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jun Zhang (@ZhangDajun)

有人感慨，为什么张维迎、高善文这样的获得了事业成功的农家子弟还有公共关怀和人文精神，而张维为、胡鞍刚等人却只知道逢迎上意？这个问题我多年前就曾深思过。 现在把大约十年前的思索所得稍加变更后附在下面： 有个问题曾长久困扰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我接触的愿意为自由民主和正义事业献身的人大多出身农家？最近读了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一书，受到很多启发。农家子弟在成长过程中从以土地为根基的共同体不断汲取力量和智慧，自然而然地生长出与大地和乡民血脉相连的情感。 甚至可以说，他们最初的启蒙是大地有机体潜移默化孕育的成果。他们借此形成朴素的共同体意识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城市却被分割成极权体制下的一个个独立单位，单位里尔虞我诈，在单位大院或小院成长的孩子们难以生发出有机的共同体情感，正如钢筋水泥无法像大地那样孕育出各种活波的生命一样。 在中国文化中，大地与天一样提供了超越性的维度，能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意义，最浓烈的情感，最活泼的生命力以及最持久最不可磨灭的盼望。 以上只是一些个人感悟，我不想故意贬低城市人或者他们的贡献，更不想挑起地域冲突。我的目的仅仅是进行文化思想与政治社会反思。再说了，中国95%的城市人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所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应当为我上面的言论感到冒犯。

可怕的数字： 认为美国政治和经济制度“对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公平的（被设计成不利于我们）“的人在各阶层所占比例： 上层及中上层阶级：2017年29%，2026年65% 中产阶级：2017年42%，2026年72% 劳动及下层阶级：2017年52%，2026年86% 短短十年间，情况恶化得如此严重，社会和政治能稳定才怪，民主体制不受冲击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对其体制最大的疑惑是，为何问责这么难，这么少？ 美国在伊朗战争上的失算和失策，同样少有严肃认真的问责和补救措施。 如果说川普政府之前把美国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软实力几乎消耗殆尽，那么伊朗战争则向世人充分显明，美国的硬实力也已经不再具有往日的神话般的内核，远远低于世人的期待和想象。 其中的一个关键是，过去几十年美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导致军工产业产能和军队战斗力、威慑力大幅缩水。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战前库存估算，在短短三十九天的伊朗热战中，美国消耗的弹药约占“战斧”导弹库存的27%，约占JASSM导弹的23%，约占SM-6导弹的三分之一，约占SM-3导弹的近一半，超过“爱国者”拦截弹的一半，以及约占“萨德”拦截弹的八成。 三十九天战争就彻底暴露出军工产能的阿喀琉斯之踵！难怪川普政府急于媾和。 而军工产业和产能的窘境与美国经济的全面金融化和泡沫化密不可分。过去几十年，华尔街掌控着美国的经济命脉，以为靠印美元、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和劳动力就能玩转整个世界。这些人似乎从未认真想过，这种模式具有可持续性么？更不要说，让中国背井离乡的亿万农民工和普通打工牛马源源不断地给华尔街的大佬们输血，这道德么？ 按常理，体制内高官以及政治领袖们应该深切反思出现上述狼狈局面的前因后果。他们即使做不到卧薪尝胆，也要做出发奋图强的样子，以给我等普通民众一点交待和盼头。 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最擅长也最热衷的是有关输赢的叙事和舆论操控。不管哪个党派，他们分享同一个赢学：哪怕输得再惨，能把输说成赢，被支持者接受和认可，就算是赢了，事实上的输赢不重要。 固然，人性本就是每人都把好处揽到自己身上，把责任推给别人。可是，体制的意义不就在于客观公正地分清责任、确定奖惩么？ 从二十多年前开始，我就注意到，美国一旦出了什么重大事端，好像体制内被惩处的人很少。显然，这种现象已经延续多年，是不是积重难返，我不得而知。 也许，美国社会从上到下都染上了富贵病。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自己所得到和占有的是天经地义、不容质疑的。什么反思改正、什么发奋图强、什么卧薪尝胆、什么脚踏实地，那都是loser们要干的活。对于这样的富贵病，人们早就有结论：富不过三代。 我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孩子们也都在这里长大，我对它还是很有感情的。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概和思索，也是希望美国能够好起来，不要在这样的轨道上继续下滑下去。否则，富不过三代的厄运可能会比很多人预想得更快、更猛烈地降临到美国人的头上。

补充一点，这种心性修养的功夫还大大提高了我的认知能力。我之前也是习惯于从某个特定的意识形态视角或立场上看问题。 是老庄的思想让我深深地体会到这种认知世界和人生的方式的局限性甚至有害性。于是，我开始努力自觉地摆脱各种意识形态化的观念体系，力争从虚静心出发，“立于环中”，接受各种立场和视角的信息和观念而不被它们左右，看问题反而更全面、深入和客观了。 这种认识论与我的心理状态也形成了良性循环：由于不再执着于任何被化约的标签或符号，我的心胸更加开阔了、视野更加明亮了、心态更加平衡了。

真正的日本右翼是什么样子？主张什么？看看历史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矛盾心态，源于其近代化进程中“和魂洋才”与“脱亚入欧”这两个关键诉求的内在冲突。 “和魂洋才”是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这个简要的纲领性口号本身就预设了精神层面的对立：日本的精神（和魂）是体，是根本；西方的技术（洋才）是用，是工具。这种思想允许日本在器物层面快速全面地学习西方，却在精神层面筑起高墙，目的在维护以天皇制为核心的独特文化以及精神上的优越感。随着日本学习西方的深入，这种“体用分离”的矛盾日益凸显。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新口号。 “脱亚入欧”不仅是地理、技术和战略上的选择，更强调文明形态的归属。它催促日本彻底摆脱与亚洲各国--特别是落后、腐朽的中国--为伍，在精神上“入欧”，成为西方俱乐部的一员。 可是，部分日本人的“入欧”渴望却遭遇到西方白人社会无法逾越的种族主义壁垒。无论日本如何西化，在西方列强眼中，它始终是“黄种人的异类”。这种被“文明世界”拒之门外的屈辱感，催生出强烈的、充满怨恨的“反西方/反美”思潮。大川周明是这一新思潮的集大成者，为日本右翼势力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弹药。他将世界的冲突与纷争描绘成“白人文明”与“有色人种”的终极对决，将美国和英国描绘成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恶魔”。在他看来，“和魂”不仅是日本之本，更是拯救“近代西方文明”堕落的唯一解药。他认为，日本的使命不是融入西方，而是要建立兴亚抗欧的“大东亚共荣圈”，率领亚洲诸国驱逐白人殖民者，以“王道”对抗西方的“霸道” 。这些主张显示，大川周明并非简单的排外主义者，只是将“和魂洋才”的逻辑推到极致，为对美战争提供了终极的“精神合法性”。 大川周明的思想，将“和魂”中的“八纮一宇”（天下一家）的理念，与反西方、反美的现实政治目标系统地结合起来。他把对西方的排斥和抵制，从文化上的不适应与不喜欢，升华为关乎文明存续的“圣战”。美国，作为太平洋对岸最强大的“白人帝国”，成为日本实现其“亚洲解放”使命的终极障碍，而攻击珍珠港，则被描绘成打响“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第一枪”的壮举。另外，大川周明为对美战争提供了历史哲学上的解释。他认为，美国代表着行将就木的、物质化的近代文明；而日本则代表着生机勃勃的、精神化的“新文明”；日本的历史使命就是在西方文明走向衰亡之际，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他的“文明圣战”思想影响了日本的军部，并最终成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精神动力之一。 可以说，从“和魂洋才”到大川周明的超越西方，日本民族主义走过了一条从学习模仿到对抗决裂的轨迹。其主要的内在驱动力之一，便是那种既渴望被西方承认，又因不被承认而充满怨恨的矛盾心态。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日本人毫不留情地抽出武士之“刀”，砍向它既想学习又想超越的美国。 上述内容摘自即将发表的视频文案/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