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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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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死了吖,今天我在重庆 ,一个人来到seldom 奶茶店发呆,有人过来讲到拼个桌?",是想搭讪还是我多想了 #反差# #女大#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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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医生知道你的伴侣感染了HIV,但对方拒绝告诉你,医生该不该通知你? 重庆最新通过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把这个很难的问题规定得更明确了。 新规要求,HIV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应及时将感染或者发病事实告知: 配偶、与本人有性关系者,以及申请结婚登记的对象。 如果感染者自己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医疗卫生机构有权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进行告知,并提供医学指导。条例将于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 这里真正值得讨论的,其实不是“HIV要不要保密”,而是两种合法权益发生了正面冲突: 一边是感染者的医疗隐私权。HIV信息高度敏感,泄露可能带来歧视、就业和社会关系上的严重影响。 另一边是伴侣的知情权和健康权。如果完全不知道对方感染情况,就无法自主判断风险、采取防护或及时检测。 所以这项规定并不是说“HIV患者没有隐私”。 相反,条例仍然强调保护感染者及其家庭成员的信息;只是把保护隐私的边界划到了一个地方: 当这个隐私已经可能直接影响特定他人的健康时,保密不再是绝对的。 还有一个容易误解的点: 医疗机构“可以告知”,不等于医院可以把患者身份公开给所有人。这里针对的是配偶、性关系者等特定高风险关系,并且要结合流行病学调查情况。 所以真正的问题其实是: 一个人的隐私,应该保护到什么程度,才不会变成另一个人承担未知健康风险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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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只想看一个交易方法,那就看Steven Dux这一个。 Steven是个重庆小伙,原名杜修贤,现在才30岁出头。 他从2.7万美元开始交易,累计利润已经超过5000万美元,仅2025年公开在X上的两笔交易,一笔赚了约700万美元,一笔接近1000万美元。 这次我们讲他最经典的First Red Day策略。 等待一只股票连续暴涨后第一次真正转弱,再从反弹失败的位置做空。 这套方法主要用于美国小盘股和低流通盘股票,常规候选的初始市值低于约2亿美元,流通盘低于5000万股,做空时股价最好已经超过3美元。 生物科技,能源和盘口太薄的中概股容易受到消息,停牌和借券变化影响,通常会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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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重庆轨道黑科技,3秒自动丝滑变轨,迎接列车进站。
偶然看到这篇,当年薄熙来还是不错的,重庆日报以公函方式向我道歉,并在报纸上刊登了道歉。第二年我去重庆参加会议,薄还亲自陪同会议人员观看了演出,相当文革的演出风格,薄进入重庆大礼堂,确实有地方领袖风采,一些人惊呼。 大礼堂晚上要演出,薄要参加,但上午,我在大礼堂小广场上,居然还有维权人士扯条幅抗议,还有散发维权传单的。警察也不怎么管。 晚宴,薄也出席了,当然不与我一桌,我桌子上有重庆宣传部官员,一位处长吧,看到我桌牌上的名字,吃了几口就走了,他可能百思不得其解,这家伙怎么也是开会嘉宾? 处长不明白,为什么薄愿意掏钱办一场文化类全国性会议。 因为与会者有一二位来自北京的要人,薄要通过他子解一些中南海信息。 薄在面子上,做的还是不错的。唱红打黑,太过了,运动式的,急着出成果,表红心,不如习那样,装傻充楞,欺骗了党和国家所有领导人以及公知以及人民群众。 《重庆日报》假新闻遭当事学者公开揭穿作者:凯文 《重庆日报》2月3日报道《2010年知名专家“热评”重庆:很现代很亲民》,其中引述“吴祚来”的话称,“红歌是精神食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重庆市委、市政府就是在发掘和调动这种精神力量。”除吴祚来外,被提名引述的学者还包括王大伟、李林、胡星斗、胡鞍钢、崔之元、李希光等人。 吴祚来本人于当日晚间发微博郑重声明,他没有说过文中引述的话,“完全是欺骗,请重庆市委宣传部核实!”并感慨道:“重庆媒体,你不能这样公然造谎啊!!!” 在随后的微博中,吴祚来继续指责称,这已经是重庆媒体在他身上第三次制造假新闻了。他提供了前两次的网址,但据本台记者检视,这两次其实都是2010年8月27日题为《“唱读讲传”培育出重庆独具特色的城市精神》的同一篇文章。但吴祚来本人又提及还另有一篇关于青海的假采访。 在回答网友的询问时,吴祚来表示他没去过重庆,更没有与重庆媒体有任何接触,“我没见过任何重庆官员啊,红歌,我没亲身去听,根本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还严肃地表示:“谁唱红我都没意见,但我对唱红歌行为还是难过,因为唱红歌时代,伴随着国家苦难,个人崇拜,民生凋比,我不会支持唱红歌的,请任何人不要借我名义支持红歌。” 最后,吴祚来讽刺道:“他们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勇气是哪里来的呀,这是新闻史上一个奇迹吧”,并称“重庆不是要打假新闻么,大家看看他们如何打!” 近几个月来大陆言论状况明显收紧,“假新闻”成为当局打压言论的有效武器,先有《成都商报》记者龙灿因“复旦黄山门”报道被逐,最近又有成都《看历史》编辑马兰因抗战老兵晚年待遇问题被指为“虚假报道”被辞退。此外,著名评论人长平也从南方报业集团“被辞职”。而重庆也于去年12月开展“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专项教育活动动员大会,要求“对编造、刊播、炒作虚假新闻的,坚决严肃查处。” 现年48岁的学者吴祚来则是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曾于2010年在媒体发表文章,炮轰赵本山小品《捐助》不尊重弱势群体,并称以赵本山为核心的文化集团已经同中央电视台结成利益共同体。民间文化集团借助央视的文化垄断,实现了文化效益与经济利益双丰收。他呼吁措施来限制这样的利益集团对民间公共文化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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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缙云山经综合整治后生态与产业双提升,森林覆盖率增至98%,村集体收入达2778万元。 After comprehensive restoration, Chongqing's Jinyun Mountain saw ecological and industrial gains, with forest coverage rising to 98% and village collective income reaching.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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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mond 毕竟当年在圈子里摸爬滚打过,但知其一未必知其二。你反复以「红色贵族」作为分析框架,好像已经把我们看透了。其实这套逻辑,拿去分析任何有先贤家族,都能自圆其说。往往恰巧是在跟一个群体没有接触下,才会把它当统一的一体去言论。 回复一下: 「大连:花拳绣腿」 这话我们听多了。爸确实搞了不少形象工程。如他所讲:不美化城市,还要丑化城市? 你是做地产的,该明白这逻辑:一座城多了绿化、建了小区花园,地皮增值,商户进来,税收才厚。大连本来是东北退下来的国企城,就业、市容都落后。若不宣传,又怎么吸引国内外的资本和游客?难道要做个默默无闻的北方明珠? 数字比观感硬。1992 年他接手时全市 GDP 271 亿,2000 年离任时 1110.8 亿,8年 CAGR 19.3%。全市可支配财力从 21 亿涨到 90 亿,那七年多挣多花了 268 亿。实物资产从 760 亿升到 2600 多亿,地价涨了约五倍。市区两百多万人,七八年间约一百万人搬进新房;其中四十五万人是政府运作迁居、本人几乎不掏钱,居住面积平均还增加四成。单这一项成本一百二十多亿。靠当年那点财政根本盖不出来,靠的是土地升值以后的收益。 那时候骂他的另一群人嫌他太「右」,因为他搞招商引资。到 1998 年前后已有一百多家世界跨国公司在大连落子,开业外商投资企业三千多家。 你去了大连一次,觉得城市败落。这随你。可能跟新加坡还差一点。但大连人有大连人的记忆。你不妨再去一趟,问问经历过那些年的人有何看法。 「辽宁:他很难甘于做班子成员」 你唯一的例子是中央巡视组来了他没去迎接、没全程陪同。可能你想象官员应该点头哈腰。的确,我爸爸这些方面有缺陷。 你说这是因为他从小看到权力最高层,这话没错。他十六岁那年家破人亡,是被江青直接点名送进监狱的,亲身体会权力最高层。整个成长的十年,是作为叛徒儿子、在人下人的环境里长大的。他们那一代,跟我们第三代温室成长的可不一样。 「商务部:一种很重的公子脾气」 你先说他「身材高大,口才好,反应快,敢于跟外国官员公开交锋。当时中国刚加入WTO不久,中美、中欧贸易摩擦不断,薄熙来频繁出现在国际谈判和媒体上,很容易成为明星官员。」 然后你拿来反驳的,是说他懒惰、「早上睡觉」。这倒有意思:就连他的对手都不会骂他懒。这谣言你是从哪儿听来的?当年在商务部的人可以出来说说。 骂人,这说的对。我自己都听过他斥人为「饭桶」。 他对工作态度极严,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走人。是非是过,这是他的工作习性。你却把它扯成什么等级意识。难道Musk、Steve Jobs他们骂人,也都是因为等级意识吗? 你解释这是他从小「觉得这个体系本来就是自己家庭所属的世界」。可是从小,他的母亲,我的奶奶,是被红卫兵活活整死的。这也叫「家庭所属的世界」? 「重庆:用地方政治对唱北京」 在政治圈里,任何行为都会被分析出政治动机。这是说不清楚的。但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解释:他做了应当做的事。重庆当时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缺乏 法治安民。这是任何发展的开端。积压命案、涉枪、黑白两道缠在一起,不是后来才编出来的说法。这历代都很难解决,而从政治上,跟你说的恰恰相反,非但不容易得到政绩,还要付出沉重政治代价。 你说爸敢于跟北京唱反调。其实中国多样化,有全世界最富的城区,也有很落后的县。不可能每个地区都一个调。这就是为何中国是fiscally decentralised. 广东要应付外贸和产业升级,山西困在资源路径里,东北背着国企和人口,贵州先要解决路和穷。每个省市经济架构不同,面对的问题也不同。爸一向是每到一座山,唱一个调。他不会把重庆那套搬到大连,也不会把大连那套搬到重庆。唱红这事,我说过,本来初心是提倡一点精神,后来一发不可收拾,被推到极左了。 — 如有人跟我爸爸坐下来饮茶细谈一次,就会知道,他的兴奋点确实不在揽权谋位。那个领导岗位,终日四处救火、周旋于政治,不仅身心俱疲,更令人忧心如焚。民族兴衰系于一人之举手投足,如此生涯,何其劳心费神。爸最开心的还是搞城建,而不是在人事里打转。这话信不信由你。 我理解你为何要精心分析 “红色贵族”。 这个框架对西方读者有吸引力,通俗易懂,也符合你创新的个人品牌。但你拿我们评论时,还请再严谨些,别变成那些网路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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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万平访谈录:为了理想坐牢,我无悔无怨 作者中国公民运动网撰写 编者:四川民主党人许万平,自1989年开始,因理想先后三次被重判入狱,累计刑期长达23年之久,在监狱中度过了20余年没有自由的岁月。出狱后,虽面对生活的种种艰难和严密的监控,但民主理念初衷不改,“结束专制统治”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为了让中国早日步入民主自由的社会,他依然行走在充满荆棘的抗争之路上。 交谈中,“无悔无怨”这个词反复从他的口中平淡地说出来。30年来,许万平有20余年在监牢里,这是大多数自由战士必然要历经的苦痛,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过程中,不知还有多少像许万平一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勇毅和执着,支撑着苦难民族最后的一点希望。在当下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许万平们的坚守或许会让我们继续坚定地前行。以下是对许万平的访谈。 问:大家都知道您坐过大牢,累计刑期有20多年,不管是在监狱里,还是走出小监狱回到社会这个大监狱中,您一直都在为自由民主事业抗争,请您谈一谈曾经的坐牢经历和这么多年的抗争史。 许万平(以下简称许):这要追溯到1989年的那场学生民主运动。当时参加八九运动时我27岁,我在重钢印刷厂工作,惊闻六四血腥镇压天安门大屠杀的当晚,我义愤填膺写下一首诗,其中有“惊闻屠刀举,山河化悲哀”的句子,我当即决定成立“中国行动党”,称邓为秦始皇第二,提出铲除中共暴政,推翻独裁统治,一个月后被抓捕。 坐牢虽然痛苦,但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献身,为了所做的一切最终达成愿望――那就是独裁政权早日被推翻,坐牢就不算什么了,既然选择了就没什么可逃避的,就要坦然去面对。对个人而言也就不会留有遗憾,无悔无怨。在看守所期间我被带着反铐,睡觉也戴着,这是非常严重的酷刑。这时候想家庭,想亲人都没用,并不是我无情无义,而是必须要面对残酷的现实政权,就是死也要坦坦荡荡的。 我在1989年7月被抓捕后,当局指控我六四后组建中国行动党,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时是反革命罪)判刑7年,参与六四社会运动判刑2年,合并执行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权权利5年。1990年3月我被送往重庆第三监狱(川东监狱)服刑。在监狱里我被刑事犯打掉两颗门牙,可能是20年的牢狱生活,营养不良、睡眠不好加上身心被摧残,我的牙齿已经掉了13颗,我想如果生活在正常的环境下,我的牙齿不应该掉这么多。 问:真敬佩您当时的勇气和担当,谢谢您给我们讲述了这么多,您最近一次出狱是哪一年? 许:我一共被判三次刑,第一次就是刚刚讲到的89年,第二次是98年被劳教3年,第三次是2005年被判刑12年。我是2014年获判刑出狱。89年坐牢的时候,监狱方也曾希望为我判刑,但我表示敢作敢为,不要求减刑。但第三次坐牢时,我的母亲年事已高,我想早一点自己回家照顾年迈的母亲,当时我的心态就是能减就减,不减也没关系。我出狱后重庆国保总队队长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减刑了,不然我一天也不会给你减。 问:您萌生这样的理念是在什么时候,这些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许:萌生这种想法是因为长期在社会环境中看到的不公,感觉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记得1981年厂里播元旦社论,社论中提出去年有哪些伟大成就,今年要做什么,空话一大堆。但是成就在哪里不知道,也看不到,明显在骗人。还有就是社会自79年就提出改期开放,民主选举,当时我在单位当团书记和厂工会委员,推动厂里的民主选举,推动厂长和工会由民主选举产生,最后虽然厂长是通过民主选举上来的,但上面很不高兴。另一点是我在选举中被选上厂工会主席却不被承认,工会主席最后由上面直接任命。 问:您怎么看待制度与人的关系? 许:它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制度不好,每个人生活的就不会,人无法获得自由。比如现在大家在一起聚一聚,谈一谈时局,都可能会指控“寻衅滋事”,这个制度让人压抑,所以为了自由只有抗争。 问:您的梦想与现状有什么差距? 许:差距很大。我的梦想是每个人都要生活的开心,有真正的自由,人权有充分的保障。现实却是中共政权对你的生活进行种种限制,如薛仁义做绿叶行动,是民间自发的环保行动也不被允许,被抓捕至今未放。 问: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您的生活吗 许:诚实做人,平凡一生。 问:您最难忘的记忆和最痛苦的感受是什么? 许:母亲。母亲走的时候我没能为她送行,在母亲的晚年,我们陆陆续续分别20年之久,她孤孤零零的,我知道她的痛苦和辛酸。还有就是杨天水的离去,天水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没料想就在他还有两个月就要出狱的时候却患了脑廇猝然离世,他在中共的监狱里坐了23年黑牢。 问:您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许:做任何事情不应该有什么后悔的,错了就错了,好与不好只要在做就行了。如果说有什么后悔,那就是89时候我再勇敢一点,勇敢的力量也许能带动更多的人。 问:哪件事对您的生活或命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许:八九六四。 问:您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 许:89年6月5日成立中国行动党,宣称铲除中共暴政。 问:您对谁最怀感激之情?最敬佩的人是谁? 许:我要感激的人很多,在监狱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给我的家人写慰问信,打电话,经济上帮助。我出狱后朋友们说我坐了这么多年牢,不要再冲在前面了,我对所有关心我的人都心怀感激。最敬佩的人也有很多,老秦,天水,新公民运动的许志永等等。 问:您认为谁最值得效仿? 许:荆轲。 问:您有没有伤害过他人,用语言或者行动? 许:语言上可能会有。但是,我们没有仇恨,没有矛盾,有的只是观点的不同,大家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哪怕打破头都是兄弟。 问:您有没有一直无法释怀的人? 许:我的妻子,她为了我受了很多苦。 问:如果有一个人需要您牺牲自己换取他活下去的机会,这个人会是谁? 许:天水。我会义无反顾。 问:假如您最多还能活一年,您会把这个消息告诉谁,这个消息会给您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许: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对手,这一年我会继续和你们战斗,继续做我该做的事。对我生活的最大影响就是要加倍努力了,把时间一分一秒都用起来,直到闭眼的那一刻。 问:如果您失去了自由,您最担心会发生什么?您希望别人能做什么? 许:这时候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牵挂肯定会有,但想什么都是多余,只有坦然面对。如果外面的人能够轻轻触动一下屏幕和键盘给予关注,就很满足了。 问:如果能实现的话,您愿意从头开始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吗? 许:只有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了,我才可以和家人一起过平淡的、开心的生活。 问:如果能重返生命的某一刻,您愿意回到哪个时间点? 许:青春热血时代,有充沛的精力和时间和制度斗争。 问:您认为最完美的生活是什么? 许:国家有充分的自由民主人权保障,还有干净的空气,健康的食品,享受蓝天开开心心过自己的生活。 问:您最满意自己的哪一点,最想改变自己的哪一点? 许:满意的是做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无悔无怨,自己想做的事都去做了。最想改变的是,从现在起在生活中有更多的生活元素,除了现在一天为了民主奋不顾身,还应该在其他方面有多种表现。 问:别人的评价与您的自我评价一致吗? 许:估计很多人会认为我性格倔强,应该和自我评价一致。我这个人有话就说,要做的事谁也阻挡不了。 问:对于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您有没有解决的方案?您希望怎么去实施? 许:有方案,但却要一步一步去实施,但愿好的愿望能有好的结果。从事民运的人不仅要脚踏实地,还必须要有担当。虽然控制言论,但网络的便捷可以让更多的人快速了解真相。一个是要有团队总的意识,不管什么观点,但大的目标都是为了推动民主制度早日实现,所以不能互相切割。另外,行动不仅是口头上的表达,还需要多种形式的努力,推动社会进步需要多元,只要我们不懈去努力,制度总有一天会改变。 问:您有没有曾经深信不疑如今却深感怀疑的东西如观念、信仰、认识等等? 许:有。我05年第三次被抓捕的时候,我认为大的框架已经完成,全国性联运已经形成,但是我2014年出狱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很满意,很多人和事都已经面目全非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对社会有了更深层的思考和认识。 问:您感到过孤独吗? 许:在监狱里经常会有,但是挺过去就行了,告诉自己要坚持、坚持。 问:您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许:做自己该做的事,对得起自己、家人、社会。 问:您最近一次的哭泣在什么时候? 许:不久前看到了一篇我在监狱里写给家人的信,无限感怀。 问:您得到的最热烈的掌声是因为什么? 许:是89年5月26号,当时我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广场上搞了一个形为艺术,就是将写有“李鹏强奸民意”的牌子挂在胸前,头上戴着尖纸帽,手里拿着“镇压”的牌子,周围挤满围观的民众,大家热烈鼓掌,人群中照相机也不停地捺下快门。 问:您对死亡的态度是什么?如果现在就死去,您觉得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没有做或还有什么重要的话没有说? 许:我对死亡的态度是坦然。没有实现我的理想,没有看到这一天的曙光。 问:您现在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要采用什么方式去实现? 许:我们的民运朋友们都能够把自己的素质再提高,增加彼此的交流,加强大家的紧密联系。 问:您愿意与他人分享生活中的哪些内容? 许:监狱和爱情传奇,对家庭的责任感。 问:您生活的动力是什么? 许:天就要亮了! 问:在上述问题中,只能选择一个的话,您以为哪个问题最重要? 许:我们的天,明天就会亮!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感谢您愿意与大家分享您的不凡人生经历。 以上文字根据对许万平先生的访谈视频整理,相关视频将酌时发布。 附:许万平简介 许万平,1961年4月11日出生,重庆异议人士。1980年代开始从事民间选举等推动中国实现民主的事业,1989年六四镇压后,因组建“中国行动党”及参与六四运动,被重庆市中级法院指控“反革命宣传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判处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权权利5年;1998年10月14日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行政拘留,获释后12月被重庆市政府判处劳教3年;2005年4月30日再被刑事拘留,2005年12月21日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判决书中罗列了许万平的诸多“罪状”,包括救助良心犯家属,筹建中国民主党的通信及许万平撰写的文章等等。在累计服刑20年后,许万平于2014年4月29日第三次走出监狱的铁门,目前依然战斗在推动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一线。 1 月 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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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Xilai and the Red Aristocracy’s Illusion of Power 薄熙来与红色贵族的权力幻觉 Recently, a post by Bo Guagua, son of the disgraced red aristocrat Bo Xilai, trying to resurrect his father’s reputation made waves on X. Here is my take on Bo Xilai, based on my own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e — and, by extension, on China’s red aristocracy. I wrote in Chinese in this piece. 薄瓜瓜最近重新开口,让我又想起了他的父亲薄熙来。 关于薄熙来的政治生涯,外界已经写得很多。但我对这个人的判断,并不是2012年倒台以后才形成的。从大连、辽宁、商务部到重庆,我自己看到的、朋友分享的几件事,串起来,反而很能说明薄熙来这个人,也很能说明中国一种特殊的政治阶层——红色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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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庆后,有导航可能都走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