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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推荐这个访谈，从清华学生组织的建立，到六四早晨在坦克清场时最后离开，我和李恒青是出生入死的战友，但是我曾指责他是学贼，因为早期清华是否单独和政府对话的争论。外界并不了解的历史，也曾经是八九学运的关键时刻。 也许是决定历史的时刻：4月25日清华学生组织被政府邀请和教育部和北京市委单独对话，李恒青和大部分组委会成员是希望对话的。但是这个想法被我一个人改变，因为我要求这样的重大决策必须通过班代表大会决定。而下午举行的班代表大会群情激昂，否决了组委会对话的提议，理由是清华单独对话是背叛了刚刚成立的北高联，这次学生运动刚刚成立高校联合组织。 我清楚的记着，当时官方的代表一直在举行会议的西阶教室外等候，其中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听到清华拒绝对话之后，很失望的说“错过了历史性的机会”。此后我们就听到广播里播出的426社论。这么多年来，我也经常回想，如果没有我的否决，清华学生单独对话了，是否426社论还会如期发布，如果没有，后来会怎么样。 当然4月25日的关键是邓小平当天更早的讲话，才是426社论的宗旨。邓小平的讲话，杀气腾腾，明确提出杀人流血，而且这个讲话被口头传达到各级中共干部。所以当晚清华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组委会）就宣布解散。但是邓小平讲话和426社论引起民间公愤，才有427大游行，反对镇压到北京市民第一次广泛上街声援保护游行学生。 六四广场最后的撤离，李恒青记得我和邵江在撤离学生的最后，背后就是坦克。这也和我的记忆符合。但是李恒青没有讲的，是他充满英雄气概的扛旗人和指挥者角色。在纪念碑周围的高校撤离的时候，是有次序安排的，在最危险的时候清华大学学生殿后，而清华学生的大旗是跟随总指挥李恒青，在坦克硝烟的生死关头，他表现出超凡的沉着勇敢，尽力把所有人带出来。 绝食期间清华同学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大贡献在上百万人的广场建立了自发中的秩序。维护救护车通行的“生命线”主要靠清华学生手牵手，风雨日晒中日夜站立在广场维护，最高峰的时候，每分钟都有多个救护车穿过繁忙的人群，但是连一个交通事故都没有。李恒青提到的细节，就是学生们站立到困的不行，还坚守岗位，尽职尽力的精神。我甚至在人最多的17日找警察帮忙，他们还真来了700人。

过去一个月是疯狂的一个月 大概一个月前，我下定决心重构 kimi-code，开始设计新的架构。 我大概抱着电脑和便携屏在汤泉卷了两整天，花了几千刀的 token 去做架构分析、设计和验证，最终得到了一份我认为最优的架构方案。 我觉得在 vibe 时代，架构变得更加重要了，一份好的架构能够在可控的范围内，让 Agent 肆意 coding，而不会打破东西 - 架构确定后，就开始冲刺实现。（过程中吵和推翻了无数次） - 迅速组建了一个强大的 team，感恩兄弟们无条件的信任🙇‍♂️ - 迅速 onboarding 整个 team，🙇‍♂️ 再次感恩兄弟们 - 封闭开发了一段时间（🤣年轻的时候，觉得是糟粕，真到时候，发现是人类工程效率奇迹。你无法想象随时可以拉着全部人在白板前吵架的架构迭代速度） - 虽然代码都是 vibe 的，但依旧逃不过 “代码质量正比于人类的注意力密度”。所以 agent 并不会替代所有程序员，只会让顶级的程序员生产力翻 20 倍，并淘汰其他程序员，且，集体主义 >>> 个人英雄主义。 - 一步一个坑的解决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每一天都是最绝望的一天😭 - 开源后就病倒了，皮质醇分泌过度，影响免疫力 - 这一个月学的东西够我消化半年的 - 一周干了一整箱红牛，还得是生物燃料 - 🫥 也在 x 上消失了一个月 本来想写一些文章去总结过程中一些 insights 和 idea，但我本来就不擅长写长文，外加人脑自我保护让我迅速忘记了整个过程中的痛苦，并模糊了时间观念（冷知识，kimi-code 重构版开源其实才过了一周多，但在我的感性认知中，像是已经过了一个月） 等 kimi-code 陆续迭代到稳定，再去总结过程中的 lessons learned

GPT 5.5 现在写东西质量真的不错了，刚翻译了一篇文章（ --- 译文 --- 我为什么写作 作者：埃里克·布莱尔 从很小的时候起，也许是五六岁，我就知道，等我长大了，我应该成为一个作家。大约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曾试着放弃这个念头。但我心里很清楚，那是在违背自己真正的天性；迟早有一天，我还是得坐下来写书。 我在三个孩子中排行中间，前后兄弟姐妹都和我相差五岁。八岁以前，我几乎没见过父亲。因为这个，也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我多少有点孤僻。很快，我养成了一些讨人嫌的小毛病，整个学生时代都不怎么受欢迎。孤独的孩子常常会编故事，也会和想象中的人说话；我想，从一开始，我的文学野心就和这种被孤立、被低估的感觉纠缠在一起。我知道自己有驾驭文字的能力，也有直面难堪事实的能力。于是，我像是给自己造出了一个私人世界，可以在里面弥补现实生活里的失败，甚至悄悄“扳回一城”。不过，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真正写到纸上的严肃作品——也就是我认真想写出来的东西——加起来恐怕不到六页。 我四五岁时写过第一首诗，是我口述，母亲替我记下来的。我已经不记得内容了，只记得那首诗写的是一只老虎，而且老虎有“像椅子一样的牙齿”。这倒是个还不错的说法，但我猜那首诗大概抄袭了布莱克的《老虎，老虎》（William Blake 的名诗 *The Tyger*，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经典作品）。十一岁时，1914—1918年的战争爆发（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写了一首爱国诗，刊登在本地报纸上。两年后，基奇纳去世，我又写了一首，也登了出来。后来稍大一点，我时不时写一些很糟糕、通常也没写完的“自然诗”，风格模仿乔治王朝派（Georgian style，20世纪初英国诗歌中一种偏重田园、自然和抒情描写的风格）。我还大约试过两次写短篇小说，结果惨不忍睹。那些年里，我真正落到纸上的、想要称为“严肃创作”的东西，全部加起来就是这些。 不过，在那段时间里，我其实一直在某种意义上从事文学活动。首先，是那些按要求写出来的东西：我写得很快，很轻松，但自己并没有多少乐趣。除了学校作业，我还写 *vers d’occasion*（应景诗），也就是半滑稽的诗。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写得快得惊人——十四岁时，我模仿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古希腊喜剧诗人），大约一周就写出了一整部押韵剧。我也帮忙编辑学校杂志，有印刷版，也有手抄版。那些杂志简直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可怜的滑稽仿作。我对它们花的心思，远不如我今天会花在最廉价的新闻稿上的心思。但与此同时，在十五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我还做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练习：我在脑子里编一个关于自己的连续“故事”，像一部只存在于心里的日记。 我相信，很多儿童和少年都有这种习惯。很小的时候，我会想象自己是罗宾汉之类的人物，把自己想成惊险冒险故事里的英雄。但很快，我的“故事”就不再是那种粗糙的自恋幻想，而越来越变成对我正在做什么、看到什么的描写。有时候，我脑子里会一连几分钟出现这样的句子：“他推开门，走进房间。一束黄色的阳光透过细棉布窗帘，斜斜落在桌上；桌上有一只半开的火柴盒，放在墨水瓶旁边。他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向窗边。楼下街上，一只玳瑁猫正在追逐一片枯叶。”诸如此类。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我大约二十五岁，贯穿了我那些“非文学”的岁月。虽然我必须寻找合适的词，而且确实也在寻找，但这种描写的努力似乎几乎不是出于我的意愿，而像是受到了某种外部力量的驱使。我想，这个“故事”大概反映了我在不同年龄崇拜过的不同作家的风格。不过据我记得，它始终都有同一种细致入微的描写特质。 十六岁左右，我突然发现了文字本身的快乐，也就是词语的声音和联想所带来的快乐。*《失乐园》*里的两行诗—— > So hee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ard > Moved on: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ee, > > （他艰难地、辛苦而沉重地 > 向前移动：艰难地、辛苦地，他——） 如今看来，我并不觉得这两行有多么了不起，但当时它们让我脊背发颤。而且，把 “he” 写成 “hee” 的古式拼法，也让我格外愉快。至于描写事物的需要，我早已经非常熟悉了。由此可见，当时如果说我想写书，我想写的大概是哪一类书：巨大的自然主义小说，结局不幸，充满细节描写和醒目的比喻，也充满华丽辞藻段落（purple passages，指为了文采而文采、常常显得夸张空洞的文字），其中一些词语被使用，部分只是为了它们的声音。事实上，我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缅甸岁月》*，是在三十岁时写成的，但构思早得多，它大体上就是这样一本书。 我交代这些背景，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不了解一个作家早年的成长，就很难判断他的写作动机。作家的题材会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至少在我们这样动荡、革命性的时代，这一点是成立的——但在他真正开始写作之前，他已经形成了一种情感态度，而这种态度他永远无法完全摆脱。毫无疑问，他的任务是约束自己的气质，避免卡在某个幼稚阶段，或陷入某种扭曲情绪里。可是，如果他彻底摆脱了早年的影响，也就等于扼杀了自己写作的冲动。暂且把谋生的需要放在一边，我认为，写作至少有四种重要动机，尤其是写散文时。这些动机在每个作家身上都以不同程度存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它们的比例也会随着他所处的环境而变化。它们是： （一）纯粹的自我意识。 想显得聪明，想被人谈论，想死后被人记住，想向童年时轻视自己的成年人讨回一点公道，等等。假装这不是写作动机，是虚伪的；而且它还是一种很强的动机。作家和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成功商人一样，都有这种特征——简言之，这属于人类中最冒尖的那一层。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特别自私。大约三十岁以后，他们会放弃个人野心；很多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感觉都放弃了，主要为别人而活，或者干脆被苦役般的日常生活压没了。但也有少数有天赋、意志强的人，决心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到底，作家就属于这一类。总体来说，严肃作家比新闻记者更虚荣、更自我中心，不过他们对钱的兴趣要少一些。 （二）审美热情。 看见外部世界中的美，或者看见词语及其恰当排列中的美。一个声音撞上另一个声音时带来的快感，优秀散文的坚实感，或者一个好故事的节奏。想把某种自己觉得珍贵、不该被错过的体验分享出去。许多作家的审美动机很弱，但即使是写政治小册子的人，或者写教科书的人，也会有自己偏爱的词语和短语，并非出于实用原因，而只是喜欢它们；或者，他可能会特别在意排版、页边距的宽度等。只要不是铁路指南那种层级的书，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审美考量。 （三）历史冲动。 想看清事物本来的样子，想找出真实事实，并把它们保存下来，供后人使用。 （四）政治目的。 这里的“政治”一词取最广泛的意义。也就是说，想把世界推向某个方向，想改变别人对于“人类应该努力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看法。再说一次，没有一本书真正摆脱了政治倾向。认为艺术不应该和政治有任何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可以看出，这几种冲动必然会彼此冲突，而且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按我的本性来说——也就是把“本性”理解成一个人刚成年时达到的状态——我身上前三种动机应该会压过第四种。如果生活在一个和平时代，我也许会写华丽的书，或者只是描写性的书，甚至可能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现实是，我被迫变成了某种论战小册子作者（pamphleteer，指写政治宣传或论争文章的人）。 起初，我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职业里待了五年，也就是在缅甸的印度帝国警察部队。后来，我又经历了贫困和失败感。这加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恶，也让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缅甸的工作则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了解。不过，这些经历还不足以让我形成准确的政治方向。接着，希特勒出现了，西班牙内战爆发了，等等。到1935年底，我仍然没能做出坚定的判断。我记得自己在那一年写过一首小诗，表达当时的困境： > 两百年前，我本可以 > 做个快乐的乡村牧师， > 宣讲永恒的末日， > 看着我的核桃树生长。 > > 可惜我偏偏生在邪恶的年代， > 错过了那座惬意的避风港； > 我的上唇已经长出胡子， > 而如今的神职人员全都刮得干干净净。 > > 再往后，日子也曾不错， > 我们那时很容易满足； > 我们把烦乱的思绪 > 摇睡在树木的怀里。 > > 我们曾无知却坦然承认 > 那些如今必须掩饰的欢愉； > 苹果枝上的绿雀 > 也能让我的敌人发抖。 > > 可女孩的肚腹和杏子， > 阴凉溪水里的拟鲤， > 黎明时飞起的马和鸭子， > 如今全都只是一场梦。 > > 再也不许做梦； > 我们残害自己的快乐，或把它藏起； > 马是用铬钢造的， > 小胖子们会骑在它们背上。 > > 我是那条从未反抗的虫， > 是没有后宫的阉人； > 在牧师和政委之间， > 我像尤金·阿拉姆一样行走；（Eugene Aram，18世纪英国一起著名谋杀案中的人物，后来常被文学作品写成被罪感纠缠的人） > > 政委正在替我算命， > 收音机还在播放； > 可牧师答应给我一辆奥斯汀7型车，（Austin Seven，英国早期著名小型汽车） > 因为达吉总会买单。 > > 我梦见自己住在大理石厅堂，（“I dreamt I dwelt in marble halls” 是19世纪歌剧中的著名唱段） > 醒来却发现那是真的； > 我不是为这样的时代而生； > 史密斯是吗？琼斯是吗？你是吗？ 1936—1937年的西班牙战争和其他事件，让天平最终倾斜。从那以后，我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自1936年以来，我写下的每一行严肃文字，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是在反对极权主义，并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还以为自己可以回避这些题材，在我看来是荒唐的。每个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写到它们。问题只在于你站在哪一边，以及你采取什么方式。一个人越清楚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有可能在采取政治行动时，不牺牲自己的审美和思想上的诚实。 过去十年里，我最想做的事，是把政治写作变成一门艺术。我的出发点始终是一种立场感，一种对不公的感受。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并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创作一件艺术品。”我之所以写，是因为有某个谎言我想揭穿，有某个事实我想让人注意到；我最初关心的，是让别人听见。但是，如果写一本书，甚至写一篇长篇杂志文章，本身不能同时成为一种审美体验，我也不可能完成它。任何愿意研究我作品的人都会发现，即使在我写得最像宣传的时候，其中也包含许多职业政客会认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不能，也不想，完全抛弃童年时期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还活着，而且健康，我就会继续强烈地在意散文风格，继续热爱地球表面，继续从坚实的物体和无用的零碎知识中获得乐趣。压抑自己的这一面毫无用处。真正的任务，是把我根深蒂固的喜好和厌恶，同这个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的、根本上属于公共领域而非个人领域的活动调和起来。 这并不容易。它带来结构上的问题，也带来语言上的问题；同时，它还以一种新的方式提出了诚实的问题。让我只举一个比较粗糙层面的困难作为例子。我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然是一本坦率的政治书，但总体上，它写得有一定的克制，也顾及形式。我确实很努力，想在不违背文学本能的前提下讲出全部真相。但书中有一整章很长，里面充满了报纸引文之类的材料，为那些被指控与佛朗哥合谋的托洛茨基派辩护。托洛茨基派（Trotskyists，苏联革命家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在当时左翼阵营内部常遭斯大林主义者攻击）；佛朗哥（Franco，西班牙内战中民族主义阵营领袖，后来成为独裁者）。显然，这样一章过上一两年后，对任何普通读者都会失去兴趣，也必然会毁掉这本书。一位我尊重的批评家曾训了我一通。他说：“你为什么要把那些东西放进去？你把一本本来可能很好的书，变成了新闻报道。”他说得没错。但我当时不可能不那样做。我碰巧知道一件事，而英国很少有人被允许知道：无辜的人正在遭受虚假指控。如果我没有为此感到愤怒，我根本就不会写那本书。 这个问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出现。语言的问题更微妙，谈起来会太长。我只想说，近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写得少一些画面上的华丽，多一些准确。不管怎样，我发现，当你把某种写作风格打磨成熟时，你也总已经从那种风格里长出来了。*《动物农场》* 是第一本书，在写它时，我完全清楚自己正在尝试把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融合成一个整体。我已经七年没有写小说了，但希望不久之后能再写一部。它肯定会失败，每一本书都是失败的。但我确实相当清楚自己想写的是哪一种书。 回头看前面这一两页，我发现自己好像把写作动机说得全是出于公共精神。我不想让读者最后留下这种印象。所有作家都虚荣、自私、懒惰，而在他们动机的最深处，还藏着一个谜。写一本书是一场可怕而耗人的搏斗，就像经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疾病。除非有某种自己既无法抗拒、也无法理解的“心魔”在驱赶，一个人绝不会主动承担这样的事。也许，谁知道呢，那种心魔不过就是婴儿哭闹着要人注意的同一种本能。然而，同样真实的是：如果一个人不持续努力抹去自己的个性，就写不出什么可读的东西。好的散文像一块窗玻璃。我无法确定自己哪一种动机最强，但我知道哪一种动机值得追随。回看自己的作品，我发现，每当我缺乏*政治*目的时，我写出来的书总是没有生命力，也总会滑向华丽空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装饰性的形容词，以及各种虚假的漂亮话。 *Gangrel*，第4期，1946年夏 --- 来源：[奥威尔基金会]( --- 翻译提示词 --- 请将以下英文文章，重写成通俗流畅、引人入胜的简体中文。 核心要求： - 读者与风格： 面向对AI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风格要像讲故事，清晰易懂，而不是写学术论文。 - 准确第一： 核心事实、数据和逻辑必须与原文完全一致。 - 行文流畅： 优先使用地道的中文语序。将英文长句拆解为更自然的中文短句。 - 术语标准： 专业术语使用行业公认的标准翻译（如 `overfitting` -> `过拟合`）。第一次出现时，在译文后用括号加注英文原文。 - 保留格式： 保持原文的标题、粗体、斜体、图片等Markdown格式。 - 尊重原意：保持原有的结构、意思不变，不要过度引申发散，保持原文结尾不要续写 - 适当解读：如果是普通人难懂的专业术语或因为文化差异导致的难以理解，做出更多的注释以更好的理解，注释部分用括号包裹并加粗

全网对谷爱玲讽刺挖苦最尖刻的竟然是斯坦福校报，每次在斯坦福读书的亚裔孩子对我说谷在学校多酷多酷，我都选择不出声，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解释她们都听不进去，认为带有强烈的偏见。这次好，风头全转了。以下是几段摘选： “谷同学声称自己正在学习量子物理，并将她对这门学科的兴趣与她能够挑战物理定律的能力联系起来。面对质询，斯坦福物理系拒绝就亚原子粒子和北极体操之间的逻辑联系发表评论，并坚称他们从未有幸教过谷同学。然而，东亚研究系却对谷同学的学术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 谷就像斯坦福大学里成百上千逃课去编写人工智能辅导程序和自动化社交工具的学生一样。顾是一名自由式滑雪运动员，业余时间还在上学。 但谷女士并非简单地复制斯坦福模式——她将其发扬光大。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她精通了每个斯坦福学生都梦寐以求的技能：行骗。没错，因为每个努力奋斗的斯坦福学生内心都藏着一个伺机而动的骗子。谷女士的“行骗”之路起步较晚，但本周在米兰，她已然火力全开。 美国历史上获得奖牌最多的女子奥运选手、斯坦福大学校友凯蒂·莱德基终于打破沉默，就此事发声。“我对艾琳选择金钱而非国家感到无比愤慨。我曾以无偿劳动者的身份参赛，并为这个伟大的国家赢得了14枚奖牌。” "作为一所大学，我们的英雄与我们的文化相契合。普林斯顿大学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代表着卓越的学术成就；哈佛大学有约翰·肯尼迪，代表着对公共事业的贡献；还有泰德·卡钦斯基，代表着他那些别出心裁的公益广告。在耶鲁大学老校区的中心，矗立着内森·黑尔的雕像。黑尔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间谍，在独立战争中被英国人抓获并处决。在被绞死之前，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我唯一的遗憾是，我只有一条命可以献给我的祖国。” 在斯坦福，我们有另一种文化，硅谷精神。因此，谷女士是个人主义、自恋和傲慢的完美代表。谷女士毫无悔意。她唯一后悔的是，她只有一条命可以奉献给自己。好吧，其实是奉献给她自己和中共。幕后操纵者功不可没。 这才是斯坦福的真谛。这就是为什么谷是我们的英雄。不，是女英雄。谁需要什么伟大的美国间谍？斯坦福每次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个普通的中国间谍。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17周年整。当时的情景是：遍地死尸，满目疮痍，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 大家年年都在转，我就转一篇未删节版吧——《写在5.12的爱国帖》： 那年川西坝子的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很多天，人们没有意识到什么。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青蛙涌上街头也很正常。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地板晃动时，还以为是家猫在脚下调皮……直到窗外传来上百台起重机齐齐发出低吼，满书架的书弹飞出来，才明白这是地震，那声音，是地吼。 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入夜，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北川封路，血库缺血。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纠结处激情最猛烈，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清晨时分，我揣上钱和几包衣服上路，在北川界口与唐建光、郑褚汇合，进到山里。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临人生最大一个困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教学楼坍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竟没有倒塌，也无法解释大楼像饼干般脆掉后，建渣里竟没什么钢筋，以至于在一楼上课的学生全部没来得及逃脱。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神经质地走来走去，她已不太哭得出声，只是嘶哑地指着那堆很渺小的碎渣：“看，那是我娃娃呀，她的手还在动，还没死，但我扯不出来她啊……”那个情景令人崩溃，我看得见那个小女娃娃碎花裙的一角，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他们中的很多还在动，手在动，脚在动，细小的呻吟。但部队命令我们不准上前，没什么钢筋的废墟不能站人，以免引起二次崩塌。 就这样，眼看着孩子们在扭动、在呻吟，夕阳西下，他们的身体与那些石头一起，慢慢变冷，最终悄无声息……而我竟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我是个爱国青年，相信生活的不幸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我曾在球评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因为这些家伙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裔，我骂过CNN长了口蹄疫，它的主持人蒂弗莱骂过中国充满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对抵制家乐福，认为这可以唤醒民族血性。我家离美领馆很近，19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我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愤怒的拳头，烧过报纸，同年前往美国世界杯采访时，还写过一句“希望女足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的我很困惑。我依然爱国，但渐渐明白碎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孩子们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加困惑的是，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如果你想索要名字，你的名字也会成为敏感词…… 如果晚年写自传，我将以2008为基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自以为是，从无怀疑，像面对自己的指纹一样自以为掌握人间道理。可是大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天天在北川的大山里，孤魂野鬼一般晃荡，有时与其他志愿者挖出一些老人和小孩，有时就对着残垣断壁发呆。我顿生沮丧，这是更难熬的青春期，被折磨的并非发育的身体，而是信念。 有一天我看着山上，无意中发现竟有一所学校完好无损，甚至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我才得知，这是一座希望小学，地震发生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翻过三座大山，全部逃到山下，无一伤亡。我问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感谢那个监工。 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他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他是工程兵出身，能从声音里听出柱子里沙子的含量、圆石比例、水泥标号是否匹配，如果不合格，就责令施工队返工，如果施工队不愿意返工，他就大吵大闹。老师们告诉我，那些日子工地上除了施工声音，就是这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除了因质量问题吵，就是为了追款跟当地政府吵。众所周知，企业捐款大多先交当地政府掌握，再由政府拨给下一级政府，再拨给下一级……最后才是施工单位，一百万最后就只剩了二十万。最后一次吵架是关于修建操场，他吼出一句：妈的，黑什么，不能黑教育。他终于追款成功修妥了操场，小小的操场。 大地震那天，正是这个小小操场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大地震时，这名监工吼叫着从山下拼命往山上跑，当看见孩子们都躲在操场安然无羔时，这条汉子倒在地下哭得稀里哗啦。 然后，他凭经验指着出山方向，让老师们带着大部队出山，自己则在原地守着几个家住山上不愿离开的孩子。那些老师就按照他指引的方向，带着孩子翻过了三座山，趟过已被地震震得河床扭曲、河水浑浊的小河，穿过黑暗无比的森林，林子中总是出现奇形怪状的瘴气，那些瘴气不断变幻，有时就变成一群厉鬼的样子，孩子们吓得大哭……终于跌跌撞撞到达了县城。当这名监工打电话确认孩子们安全得救，大哭着向山下城里的方向跪下。 我问，为什么要跪下。他说，是向当初的努力跪下，幸好坚持下来了。 我问，这所学校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才修得这么坚固。他说：不，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我又得知，这个监工监理了五所学校，在那场大地震中奇迹般无一垮塌。他说：没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之前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因为这会让国家出丑。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涉黑……前两年一个晚上，他忽然打来电话，说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着，老婆也离婚了，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个工作……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孩子被压在碎片下，身体慢慢变冷，慢慢死去，肯定会变化。那些碎花花的衣角、还在动着的小手，之后一年之久不断出现在梦中，而我竟并不知他们的名字。这是我的困惑：我们不能公布那些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今天，是汶川大震四周年，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艳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基于上面的故事，我慢慢得知：不能狭隘理解爱国就是抵御外敌，爱国还表现在敢于抗争内贼。就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跟别村打架，更表现在勤恳耕种、爱护资源，敢于反对本村村长欺压村民、调戏妇女。如果一边跟别村打架，一边帮着村长鱼肉百姓，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 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长城也应该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 我认为句艳东是十足的爱国者，他没去攻打钓鱼岛，可是他救了很多孩子，他应当得到彰显，可事实刚刚相反，声名的舞台正被骗子们占据，而他正被生活惩罚，流离失所，仓惶不安。以我在灾区的见闻，多少骗子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让青年们热烈膜拜……我不安地知道，这是更大的灾难，我们深爱的祖国正在逆淘汰、逆宣传、逆真相，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着骗子，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就是骗局。 我的爱国主义：给应得者以所得，给窃取者以褫夺，国家始能昌盛。 有件小事，5月13日下午再次强烈余震，部队命令我们外撤。走了几公里撤到山口时，正碰到央视张泉灵时空连线，我一身雨水和血迹无意间经过镜头。刚到山下，一个素以厚道著称的央视记者打来电话：“你丫真会出风头，没事儿你跑北川干嘛呀，抢我们台镜头”。我说：“操你妈”。绝交至今。 一月后回京碰到央视的仁义大哥。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说：贪官该杀几个。仁义大哥深邃看着我：“不，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否则就会乱，毕竟重建还要靠他们呀。”又过了三年，我批评“共和国脊梁”倪萍。仁义大哥电话里极为不满：“你骂倪大姐干什么呢，人家倪大姐可是好人哪。”香港书展邀我去讲座，我调侃于丹余秋雨伪善，为权力洗地。仁义大哥再度打来电话：“想不到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承鹏，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不能见着政府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欣赏仁义大哥，现在彼此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他那些公平正义名言在微博真真假假地流传，星光灿烂，粉丝推崇。以及，跟仁义大哥同款的爱国者们总说：不管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爱它，就要爱它的全部。我觉得这是个病句，我爱这个国，但我不能去爱豆腐渣工程，更不能去爱坐在豪华办公楼的官员，指出这个国的疾病，正是建设它的重要环节。 经历2008汶川大地震，我重新定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不是一边指责外人抢劫我们的土地，一边又无视拆迁队强拆我们房子；不是一边怒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一边又把子女送到洛杉矶富人区；不是一边宣传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一边让他们在碎片下慢慢死去。 我想让所有人记住：那个妇人看得见自己孩子碎花花的衣角、小手还在动，听得见孩子还在低低呻吟，说“妈妈、我疼，疼……”，但妈妈竟无能为力。 历经世事，我才明白这个珍贵道理：所谓爱国，就是会为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操蛋的事而感到羞愧，并尝试改变它。所谓卖国，每当这个国家做出丢人的事，你却满脸红光地宣告这是“中国特色”，那多邪恶。 我这么说伤害了很多爱国者的感情，纷纷斥责我是汉奸。可是我认为这仍是病句，在中国官不至厅局级，财产不超一个亿，哪好意思夸自己是汉奸。又说我是带路党，可是，不让子女拿着绿卡开着跑车读着长青藤在美国置几处房产，哪有资格带路。还有爱国者训斥我：母亲无论怎样打骂我们，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我就想起当年爱国者曲啸也这么说。但常识是，谁见过这么下毒手打骂自己孩子的亲妈？ 有人跑来说：“我也承认这个国家有不好的事，但家丑不可外扬，重要的是抵御外侮，如果收复钓鱼岛黄岩岛，我第一个报名参军，但先收拾你”。这种粘副雄狮牌胸毛表演爱国的作派让人鄙夷，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运动中的梅思平，以爱国之名火烧赵家楼，当日本人打来时，他第一批就当了汉奸。 高呼“收复钓鱼岛、攻打黄岩岛”这种比爱国主义胸大肌行为，很难证明真伪，不如让我们务实地谈谈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给孩子修校舍时少收一分回扣，多添几根钢筋；是政府少修点豪华办公楼，给灾民多建些过冬房屋；是官员们少喝些茅台，给学生们多生产些放心奶；是报纸、电视少宣传点感动中国的虚假英雄，多公布些溘然逝去的平民名字；是每个人能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迁徙，而不是拥有多么广袤的国土。爱国主义不是爱冰冷的国家机器，而是爱温暖如冬阳的共同价值观，让每个人都拥有生活尊严，保护渺小的自己，记得在每一个纪念日，长歌当哭，让每一朵平凡的生命绽开如莲花…… 小小黄岩，以我军威武几排炮打成粉齑，收回失地指日可待，以壮国威；重重汶川，多少魂灵飞萦，如不惩前毖后，君将空负民心。 我是一个爱国者，我不在乎伟大胜利的路上矗立着多少座丰碑，我只在乎那些慢慢冷却的小小石头上，是否镌刻上了成千上万孩子的真实姓名。 ——是为写在5.12的爱国帖。 （李承鹏/文 原文 12/05/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