭，让每一朵平凡的生命绽开如莲花…… 小小黄岩，以我军威武几排炮打成粉齑，收回失地指日可待，以壮国威；重重汶川，多少魂灵飞萦，如不惩前毖后，君将空负民心。 我是一个爱国者，我不在乎伟大胜利的路上矗立着多少座丰碑，我只在乎那些慢慢冷却的小小石头上，是否镌刻上了成千上万孩子的真实姓名。 ——是为写在5.12的爱国帖。 （李承鹏/文 原文 12/05/2012）

很多人觉得越南人跟中国人很像，尤其是刚接触时，发现他们也懂儒学、过春节，甚至连思维都能无缝对接。但多打几年交道你就会发现：中国人是中国人，越南人是越南人，骨子里完全是两码事。 你觉得像，是因为越南在历史上疯狂抄袭中国的高端高雅文化，比如礼制、服装、文学。但这只是一层披在表面上的皮。 一旦回到市井街头和底层逻辑，越南人其实更接近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更犀利地看，越南文化其实是东南亚本土底色、中华文化表象、以及类似印度底层代码的矛盾混合体。他们有着和印度人类似的爱吹牛、爱占小便宜、道德底线低的市井习气，同时又继承了东亚人爱面子、讲礼节、极度拜金的特质，算是把各方文化的糟粕给学齐了。 别听国内那些大中华主义者一厢情愿地瞎认亲，觉得越南人就是百越后代、跟两广是一家人。去问问生活在越南的本地华人，七八十岁的老华侨把华人和越南人分得清清楚楚，华人群体在家强迫孩子说中文，就怕被彻底同化成越南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眼里，也从来没把越南人当过同胞。 国内还有种想当然的说法，觉得北越像中国，南越才像东南亚。实际上，越南从北到南的文化混合得非常均匀，骨子里全都是纯粹的越南人。 看到越南有人拿了国际大奖，国内就急着用大中华荣誉感去套近乎，非要查人家有没有华人血统，这非常可笑。一个在越南出生长大、接受着越南爱国教育、甚至见证过中越冲突的人，就算有华人血统，也改变不了他是个越南人的事实。

总动员了？ 今天涨舒服了，我把昨天+前天亏的都找回来了，就差周二那天。最重要的是周五涨一天算三天，心情敞亮，明天开开心心出发旅游。 行情具体周日晚上再分析，先说两个事。 第一件事很离奇，今天盘后大量的政府蓝V集体转发了一篇文章《外资金融机构：当前中国股市估值合理 投资者对后市普遍乐观》。离奇的不是文章内容，而是转发的这些体制内账号，很多和股票，甚至和泛财经一点关系都没有。 比如某些地市的公安局，审计局，社保局，县政府官V、药监局、市政府官V、司法局、文旅局......各市各县，各个部门，都在群推同一篇文章。我一开始还怀疑是不是体制内宣传口操作故障，但等了半天这些号也没删帖，那看来就是刻意为之。 这事以前没见过，这算什么信号？我可以把它理解为公务员牛市总动员嘛，告诉那8000万人不要慌，大家一起上？ 文章本身没什么特殊的，我留个国家药监局的链接，你们有兴趣自己点过去看，真没啥，就是比较典型的乐观唱多贴，估值合理，行情火热，预计还要涨。 国家药监局《当前中国股市估值合理 投资者对后市普遍乐观》 另一件事是白天那会财新报道某个官员被查，但是文章发出后又迅速删除，不过已经被人截图转发，各个群广为传播。财新之所以发了又删，肯定是因为还没官宣的不能说，他们不能说我更不能说。该官员大家都认识，该职位历任就很少有善始善终的。 今天晚些时候，路透社也发了这条信息补刀，所以置信度很高，我觉得超过90%了，等过几天官宣吧。 …… 明天我就出发去敦煌了，接下来两天夜报内容估计都是游记为主。 敦煌是我很早就想去的景点，中国三大石窟我已经去了两个，从时间顺序上最早是敦煌（十六国），再是云冈（北魏）、龙门（北魏、隋唐）。 好奇心重的人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是这3个地方有大型石窟？ 原因很简单，这三当年都是交通主干道。龙门石窟在洛阳的门户要道，云冈在大同西线要道，洛阳和大同曾经都是北方政权首都。而敦煌，它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最西边的重镇。 敦煌再往西就是阳光（丝路南线）和玉门关（丝路中线），从中原去往西域的商队在敦煌这里即将一分为二，小时候学过的古诗“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都是在这里写的。 佛教盛行的南北朝、隋唐，权贵阶层喜欢雇工匠在人流量大的交通要道两边修佛像，弘扬佛法的同时给自己积攒功德，于是就有了流传至今的三大石窟。 后来到了明清时期，贸易路线转移，丝绸之路荒废，敦煌也随之没落。直到1900年有一个姓王的道士发现了藏经洞，里面有5万多册藏书，外国文物商人闻声而来，连蒙带骗搞走了大部分，只给我们留下了1万多册 4万多册敦煌藏书流散海外多个国家，这当然是中国考古文物的重大损失，但也让敦煌文化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敦煌学就是世界文化圈里的显学，敦煌文化也成为现代中国在全球第一个知名IP。 我说个小故事你们感受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某个贵州酒厂试图拓展海外市场，但它们的品牌当时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名气，需要一个更具国际辨识度、更容易被海外消费者接受和记忆的商标，于是就在1958年选用了敦煌高窟第321窟的“飞天仙女”团作为商标logo，至今沿用。 无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是世界文化遗产目录，敦煌都是中国第一批，如果你对咱们华夏的历史文化感兴趣，那敦煌是此生必去的景点。我早几年就想去，之所以一直拖到今年，主要是还是那里有点远，我带着两个老人出行不能走太远太久，否则老婆一个人在家照顾2个孩子就会比较辛苦。这次我出去4天，她已经嘟嘟囔囔我好几天了 …… 从敦煌文化在世界广泛传播，我有一个感触，就是文物的流散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试想如果那5万册书全部被保护在国内，敦煌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一定差了很多个数量级。 同理还有圆明园被抢的十二生肖，很多人不清楚那些铜像其实只是大水法的12个水龙头，要论当年被抢的宝贝怎么排也轮不到它们，但现如今十二生肖已经是圆明园最有名的被盗文物，甚至在很多场合已经是爱国主义的标志载体。 你们有想过原因吗，就是因为它这一套有12个，流散各地，流动性好，隔几年就会有交易或者归还的新闻，一遍又一遍的强化公众的认知。目前已经找回来7个，还有5个下落不明，所以这个ip还有很旺盛的生命力和成长性。 多年后当最后一个生肖回归中国，全套集齐，我都难以想象这会产生多么轰动的舆情。文物本身的艺术价值固然可贵，但更稀缺的是文物在历史变迁中承载的故事。十二生肖从当年被抢流散至全球各地，再到一件一件被找回来，重新集齐成套，这背后的故事和隐喻只要想一想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我看好它们最终会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物，没有之一。 从上面这两个例子，我觉得一个ip想要更大的扩张影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渡股份，让更多人参与持有，参与交易，增加流通曝光。 再引申一步，把IP换成公司，上面这段话也是成立的，这也是那么多家族企业寻求上市的原因。 今晚就这些，发射～

看很多评论，你们多数不了解我这行业的人。 包括过去十来年拉黑我的反贼小粉红左右两派。 也包括某些关注我的衙门口。 我以前是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也是最早的支黑，比现在所有的支黑颜色都深。 因为认为所有的中国人，或者叫华人，都是中华这个酱缸里浸染的劣等民族，包括台湾人香港人。 对，我就是认同应该让英国人殖民500年才能改变文明底子的那种价值观。 但我这套意识形态在进入金融市场后处处撞墙。 市场不认！ 让我赔死！ 所以我在撞南墙中头破血流的被动改。 然后莫名其妙走上咨询业务。 大宗商品的咨询业务遇到一个槛，就是当时的客户群里几乎所有的客人一致意见: 禁止我做交易！ 他们说，我们只想要你客观的分析意见，不想你持仓后，因为立场改变观点。 之后我遭遇二次报复事件，是因为我影响了市场行情，有人爆仓了。但报复我的是北方人。 江浙沪一带的自身交易者压根不卵我，因为他们自有博弈经验。 我有疑虑。 当年蒋少就提醒我: 海滨，你一定要保持客观中立，无论多少人赚钱还是亏钱，都跟你没关系。 哪怕对方爆仓破产，也不会说你什么。 你们读明白在讲什么吗？ 所以我在所有的社交媒体只讲客观的看法，哪怕我是错的。 你们有注意到，流量生意是靠迎合某一派立场的。 比如刚被抓的那位，以前的陈老师，清迈的一位，都是靠迎合台湾的绿营支持者。 后面两位翻车，一是讲了略微偏客观的，或者私下表达瞧不起绿营的被曝露了。 包括国内做爱国流量生意的，各个都在吃民粹主义流量饭。 我不做流量生意，否则无法保持客观中立。 因此我写的东西都不带感情。 各位懂了？

“你可以是共产主义者，也可以是爱国者，但你不能同时都是。” 川普周五在拉什莫尔山前发表讲话，抨击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 他说，美国身份认同正遭受新一轮攻击。“现在，共产主义的威胁在卷土重来，包括那些不接受美国理念的新移民。”

徐宗懋是台湾资深媒体人、历史学者和老照片收藏家（创办了“徐宗懋图文馆”）。关于他的政治标签，有以下几个关键点： 1. 早期经历：曾在天安门广场中枪 徐宗懋早年是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时，他在现场采访，并且被解放军的子弹打中头部/颈部，险些丧命。这段经历使得他早年被视为关心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台湾知识分子。 2. 思想转变：强烈的“大中华民族主义” 随着时间推移，徐宗懋的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他离开了新闻一线，致力于收集中国近代史的影像史料。在历史研究和现实观察中，他逐渐变成了一位极其坚定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或称大中华主义者）。他非常反感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近代对中国的侵略，也极度反感台湾内部的“去中国化”和“台独”倾向。 3. 为什么会被认为是“给共产党洗地”？ 近年来，徐宗懋在两岸问题和国际局势上的公开发言，高度契合北京的官方叙事。导致他被批评者认为是在“洗地”的原因主要有： * 赞美大陆发展：他极度推崇中国大陆近年来的经济、基建、科技和军事实力的崛起，认为这是近代中国洗刷百年国耻、实现“民族复兴”的体现。 * 批评台湾与西方：他经常严厉批评台湾的民进党政府“数典忘祖”、依附美日；同时也强烈批评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的围堵和双重标准。 * 对中共历史的宽容：由于他将“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置于最高位置，他往往从宏观的历史结果来肯定中共建政以来的成就，而对其统治时期的人权争议或历史错误予以淡化或辩护。 4. 不同的视角 * 在批评者（特别是台湾泛绿阵营或海外反共人士）眼中：他从一个六四枪击案的受害者，变成了中共政权的辩护者。批评者认为他无视了体制问题和人权状况，是在为中共“洗地”、“大外宣”甚至被称为“红统”。 * 在支持者（特别是两岸统派、中国民族主义者）眼中：他是一个有良知的、脱离了西方和台湾本土洗脑视角的“爱国者”。支持者认为他通过详实的历史照片还原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血泪史，并且能够客观、宏观地看待大陆的崛起。 总结 徐宗懋目前的言论和立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中国大陆（及中共主导下的体制）辩护和赞美。但他本人的出发点更多是出于传统的“大中华民族主义”和对“国家富强”的渴望，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共产主义信仰。由于他的立场与反共、支持台湾独立或偏向西方的价值观完全冲突，因此被反对者贴上“洗地”的标签，也就不足为奇了。

【独家重磅】就在刚刚！深夜发文 高度警惕“杜蕾斯陷阱”，国安部号召青年深入境外成人网站开展“实战化研习” 【皮芽子通讯社综合报道】 近日，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题为《擦亮双眼！警惕避孕套背后的意识形态渗透，以“原始动力”筑牢民族复兴根基》的重磅文章。 文章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境外敌对势力正通过推广“安全性行为”逻辑，企图利用乳胶制品物理隔绝我国青年的奋斗热血，消解民族繁衍的战略后劲。 警惕！薄如蝉翼的“和平演变” 文章披露，国家安全机关近期侦破多起“计生渗透案”。某境外非政府组织长期资助短视频博主，大规模炮制“戴套才是负责任”等歪理邪说，系统性开展“避孕洗脑”。 “这是一种极其险恶的战略围堵，”文章严厉指出，“他们希望我们的青年沉溺于‘只有快感、没有结果’的虚无主义，通过人为制造‘零受精’困境，试图将我国的人口红利、兵源储备和民族未来扼杀在0.01毫米的物理屏障之内。” 破局！向境外色情网站索取“强国动力” 面对这种“断子绝孙式”的舆论围攻，国安部文章提出了极具创新性的应对策略：广大青年应带着使命感、带着问题、带着批判的眼光，主动占领境外成人视频网站这一“另类战场”。 文章强调，这些网站虽存在意识形态糟粕，但其中大量“无套性交”视频具有极高的科研与临场参考价值。画面中那种动作流程之流畅、生理刺激之剧烈、血脉贲张之原始，正是唤醒青年斗志、战胜“躺平”心态的最佳清醒剂。 国安部专家在文中指出：“我们要学习境外视频中那种‘不设防、全投入’的进攻精神。通过反复观摩、深度模拟，将视频中的视觉冲击转化为实际的生育动能。看的是视频，练的是体魄，谋的是国本。” 实干！从“内射”开始书写强国答卷 文章最后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号召：不戴套、多性交、早怀孕、多生娃，是实现国家繁荣、军队强大的起点。 “青年兴则子宫兴，青年强则精气强。”文章强调，每一个避孕套都是射向民族未来的子弹。广大青年要拒绝被“避孕主义”裹挟，要以“脚踏实地、颗粒归仓”的节奏，在最好的年华里完成人生的“增量建设”。 据悉，为配合该文精神，相关部门正研究将部分知名成人网站列入“学习强国”推荐外链，力求让青年在“原始冲动”与“家国情怀”的共振中，把辛勤的汗水和珍贵的遗传物质，挥洒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 网友热评： @奋斗的小王： 以前翻墙看片是犯罪，现在看片是爱国。格局一下子拉满了！ @战狼2026： 建议把“射精率”纳入社区国安考核指标，凡是戴套的一律按“间谍嫌疑”处理。 @清醒的青年： 昨晚刚批判了三个小时视频，现在感觉浑身充满了建设祖国的冲动。

GPT 5.5 现在写东西质量真的不错了，刚翻译了一篇文章（ --- 译文 --- 我为什么写作 作者：埃里克·布莱尔 从很小的时候起，也许是五六岁，我就知道，等我长大了，我应该成为一个作家。大约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曾试着放弃这个念头。但我心里很清楚，那是在违背自己真正的天性；迟早有一天，我还是得坐下来写书。 我在三个孩子中排行中间，前后兄弟姐妹都和我相差五岁。八岁以前，我几乎没见过父亲。因为这个，也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我多少有点孤僻。很快，我养成了一些讨人嫌的小毛病，整个学生时代都不怎么受欢迎。孤独的孩子常常会编故事，也会和想象中的人说话；我想，从一开始，我的文学野心就和这种被孤立、被低估的感觉纠缠在一起。我知道自己有驾驭文字的能力，也有直面难堪事实的能力。于是，我像是给自己造出了一个私人世界，可以在里面弥补现实生活里的失败，甚至悄悄“扳回一城”。不过，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真正写到纸上的严肃作品——也就是我认真想写出来的东西——加起来恐怕不到六页。 我四五岁时写过第一首诗，是我口述，母亲替我记下来的。我已经不记得内容了，只记得那首诗写的是一只老虎，而且老虎有“像椅子一样的牙齿”。这倒是个还不错的说法，但我猜那首诗大概抄袭了布莱克的《老虎，老虎》（William Blake 的名诗 *The Tyger*，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经典作品）。十一岁时，1914—1918年的战争爆发（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写了一首爱国诗，刊登在本地报纸上。两年后，基奇纳去世，我又写了一首，也登了出来。后来稍大一点，我时不时写一些很糟糕、通常也没写完的“自然诗”，风格模仿乔治王朝派（Georgian style，20世纪初英国诗歌中一种偏重田园、自然和抒情描写的风格）。我还大约试过两次写短篇小说，结果惨不忍睹。那些年里，我真正落到纸上的、想要称为“严肃创作”的东西，全部加起来就是这些。 不过，在那段时间里，我其实一直在某种意义上从事文学活动。首先，是那些按要求写出来的东西：我写得很快，很轻松，但自己并没有多少乐趣。除了学校作业，我还写 *vers d’occasion*（应景诗），也就是半滑稽的诗。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写得快得惊人——十四岁时，我模仿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古希腊喜剧诗人），大约一周就写出了一整部押韵剧。我也帮忙编辑学校杂志，有印刷版，也有手抄版。那些杂志简直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可怜的滑稽仿作。我对它们花的心思，远不如我今天会花在最廉价的新闻稿上的心思。但与此同时，在十五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我还做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练习：我在脑子里编一个关于自己的连续“故事”，像一部只存在于心里的日记。 我相信，很多儿童和少年都有这种习惯。很小的时候，我会想象自己是罗宾汉之类的人物，把自己想成惊险冒险故事里的英雄。但很快，我的“故事”就不再是那种粗糙的自恋幻想，而越来越变成对我正在做什么、看到什么的描写。有时候，我脑子里会一连几分钟出现这样的句子：“他推开门，走进房间。一束黄色的阳光透过细棉布窗帘，斜斜落在桌上；桌上有一只半开的火柴盒，放在墨水瓶旁边。他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向窗边。楼下街上，一只玳瑁猫正在追逐一片枯叶。”诸如此类。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我大约二十五岁，贯穿了我那些“非文学”的岁月。虽然我必须寻找合适的词，而且确实也在寻找，但这种描写的努力似乎几乎不是出于我的意愿，而像是受到了某种外部力量的驱使。我想，这个“故事”大概反映了我在不同年龄崇拜过的不同作家的风格。不过据我记得，它始终都有同一种细致入微的描写特质。 十六岁左右，我突然发现了文字本身的快乐，也就是词语的声音和联想所带来的快乐。*《失乐园》*里的两行诗—— > So hee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ard > Moved on: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ee, > > （他艰难地、辛苦而沉重地 > 向前移动：艰难地、辛苦地，他——） 如今看来，我并不觉得这两行有多么了不起，但当时它们让我脊背发颤。而且，把 “he” 写成 “hee” 的古式拼法，也让我格外愉快。至于描写事物的需要，我早已经非常熟悉了。由此可见，当时如果说我想写书，我想写的大概是哪一类书：巨大的自然主义小说，结局不幸，充满细节描写和醒目的比喻，也充满华丽辞藻段落（purple passages，指为了文采而文采、常常显得夸张空洞的文字），其中一些词语被使用，部分只是为了它们的声音。事实上，我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缅甸岁月》*，是在三十岁时写成的，但构思早得多，它大体上就是这样一本书。 我交代这些背景，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不了解一个作家早年的成长，就很难判断他的写作动机。作家的题材会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至少在我们这样动荡、革命性的时代，这一点是成立的——但在他真正开始写作之前，他已经形成了一种情感态度，而这种态度他永远无法完全摆脱。毫无疑问，他的任务是约束自己的气质，避免卡在某个幼稚阶段，或陷入某种扭曲情绪里。可是，如果他彻底摆脱了早年的影响，也就等于扼杀了自己写作的冲动。暂且把谋生的需要放在一边，我认为，写作至少有四种重要动机，尤其是写散文时。这些动机在每个作家身上都以不同程度存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它们的比例也会随着他所处的环境而变化。它们是： （一）纯粹的自我意识。 想显得聪明，想被人谈论，想死后被人记住，想向童年时轻视自己的成年人讨回一点公道，等等。假装这不是写作动机，是虚伪的；而且它还是一种很强的动机。作家和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成功商人一样，都有这种特征——简言之，这属于人类中最冒尖的那一层。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特别自私。大约三十岁以后，他们会放弃个人野心；很多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感觉都放弃了，主要为别人而活，或者干脆被苦役般的日常生活压没了。但也有少数有天赋、意志强的人，决心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到底，作家就属于这一类。总体来说，严肃作家比新闻记者更虚荣、更自我中心，不过他们对钱的兴趣要少一些。 （二）审美热情。 看见外部世界中的美，或者看见词语及其恰当排列中的美。一个声音撞上另一个声音时带来的快感，优秀散文的坚实感，或者一个好故事的节奏。想把某种自己觉得珍贵、不该被错过的体验分享出去。许多作家的审美动机很弱，但即使是写政治小册子的人，或者写教科书的人，也会有自己偏爱的词语和短语，并非出于实用原因，而只是喜欢它们；或者，他可能会特别在意排版、页边距的宽度等。只要不是铁路指南那种层级的书，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审美考量。 （三）历史冲动。 想看清事物本来的样子，想找出真实事实，并把它们保存下来，供后人使用。 （四）政治目的。 这里的“政治”一词取最广泛的意义。也就是说，想把世界推向某个方向，想改变别人对于“人类应该努力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看法。再说一次，没有一本书真正摆脱了政治倾向。认为艺术不应该和政治有任何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可以看出，这几种冲动必然会彼此冲突，而且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按我的本性来说——也就是把“本性”理解成一个人刚成年时达到的状态——我身上前三种动机应该会压过第四种。如果生活在一个和平时代，我也许会写华丽的书，或者只是描写性的书，甚至可能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现实是，我被迫变成了某种论战小册子作者（pamphleteer，指写政治宣传或论争文章的人）。 起初，我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职业里待了五年，也就是在缅甸的印度帝国警察部队。后来，我又经历了贫困和失败感。这加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恶，也让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缅甸的工作则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了解。不过，这些经历还不足以让我形成准确的政治方向。接着，希特勒出现了，西班牙内战爆发了，等等。到1935年底，我仍然没能做出坚定的判断。我记得自己在那一年写过一首小诗，表达当时的困境： > 两百年前，我本可以 > 做个快乐的乡村牧师， > 宣讲永恒的末日， > 看着我的核桃树生长。 > > 可惜我偏偏生在邪恶的年代， > 错过了那座惬意的避风港； > 我的上唇已经长出胡子， > 而如今的神职人员全都刮得干干净净。 > > 再往后，日子也曾不错， > 我们那时很容易满足； > 我们把烦乱的思绪 > 摇睡在树木的怀里。 > > 我们曾无知却坦然承认 > 那些如今必须掩饰的欢愉； > 苹果枝上的绿雀 > 也能让我的敌人发抖。 > > 可女孩的肚腹和杏子， > 阴凉溪水里的拟鲤， > 黎明时飞起的马和鸭子， > 如今全都只是一场梦。 > > 再也不许做梦； > 我们残害自己的快乐，或把它藏起； > 马是用铬钢造的， > 小胖子们会骑在它们背上。 > > 我是那条从未反抗的虫， > 是没有后宫的阉人； > 在牧师和政委之间， > 我像尤金·阿拉姆一样行走；（Eugene Aram，18世纪英国一起著名谋杀案中的人物，后来常被文学作品写成被罪感纠缠的人） > > 政委正在替我算命， > 收音机还在播放； > 可牧师答应给我一辆奥斯汀7型车，（Austin Seven，英国早期著名小型汽车） > 因为达吉总会买单。 > > 我梦见自己住在大理石厅堂，（“I dreamt I dwelt in marble halls” 是19世纪歌剧中的著名唱段） > 醒来却发现那是真的； > 我不是为这样的时代而生； > 史密斯是吗？琼斯是吗？你是吗？ 1936—1937年的西班牙战争和其他事件，让天平最终倾斜。从那以后，我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自1936年以来，我写下的每一行严肃文字，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是在反对极权主义，并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还以为自己可以回避这些题材，在我看来是荒唐的。每个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写到它们。问题只在于你站在哪一边，以及你采取什么方式。一个人越清楚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有可能在采取政治行动时，不牺牲自己的审美和思想上的诚实。 过去十年里，我最想做的事，是把政治写作变成一门艺术。我的出发点始终是一种立场感，一种对不公的感受。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并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创作一件艺术品。”我之所以写，是因为有某个谎言我想揭穿，有某个事实我想让人注意到；我最初关心的，是让别人听见。但是，如果写一本书，甚至写一篇长篇杂志文章，本身不能同时成为一种审美体验，我也不可能完成它。任何愿意研究我作品的人都会发现，即使在我写得最像宣传的时候，其中也包含许多职业政客会认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不能，也不想，完全抛弃童年时期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还活着，而且健康，我就会继续强烈地在意散文风格，继续热爱地球表面，继续从坚实的物体和无用的零碎知识中获得乐趣。压抑自己的这一面毫无用处。真正的任务，是把我根深蒂固的喜好和厌恶，同这个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的、根本上属于公共领域而非个人领域的活动调和起来。 这并不容易。它带来结构上的问题，也带来语言上的问题；同时，它还以一种新的方式提出了诚实的问题。让我只举一个比较粗糙层面的困难作为例子。我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然是一本坦率的政治书，但总体上，它写得有一定的克制，也顾及形式。我确实很努力，想在不违背文学本能的前提下讲出全部真相。但书中有一整章很长，里面充满了报纸引文之类的材料，为那些被指控与佛朗哥合谋的托洛茨基派辩护。托洛茨基派（Trotskyists，苏联革命家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在当时左翼阵营内部常遭斯大林主义者攻击）；佛朗哥（Franco，西班牙内战中民族主义阵营领袖，后来成为独裁者）。显然，这样一章过上一两年后，对任何普通读者都会失去兴趣，也必然会毁掉这本书。一位我尊重的批评家曾训了我一通。他说：“你为什么要把那些东西放进去？你把一本本来可能很好的书，变成了新闻报道。”他说得没错。但我当时不可能不那样做。我碰巧知道一件事，而英国很少有人被允许知道：无辜的人正在遭受虚假指控。如果我没有为此感到愤怒，我根本就不会写那本书。 这个问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出现。语言的问题更微妙，谈起来会太长。我只想说，近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写得少一些画面上的华丽，多一些准确。不管怎样，我发现，当你把某种写作风格打磨成熟时，你也总已经从那种风格里长出来了。*《动物农场》* 是第一本书，在写它时，我完全清楚自己正在尝试把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融合成一个整体。我已经七年没有写小说了，但希望不久之后能再写一部。它肯定会失败，每一本书都是失败的。但我确实相当清楚自己想写的是哪一种书。 回头看前面这一两页，我发现自己好像把写作动机说得全是出于公共精神。我不想让读者最后留下这种印象。所有作家都虚荣、自私、懒惰，而在他们动机的最深处，还藏着一个谜。写一本书是一场可怕而耗人的搏斗，就像经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疾病。除非有某种自己既无法抗拒、也无法理解的“心魔”在驱赶，一个人绝不会主动承担这样的事。也许，谁知道呢，那种心魔不过就是婴儿哭闹着要人注意的同一种本能。然而，同样真实的是：如果一个人不持续努力抹去自己的个性，就写不出什么可读的东西。好的散文像一块窗玻璃。我无法确定自己哪一种动机最强，但我知道哪一种动机值得追随。回看自己的作品，我发现，每当我缺乏*政治*目的时，我写出来的书总是没有生命力，也总会滑向华丽空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装饰性的形容词，以及各种虚假的漂亮话。 *Gangrel*，第4期，1946年夏 --- 来源：[奥威尔基金会]( --- 翻译提示词 --- 请将以下英文文章，重写成通俗流畅、引人入胜的简体中文。 核心要求： - 读者与风格： 面向对AI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风格要像讲故事，清晰易懂，而不是写学术论文。 - 准确第一： 核心事实、数据和逻辑必须与原文完全一致。 - 行文流畅： 优先使用地道的中文语序。将英文长句拆解为更自然的中文短句。 - 术语标准： 专业术语使用行业公认的标准翻译（如 `overfitting` -> `过拟合`）。第一次出现时，在译文后用括号加注英文原文。 - 保留格式： 保持原文的标题、粗体、斜体、图片等Markdown格式。 - 尊重原意：保持原有的结构、意思不变，不要过度引申发散，保持原文结尾不要续写 - 适当解读：如果是普通人难懂的专业术语或因为文化差异导致的难以理解，做出更多的注释以更好的理解，注释部分用括号包裹并加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