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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因为一直没有vpn登录不上去，想聊聊和龙王的故事 1/请我吃饭，杭州螃蟹宴 
2025年年初，我跑到杭州去约龙王吃饭，当时感觉自己非常迷茫，也没赚到钱。龙王二话没说就答应出来了，还叫了带带大师兄和安东尼，两个很强的交易员，一起介绍我认识。那顿饭吃的是杭州慕云料理，把螃蟹的脚和钳子分开，还有烤的，反正就是很高级也很好吃。 像龙王、带带大师兄、安东尼这样的大佬本身就可以不用社交，因为他们没有社交需求，但他们也愿意提携后辈。在推上真实发言，多少人因为站队或者害怕影响自己而不敢大声说话，其实是因为不够有钱、不够自由（这也是我后来想明白的事情）。当你足够有钱和向内求，你是很敢坚持真理的，因为没人能影响你的主张，无非就是你的钱、你的工作、你的未来发展。所以很多时候，大部分人为了不影响自己，选择了沉默的螺旋。 我有时候觉得，有龙王和带带大师兄这样的大V存在挺好的，愤世嫉俗，能把事情真正正确的一面说出来。 2/买单偷偷把账单分成两份 
今年年初我和嗯哼又去杭州找龙王和带带大师兄，吃完饭晚上去唱歌。嗯哼想着今年他也赚了钱，就不要龙王买单了。买单的时候发现账单异常便宜，后来问销售才知道，龙王偷偷把账单分成两份，自己A了一半。 3/把自己的想法写到推上——A9里最爱分享的 
龙王经常把自己的想法开源在网上，也被Vida称为A9里最爱分享的一个人。我自己的看板，这里打个小广告（ 别的不好说，至少龙王的分享对我而言是很有帮助的。 4/纯K，被比身高，也没有发火，只是觉得很无语 
还有一次挺搞笑的，因为龙王现实生活中其实非常清秀。当时嗯哼去找他们玩，龙王说如果嗯哼请客就去纯K就行了。当时有个朋友的朋友，是个情商不太高的女生，非要和龙王比身高，龙王也没有发火，只是觉得很无语。 5/XPL 给兄弟打了分额度给他们 pumpfun 的分析 
XPL做完调研之后，他给很多兄弟留了额度，挨个去问要不要打，就是一个好东西愿意分享的，真的很讲义气的人。还有当时龙王整个公司都在研究pump fun打预售，研究得很明白，还无偿分享在群里和推上，我也是跟上吃了口肉。 6/德扑怕我输太多，要我不要再打了 
上个月吧，又去了趟杭州，一起打德州的时候，龙王看我输太多了，一直提醒我不要再打了，然后还给我介绍了个Polymarket大神，就是大家熟知的逢赌必赢（fengdubiying）。挺有意思的是，这个哥之前把我推特屏蔽了。好在，线下有机会解释，然后他又给我取消屏蔽，互相关注上了。但是我当时真的觉得感慨万千，要是任何屏蔽我的人，我都能见个面，和他聊几句，让他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就好了。 7/看到有人说龙王把华为说得比库里南还好，引发了争议 我可以说，是的，华为真的比很多好车要好。华为尊界S800，它就是很舒适，后座很宽敞，你都可以躺着，有超大屏投影仪，而且整个车非常长，买车会送两个手机遥控器，还有星空顶，内饰加配豪华真皮座椅，还有辅助灯的工艺和钻石切割一样。传统的豪车已经干不过智能驾驶的车了，舒适度/智能度/时尚度各方面吧。 我觉得像龙王/风无向这样的大V（我说的大V是指在行业有影响力的人），实则希望币圈好，但是经常被人误会。当然大部分人不在乎新闻真实，只在乎流量数据，大家不再去共建而是频繁背刺，很多大玩家转战美股和激流勇退，退圈不再活跃，其实并不是好事情。 其实自上次因为嗯哼被黑，我被连坐，就暗下决心要做一个真实的性情中人。有什么做什么，绝不虚与委蛇。以前总觉得有包袱，患得患失，不敢大声讲话，现在想想，都通透了。如果有人骂我，我就要骂回去，没有什么怕得罪谁的，既然别人泼我脏水，那就是我的敌人。 看到大佬们相继锁推，不再分享，我感觉也会觉得很悲哀。 最后引用一句网友写的话：就像30-40岁的人只玩过魔兽争霸，所以不认识英雄联盟里的那个牛逼的职业选手叫Faker。从电子厂小侠到本初，到憨巴龙王，从来大家说的就是一个人，而没有所谓的冒充。 既然你的言论自由，那么同等我也享有自由。如果因为你比我有钱，就要凌驾于我，认为我粉的偶像不是一个量级，那么这样就不自由。 人活一生，要让自己畅快，不然容易得乳腺增生。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了。反正我很感激遇到这么多真心待我的朋友，感谢相遇、相识、相知。

转译：西方忘了怎么造东西，现在也快忘了怎么写代码 作者：Denis Stetskov 2023 年，在巴黎航展上，雷神公司的总裁站在台上，讲起他们为了重启“毒刺”导弹（Stinger）生产线，到底费了多大劲。 他们把一批 70 多岁的老工程师请了回来，让这些老人教年轻员工怎么造一枚导弹。图纸还是卡特总统时代画在纸上的老图纸。测试设备已经在仓库里躺了很多年。导弹的鼻锥还得靠手工安装，方法和 40 年前一模一样。 五角大楼已经 20 年没买过新的“毒刺”了。然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局势一下变了：所有人突然都需要这种导弹。 可生产线早就关了。电子元件已经过时。导引头组件也停产了。2022 年 5 月下的订单，要到 2026 年才能交付。 整整 4 年。 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真正知道怎么造它的人，十年前就退休了，而且没人接上。 我在乌克兰带工程团队。我的团队见到的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面。不是工厂车间，而是战场上接收武器的那一端。 当雷神还在努力根据 40 年前的蓝图重启生产时，美国已经在向乌克兰运送成千上万枚“毒刺”。RTX 首席执行官 Greg Hayes 说，10 个月的战争，消耗掉了相当于 13 年产量的“毒刺”。 这种模式，我太熟悉了。它现在正在我的行业里重演。 一百万发炮弹，没人造得出来 2023 年 3 月，欧盟承诺在 12 个月内向乌克兰提供 100 万发炮弹。 当时，欧洲一整年的炮弹产能只有 23 万发。而乌克兰每天就要消耗 5000 到 7000 发。 任何人拿个计算器算一下，都知道这事根本不可能。 到了最后期限，欧洲只交付了大约一半。马克龙后来称，最初那个承诺太鲁莽。由 9 个国家、11 家媒体联合发起的一项调查发现，欧洲真实的生产能力大概只有欧盟官方说法的三分之一。 那 100 万发炮弹的目标，直到 2024 年 12 月才真正完成，比原计划晚了 9 个月。 问题不是某一个环节卡住了。是每一个环节都卡住了。 法国在 2007 年就停止了国内发射药生产，整整 17 年没有继续做。欧洲唯一一家主要 TNT 生产商在波兰。德国自己的弹药储备只够用两天。丹麦一家 Nammo 工厂在 2020 年关闭，后来不得不从零开始重启。 整个欧洲国防工业，长期以来都被优化成一种模式：生产少量、昂贵、定制化的产品。没人为大规模生产做准备。也没人为危机做准备。 美国也好不到哪里去。 155 毫米炮弹壳主要靠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的一家工厂；爆炸物填装则依赖爱荷华州的一处设施；美国从 1986 年起就没有本土 TNT 生产了。 后来砸进去几十亿美元，产量依然没达到目标的一半。 要么合并，要么死 这不是偶然。 1993 年，五角大楼告诉国防企业的 CEO 们：要么合并，要么死。 于是，51 家主要国防承包商最终缩成了 5 家。战术导弹供应商从 13 家变成 3 家。造船厂从 8 家变成 2 家。国防工业劳动力从 320 万人降到 110 万人，砍掉了 65%。 弹药供应链到处都是单点故障（single point of failure，指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拖垮整个系统）。 155 毫米炮弹壳只有一家制造商，位于加州科切拉，而那里就在圣安德烈亚斯断层上。发射药装药也只有加拿大的一处设施能做。 整个系统被优化到成本最低，却几乎没有任何应急余量。 纸面上看，很高效。 现实里，只差一个坏日子，就会崩。 知识一旦死去，就很难复活 再看 Fogbank。 Fogbank 是一种用于核弹头的机密材料。它在 1975 年到 1989 年间生产，后来生产设施被关闭。 多年后，美国政府为了一个核弹头寿命延长项目，需要重新制造 Fogbank。结果他们发现，自己已经不会做了。 美国政府问责局（GAO）的一份报告指出，几乎所有掌握生产经验的人，要么退休了，要么去世了，要么离开了相关机构。留下来的记录也很少。 经历了 6900 万美元的成本超支，以及数年的失败尝试后，他们终于做出了可用的 Fogbank。 然后，又发现新批次太“纯”了。 原来的生产工艺里，曾经有一种无意中产生的杂质，而这种杂质对材料功能至关重要。可没人知道这件事。 负责复现的工程师不知道。几十年前做出原始材料的工人也不知道。 洛斯阿拉莫斯把它称为原始工艺中的“无意识依赖”（unknowing dependency）：这个环节很关键，但当年没人意识到它关键。 一个核武器项目，竟然失去了制造自己发明出来的材料的能力。 更可怕的是，知识并不只是随着人离开而流失。它从一开始就没有被任何人真正完整理解过。 (更正：原文最初版本曾写道，当年制造 Fogbank 的工人知道这种杂质的存在。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依赖关系是无意形成的，这反而让“知识流失”的论点更强，而不是更弱。感谢评论区的 John F. 指出这一点。) 同一套剧本 我读到 Fogbank 的故事时，立刻认出了这个模式。 我说的不是核材料本身，而是那个熟悉的剧本： 花几十年建立起一种能力。 找到一个更便宜的替代方案。 让人才梯队慢慢萎缩。 享受节省下来的成本。 然后，当危机突然要求你拿回那种能力时，看着一切崩塌。 在国防工业里，那个替代方案叫“和平红利”（peace dividend，指冷战结束后减少军费、把资源转向民用经济的收益）。 在软件行业里，它叫 AI。 我之前写过“人才管道崩塌”的问题。招聘数据、初级工程师到资深工程师之间的断层，都已经有很多证据。还有“理解力危机”：人们会让 AI 写代码，却越来越不理解代码本身。 但我之前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足够贴切的历史类比。 现在我找到了。 而这个类比告诉我们的东西，是招聘数据看不出来的：重建一种能力，到底需要多久。 重建能力永远需要很多年 国防工业里，每一次大规模恢复产能，哪怕是相对简单的系统，也要 3 到 5 年。复杂系统则要 5 到 10 年。 “毒刺”：从下单到交付，至少 30 个月。 “标枪”（Javelin）：花了 4 年半，产量还没翻倍。 155 毫米炮弹：投入 50 亿美元，4 年过去仍没达到目标。 法国直到 2024 年才重启发射药生产，而距离它关闭国内生产线，已经过去了 17 年。 钱从来不是最大的限制。 知识才是。 兰德公司（RAND）发现，潜艇设计中有 10% 的技术技能，需要 10 年在岗经验才能培养出来，有时还得建立在博士学位之后。国防工业里的技术工种，学徒期通常要 2 到 4 年；要达到能当主管的水平，则需要 5 到 8 年。 现在，把这套时间线放到软件行业里。 一个初级开发者，需要 3 到 5 年，才能成长为合格的中级工程师。 需要 5 到 8 年，才能成为资深工程师。 需要 10 年甚至更久，才能成为首席工程师或架构师。 这条时间线，不能靠砸钱压缩。 也不能靠 AI 压缩。 METR 做过一项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医学和社会科学中常用的一种严谨实验方法）：经验丰富的开发者使用 AI 编程工具后，在真实开源任务上反而慢了 19%。 开始前，他们预测 AI 会让自己快 24%。结果现实和预期之间，相差了 43 个百分点。 研究人员后来想做后续实验时，相当一部分开发者拒绝参加——如果实验要求他们在没有 AI 的情况下工作，他们就不愿意。他们已经无法想象回到不用 AI 的状态。 账单总会来的 软件行业现在正进入同一种“优化”的第三年。 Salesforce 说，2025 年不会再招聘更多软件工程师。LeadDev 的一项调查发现，54% 的工程负责人认为，从长期看，AI 编程助手会减少初级工程师招聘。计算研究协会（CRA）对大学计算机院系的调查显示，62% 的院系报告今年入学人数下降。 我在代码审查里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 现在，审查才是瓶颈。 AI 生成代码很快。 人类审查代码很慢。 于是行业的答案也很可预测：让 AI 去审查 AI 写的代码。 我不会这么做。 我改造了我们的拉取请求模板（pull request template，开发者提交代码变更时填写的说明模板）。现在，每个 PR 都必须说明：改了什么，为什么改，这属于哪类变更，以及修改前后的截图。 也就是说，我们要给审查者提供结构化上下文，不能让审查者靠猜。 我还在每个项目里安排专门的审查人员。更多双眼睛，就有更多机会发现模型漏掉的问题。 但这些仍然解决不了更深层的麻烦。 现在真正需要的能力已经变了。 光有技术能力不够。你还需要能主动负责、能清楚沟通取舍、能反驳机器给出的糟糕建议——哪怕那台机器说话听起来无比自信。 这些其实是领导力。 我们上一轮招聘就能说明这种人有多稀缺：2253 名候选人，2069 人被淘汰，最终录用 4 人。转化率只有 0.18%。 既有技术能力，又有判断力、能看出 AI 什么时候错了的人，在市场上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会记录一切。 Site Books、SDD、RVS 报告、带完整测试覆盖的样板模块……这些今天都有用，因为读这些文档的人，本身具备足够的工程能力，知道该怎么行动。 可如果以后读文档的人不具备这种能力，会怎样？ 坦白说，我不知道。 也许 5 年后的 AI 足够强，这些问题就不重要了。也许问题仍然可控。我没法预测 2031 年模型会强到什么程度。 但危机不会提前给你发日历邀请。 没人预料到 2022 年欧洲会爆发全面陆地战争。国防工业有 30 年时间做准备，但它没有。 就连 Fogbank 当年也有记录。只是记录不够。更糟的是，原来的工人甚至没有完全理解自己的工艺。 5 到 10 年后，我们会需要资深工程师。 我们会需要那种真正理解系统全貌的人；需要能在凌晨两点调试分布式故障的人；需要携带着那些代码库里根本不存在的组织知识的人。 可这些工程师现在还不存在，因为我们没有在培养他们。 本该现在学习成长的初级工程师，要么根本没有被雇用，要么正在形成一项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劳动力研究称为“AI 中介能力”（AI-mediated competence）的东西。 他们会提示 AI。 但他们说不出 AI 错在哪里。 这就是代码行业的 Fogbank。 当初级工程师跳过调试，跳过那些塑造能力的犯错过程，他们就无法建立隐性知识（tacit expertise，指难以写成文档、只能通过实践积累的经验性能力）。 等我这一代工程师退休时，这些知识不会转移给 AI。 它只会消失。 西方已经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账单在乌克兰到期了。 我知道这听起来像什么。我也知道，我之前已经写过人才管道的问题。 但国防工业这个例子，不是为了重复同一个论点。它是为了展示：如果行业现在对 AI 的期待落空，会发生什么。 “毒刺”、“标枪”、Fogbank、那一百万发没人造得出来的炮弹——这就是把赌注押在“优化”上，结果赌错之后要付出的代价。 而我们现在，正在软件工程上押下同样的赌注。 也许 AI 会变得足够强，这场赌局最后会赢。 也许不会。 当年的国防工业，也以为和平会永远持续下去。 来源：

GPT 5.5 现在写东西质量真的不错了，刚翻译了一篇文章（ --- 译文 --- 我为什么写作 作者：埃里克·布莱尔 从很小的时候起，也许是五六岁，我就知道，等我长大了，我应该成为一个作家。大约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曾试着放弃这个念头。但我心里很清楚，那是在违背自己真正的天性；迟早有一天，我还是得坐下来写书。 我在三个孩子中排行中间，前后兄弟姐妹都和我相差五岁。八岁以前，我几乎没见过父亲。因为这个，也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我多少有点孤僻。很快，我养成了一些讨人嫌的小毛病，整个学生时代都不怎么受欢迎。孤独的孩子常常会编故事，也会和想象中的人说话；我想，从一开始，我的文学野心就和这种被孤立、被低估的感觉纠缠在一起。我知道自己有驾驭文字的能力，也有直面难堪事实的能力。于是，我像是给自己造出了一个私人世界，可以在里面弥补现实生活里的失败，甚至悄悄“扳回一城”。不过，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真正写到纸上的严肃作品——也就是我认真想写出来的东西——加起来恐怕不到六页。 我四五岁时写过第一首诗，是我口述，母亲替我记下来的。我已经不记得内容了，只记得那首诗写的是一只老虎，而且老虎有“像椅子一样的牙齿”。这倒是个还不错的说法，但我猜那首诗大概抄袭了布莱克的《老虎，老虎》（William Blake 的名诗 *The Tyger*，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经典作品）。十一岁时，1914—1918年的战争爆发（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写了一首爱国诗，刊登在本地报纸上。两年后，基奇纳去世，我又写了一首，也登了出来。后来稍大一点，我时不时写一些很糟糕、通常也没写完的“自然诗”，风格模仿乔治王朝派（Georgian style，20世纪初英国诗歌中一种偏重田园、自然和抒情描写的风格）。我还大约试过两次写短篇小说，结果惨不忍睹。那些年里，我真正落到纸上的、想要称为“严肃创作”的东西，全部加起来就是这些。 不过，在那段时间里，我其实一直在某种意义上从事文学活动。首先，是那些按要求写出来的东西：我写得很快，很轻松，但自己并没有多少乐趣。除了学校作业，我还写 *vers d’occasion*（应景诗），也就是半滑稽的诗。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写得快得惊人——十四岁时，我模仿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古希腊喜剧诗人），大约一周就写出了一整部押韵剧。我也帮忙编辑学校杂志，有印刷版，也有手抄版。那些杂志简直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可怜的滑稽仿作。我对它们花的心思，远不如我今天会花在最廉价的新闻稿上的心思。但与此同时，在十五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我还做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练习：我在脑子里编一个关于自己的连续“故事”，像一部只存在于心里的日记。 我相信，很多儿童和少年都有这种习惯。很小的时候，我会想象自己是罗宾汉之类的人物，把自己想成惊险冒险故事里的英雄。但很快，我的“故事”就不再是那种粗糙的自恋幻想，而越来越变成对我正在做什么、看到什么的描写。有时候，我脑子里会一连几分钟出现这样的句子：“他推开门，走进房间。一束黄色的阳光透过细棉布窗帘，斜斜落在桌上；桌上有一只半开的火柴盒，放在墨水瓶旁边。他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向窗边。楼下街上，一只玳瑁猫正在追逐一片枯叶。”诸如此类。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我大约二十五岁，贯穿了我那些“非文学”的岁月。虽然我必须寻找合适的词，而且确实也在寻找，但这种描写的努力似乎几乎不是出于我的意愿，而像是受到了某种外部力量的驱使。我想，这个“故事”大概反映了我在不同年龄崇拜过的不同作家的风格。不过据我记得，它始终都有同一种细致入微的描写特质。 十六岁左右，我突然发现了文字本身的快乐，也就是词语的声音和联想所带来的快乐。*《失乐园》*里的两行诗—— > So hee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ard > Moved on: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ee, > > （他艰难地、辛苦而沉重地 > 向前移动：艰难地、辛苦地，他——） 如今看来，我并不觉得这两行有多么了不起，但当时它们让我脊背发颤。而且，把 “he” 写成 “hee” 的古式拼法，也让我格外愉快。至于描写事物的需要，我早已经非常熟悉了。由此可见，当时如果说我想写书，我想写的大概是哪一类书：巨大的自然主义小说，结局不幸，充满细节描写和醒目的比喻，也充满华丽辞藻段落（purple passages，指为了文采而文采、常常显得夸张空洞的文字），其中一些词语被使用，部分只是为了它们的声音。事实上，我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缅甸岁月》*，是在三十岁时写成的，但构思早得多，它大体上就是这样一本书。 我交代这些背景，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不了解一个作家早年的成长，就很难判断他的写作动机。作家的题材会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至少在我们这样动荡、革命性的时代，这一点是成立的——但在他真正开始写作之前，他已经形成了一种情感态度，而这种态度他永远无法完全摆脱。毫无疑问，他的任务是约束自己的气质，避免卡在某个幼稚阶段，或陷入某种扭曲情绪里。可是，如果他彻底摆脱了早年的影响，也就等于扼杀了自己写作的冲动。暂且把谋生的需要放在一边，我认为，写作至少有四种重要动机，尤其是写散文时。这些动机在每个作家身上都以不同程度存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它们的比例也会随着他所处的环境而变化。它们是： （一）纯粹的自我意识。 想显得聪明，想被人谈论，想死后被人记住，想向童年时轻视自己的成年人讨回一点公道，等等。假装这不是写作动机，是虚伪的；而且它还是一种很强的动机。作家和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成功商人一样，都有这种特征——简言之，这属于人类中最冒尖的那一层。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特别自私。大约三十岁以后，他们会放弃个人野心；很多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感觉都放弃了，主要为别人而活，或者干脆被苦役般的日常生活压没了。但也有少数有天赋、意志强的人，决心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到底，作家就属于这一类。总体来说，严肃作家比新闻记者更虚荣、更自我中心，不过他们对钱的兴趣要少一些。 （二）审美热情。 看见外部世界中的美，或者看见词语及其恰当排列中的美。一个声音撞上另一个声音时带来的快感，优秀散文的坚实感，或者一个好故事的节奏。想把某种自己觉得珍贵、不该被错过的体验分享出去。许多作家的审美动机很弱，但即使是写政治小册子的人，或者写教科书的人，也会有自己偏爱的词语和短语，并非出于实用原因，而只是喜欢它们；或者，他可能会特别在意排版、页边距的宽度等。只要不是铁路指南那种层级的书，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审美考量。 （三）历史冲动。 想看清事物本来的样子，想找出真实事实，并把它们保存下来，供后人使用。 （四）政治目的。 这里的“政治”一词取最广泛的意义。也就是说，想把世界推向某个方向，想改变别人对于“人类应该努力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看法。再说一次，没有一本书真正摆脱了政治倾向。认为艺术不应该和政治有任何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可以看出，这几种冲动必然会彼此冲突，而且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按我的本性来说——也就是把“本性”理解成一个人刚成年时达到的状态——我身上前三种动机应该会压过第四种。如果生活在一个和平时代，我也许会写华丽的书，或者只是描写性的书，甚至可能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现实是，我被迫变成了某种论战小册子作者（pamphleteer，指写政治宣传或论争文章的人）。 起初，我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职业里待了五年，也就是在缅甸的印度帝国警察部队。后来，我又经历了贫困和失败感。这加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恶，也让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缅甸的工作则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了解。不过，这些经历还不足以让我形成准确的政治方向。接着，希特勒出现了，西班牙内战爆发了，等等。到1935年底，我仍然没能做出坚定的判断。我记得自己在那一年写过一首小诗，表达当时的困境： > 两百年前，我本可以 > 做个快乐的乡村牧师， > 宣讲永恒的末日， > 看着我的核桃树生长。 > > 可惜我偏偏生在邪恶的年代， > 错过了那座惬意的避风港； > 我的上唇已经长出胡子， > 而如今的神职人员全都刮得干干净净。 > > 再往后，日子也曾不错， > 我们那时很容易满足； > 我们把烦乱的思绪 > 摇睡在树木的怀里。 > > 我们曾无知却坦然承认 > 那些如今必须掩饰的欢愉； > 苹果枝上的绿雀 > 也能让我的敌人发抖。 > > 可女孩的肚腹和杏子， > 阴凉溪水里的拟鲤， > 黎明时飞起的马和鸭子， > 如今全都只是一场梦。 > > 再也不许做梦； > 我们残害自己的快乐，或把它藏起； > 马是用铬钢造的， > 小胖子们会骑在它们背上。 > > 我是那条从未反抗的虫， > 是没有后宫的阉人； > 在牧师和政委之间， > 我像尤金·阿拉姆一样行走；（Eugene Aram，18世纪英国一起著名谋杀案中的人物，后来常被文学作品写成被罪感纠缠的人） > > 政委正在替我算命， > 收音机还在播放； > 可牧师答应给我一辆奥斯汀7型车，（Austin Seven，英国早期著名小型汽车） > 因为达吉总会买单。 > > 我梦见自己住在大理石厅堂，（“I dreamt I dwelt in marble halls” 是19世纪歌剧中的著名唱段） > 醒来却发现那是真的； > 我不是为这样的时代而生； > 史密斯是吗？琼斯是吗？你是吗？ 1936—1937年的西班牙战争和其他事件，让天平最终倾斜。从那以后，我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自1936年以来，我写下的每一行严肃文字，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是在反对极权主义，并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还以为自己可以回避这些题材，在我看来是荒唐的。每个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写到它们。问题只在于你站在哪一边，以及你采取什么方式。一个人越清楚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有可能在采取政治行动时，不牺牲自己的审美和思想上的诚实。 过去十年里，我最想做的事，是把政治写作变成一门艺术。我的出发点始终是一种立场感，一种对不公的感受。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并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创作一件艺术品。”我之所以写，是因为有某个谎言我想揭穿，有某个事实我想让人注意到；我最初关心的，是让别人听见。但是，如果写一本书，甚至写一篇长篇杂志文章，本身不能同时成为一种审美体验，我也不可能完成它。任何愿意研究我作品的人都会发现，即使在我写得最像宣传的时候，其中也包含许多职业政客会认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不能，也不想，完全抛弃童年时期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还活着，而且健康，我就会继续强烈地在意散文风格，继续热爱地球表面，继续从坚实的物体和无用的零碎知识中获得乐趣。压抑自己的这一面毫无用处。真正的任务，是把我根深蒂固的喜好和厌恶，同这个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的、根本上属于公共领域而非个人领域的活动调和起来。 这并不容易。它带来结构上的问题，也带来语言上的问题；同时，它还以一种新的方式提出了诚实的问题。让我只举一个比较粗糙层面的困难作为例子。我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然是一本坦率的政治书，但总体上，它写得有一定的克制，也顾及形式。我确实很努力，想在不违背文学本能的前提下讲出全部真相。但书中有一整章很长，里面充满了报纸引文之类的材料，为那些被指控与佛朗哥合谋的托洛茨基派辩护。托洛茨基派（Trotskyists，苏联革命家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在当时左翼阵营内部常遭斯大林主义者攻击）；佛朗哥（Franco，西班牙内战中民族主义阵营领袖，后来成为独裁者）。显然，这样一章过上一两年后，对任何普通读者都会失去兴趣，也必然会毁掉这本书。一位我尊重的批评家曾训了我一通。他说：“你为什么要把那些东西放进去？你把一本本来可能很好的书，变成了新闻报道。”他说得没错。但我当时不可能不那样做。我碰巧知道一件事，而英国很少有人被允许知道：无辜的人正在遭受虚假指控。如果我没有为此感到愤怒，我根本就不会写那本书。 这个问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出现。语言的问题更微妙，谈起来会太长。我只想说，近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写得少一些画面上的华丽，多一些准确。不管怎样，我发现，当你把某种写作风格打磨成熟时，你也总已经从那种风格里长出来了。*《动物农场》* 是第一本书，在写它时，我完全清楚自己正在尝试把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融合成一个整体。我已经七年没有写小说了，但希望不久之后能再写一部。它肯定会失败，每一本书都是失败的。但我确实相当清楚自己想写的是哪一种书。 回头看前面这一两页，我发现自己好像把写作动机说得全是出于公共精神。我不想让读者最后留下这种印象。所有作家都虚荣、自私、懒惰，而在他们动机的最深处，还藏着一个谜。写一本书是一场可怕而耗人的搏斗，就像经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疾病。除非有某种自己既无法抗拒、也无法理解的“心魔”在驱赶，一个人绝不会主动承担这样的事。也许，谁知道呢，那种心魔不过就是婴儿哭闹着要人注意的同一种本能。然而，同样真实的是：如果一个人不持续努力抹去自己的个性，就写不出什么可读的东西。好的散文像一块窗玻璃。我无法确定自己哪一种动机最强，但我知道哪一种动机值得追随。回看自己的作品，我发现，每当我缺乏*政治*目的时，我写出来的书总是没有生命力，也总会滑向华丽空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装饰性的形容词，以及各种虚假的漂亮话。 *Gangrel*，第4期，1946年夏 --- 来源：[奥威尔基金会]( --- 翻译提示词 --- 请将以下英文文章，重写成通俗流畅、引人入胜的简体中文。 核心要求： - 读者与风格： 面向对AI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风格要像讲故事，清晰易懂，而不是写学术论文。 - 准确第一： 核心事实、数据和逻辑必须与原文完全一致。 - 行文流畅： 优先使用地道的中文语序。将英文长句拆解为更自然的中文短句。 - 术语标准： 专业术语使用行业公认的标准翻译（如 `overfitting` -> `过拟合`）。第一次出现时，在译文后用括号加注英文原文。 - 保留格式： 保持原文的标题、粗体、斜体、图片等Markdown格式。 - 尊重原意：保持原有的结构、意思不变，不要过度引申发散，保持原文结尾不要续写 - 适当解读：如果是普通人难懂的专业术语或因为文化差异导致的难以理解，做出更多的注释以更好的理解，注释部分用括号包裹并加粗

CoinDesk 高級分析師 James Van Straten 指出，比特幣歷經史上最長礦工投降潮，隨著算力絲帶（Hash Ribbon）即將迎來黃金交叉，多項指標顯示市場已進入深層價值區，最黑暗的跌勢或許已經過去。 （前情提要： Michael Saylor：比特幣回檔 45% 如同 Apple 曾走過的「絕望之谷」 ） （背景補充： 女股神 Cathie Wood：比特幣「毫無疑問」優於黃金，在現代金融體系中更具結構性優勢 ） 比 特幣（BTC）在經歷了長達三個月的震盪回落後，市場正迎來關鍵的轉折訊號。根據 CoinDesk 高級分析師 James Van Straten 援引鏈上數據監測機構 Glassnode 的最新資料 指出 ，比特幣「算力絲帶」（Hash Ribbon）指標正趨於復甦，這顯示自去年 11 月以來、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礦工投降期」可能即將終結。歷史數據表明，這類訊號的出現往往預示著市場底部的形成。

《方向、节奏和细节》 转眼做产品和设计 10 年有余，作为产品人或业务负责人，最需要培养三个方面的判断力： 方向、节奏和细节。 方向 方向是用来搞定多少人信的问题，多少人信决定了会有多少资源多大的概率进入你的业务。方向你需要看得足够多，对应业务领域最新、最前沿发生了什么都要了如指掌，领域内的产品要如数家珍，同时对这个领域发展趋势要有独特且清晰的见解，这些见解会支撑起你的业务方向和战略。 节奏 节奏是判断当前所处阶段和配套相应资源和措施，很多业务负责人，往往沉浸在方向和细节之中，忽视了节奏，什么时间点该做什么事，不能生搬硬套战略论、用户论来单维度做决策，要审时度势，结合自身资源、业务阶段、人员能力、产品阶段... 等等维度来综合决策。产品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去搞共产主义的那一套，肯定不行。 细节 细节比较好理解，就是大家常规认为的功能交互、用户体验、UI 视觉… 等等，这方面是初级产品人需要掌握也是比较容易陷入的地方，随着 AI 的发展，细节的事，会慢慢从人力资源转向计算资源来解决。细节的重点不再是细节本身，而是「取向」，取决于决策者的品味和意愿。

5/黄金圈 在2009年的TED演讲中被广泛传播，随后在西奈克的畅销书《Start With Why》中得到了更深入的阐述。黄金圈理论将问题分为三个层面：为什么（Why）、如何（How）和做什么（What）。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了一个同心圆，象征着从内而外的思考过程。 黄金圈的三个层次 1. 为什么（Why）：这是最内层，代表着一个人或组织的信念、目的、原因和驱动力。西内克认为，成功的领导者和组织都是从这个核心问题开始的，他们明确自己为什么存在，为什么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2. 怎么做（How）：这是中间层，指的是组织实现其核心信念的过程或方法。这包括特定的行动计划、战略和流程，是将“为什么”转化为实际结果的具体做法。 3. 什么（What）：这是最外层，代表着组织实际做的事情，包括其产品、服务、行为和特征。大多数组织和个人都能清楚地说明他们做了什么，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说明他们为什么而做。 这种思考方式强调从内到外的探索，帮助人们看透问题的本质，从战略到战术到执行，实现目标。

最近一年，“炒”股印象最深刻的是木头姐操作 $crcl 一是开盘大手笔买入 二是在200多以上不断减持 三是在100多到60不断买回来 三个步聚也就是动动手指，但是对照之下： 1、开盘我觉得高了没上 2、200多我觉得懵了没理解 3、买回来这一步我运气好，在50-70多进了 后来，我理解了，也学会了。

特朗普回应习近平称美国可能是“衰落国家”的说法：说得100%正确，但那指的是拜登执政四年造成的巨大破坏。现在经过自己执政16个月，美国已强势反弹，习近平还亲自祝贺他取得的巨大成功。 特朗普总结，现在美国已是全球最炙手可热的国家，并希望美中关系未来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