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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一个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的人。 1930年，英国语言学家 C.K. Ogden 做了一件很偏执的事——他把整个英语词汇表研究了一遍，然后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只能留下最核心的那些词，英语还能不能用？ 他的答案是：850个词，够了。 这850个词，不是随便选的，是他穷尽分析之后筛选出来的"语言骨架"。他把它们分成5类： 100个操作词（Operations）：这、那、是、有、做……就是那些让句子转起来的胶水词 400个普通事物（General Things）：名词里最高频、最基础的那层 200个可描绘事物（Picturable Things）：能画出来的具体东西，比如 door、fire、river 100个性质词（Qualities）：描述世界的形容词，比如 clear、simple、important 50个反义词（Opposites）：成对出现，学一个等于学两个 —————— 然后他把这套体系命名为 Basic English，发表出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有意思。丘吉尔在二战期间公开赞扬这套体系，认为它是盟国推广英语教育的最佳基础。H.G. 威尔斯把它写进了《世界大战》的续集设定里，作为未来世界通用语言的蓝图。乔治·奥威尔……没有赞扬它，但《1984》里那套压缩语言"新话"（Newspeak）的灵感，正是来自对 Basic English 的深深警惕——他担心语言被缩减之后，人的思想也会跟着被缩减。 这就是这850个词的能量：支持者觉得它是桥梁，批评者觉得它是枷锁，争论了将近一百年。 但我想说的不是那场争论。我想说的是——这850个词，对今天的英语学习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大多数人学英语，是被一本本厚厚的词汇书和无尽的考纲压着学的。CET-4、CET-6、托福、雅思……每一个证书背后都是几千个词的暴力记忆，背了忘，忘了背，从来没有真正"用"过。 Ogden 给出的逻辑完全相反：不是多，而是深。 这850个词，每一个都是高频中的高频，每一个在日常英语表达里都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当你真正把这850个词学透——不只知道它的意思，还知道它的用法、它的近义词在什么场景该用哪一个——你对英语的掌握会比背了5000个词却每个只认识中文意思要扎实得多。 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观：根扎得够深，枝才能生得够远。 —————— 于是我做了这个网站： （准确的说我让 Codex 做的） 原版 Ogden 的资料是一本PDF，黑白的，排版像上个世纪（它确实是上个世纪的）。我想让它变成真正可以用来学习的东西。 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 Token ）最终做成了这样： 每一个词，都有一张完整的卡片。 卡片上有：这个词的中文释义、英文定义（用简单的英语解释英语，就像 Ogden 本人的风格）、一句真实语境下的例句，以及2到3个同义词。五个类别各有自己的颜色，一眼就知道你在学哪个区域的词汇。 每一个词，都可以听发音。 接的是有道词典的语音接口，默认英式发音，可以切换美式。点单词听一次，点例句听一次，语速比正常稍慢一点，适合跟读。不是那种机械的合成音，真的可以听。 最让我花心思的，是同义词那里。 很多人背单词的时候，同义词只是"差不多的意思"。但真正用英语的时候，difference 和 distinction 不一样，speak 和 talk 不一样，simple 和 easy 不一样。差在哪里？什么场景该用哪个？ ——————— 网站是免费的，不需要注册，不会收集任何信息。 直接访问就行： 如果你身边有正在学英语的人，或者觉得自己英语"学了很多年但还是用不好"的，可以发给他们看看。 也许这850个词，是一个值得重新开始的起点。 👆 以上的文案也是它写的，我越来越没有用了

二刷了《给阿嬷的情书》，第一次陪朋友看，第二次带上家人一起看 但是淑柔得知木生1960年就去世了，摩挲着那张木生和“二奶全家”的合照，说的是：他走的这么早，你带着这么多孩子生活的该多艰难…… 因为78年已经给淑柔说了真相，所以最后一封绝笔信写的直接是“淑柔”了，谢南枝知道自己可能要失忆才写的这封信

你看完哭了没有，这部适合约会看的电影。 刚看完给阿嬷的情书，2个多小时，和一个妹妹一起看到，她看哭了，我没有， 不过眼眶略微有点湿热，还是觉得没有网上传的那么好看， 可能不够热血，情绪冲击力不够强，没有太多的搞笑的包袱。 但这个恰巧是这部电影最大的技巧， 它没有强行煽情，催人泪下，没有设计太多套路，就很细水长流，温情脉脉，符合逻辑与人情。 我本以为老年痴呆的谢南枝真的忘了淑芬（阿嬷），没想到合照后她居然想起来了，这个地方最让我感动，动人，导演也没有安排人一起强行煽情。 结尾最后才发现，它是根据中国人下南洋的历史改变的，必须要好好推荐，我爱历史。 #给阿嬷的情书##中国历史##中国电影#

潮汕札记 抵潮汕，海风咸润，凭栏远眺，水天一色。 包车师傅闲谈，道出几桩，颇可玩味。 潮汕人家自小教子弟：打工无出息，做生意才算立身。炒粉也好，卖袜也罢，行行皆可，紧要的是自家做主。故此地满街是铺，人人是老板。 滴滴在此难行，专车亦无踪——非平台不愿来，是乡人不让来。客有客的路，乡有乡的市，外人插不进一脚。 每姓必有宗祠，堂兄弟姐妹二十余口同堂长大，是寻常事。一族同气，一姓连枝。红头船当年漂洋过海下南洋，根却始终扎在祠堂那一方青砖之内。 至此方悟《给阿嬷的情书》里那句——“与妻一别，八载有余……今把三轮换货船，终得扬帆起航。” 原非一人之志。是一整族人在他身后默默撑着；是宗祠门前那盏不灭的灯；是”江海有岸，团圆可盼”八字里，压着的千钧之重。 千帆过尽，宗祠犹在。 潮水有时，族脉无尽。

GPT 5.5 现在写东西质量真的不错了，刚翻译了一篇文章（ --- 译文 --- 我为什么写作 作者：埃里克·布莱尔 从很小的时候起，也许是五六岁，我就知道，等我长大了，我应该成为一个作家。大约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曾试着放弃这个念头。但我心里很清楚，那是在违背自己真正的天性；迟早有一天，我还是得坐下来写书。 我在三个孩子中排行中间，前后兄弟姐妹都和我相差五岁。八岁以前，我几乎没见过父亲。因为这个，也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我多少有点孤僻。很快，我养成了一些讨人嫌的小毛病，整个学生时代都不怎么受欢迎。孤独的孩子常常会编故事，也会和想象中的人说话；我想，从一开始，我的文学野心就和这种被孤立、被低估的感觉纠缠在一起。我知道自己有驾驭文字的能力，也有直面难堪事实的能力。于是，我像是给自己造出了一个私人世界，可以在里面弥补现实生活里的失败，甚至悄悄“扳回一城”。不过，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真正写到纸上的严肃作品——也就是我认真想写出来的东西——加起来恐怕不到六页。 我四五岁时写过第一首诗，是我口述，母亲替我记下来的。我已经不记得内容了，只记得那首诗写的是一只老虎，而且老虎有“像椅子一样的牙齿”。这倒是个还不错的说法，但我猜那首诗大概抄袭了布莱克的《老虎，老虎》（William Blake 的名诗 *The Tyger*，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经典作品）。十一岁时，1914—1918年的战争爆发（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写了一首爱国诗，刊登在本地报纸上。两年后，基奇纳去世，我又写了一首，也登了出来。后来稍大一点，我时不时写一些很糟糕、通常也没写完的“自然诗”，风格模仿乔治王朝派（Georgian style，20世纪初英国诗歌中一种偏重田园、自然和抒情描写的风格）。我还大约试过两次写短篇小说，结果惨不忍睹。那些年里，我真正落到纸上的、想要称为“严肃创作”的东西，全部加起来就是这些。 不过，在那段时间里，我其实一直在某种意义上从事文学活动。首先，是那些按要求写出来的东西：我写得很快，很轻松，但自己并没有多少乐趣。除了学校作业，我还写 *vers d’occasion*（应景诗），也就是半滑稽的诗。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写得快得惊人——十四岁时，我模仿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古希腊喜剧诗人），大约一周就写出了一整部押韵剧。我也帮忙编辑学校杂志，有印刷版，也有手抄版。那些杂志简直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可怜的滑稽仿作。我对它们花的心思，远不如我今天会花在最廉价的新闻稿上的心思。但与此同时，在十五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我还做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练习：我在脑子里编一个关于自己的连续“故事”，像一部只存在于心里的日记。 我相信，很多儿童和少年都有这种习惯。很小的时候，我会想象自己是罗宾汉之类的人物，把自己想成惊险冒险故事里的英雄。但很快，我的“故事”就不再是那种粗糙的自恋幻想，而越来越变成对我正在做什么、看到什么的描写。有时候，我脑子里会一连几分钟出现这样的句子：“他推开门，走进房间。一束黄色的阳光透过细棉布窗帘，斜斜落在桌上；桌上有一只半开的火柴盒，放在墨水瓶旁边。他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向窗边。楼下街上，一只玳瑁猫正在追逐一片枯叶。”诸如此类。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我大约二十五岁，贯穿了我那些“非文学”的岁月。虽然我必须寻找合适的词，而且确实也在寻找，但这种描写的努力似乎几乎不是出于我的意愿，而像是受到了某种外部力量的驱使。我想，这个“故事”大概反映了我在不同年龄崇拜过的不同作家的风格。不过据我记得，它始终都有同一种细致入微的描写特质。 十六岁左右，我突然发现了文字本身的快乐，也就是词语的声音和联想所带来的快乐。*《失乐园》*里的两行诗—— > So hee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ard > Moved on: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ee, > > （他艰难地、辛苦而沉重地 > 向前移动：艰难地、辛苦地，他——） 如今看来，我并不觉得这两行有多么了不起，但当时它们让我脊背发颤。而且，把 “he” 写成 “hee” 的古式拼法，也让我格外愉快。至于描写事物的需要，我早已经非常熟悉了。由此可见，当时如果说我想写书，我想写的大概是哪一类书：巨大的自然主义小说，结局不幸，充满细节描写和醒目的比喻，也充满华丽辞藻段落（purple passages，指为了文采而文采、常常显得夸张空洞的文字），其中一些词语被使用，部分只是为了它们的声音。事实上，我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缅甸岁月》*，是在三十岁时写成的，但构思早得多，它大体上就是这样一本书。 我交代这些背景，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不了解一个作家早年的成长，就很难判断他的写作动机。作家的题材会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至少在我们这样动荡、革命性的时代，这一点是成立的——但在他真正开始写作之前，他已经形成了一种情感态度，而这种态度他永远无法完全摆脱。毫无疑问，他的任务是约束自己的气质，避免卡在某个幼稚阶段，或陷入某种扭曲情绪里。可是，如果他彻底摆脱了早年的影响，也就等于扼杀了自己写作的冲动。暂且把谋生的需要放在一边，我认为，写作至少有四种重要动机，尤其是写散文时。这些动机在每个作家身上都以不同程度存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它们的比例也会随着他所处的环境而变化。它们是： （一）纯粹的自我意识。 想显得聪明，想被人谈论，想死后被人记住，想向童年时轻视自己的成年人讨回一点公道，等等。假装这不是写作动机，是虚伪的；而且它还是一种很强的动机。作家和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成功商人一样，都有这种特征——简言之，这属于人类中最冒尖的那一层。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特别自私。大约三十岁以后，他们会放弃个人野心；很多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感觉都放弃了，主要为别人而活，或者干脆被苦役般的日常生活压没了。但也有少数有天赋、意志强的人，决心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到底，作家就属于这一类。总体来说，严肃作家比新闻记者更虚荣、更自我中心，不过他们对钱的兴趣要少一些。 （二）审美热情。 看见外部世界中的美，或者看见词语及其恰当排列中的美。一个声音撞上另一个声音时带来的快感，优秀散文的坚实感，或者一个好故事的节奏。想把某种自己觉得珍贵、不该被错过的体验分享出去。许多作家的审美动机很弱，但即使是写政治小册子的人，或者写教科书的人，也会有自己偏爱的词语和短语，并非出于实用原因，而只是喜欢它们；或者，他可能会特别在意排版、页边距的宽度等。只要不是铁路指南那种层级的书，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审美考量。 （三）历史冲动。 想看清事物本来的样子，想找出真实事实，并把它们保存下来，供后人使用。 （四）政治目的。 这里的“政治”一词取最广泛的意义。也就是说，想把世界推向某个方向，想改变别人对于“人类应该努力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看法。再说一次，没有一本书真正摆脱了政治倾向。认为艺术不应该和政治有任何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可以看出，这几种冲动必然会彼此冲突，而且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按我的本性来说——也就是把“本性”理解成一个人刚成年时达到的状态——我身上前三种动机应该会压过第四种。如果生活在一个和平时代，我也许会写华丽的书，或者只是描写性的书，甚至可能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现实是，我被迫变成了某种论战小册子作者（pamphleteer，指写政治宣传或论争文章的人）。 起初，我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职业里待了五年，也就是在缅甸的印度帝国警察部队。后来，我又经历了贫困和失败感。这加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恶，也让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缅甸的工作则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了解。不过，这些经历还不足以让我形成准确的政治方向。接着，希特勒出现了，西班牙内战爆发了，等等。到1935年底，我仍然没能做出坚定的判断。我记得自己在那一年写过一首小诗，表达当时的困境： > 两百年前，我本可以 > 做个快乐的乡村牧师， > 宣讲永恒的末日， > 看着我的核桃树生长。 > > 可惜我偏偏生在邪恶的年代， > 错过了那座惬意的避风港； > 我的上唇已经长出胡子， > 而如今的神职人员全都刮得干干净净。 > > 再往后，日子也曾不错， > 我们那时很容易满足； > 我们把烦乱的思绪 > 摇睡在树木的怀里。 > > 我们曾无知却坦然承认 > 那些如今必须掩饰的欢愉； > 苹果枝上的绿雀 > 也能让我的敌人发抖。 > > 可女孩的肚腹和杏子， > 阴凉溪水里的拟鲤， > 黎明时飞起的马和鸭子， > 如今全都只是一场梦。 > > 再也不许做梦； > 我们残害自己的快乐，或把它藏起； > 马是用铬钢造的， > 小胖子们会骑在它们背上。 > > 我是那条从未反抗的虫， > 是没有后宫的阉人； > 在牧师和政委之间， > 我像尤金·阿拉姆一样行走；（Eugene Aram，18世纪英国一起著名谋杀案中的人物，后来常被文学作品写成被罪感纠缠的人） > > 政委正在替我算命， > 收音机还在播放； > 可牧师答应给我一辆奥斯汀7型车，（Austin Seven，英国早期著名小型汽车） > 因为达吉总会买单。 > > 我梦见自己住在大理石厅堂，（“I dreamt I dwelt in marble halls” 是19世纪歌剧中的著名唱段） > 醒来却发现那是真的； > 我不是为这样的时代而生； > 史密斯是吗？琼斯是吗？你是吗？ 1936—1937年的西班牙战争和其他事件，让天平最终倾斜。从那以后，我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自1936年以来，我写下的每一行严肃文字，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是在反对极权主义，并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还以为自己可以回避这些题材，在我看来是荒唐的。每个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写到它们。问题只在于你站在哪一边，以及你采取什么方式。一个人越清楚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有可能在采取政治行动时，不牺牲自己的审美和思想上的诚实。 过去十年里，我最想做的事，是把政治写作变成一门艺术。我的出发点始终是一种立场感，一种对不公的感受。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并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创作一件艺术品。”我之所以写，是因为有某个谎言我想揭穿，有某个事实我想让人注意到；我最初关心的，是让别人听见。但是，如果写一本书，甚至写一篇长篇杂志文章，本身不能同时成为一种审美体验，我也不可能完成它。任何愿意研究我作品的人都会发现，即使在我写得最像宣传的时候，其中也包含许多职业政客会认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不能，也不想，完全抛弃童年时期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还活着，而且健康，我就会继续强烈地在意散文风格，继续热爱地球表面，继续从坚实的物体和无用的零碎知识中获得乐趣。压抑自己的这一面毫无用处。真正的任务，是把我根深蒂固的喜好和厌恶，同这个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的、根本上属于公共领域而非个人领域的活动调和起来。 这并不容易。它带来结构上的问题，也带来语言上的问题；同时，它还以一种新的方式提出了诚实的问题。让我只举一个比较粗糙层面的困难作为例子。我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然是一本坦率的政治书，但总体上，它写得有一定的克制，也顾及形式。我确实很努力，想在不违背文学本能的前提下讲出全部真相。但书中有一整章很长，里面充满了报纸引文之类的材料，为那些被指控与佛朗哥合谋的托洛茨基派辩护。托洛茨基派（Trotskyists，苏联革命家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在当时左翼阵营内部常遭斯大林主义者攻击）；佛朗哥（Franco，西班牙内战中民族主义阵营领袖，后来成为独裁者）。显然，这样一章过上一两年后，对任何普通读者都会失去兴趣，也必然会毁掉这本书。一位我尊重的批评家曾训了我一通。他说：“你为什么要把那些东西放进去？你把一本本来可能很好的书，变成了新闻报道。”他说得没错。但我当时不可能不那样做。我碰巧知道一件事，而英国很少有人被允许知道：无辜的人正在遭受虚假指控。如果我没有为此感到愤怒，我根本就不会写那本书。 这个问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出现。语言的问题更微妙，谈起来会太长。我只想说，近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写得少一些画面上的华丽，多一些准确。不管怎样，我发现，当你把某种写作风格打磨成熟时，你也总已经从那种风格里长出来了。*《动物农场》* 是第一本书，在写它时，我完全清楚自己正在尝试把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融合成一个整体。我已经七年没有写小说了，但希望不久之后能再写一部。它肯定会失败，每一本书都是失败的。但我确实相当清楚自己想写的是哪一种书。 回头看前面这一两页，我发现自己好像把写作动机说得全是出于公共精神。我不想让读者最后留下这种印象。所有作家都虚荣、自私、懒惰，而在他们动机的最深处，还藏着一个谜。写一本书是一场可怕而耗人的搏斗，就像经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疾病。除非有某种自己既无法抗拒、也无法理解的“心魔”在驱赶，一个人绝不会主动承担这样的事。也许，谁知道呢，那种心魔不过就是婴儿哭闹着要人注意的同一种本能。然而，同样真实的是：如果一个人不持续努力抹去自己的个性，就写不出什么可读的东西。好的散文像一块窗玻璃。我无法确定自己哪一种动机最强，但我知道哪一种动机值得追随。回看自己的作品，我发现，每当我缺乏*政治*目的时，我写出来的书总是没有生命力，也总会滑向华丽空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装饰性的形容词，以及各种虚假的漂亮话。 *Gangrel*，第4期，1946年夏 --- 来源：[奥威尔基金会]( --- 翻译提示词 --- 请将以下英文文章，重写成通俗流畅、引人入胜的简体中文。 核心要求： - 读者与风格： 面向对AI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风格要像讲故事，清晰易懂，而不是写学术论文。 - 准确第一： 核心事实、数据和逻辑必须与原文完全一致。 - 行文流畅： 优先使用地道的中文语序。将英文长句拆解为更自然的中文短句。 - 术语标准： 专业术语使用行业公认的标准翻译（如 `overfitting` -> `过拟合`）。第一次出现时，在译文后用括号加注英文原文。 - 保留格式： 保持原文的标题、粗体、斜体、图片等Markdown格式。 - 尊重原意：保持原有的结构、意思不变，不要过度引申发散，保持原文结尾不要续写 - 适当解读：如果是普通人难懂的专业术语或因为文化差异导致的难以理解，做出更多的注释以更好的理解，注释部分用括号包裹并加粗

Sam Altman 刚刚发了一篇顶级公关文章！ 最近山姆四面楚歌，人工智能领域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跟马斯克以及跟自己妹妹的法律纠纷以及公众对 AI 飞速发展的极度焦虑，让他不得不出大招，首次披露了自己的孩子和配偶照片！ 我承认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很多事情我就不在乎了！ 1，根据2026年4月10日（即文章发布当天）的警方和媒体报道，当天凌晨 3:45 左右，一名20岁左右的男子向山姆·奥特曼位于旧金山的住宅投掷了一个燃烧装置（燃烧瓶）。正如奥特曼在文中所述，燃烧瓶砸中了外部大门并弹开，随后熄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严重财产损失。该嫌疑人随后逃离现场，但在不到一小时后，在 OpenAI 总部大楼外因“威胁要烧毁大楼”被旧金山警方逮捕。 2，奥特曼提到的“即将到来的审判”，指的是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对 OpenAI、奥特曼以及格雷格·布罗克曼（Greg Brockman）提起的巨额诉讼。该案的陪审团遴选定于 2026年4月27日 在加州奥克兰的联邦法院开始。马斯克是 OpenAI 2015年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指控奥特曼等人“欺诈”、“违反信托责任”甚至违反《反黑连坐法》（RICO）。马斯克声称，奥特曼最初承诺 OpenAI 将永远是一个造福人类的非营利开源机构，但随后却将其转变为一家追求利润的企业（并与微软深度绑定）。在文章发布前几天（2026年4月7日），马斯克刚刚向法院提交文件，要求罢免奥特曼和布罗克曼的职务，并索赔高达 1340 亿至 1500 亿美元的赔偿。奥特曼文中提到“他想要的单方面控制权”，指的就是马斯克早年试图将 OpenAI 并入特斯拉或由其实际控制的往事。 3，奥特曼没有提跟他妹妹的官司。2025年1月，安妮·奥特曼正式提起诉讼。而在撰写这篇博客的不久前（2026年3月20日），美国联邦法官刚刚驳回了安妮的部分独立指控（因诉讼时效过期），但允许她根据密苏里州的《儿童性虐待法》修改并重新提交诉讼。安妮刚刚在 2026年4月初（也就是这篇博客发布的前几天）向法院提交了修改后的诉状。在这个极为敏感的法律节点，奥特曼的律师团队绝不会允许他在谈论 AI 愿景的文章中节外生枝去讨论这起案件。 奥特曼并没有对这件事保持绝对沉默，而是早已做过正式的公开否认，并将其定性为家庭悲剧。2025年1月诉讼刚曝光时，山姆·奥特曼联合他的母亲康妮（Connie）以及两个弟弟马克思（Max）和杰克（Jack），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份联合家庭声明。在该声明中，他们全盘否认了安妮的指控，称其“完全不真实”，并表示安妮患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拒绝接受常规治疗，且一直向家人索要金钱。山姆本人随后也对妹妹提起了诽谤反诉。既然已经通过法律和官方渠道划定了底线，他没有理由在个人博客中反复“自证”。 同时奥特曼也做出了反思！ 山姆·奥特曼在反思 OpenAI 头十年的发展时，交织着对个人缺陷的深刻检讨与对公司成就的巨大骄傲。他坦诚自己“回避冲突”的性格弱点以及在应对前任董事会危机时的糟糕表现，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与混乱，并对在此过程中受伤害的人表达了歉意，深刻认识到 OpenAI 必须从混乱的初创企业向成熟、可预测的主要平台转型。但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当年顶住压力、拒绝埃隆·马斯克单方面控制公司而感到自豪，并为团队最终排除万难、成功构建强大的 AI 基础设施且真正做到了“改变世界”而感到无比骄傲。 这篇文章本质上是一篇“危机公关与企业领导力”宣言。他试图将自己塑造为一个虽然有缺陷、但在 AGI（通用人工智能）这个“权力魔戒”面前坚持底线、为全人类使命奋斗的领导者。

我对赛车了解很浅，但对人的兴趣很高，去年在程前那里看「从县城修车工到年入7亿的车企老板」，印象很深，这几天张雪在WSBK的夺冠消息刷屏，有种合订本的感觉。 这是一个纯血的中国剧本，不值一文的年轻人靠着勤奋聪明，打破所有的质疑和预期证明自己名利双收，很像短剧，然而胜在真实，这次的版本是，艺术固然源于生活，生活却会高于艺术。 不过我要说的也不是跟风赢吹输婊，而是中国制造业的「好处」可能还在被低估。 这么说可能有点奇怪，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已经有太多材料佐证了，为什么还会认为它被低估了？ 最开始，制造业是承接就业人口的手段，是养活上亿劳动力的饭碗，以2012年的峰值来算，占到了22%以上的全国岗位，这也是张雪赤手空拳开始去重庆创业的年份。 然后你会发现，制造业是有产业带效应的，张雪一个地地道道的湖南人，为什么要去重庆造车，连我这个根本不懂摩托车的人都能理解，重庆出了很多摩托车品牌，比如力帆——感谢那些年看的甲A联赛——配套最齐全，当然适合造车啊。 产业带是集聚效应的成果，当一条产业的上下游工厂都开在「小时达」的接触半径后，所有的成本，包括显性的物流成本和隐性的沟通成本，都会大幅下降，这个时候再用秦晖老师的「低人权优势」去下判断，就解释不通了。 这也是生态的一种，就像黄仁勋放话说竞争对手的芯片哪怕免费出售也撼动不了英伟达的市场优势，姑且不去较真这句大话，他的意思其实是背靠CUDA用了20年经营出来的开发生态，重复造轮子的离开成本其实远远高过芯片本身的溢价成本。 于是就有再然后的，中国在贸易战里越打越顺的既成事实。 贸易战这个事情，颠覆了很多所谓的常识，这很正常，智慧的增长就是需要不断修正自己的认知，比如最经典的「买方市场论」，得罪甲方死路一条。 理论上当然没有任何问题，美国有世界上最强的消费市场，以及同等分量的议价权，供应商不听话，换一个就是，就是这么任性，对吧。 但实际上呢，脱钩喊了这么久，越来越雷声大雨点小，去年还把中国的贸易顺差干到了史无前例的万亿美金级别，不会真以为是穷得响叮当的南方国家填上了美国的市场吧，还不是转口贸易立大功。 如果说转口贸易是中国企业在钻空子，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美国本土没有消费需求，这转口也不可能成立啊，反过来也是一样，新加坡前几年最高时消化了英伟达超过28%的芯片出口，怎么，是新加坡人特别爱拿芯片泡酒喝吗？ 好用的东西，就是不愁卖，都是千年的狐狸，谁也别玩聊斋。 贸易没有输赢，它的本质是各取所需，印度、越南、印尼都尝试过要当中国的备份，但是仔细去看，除了承接中国产业链本就向外转移的那部分之外，能够自食其力的，很少。 到头来就是现在这么一个纳什均衡的状态，「任何单个参与者都无法通过仅改变自己的策略来获得更高的收益」，美国做不到，中国也做不到，大家继续按照比较优势的规律行动。 再往下讲，就是制造业对于工程师的培养能力，中国——或者说整个东亚——历史上是没有工程师文化的，这边更讲究以师徒相授的关系为底座的工匠文化，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工匠精神」还在中文互联网火过一阵子，幸好后来没被带偏。 工程师文化是舶来的，它也没有通过进入教育体系来从头塑造，完全基于繁荣的制造业和商业自下而上的开枝散叶，在这个语境里的工程师，也和老旧宣讲材料里的那些「张工」「李工」完全不一样了，是个人禀赋、致富回报、市场机会的叠加塑造。 张雪就是凭借他的手艺去重庆的，手艺怎么来的，早年自己修车，修熟了去车队当机械师，最后真当成了车手，用一线实践来指导产品研发，就这么一件事干了十年，到了26岁创业的时候，就会发现资源开始自动的围过来。 讲道理，如果把张雪这个名字抹掉，这个故事特别像我们从小看的日本或者美国传记文学，道奇兄弟不就是这么成功的吗，自小用废铁造自行车，逆向工程汽车轴承，从给福特供应零部件起家，翅膀硬了就做了自己的品牌。 以及帕卡德、戴尔、博斯⋯⋯事实证明，拥有强大的制造业传统，就是能够孕育出工程师的梯队，因为再离谱的设想都能在可控的成本里验证试错，而不是变成一摞摞的达芬奇手稿。 现在，我们要熟悉张雪这样的中国人名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史册上了。 张雪说他到重庆后，第一个去的就是一个类似华强北的地方，按照自己的需求，2万块钱就攒出了一台车，用这台车换到了启动资金，公司做大之后，他要自己来做发动机，把精度从5丝压到3丝，也是能找到供应商实现这个要求。 苹果的CEO库克在电视采访里说过这么一段意思，苹果选择中国代工早就不是人力成本低这个原因了，在美国如果要开一个模具会议，能找来的工程师连一间办公室都坐不满，但在中国可以坐满好几个足球场。 你可以说他来中国出差是在舔市场，但不能质疑他作为一个供应链大佬的身份被选为CEO的资质和判断。 众所周知，制造业能为就业兜底，同时这种兜底，又能构建一套丰富的工程师梯队，从熟练技术工人，到中级技术专家，再到高级研发人才，更重要的是，这套体系有着充分的流动性，它和其他很多传统行业不一样，对生产资料的依赖很低。 张雪的身份就经历了多次的无缝切换，当他在湖南修车的时候，是底层小工，当他在车企打工时，是技术专家，当他自己创业，就是在用高级研发的本事去组队，他自己都说了，「大家开始习惯了，跟张雪一起去把事情干出来。」 最后，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是，制造业的昌盛可以真的为所欲为，包括培养出一大批追随本心实现所谓「资产阶级趣味」的活人。 赛车运动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国产跑鞋这些年在马拉松赛事里的渗透，以及Hi-Fi是怎么从发烧友市场变成挑战大牌的，甚至连俞浩都属于这个范畴，他是中国最早的四旋翼无人机开发者，因为对马达技术感兴趣，「转行」干了扫地机器人⋯⋯ 「资产阶级趣味」的本质，是从心，也是自由，自由这个事吧，需要松弛和风险，在紧张的社会里是一种奢侈，但在一个乐观向上的环境里，它又是一个必需品。 某种意义上，张雪峰和张雪都代表了中国的多个棱面： 张雪峰为普通家庭降低选择的容错，用肉身撑起那条拿文凭换未来的轨道，如实告知你们承担不起自由这玩意儿。 而连高中都没上过的张雪又证明了，自由纵使不是免费的，但它却会为那些真正相信自己有才能的人打开大门，「我比别人努力十倍，成功凭什么不是我的？」 可以结果参差不齐，唯要机会公正平等，健康的制度就是要实现这个原则。 「有没有一种可能，张雪如果不是家庭条件那么差，父母没能力管他，现在也揣着某个二流大学的文凭在送外卖？」 是有这个可能。 但我觉得看过他的那些视频的人，都不会这么认为，眼里有光是装不出来的，也很难因为外力而自动熄灭。

有时候发现机会太多并不是好事，谁约我聊我都聊，我到底要排多少会。太多橄榄枝抛过来，到底怎么合作，精力实在有限啊。所以在任何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我会问自己以下问题： 这件事是不是在放大我本人？如果不是，放弃。 这件事是不是消耗我导致我无法做自己？如果在消耗，放弃。 这件事能给我实际回报吗？尤其是近3个月内。如果没有，放弃。 这件事必须我本人做吗？不是的话，找别人做。 如果已经过了拼命找机会的阶段，时间最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