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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宗教的事儿比较敏感，主要是针对基督教、伊斯兰教。 佛教还行，因为佛教汉化了千年，已经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中共对伊斯兰的警惕，主要是边疆民族问题。 而对基督教的警惕，则是因为，野生基督教会，几乎都是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支黑。 不信，可以去电报群、脸书群听听那些福音宣讲。在讲解圣经时，他们会大量穿插对中国文化的批判。 他们还会说，西方的文明成就是因为有基督教。犹太人之所以出了很多杰出人物，是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中国人为什么经历那么多苦难，因为中国人不信上帝。 基督教的排他性、攻击性也很大，他们经常会批判其他宗教。 他们说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关公、妈祖，都是人，不是神。中国人拜他们，是一种愚昧。 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我更喜欢佛教、道教。这俩宗教不会去攻击别的宗教，但基督教总是要通过否定别人来抬高自己。 佛教、道教也从不主动传教。寺庙道观静静地在那里，你信，就过来上柱香。不信，也没人去向你推荐，没人拉你进群。 而基督教，太像传销了。

有人感慨，为什么张维迎、高善文这样的获得了事业成功的农家子弟还有公共关怀和人文精神，而张维为、胡鞍刚等人却只知道逢迎上意？这个问题我多年前就曾深思过。 现在把大约十年前的思索所得稍加变更后附在下面： 有个问题曾长久困扰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我接触的愿意为自由民主和正义事业献身的人大多出身农家？最近读了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一书，受到很多启发。农家子弟在成长过程中从以土地为根基的共同体不断汲取力量和智慧，自然而然地生长出与大地和乡民血脉相连的情感。 甚至可以说，他们最初的启蒙是大地有机体潜移默化孕育的成果。他们借此形成朴素的共同体意识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城市却被分割成极权体制下的一个个独立单位，单位里尔虞我诈，在单位大院或小院成长的孩子们难以生发出有机的共同体情感，正如钢筋水泥无法像大地那样孕育出各种活波的生命一样。 在中国文化中，大地与天一样提供了超越性的维度，能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意义，最浓烈的情感，最活泼的生命力以及最持久最不可磨灭的盼望。 以上只是一些个人感悟，我不想故意贬低城市人或者他们的贡献，更不想挑起地域冲突。我的目的仅仅是进行文化思想与政治社会反思。再说了，中国95%的城市人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所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应当为我上面的言论感到冒犯。

扎染： 一方白布，捆扎浸染，晕开独一无二手作纹路，不只是传统手工技艺，更是独属于东方的色彩浪漫。它在深浅渐变间藏着手作温度，于斑斓纹样里传承千年民间非遗美学。 #扎染# #非遗# #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

卧槽，刘慈欣在《诗云》里写的那个用穷举写尽所有诗的超级文明，今天被一个独立开发者用 3D 向量空间在网页端给彻底复刻了。 项目就叫「诗云」，开发者把中国历史上 32,657 位诗人、933,857 首诗歌全部扔进了一片可以实时缩放、漫游的三维星系宇宙。 这波 Vibe Coding 呈现的技术审美和反差极其硬核： 从《诗经》到近现代，三千年的中国文化被彻底结构化。 每一首诗都有自己的空间坐标，李白是很亮的一颗星，但几十万个你从没听过名字的边缘诗人，也各自占着一个独立的坐标。 随手点开任意一颗星就能直接读诗，甚至还能看清整个历史文人圈子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

蒋介石退守台湾，很多人以为是被解放军打到无路可走才仓皇出逃，但真实情况是：早在三大战役打完之前，退路就已经规划好了。推动这个决策的，不是哪位将领，而是一个地理学教授。 这个人叫张其昀，浙江宁波鄞县人，字晓峰，是中国人文地理学公认的开山人物。他的本职是教书、写书、研究地理，从未带过一兵一卒，却在1948年底的那个关键节点，用一套地理分析说服了蒋介石放弃大陆、转守台湾。 张其昀走进蒋介石视野，靠的是同乡陈布雷的引荐。陈布雷是蒋介石最倚重的文胆，长期充当核心幕僚。张其昀所著的《中国历代教育家史略》，据记载深得蒋介石赏识，蒋亲自在书眉上批注，还嘱咐他续写《中国历代军事史略》。这种私人赏识，是张其昀进入核心圈子的真正入场券。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这个消息对蒋介石来说不只是失去一个幕僚，而是在最危急的时刻失去了最信任的智囊。张其昀在此后逐渐填补了这个空缺，成为蒋介石身边少有的文人顾问。 彼时的军事形势已经不容乐观。辽沈战役在1948年11月2日结束，国民党损失47万人，东北全境丢失。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同期展开，国民党军节节溃败。三大战役打完，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力军队几乎被打光，合计损失154万人。南京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推进方向上。 就在这个当口，国民党内部关于"退往哪里"的争论已经相当激烈。多数高级将领主张效仿抗战时期，退守大西南，依托四川、西康的山地地形与解放军周旋。也有少数人提出退守海南岛。张其昀力排这两种意见，坚持推台湾。 他反对西南方案的理由，不是情绪判断，而是地理逻辑。四川地势险要是真，但西南属于大陆腹地，解放军擅长山地作战，且对西南各省的渗透已经相当深入。更麻烦的是，西南派系林立，川康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一旦被包围，粮食弹药的补给线极难维持，最终只会是瓮中之鳖。 海南方案他同样否定。琼州海峡最窄处不过十几公里，岛屿面积小，战略纵深不足，根本无法支撑长期经营。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个判断——1950年解放军渡海作战，56天就拿下了海南，薛岳的防线几乎没能撑住。 台湾的优势，张其昀从几个维度逐一论证。最核心的一条是台湾海峡的宽度：130到200公里，以1949年解放军当时的海军和空军实力，跨海进攻的难度极大，国民党仍保有海空军优势，这道海峡就是天然屏障。其次是基础设施，日本殖民台湾50年，留下了相对完整的铁路、港口、电厂和糖厂，不需要从零建起。再加上台湾气候适宜、稻米蔗糖产量充足，具备自给自足的条件，面积也远大于海南，有足够的战略纵深。 蒋介石最初倾向西南方案，对四川的地理优势仍有信心。但张其昀的分析逐渐打动了他。蒋介石接受了台湾方案，随即开始部署。 1948年12月，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接替魏道明，1949年1月5日正式就职。蒋经国则出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负责党务整顿与情报控制。这两个任命，把蒋介石最信任的两个人提前送进了台湾，为后续迁台做好政治准备。 与此同时，资产转移也悄然启动。1948年12月1日，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令将黄金从上海金库运往台湾基隆，首批约260万两。此后分批运出，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共运出约400万两黄金及大量银元外汇。这批黄金后来成为国民党在台湾推行币制改革、维持军政开支的核心资本。 故宫文物的迁移几乎同步进行。第一批320箱于1948年12月22日离开南京；第二批1680箱于1949年1月6日出发，其中包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三批972箱于1949年1月29日启运。三批合计2972箱，多为精品，占南京所藏文物约四分之一。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退居浙江奉化溪口，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但他在溪口建立了七部电台，实际上仍在遥控军政事务。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25日他离开溪口，5月17日飞抵台湾高雄。此后他往返于台北、广州、重庆、成都之间，指挥残余力量作最后抵抗。1949年12月10日，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此后再未踏上大陆土地。 张其昀也在1949年随国民党当局赴台，后来在台湾创办了中国文化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文化大学。 一个地理学教授，靠着对山川形势、海峡宽度、岛屿面积和基础设施的专业判断，在军事溃败最混乱的时刻，给出了一个将领们没能给出的答案。历史的走向，有时候真的取决于一个人在关键节点上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