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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衣怒马少年郎，谁人不识理塘王 --- 一人带火一座城 2021年以前，理塘仅仅作为一个318路线上的打尖点而存在，因为海拔太高(4000米，是四川海拔第二高的县城), 甚至少有人在这里住宿，其最有名的话题是仓央嘉措的故乡；而格聂最有名的是自驾人士中知名的“格聂之眼”, 众多徒步资源即使在户外圈也是小众路线。 ​一切都在2020年底而改变，下则通村的藏族放牛少年丁真(一个很普遍的藏族名字)拉着游客买方便面被拍到，发到网上，瞬间火便全网，当地文旅机构借助这个东风，宣发给力，为格聂镇、理塘县、甘孜州带来极大知名度。按老话说的，the rest is history. ​而丁真给格聂镇带来的发展是实实在在的，之前很多土路，现在大部分是漂亮的马路，他的老家下则通村本来是全镇12个行政村中相对贫困的村子，现在大变样，楼宇林立，是整个理塘县最富有的村子，当地人甚至说是整个甘孜州最富有的(感觉不像啊，毕竟亚丁村景区收门票好多年了，嗯，我走洛克线出来时被收过3次，9岁娃娃也不放过。)以前在格聂找个住宿、吃个饭都很难，现在到处是酒店、客栈、饭店，旺季一床难求。 ​前几天下则通村举办类似“乡村大舞台”耍坝子，更是游客如织，据说到理塘90%的游客是冲着丁真来的。 This is literally一个人带火一座城。 ​当然，突如其来的汉地游客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这个就另说了。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正在向特斯拉索要一份内部文件，Radar Saves Us，雷达救了我们。 这份文件来自特斯拉内部，公司此前已在另一轮调查中交给NHTSA，这次，NHTSA要求特斯拉，补交与文件有关的内部通信，技术资料，测试记录和原始数据。 特斯拉2021年先从北美新产Model 3和Model Y拿掉前向雷达，之后扩大到其他车型，把FSD逐步转向纯视觉。 NHTSA想要调查，摄像头在强光，雾和扬尘中能力下降时，系统能不能及时发现，并提醒司机接管。 这轮调查覆盖约320万辆配备FSD的特斯拉，已经计入9起上述环境下的碰撞，其中1人死亡，1人受伤。 特斯拉必须在8月12日前回复。 监管部门还要求它解释，为什么曾把“FSD性能下降”的提示从红色改成黄色，并取消声音提醒。

一个 Lido 的初始投资人/机构，在持有 LDO 五年半后，1 小时前把 430 万枚 LDO ($161 万) 转进了 Kraken。 他在 2020 年 12 月获得 500 万枚 LDO 的投资分配，2021 年最巅峰的时候这些 LDO 价值 $3000 万，现在就只值 $188 万了。 当然，相较他们 $0.0085 的投资获币成本来说，即便是目前的价格他们也仍有超过 40 倍的利润。 -------------------------------------------------------------------------- #Bitget# 来了就是VIP！Crypto、美股、CFD，全球先机一站布局

一个观点 周星驰 这一生，都在传播童年贫穷留给他的创伤，没有治愈，只是传播。 周星驰：从喜剧之王，到一座孤岛 1980—1988：没有人托举他的年代 1982年，周星驰拉着梁朝伟一起报考TVB艺员训练班。 梁朝伟考上了，周星驰落榜，最后靠人说情，才进了夜间训练班。 毕业以后，梁朝伟很快成为“无线五虎”，周星驰却被分去主持儿童节目《430穿梭机》，一做就是将近五年。 那几年，他一直在等一个真正的角色。 跑龙套时，他在《射雕英雄传》里演一个宋兵，出场没多久，就要被梅超风一掌打死。 他问导演：能不能先用手挡一下，再死？ 导演直接拒绝。 一个龙套，按照要求死就行了，哪来那么多想法。 十几年后，周星驰把这段经历原样放进《喜剧之王》。 那时候的他，没人听他说话，也没有资格决定自己怎么死。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理解周星驰的一个关键。 他太知道被人轻视是什么感觉。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拥有了决定权，他就再也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任何人。 1988—1990：李修贤，第一个托住他的人 1988年，李修贤选中周星驰，出演《霹雳先锋》。 周星驰凭这个配角，拿下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被电影圈看见。 随后，他签进李修贤的万能影业。 李修贤给了他进入电影圈的机会，也给了他最早的一纸合约。 问题是，这份合约签在周星驰成名之前。 1990年，《赌圣》上映，票房超过4100万港币，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周星驰一夜之间，从儿童节目主持人，变成整个香港最值钱的男演员。 但他的合约，还是那个不值钱时签下的低价约。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李修贤按照旧合约，把周星驰外借给其他片商。 片商支付的是巨星价格。 周星驰拿到的，却还是合约里的固定收入。 中间的差价，归公司。 站在李修贤的角度，当初是自己承担风险，签下一个没人要的儿童节目主持人。现在演员走红，公司按照合同赚钱，天经地义。 站在周星驰的角度，观众买票，是因为周星驰。 既然市场已经用票房证明了他的价值，为什么还要按照过去的低价，把大部分利益交给公司？ 这也是周星驰此后几十年反复出现的矛盾： 别人认为，自己给过他机会，承担过风险，因此有资格分享成功。 周星驰则认为，成功发生之后，过去的投入都已经不重要了。 真正让项目赚钱的人，是他。 约满以后，周星驰离开。 恩师变成仇人。 李修贤此后二十多年，多次公开批评周星驰忘恩负义。 两人再无合作。 周星驰第一次证明了，只要自己足够值钱，就可以摆脱旧的利益关系。 他也从这次经历里学会了一件事： 不能让别人控制自己的合约， 不能让别人借自己的名字赚钱， 钱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1990—1995：永盛给了他最好的时代，他却不愿意永远给别人打工 离开李修贤以后，周星驰进入向华强、向华胜兄弟的永盛体系。 永盛接住了周星驰最值钱的几年。 《赌侠》《整蛊专家》《逃学威龙》《鹿鼎记》《武状元苏乞儿》，一部接着一部。 1992年，香港年度票房前五名，全部是周星驰主演： 《审死官》《家有喜事》《鹿鼎记》《鹿鼎记2》《武状元苏乞儿》。 这一年，被称为“周星驰年”。 但票房越高，周星驰越难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演员。 投资方认为，电影是一个完整系统，公司出钱，找导演，组织剧组，安排发行，承担亏损风险。 周星驰只是其中最重要的演员。 周星驰却越来越认定： 导演可以换，编剧可以换，投资人也可以换。 真正不能换的，只有周星驰。 既然观众买的是“周星驰”三个字， 他就不愿意只拿演员片酬。 他要改剧本，要决定表演，要控制镜头，要参与分账。 还要决定最终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 问题很快从投资方蔓延到导演。 杜琪峰执导《审死官》，拿下1992年香港票房冠军。 第二年，两人又合作《济公》，结果《济公》票房和口碑都不理想，片场也不断发生冲突。 杜琪峰后来公开表示，不会再和周星驰合作。 王晶与周星驰合作过十余部电影，最后同样分道扬镳。 王晶后来在访谈中反复表达过类似的判断： 周星驰的才华是真的，难相处，也是真的。 所谓难相处，并不只是脾气不好。 更核心的问题是，周星驰很难承认一部成功的电影，是由很多人共同创造的。 电影不好，他会认为是导演、编剧、演员没有执行好。 电影成功，他又会认为，是自己把所有人的能力组织了起来。 最后的功劳，仍然应该归他。 1994年，周星驰成立彩星公司。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拍，由刘镇伟执导的《大话西游》。 上下两部电影，在当年票房惨败，彩星公司随之倒闭。 这是周星驰第一次自己当老板。 也是他第一次发现，拥有全部控制权，不等于一定成功。 几年以后，《大话西游》通过盗版VCD和内地高校传播，逐渐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但后来的封神，救不了当年的公司。 与永盛续约谈崩以后，双方彻底分开。 1996年，周星驰重新成立星辉公司，首部作品是《食神》。从此以后，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高片酬演员。 他要做老板，要掌握公司，掌握版权，掌握电影， 也掌握最后的利益分配。 多年以后，向太陈岚在《美人鱼》上映前夕连续发表长文，公开炮轰周星驰。“没有向家，就没有周星驰”的说法，也由此反复被提起。向太认为，他们给了周星驰最重要的平台。 周星驰不这样看，在他的逻辑里，永盛不是成就了他，是他用自己的票房，成就了永盛。 这也是他后来所有合作关系的底层逻辑： 别人给他的机会，他会记得一段时间，但只要项目成功，他就会迅速认定，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是自己。 2001：林小明承担了风险，周星驰却不愿意继续分收益 香港电影进入低潮以后，周星驰筹备《少林足球》。 “功夫加足球”，再加上大量特效，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稳妥项目。成本高，风险大，题材也怪。 寰宇老板林小明愿意投资，相当于在周星驰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押了一次重注。结果，《少林足球》以6073万港币，再次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影片横扫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七项大奖。 周星驰一人拿下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 黄一飞凭借“大师兄”一角，拿下最佳男配角。 电影拍摄时，为了完成被酒瓶砸头的镜头，黄一飞据称被真酒瓶砸了几十次。 这也是周星驰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 为了最后的效果，他可以让演员不断重来。 因为在他看来，作品最重要。 至于演员付出了多少、剧组承受了多少，都是完成作品必须支付的成本。 《少林足球》大卖以后，真正的矛盾才开始。 电影不只有院线票房，还有海外版权、录像带、DVD、电视播放、游戏、动画和其他衍生价值。 林小明认为，自己承担了前期投资风险，当然应该继续分享电影成功后的长期收益。 周星驰却认为，《少林足球》之所以能成功，核心是自己的创意、导演、表演和名字。 钱虽然是林小明出的，但真正把钱变成价值的人，是周星驰。 于是双方围绕海外版权和收益分配发生争议，最终对簿公堂。林小明公开表示，不会再有下一次合作。 这件事最能说明周星驰所谓“吃独食”的本质。 他不是简单地喜欢钱，而是始终认为，别人对项目的贡献，都可以计算成成本。 投资人出了钱，应该获得有限回报， 演员出了力，应该获得片酬， 编剧写了剧本，应该获得稿费， 武术指导设计动作，应该获得服务费。 但电影真正长期产生的价值，包括版权、IP、衍生开发和品牌溢价，最终应该属于他。 因为他认为，离开周星驰，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 这种逻辑对他自己当然有利， 但对合作方来说，等于他们陪他承担最危险的第一程。 项目一旦成功，后面的利益，他就不想再分了。 《少林足球》也是吴孟达与周星驰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 当时没人知道，这会是最后一部。 2004：《功夫》登上巅峰，出钱的人、出力的人，最后都没有留下 《少林足球》之后，周星驰找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哥伦比亚参与投资和海外发行，让《功夫》获得了当时华语电影中罕见的制作规模。 动作导演最初是洪金宝，洪金宝带着自己的武术团队进入剧组，拍摄几个月后，洪金宝离开。官方说法，是档期和健康问题。 流传更广的版本是，周星驰不断推翻已经设计好的动作，反复要求修改，洪金宝和武术团队无法忍受这种工作方式。洪金宝后来公开说过，不会再与周星驰合作。 袁和平随后接手。 周星驰请洪金宝，是因为需要洪金宝的能力。 但他又不可能真正把动作部分交给洪金宝决定。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所有人都可以是专家。 但最后的专家，只能是周星驰。 别人可以提供方案，周星驰负责推翻。 别人可以完成执行，周星驰负责判断。 一旦电影成功，观众记住的也不会是洪金宝、袁和平或者动作团队。 只会记住周星驰的《功夫》，这就是他的强大之处。 也是所有合作关系最危险的地方。 《功夫》最终在香港拿下6100多万港币，第三次刷新周星驰自己的票房纪录。 全球票房约一亿美元，并拿下金像奖、金马奖双料最佳影片。但电影成功以后，哥伦比亚与周星驰的后续合作也没有真正延续。 《功夫2》喊了很多年，始终没有正式开拍。 一个理论上只要启动就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续集，被一拖再拖。 原因当然不只有分账，但分账、版权和控制权，一直是绕不开的问题。 别人愿意出钱，是为了分享成功。 周星驰需要别人出钱，却不愿意在成功以后，长期分享最值钱的部分。 吴孟达原本在《功夫》中有角色。 因为SARS导致拍摄延期，他已经接了其他工作，最终错过。 此后，两人再也没有等到档期真正对上的一天。 吴孟达生前反复澄清，两人没有不和。 他还说过：他没退休，我没死，就还有机会。 2021年2月27日，吴孟达因肝癌去世。 周星驰亲自前往灵堂，机会没有了。 同一时期，周星驰原来的创作班底也在不断散场。 刘镇伟、李力持、谷德昭、曾谨昌，这些曾经与他共同署名剧本、导演和创作的名字，从2000年代开始，陆续从周星驰电影的片头字幕里消失。 罗家英、苑琼丹、黄一飞，各自离开，各自谋生。 长期留在星辉，至今仍公开替周星驰说话的，只剩田启文等极少数人。 这些人为什么走，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件事。 有人是创作分歧， 有人是利益矛盾， 有人只是各自发展。 但所有人加在一起，呈现出的结果很清楚： 周星驰越来越成功， 周星驰电影里的老面孔，却越来越少， 因为在周星驰的体系里，任何人都可以被替换。 只有周星驰本人不能被替换。 编剧、演员和签约艺人：钱不多，他也不愿意多给 周星驰对大资本的分账敏感， 对小合作方的钱，同样敏感。 按照流传的说法，编剧司徒卓汉曾经向周星驰报出十五万港币稿酬，周星驰只愿意支付十万。 十五万和十万，对一部商业电影而言，根本不是决定性成本。 但周星驰仍然要压价。 因为在他的创作逻辑里，编剧写出的只是初稿。 真正决定笑点、表演、节奏和最终成片的人，还是他。 既然剧本最后还要由他修改，编剧就不值那么多钱。 梁小龙出演《功夫》里的火云邪神后，一度签进周星驰旗下公司。 梁小龙后来公开表示，签约之后，很多演出工作依然需要自己寻找，公司却仍要从收入中抽佣。 从公司的角度，签约艺人、管理经纪事务，抽佣是行业惯例。 从梁小龙的角度，公司没有提供足够资源，工作是自己找的，却还要拿走三成。 这也是周星驰利益逻辑的另一面： 别人的钱，他会计算得非常清楚。 自己的责任，却未必按照同样严格的比例计算。 项目需要艺人时，艺人是公司资产。 艺人需要资源时，公司却未必能真正托住他。 吴孟达、梁小龙、黄一飞、罗家英、苑琼丹，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周星驰电影最被观众记住的世界。 但在商业结构里，他们大多只是演员。 拿片酬，完成角色。 电影之后几十年持续产生的品牌价值，最终仍然归属于“周星驰电影”。 周星驰保留了最大的长期价值， 其他人拿走的是一次性收入。 这当然符合很多电影项目的商业规则。 但当一个创作者长期把所有合作都处理成一次性交易，最后得到的也只能是一批又一批一次性合作的人。 2008—2015：退出主演以后，他开始直接与资本争钱 《长江7号》于2008年上映，这是周星驰最后一部主演的电影。此后，他逐渐退到幕后。 2013年，《西游降魔篇》上映，票房12.46亿元，成为年度华语片冠军。 电影成功以后，周星驰旗下崴盈投资依据一份“票房超过5亿元后阶梯分红”的补充协议，向华谊追讨8610万元。 周星驰方面认为，王中磊曾经答应，电影票房达到相应规模后，给予额外收益。 华谊则认为，相关协议没有正式签署，也没有经过上市公司的有效决策程序，因此不能生效。 双方最终进入诉讼。 2014年至2015年，两审结果，周星驰方面均败诉。 这件事的重点，不只是8610万元到底该不该给。 而是《西游降魔篇》已经取得了空前成功。 正常情况下，一次成功合作，应该成为下一次合作的基础。 到了周星驰这里，却再次变成分钱时的决裂。 华谊承担了投资和发行风险，电影大卖以后，周星驰认为，原来的收益还不够。 因为票房超过预期，自己的价值也应该重新计算。 问题在于，资本的逻辑是： 亏损时，按照合同承担。 盈利时，也按照合同分配。 不能电影亏了，投资人认账。 电影赚了，核心创作者又要求重新谈价。 周星驰的逻辑则是： 合同签署时，没人知道电影会这么成功。 既然成功主要来自我的创作和品牌，原来的分配方式就低估了我的价值。 两套逻辑，都能自圆其说。 但对于合作关系而言，结果只有一个： 项目越成功，双方越容易翻脸。 后来，周星驰与徐克合作《西游伏妖篇》，阿里影业等公司参与投资。 电影票房达到16.5亿元，但口碑平平。 周星驰与阿里影业也没有由此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资本换了一家又一家，矛盾却总是相似。 因为周星驰需要的，不是普通投资人。 他需要的是愿意出钱，却不干涉创作；承担风险，却不过多分享收益；项目出现问题时负责兜底，项目成功以后又接受周星驰拿走最大价值的人。 （凯子？？？） 2016：《美人鱼》赚到顶峰，他又想把下一轮利益留给自己 2016年，《美人鱼》上映 影片获得18亿元保底发行，最终票房达到33.9亿元。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突破30亿元的电影。 纪录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战狼2》。 《美人鱼》的成功，再次证明周星驰的名字拥有巨大的市场价值。 也再次放大了他与合作方之间最根本的矛盾。 资本认为，自己承担了保底、投资、宣传、发行和市场风险，因此应该分享项目成功。 周星驰则会认为： 电影能卖到33.9亿元，归根结底，是因为观众相信周星驰。 光线等合作方在第一部中参与投资和发行。 到了《美人鱼2》，原来的合作结构没有延续。 第一部成功以后，周星驰认为合作方分走的利益太多。 于是第二部不再按照原来的结构合作，而是重新组织资金和制作，希望把更多版权、控制权和收益留在自己的体系中。 第一部风险最大时，大家一起承担。 等IP已经被验证，续集理论上更容易赚钱，原来的合作方却被换掉。 从周星驰的角度，他是在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价值。 从合作方的角度，这等于陪他走过最危险的一程，等到真正可以稳定赚钱时，却被踢出了牌桌。 同期，新文化传媒以13.26亿元，收购周星驰旗下PDAL公司51%的股权。 周星驰签下对赌协议： 数年内，公司净利润合计超过10亿元。 如果没有完成，他需要自掏腰包补足。 周星驰拿到了巨额资金，也把未来作品变成了必须完成的业绩。 对赌从资金，变成枷锁。 《西游伏妖篇》票房16.5亿元，口碑一般。 《新喜剧之王》于2019年上映，票房6.24亿元，被不少观众视为赶工交差。 业绩仍然没有达到预期。 过去，周星驰总想把更多利益留给自己。 到了对赌阶段，他终于拿到了更完整的资本收益。 代价是，资本也用最直接的方式，把利润指标压在了他身上。 《美人鱼2》：想把更多东西抓在自己手里，最后所有人的钱都被困住了 《美人鱼2》于2018年3月在深圳低调开机。 此后，项目陷入漫长的后期。 初始成本据称约4亿元，因为多次补拍、特效重制和利息累积，据称总成本已经超过7亿元。回本线也被推高到24亿元左右。 投资人刘央曾公开抱怨，自己投入巨大，项目多年没有上映，资金长期被压，直言被“拖惨了”。 片中两名男艺人先后成为劣迹艺人，相关戏份需要删除、替换。还传出过AI换脸、重新配音等处理方式。 2021年，影片在深圳进行大规模补拍。 2022年，又因疫情等原因重拍部分场景。 此后，补拍和后期调整反复传出。 豆瓣页面上的上映日期，一度写到“2028，未定”。 这部电影最讽刺的地方在于： 周星驰一直希望减少别人对项目的分配，增加自己对投资、版权、制作和收益的控制。 但当原来的合作结构被拆掉，更多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后，他并没有证明，自己能够稳定地管理一部如此庞大的商业项目。 项目规模越大，越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审美和意志运行。 周星驰想少分一点给别人。 最后却可能让所有人都分不到。 这就是“吃独食”走到极端后的结果： 不是一个人赚得更多。 而是一桌饭放到发霉，谁也吃不上。 前女友于文凤：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在法庭上算账 于文凤曾经是周星驰交往时间最长的女友之一，也长期参与他的投资和资产管理。 两人分手多年以后，于文凤起诉周星驰，追讨约7000万港币的投资分红。 于文凤方面认为，双方曾经存在收益分配约定。 周星驰方面则认为，相关承诺并不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义务。 2021年，法院判周星驰胜诉。法律上，周星驰赢了。 但这件事仍然延续了他人生中最熟悉的结局： 关系开始时，双方谈感情、信任和共同利益。 关系结束时，双方拿出合同、承诺和分账比例，在法庭上计算每一分钱。 朋友如此。投资人如此。合作公司如此。 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是如此。 短剧与旧IP：团队散了以后，只剩“周星驰”这个名字还能反复变现 《新喜剧之王》以后，周星驰多年没有正式上映新的导演长片。他开始进入短剧领域。 《金猪玉叶》《大话大话西游》等项目，都把“周星驰”放在宣传的中心。 由周星驰发起， 周星驰监制， 周星驰把关， 周星驰作品。 但周星驰本人不出演。 过去那些编剧、导演、配角和创作班底，也基本不在。 剩下的是一批新人，按照所谓“周星驰式喜剧”进行表演。 结果并不理想。 因为周星驰电影最不可复制的部分，从来不是几个桥段，也不是几句台词。而是周星驰本人，加上一整套长期磨合出来的创作共同体。 现在，他保留了“周星驰”这个最值钱的品牌。 却失去了共同创造这个品牌的人。 于是，他只能继续使用过去的IP。 《大话西游》 《喜剧之王》 《少林足球》 这些作品的价值，被一遍又一遍重新调用。 当年共同创作的人散了。 作品留下的长期品牌价值，却被集中到周星驰一个人的名字下面。 2026年7月11日：《功夫女足》，又一次把旧情怀端上桌 2026年7月11日，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 这是他时隔七年推出的新导演电影。 也是《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后的精神续作。 周星驰本人没有正面出镜，只在片尾彩蛋中留下一个背影。 影片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并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映日场次纪录。 还是足球，还是功夫，还是小人物，还是逆袭， 还是在调用《少林足球》的记忆。 但当年真正共同创造《少林足球》的人，已经不在了。 林小明不在。吴孟达不在。 原来的演员、编剧、武术团队和香港电影工业环境，也不在。 周星驰保留了最核心的IP。 也保留了最终的控制权。 但IP并不是一个人的回忆。 《少林足球》之所以成为《少林足球》，不只是因为周星驰。 周星驰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最不可替代的人。 这当然没错。 但他进一步认为，既然自己不可替代，其他人的贡献就可以被低估，可以被压价，可以被替换，可以在成功以后少分一点。 这才是他几十年合作关系不断断裂的根源。 从喜剧之王，到孤岛之王， 周星驰不是被某一个人封杀。 也没有一份真正存在的“全行业封杀令”。 周星驰始终认为，成功主要属于自己。 只有周星驰的名字、创意和判断，才是项目真正的价值。 他总觉得别人拿多了 投资人拿多了， 公司拿多了， 编剧拿多了， 演员拿多了， 经纪关系里的艺人，也拿多了。 只要项目成功，他就想把更多版权、更多利润、更多控制权，重新收回自己手里。 开始的时候，这种做法让他摆脱了低价合约。 后来，让他摆脱了电影公司。 再后来，让他摆脱了投资方、导演、编剧和老演员。 他越来越自由， 也越来越孤立。 他拿回了版权， 拿回了公司， 拿回了创作权， 拿回了最终剪辑和项目主导权。 也一次次试图拿回更多分账。 最后，他终于成为整套系统里最不可替代的人， 但代价是，那套系统本身已经没有了。 情怀当然还可以卖出第一张票。 “周星驰”三个字，也仍然足以让无数观众走进电影院。 只是电影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就能完成的东西。 PS: 周星驰真的充分说明了人性的复杂，以及人类样本的多样性。

波场链上的USDT流通量突破了900亿美元。恭喜 @sunyuchentron (上过太空版的)，孙哥的远见再次被验证。我身边很多朋友大额转账其实都习惯用TRON链了。说来，波场已经做了快9年，现在900亿USDT的成果，就是长期坚持换来的。就像种树一样，前几年大家只看到小树苗，慢慢才长成大树，现在大家也都习惯用波场了。 早期（2018-2020年左右），很多人不看好波场，说它是空气项目，经历过各种质疑和波动。当时主要想做内容分享，后来慢慢转向稳定币和支付。 从2021年之后，尤其是2024-2026年，波场开始专注做USDT转账。用户越来越多，转账量越来越大。现在直接冲到900亿USDT流通量，成了全球最主要的稳定币网络之一。 孙哥很早就说稳定币很重要，波场要做好它。现在看，确实做得很好。目前全球接近一半的USDT都在波场链上，每天有上百亿甚至几百亿的美元通过波场转来转去。不得不说，聪明的人做正确的事，还贵在坚持，成功是必然的。 TRON的优势也体现在很多真实场景里，比如国外打工的人快速汇钱回国，做生意的跨境转账，以及普通人想存美元保值（尤其在货币不稳定的国家）。 AI时代也已经来了，AI Agent会产生更多支付和结算需求，波场凭借目前庞大的流动性和稳定优势，完全有潜力在这些场景中发挥作用。

小红书前员工汉特，今天早上在自己的微博发声，解释自己为何要举报小红书上市： 《小红书，若不是把人逼向绝境》 近期事件发酵，波及范围超出了我个人的想象，牵动了市场、行业与无数从业者的关注。 首先，我想真诚致歉。 对所有受到本次舆情波及的投资者、资本市场从业者、平台普通员工： 我从无主观意图阻碍企业发展、损害上市进程、破坏任何人的职业与财富结果。目前也无任何关于某司IPO进程与否的最新消息。 外界很多声音，容易把我的坚持，解读成“个人对抗资本”。 但很少有人知道：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是被彻底逼至绝境后的唯一选择。 三年前，我带着十几年干净、正向、持续成长的职场履历加入小红书商业化负责华南直销团队。 我全力拓新、搭建区域体系、带出标杆团队、拿下全国首个Redcase案例。彼时的我，深信职场有付出就有回报，专业值得尊重，规则值得敬畏。 我的职业生涯，在那一年被骤然、无理由地腰斩。 因为在工作中的如实陈述，遭到无端的岗位架空、断崖式的身份降级、无任何过错的职场羞辱。 前一个双月还是区域负责人，转瞬被边缘化、被刻意挤压、被变相逼迫离职。 我没有犯错，却承受了彻底的“职业死刑”。 我不愿狼狈退场、自我否定，所以我选择走完整的法律程序，绝不是为了所谓赔偿。 整整两年多的时间，历经仲裁、劳动一审、劳动二审、期权一审、期权调解。 全程我最深的感受，不是纠纷的拉扯，而是一家企业极致的程序性傲慢。 每一次开庭前，对方均会主动提出调解。 每一次上诉，均无任何新事实、无任何新证据。 所有动作，只是消耗、拖延、拉锯。 利用机构优势、法务优势、时间优势，消磨一个普通人的精力、心态与生活。 最终，我全部胜诉，拿到了广州两级法院的公正判决。这是前进的法治中国、这是走在潮头的大湾区司法的最好体现。再一次感谢广州两级法院。 金钱的损失，法律可以弥补。 但这两年带给我的自我怀疑、精神内耗、职业信念崩塌、人生规划断裂，无人弥补。 坦白讲，我最初的执念，仅仅是为我自己讨一个公道、争一份劳动者该有的基本尊重。 每个普通人遭遇不公，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这是最朴素的本心。 但真正让我无法止步、必须把证据递交至监管层面的，是我在庭审中亲眼目睹、无法释怀的企业诚信问题，以及一个个打来的崩溃求助电话。 在司法文书中，企业为规避劳动者权益责任，明确割裂境内外主体关联； 但在资本市场的VIE架构逻辑里，又是完全统一、百分百协议控制的体系。我要去证明毛文超先生落款签名的（xingin）公司是跟小红书（行吟）公司是有关联的。 对内一套说辞规避责任，对外一套架构对接资本。 这种双重标准、规则套利、文书自相矛盾的操作， 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职场人，最失落、最愤怒的地方。 个体的劳资纠纷，千千万万，各有缘由。 但企业的诚信底线、信息披露底线、对待劳动者的底线， 是整个互联网行业、整个职场环境，最核心的公平基石。 法治社会、资本市场，容不得两套标准。 大企业的合规诚信，不仅关系投资者利益，更关系千万打工人的职业安全感。 我坚持提交全部证据，不是为私怨，不是为热度，更不是想损害任何普通人的经济利益。 我只是希望： 给小红书一记重锤警醒，也给整个行业敲响警钟。 现如今，它还在沉默、还在投诉文章、开始发动公关稿件。 资本可以高速发展，企业可以快速扩张。 但任何发展，都不能越过诚信红线、合规红线、劳动者尊严红线。 我以我被毁的三年职业生涯及职业未来为代价，撕开这道口子。 只为守住一句话： 市场有规则，企业有底线，职场，该有公平。

手里只有100美元，你更应该学年轻时的巴菲特 很多人想学巴菲特做价值投资，但手上的资金太少，无法、也不愿意等待优秀公司的复利效应，根本复制不了巴菲特的投资方式 100美元意味着什么？2021微软涨幅51%，如果你真的完美切入并拿住了一年，也只是51美元，请朋友洗个脚都够呛 所以如果本金只有100美元，我反而建议你先看看20多岁的巴菲特是怎么炒股的 年轻时的巴菲特，和今天90多岁的巴菲特，几乎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投资风格。 巴菲特师从"价值投资之父" Benjamin Graham ，年轻时他的投资逻辑非常简单，只要市场价格远远低于内在价值，他就买，至于公司是不是伟大的企业、未来会不会继续盈利，都不重要。 很多人都听过"烟头股"，却不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巴菲特在1989年致伯克希尔股东的信中解释过这种思想：路边捡到一根只剩最后一口的雪茄，虽然抽不了多久，但因为它是免费捡来的，这最后一口就是纯利润——1989年《Berkshire Hathaway Shareholder Letter》 因此我更推荐在小资金的情况下去尝试捡烟头，尤其是现在互联网时代，情绪和消息都会对股价有实时的影响，如果你足够敏锐，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赚估值修复的钱 对于小资金来说，最大的优势不是稳定，而是灵活，你可以研究那些大机构根本看不上的小机会，也可以不断试错、不断建立自己的投资框架，而这些能力，要远比任何回报都珍贵。 今天还能像巴菲特年轻时一样捡烟头吗？ 肯定是可以的，但实话是比1950年代难100倍。 因为今天的市场已经完全不同了。 量化基金、高频交易、AI模型、对冲基金，每天都在扫描全球市场，寻找那些明显低估的股票，真正便宜到离谱的机会，往往很快就会被市场重新定价。 所以今天不能机械照搬格雷厄姆六七十年前的方法。 我更愿意把AI时代的"烟头投资"重新定义为——市场情绪导致的错误定价。 什么意思？ 第一种，公司因为一个季度财报低于预期，股价暴跌40%，但商业模式没有变化，客户没有流失，未来三年的盈利能力依旧存在，这种值得研究，因为市场很多时候只会盯着眼前一个季度。 第二种，整个行业一起被错杀，例如2022年的科技股，在美联储激进加息周期里，成长股遭遇无差别抛售，优秀公司和普通公司一起下跌，而AI浪潮到来之后，真正优秀的企业重新创出历史新高，市场最悲观的时候，往往也是错误定价最容易出现的时候。 第三种，市场过于短视，公司利润短期下降，不是因为经营恶化，而是因为正在建设数据中心、研发AI产品、扩大研发投入，这些投入会拖累短期利润，却可能换来未来几年更大的增长，但市场只关注这一季度的利润，于是出现了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偏差。 用100美元开始投资，不要去寻找那些快退市、市值几千万美元的公司，因为很多时候那不是烟头，而是真正的垃圾。 给自己设五个标准： 第一，公司依然保持盈利 第二，资产负债表健康，没有过高的债务压力 第三，现金流没有持续恶化 第四，股价最好因为短期情绪下跌30%到50%，而不是商业模式彻底崩塌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必须能够清楚解释市场为什么可能错了。 如果第五条说不出来，就不要买。 因为真正值得学习的，从来不是年轻巴菲特捡烟头这件事，而是他的思维方式。 他的核心不是寻找便宜股票，而是寻找市场犯错的时候。 这两句话看起来只差几个字，背后的投资逻辑却有云泥之别。 不要每天想："哪只股票会涨？" 而是每日三省：市场现在最讨厌什么，这种讨厌有没有被夸大，夸大了多少？ 市场现在对什么最狂热狂热，它真的物有所值吗？ 如果我今天买入，三年后市场恢复理性，我能赚到钱嘛（估值修复/企业成长）？ 关注我，下一期教美股小白怎么建立自己的信息渠道，怎么靠自己寻找以上三个问题的答案🤓

受迪拜棕榈群岛的启发，恒大集团十年前开发了海南的人工岛——海花岛。如今，这里成为中国房地产危机的一个象征。 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海花岛上，一群退休的老年人正在跳广场舞。岛上建有数万套住宅。不少来自北方的退休者在这里买了房子过冬。一位来自河南的退休女士说，她买了个小套的，50多平米，“因为我们就两个人，我们的孩子在外地，没有时间来” 。 2015年，恒大开始这一大规模建设项目，计划投资约合200亿欧元。然而，2021年，在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中，恒大宣告破产。当时，海花岛上恒大建设的一座宫殿般的酒店——拥有5000个房间、一个水上乐园、一个马戏团和一个游乐场几乎完工。此外还建有欧式购物街、大型商场、别墅区。 十年后，大部分酒店房间从未投入使用。游乐场、大型商场压根没有开张。许多地方一片荒芜。购物街空荡荡，别墅区无人居住。约40栋高楼被拆除。 “没赔本也赔上利息” 海花岛成为中国房地产危机的一个象征。曾占经济产出三分之一的这一行业，仍深陷危机之中。 到了晚上，可以看到海花岛上只有个别的住宅亮着灯，很多看来都空置。一些小店、饭店还有人光顾，不过不少顾客是房地产中介。 55岁的闫晓娟（音）来自东北。她说，最初，住宅楼每平米价格在5000元人民币，后来涨到两万多，直到中国的房地产危机破裂。2022年，房价跌到初始价格。作为中介的她说，现在至少略高一点。“就算一开始就买房的人，虽然没赔本，但是十年的利息等于也是赔上了。” 闫晓娟估计，冬季海花岛约有半数住宅长期空置。夏季只有二成的住宅有人居住。如果当初是投资性购房，那现在亏了。但如果是自住，可能好一点。 来自黑龙江的马宁瑞（音）当初买房的时候，房价也高于现在。不过她说：“我觉得对我影响不大。”她买这个房子主要是过冬。“我会留着这个房子。就算房价降一点，对我来说也还好。”

为什么越来越多女性在卖淫？ 有个x上的做擦边账号的00后漂亮小妹妹，今晚和我说自己被币圈大佬包养，一个月几万美金的工资，包养了一年，分手的时候，一次性给了她一笔大的，她开开心心拿着接近百万美金的包养费离开了，继续寻找下一个客户。 如果前几年，看到这样的案例，我可能会觉得女生堕落，看不起这样的女孩。可我现在的思想完全改变了，我觉得利用自己身体赚钱，完全是每个人的自由，只要能想明白自己要什么就好。她和我说，自从做职业的sugarbaby后，开心多了。毕竟如果和男的，是恋爱关系的话，不仅会被pua的一文不值，还要接受名正言顺的白嫖，稍微占对方一点便宜，就会被形容成捞女。但是光明正大的卖，这种合作关系，反而很轻松，还会被男的尊重。 她说的比较直白“男生会在鸡的面前装绅士，装大方，但却打着恋爱的名义白嫖自己的女朋友。” 我说是啊，你这么漂亮，如果正经找个班上，一个月也就拿8000，找个同样工资水平差不多的同事，谈恋爱，结婚，每天挤地铁。 年轻女孩在恋爱中，很容易被对方的“付出”感动，也容易被条件优渥的男性吸引。 男生买单、接送、体贴、送礼，这些行为在情感上显得“真诚”，但在经济学意义上，成本极低。 在一线城市生活，不购物、不奢侈，一天的花费不过一千出头。 即便天天约会，男方的付出也就相当于每月一万五的供养成本。 可与此同时，女孩往往为这段关系，付出全部的时间、注意力、情绪劳动和自我牺牲。女孩上哪，找不到一个月一万多的，比伺候男性更轻松的工作？ 换言之，她以“无偿的情绪劳动”，换取了“低成本的物质回报”。 在经济层面，这是极不对等的交易。 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曾提出“情绪劳动”一词，用来描述那些需要付出心理能量、维系关系的无形劳动。 恋爱中的女性，往往承担了这一份隐形的工作：她必须理解、安抚、取悦、支持、体贴。 但这些努力，并不产生稳定的经济回报。 相反，她们还可能因此被剥夺了工作机会、社交空间与自我成长的可能。 在这样的结构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意识到： 与其被动地被“白嫖”，不如主动将情绪价值与身体资本显性化。 由此，产生了卖淫经济学，情感劳动也可以被量化和标价。 经济学意义上的“性工作”，并不仅仅是肉体交易。 它本质上是“情绪劳动的显性化”，是一种把原本隐形的付出变成明码标价的方式。 从宏观层面看，“性产业”确实与多种社会变量密切相关： 它创造就业、带动周边经济、维持治安稳定（减少隐性犯罪），甚至在部分地区成为旅游经济的一部分。 因此，从制度视角，它是一种被边缘化但无法消除的经济现象。 从微观层面看，许多女性选择以“伴游”“Sugar dating”等形式参与情感经济，其逻辑并不复杂：如果社会早已默认“男性资源换女性青春”， 那为什么不让这场交易更清晰、更公平？ 这并不是在鼓励“卖淫”，而是在揭示一种社会结构性的失衡： 当女性在主流职场中仍面临“隐形玻璃天花板”，当恋爱婚姻中的无偿劳动被合理化、浪漫化： “用身体换资源”，便成了市场逻辑下的一种“极端理性”选择。 她们并非堕落，而是觉醒。 她们明白，在这个讲求效率与回报的时代， 被动付出，是最昂贵的浪漫； 主动标价，反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救。 女性的“价值”，谁来定义？ 社会的两极反应往往暴露出深层的虚伪： 当女性为爱情付出时，人们称她“痴情”； 当她为自己定价时，人们又骂她“堕落”。 当性资源的获取成本变低，已经很少男生，能平等地去对待女性在恋爱当中的付出。 但本质上，两者都是女性在用自己的资源，去换取她所认为值得的回报。 区别只在于，前者是隐形的、被浪漫包裹的交易， 后者是透明的、被标价的现实。 而真正的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从不质疑男性的“付费获取”， 却总是羞辱女性的“定价出售”？ 我想，我不会反对任何一个女性用自己的身体换钱。 比起她哭泣着为了爱情，付出全部却身心受创，一无所有，被人白嫖。 我更愿意看到女性，利用自身优势，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不会歧视这样的女性，我尊重她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