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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那十年，满城尽带黄金甲》（见附文）回顾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十余年时间，引发网民热议。 社会信心这种东西，高涨的时候就狂飙突进、一日千里，退潮的时候就山崩地裂、哀鸿遍野。 中国民众仍然对眼下的经济困境缺乏清醒认知，他们一边幻灭，又一边怀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们以为这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经济周期而已，他们以为忍一忍，困境就会过去。 我想借题发挥的地方是：社会信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当社会信心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像东欧剧变那种连锁反应。这一点在捷克斯洛伐克尤其突出：这个国家的反对运动甚至没有怎么出力，这个国家就已经被时代浪潮裹挟而去，因为信心崩溃确如山崩地裂。 当然，我并不是鼓吹坐着干等政权自己灭亡。中国眼下的时代幻灭还夹杂着新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的经济危机还没有触底，但是社会信心已经松动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转型历史机遇期，就好像波兰反对派运动遇到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和1976年当局误判形势导致食品大涨价。如果抓准了历史机遇期，社会运动就会如风卷残云一样席卷过来；如果错过了历史机遇期，不但反抗运动要付出更大代价，还可能无法成功。 在经济高涨期鼓吹中国崩溃论是对政治经济规律的无知，但经济衰退期重新鼓吹中国崩溃论则近乎逃避责任和自娱自乐了。 无数现实案例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经济上破产的国家，也并不必然导致政权崩溃。真正导致政权崩溃的因素绝不包括国民什么都不做就干等政权灭亡。 社会运动就是为政权更迭创造新变量的最重要环节：因为社会运动意味着社会主动求新求变，要求解决现实问题。 相反，如果社会运动缺席，我们就会像案板上的鱼肉幻想重归大海。 我们要主动去创造社会运动，要主动去创造可以改变社会的全新变量，不要沉浸于无休止的内斗和党同伐异，然后埋怨别人没有努力去改变现状。 -------------------------------- 《那十年，满城尽带黄金甲》 ——来自微信公众号：摩登中产 1 2004年，冯小刚包下T97次列车，取名“天下无贼号”，从北京南下香港。 列车经郑州，过武汉，越长沙，车厢内德华高歌，葛优醉饮，一路欢声。 一年后，微醺的葛优转战《夜宴》剧组，这次冯小刚用一亿两千万，重建了一座皇城。 数米高的青铜吊灯有两百盏，皇后的凤辇造价五十万，1.2万平的大殿诡秘森严，大殿前数十匹骏马奔腾，每根毛发都用黑油熨染。 那几年，中国电影尽是大手笔与大场面。 陈凯歌的《无极》，到香格里拉布景，在无人区修路，为几秒镜头买了100多头高原犏牛。 徐克的《七剑》，远行天山三年，武器造了上千把，准备连拍6部，对标星战。 更早之前，张艺谋在内蒙胡杨林深处，拍下《英雄》第一个镜头。片中的树叶，都是60元每包，从老乡家收购。 刀光剑影裹着王霸雄图，呼啸向前。人民大会堂首映礼上，200大学生身披秦甲，高喊：风！风！大风！ 2006年，张艺谋开拍《满城尽带黄金甲》，那风已浩荡无双。 电影投资3.6亿，在横店1：1仿建故宫，一万平广场上，铺满四百万朵菊花。 51岁的周润发身披八十磅重的纯金龙袍，龙行虎步，穿过金色廊柱，登上朱红高台，放眼望去，一片金色的海。 两年后，投资更高的《赤壁》到来。吴宇森要用6亿投资，“拍一部伟大的电影”。 六千名群演，奔跑在八卦阵之中，两千艘战船，浮动在波涛之上。最长一艘战船，首位长达38米，号称亚洲版特洛伊。 那些风声水气，已成绝响。多年后，参与拍摄的群演，回味起漫天落雪般的灰烬，“像大梦一场”。 那是澎湃的大时代，而时代越澎湃，主角反而越是小人物。唯有上行，才有逆袭。 21岁的李宇春，被352万条短信选成全民偶像，登上时代封面，她原本计划是毕业做北漂，在地铁通道站唱。 33岁的郭德纲，穿过大雾回天津办专场，一月接受采访140场，不久前他的梦想还是小剧场能坐满，说句“我很欣慰”。 那些年，我们看着旭日阳刚唱上春晚，看着王宝强越过原野，看着黄渤奔跑在《疯狂的石头》收尾，高架桥两侧，浮出海市蜃楼。 穿行过上行周期的人，都相信奇迹。 那十年，优酷上最火的歌是“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毕业季上最流行的歌是“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而写进高考作文题的歌是：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 飞翔的人们掠过金色年代。 2001年，中国男足挺进韩日世界杯，2002年，姚明亮相休斯顿火箭队，2004年，刘翔110米栏决赛夺金，创造世界纪录。 那天，疾驰如风的他说：我感觉今天自己是一个奇迹的主角。 2008年，更大奇迹上演，29个巨大焰火脚印，沿北京中轴线破空踏来。 鸟巢之内，千人击缶，万人高歌，李宁飞天踏画，圣火熊熊，成为一个时代的燃点。 火光下，人人都是奇迹的主角。 2 奇迹背后，是经济狂飙带来的底气。 2001年，中国GDP增速8.3%，而这只是那十年的最低值。 2003年到2007年，中国GDP连续5年两位数增长，2007年增速达到14.2%。 在西方，中国崩溃论悄然退场，英国记者金奇写了《中国震撼世界》，并成为英国年度最佳图书。 在国内，央视《大国崛起》纪录片多轮重播，盗版碟热销，被摆在摊位最显眼位置。 狂飙的经济，让原材料需求激增，煤老板成为上行周期第一批宠儿。 他们一夜暴富，再一掷千金，最爱到北京买房投资。煤老板们对望京不屑一顾，要买就买“一环”：以天安门为圆心，用圆规画圆，半径在3公里以内，否则不买！ 他们买奔驰越野，开信贷公司，投资影视剧，多年后，导演彭浩翔对煤老板念念不忘，“你给我拍个艺术电影，拍什么内容我不管，一定让我女朋友走红毯”。 2010年，30多个煤老板集资50多亿，成立汾酒投资公司，豪言让汾酒产能提升3倍，和茅台一争高下。 与煤老板一起纵横江湖的，还有地产商。 1998到2007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年增速20%，2007年，26岁的杨惠妍成为中国新任首富。富豪榜单前100名中，有39人从事地产业。 巨浪之下，热钱开始聚拢中国。 2006年，美国红杉资本合伙人迈克尔造访中国，称中国伟大公司或许还没有诞生。 一年前，号称投资半径“不超出硅谷40英里”的红杉资本来到中国，成立红杉中国基金。 红杉合伙人沈南鹏，意气风发坐在上海恒隆广场28楼办公室内，桌上摆着3部手机，每个月话费上万起步。 窗外，黄浦江江水奔流，一往无前。 那年，朱啸虎刚加入金沙创投，很快有外号“点石成金”；今日资本徐新，刚投资土豆网，并称哪怕不盈利“我们愿意养它三年”。 投资京东时，徐新嫌刘强东要200万美元太少，主动加到500万美金：“你现在没尝到钱带来的威力，你会觉得200万是远远不够的。” 2006年春节，从华盛顿飞回上海的38000英尺高空上，吴晓波给新书《激荡三十年》写下题记：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 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 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2005年8月，百度登陆纳斯达克，当天涨幅超350%。 媒体采访李彦宏，问他知不知道百度造就了8个亿万富翁，50个千万富翁，400个百万富翁。 李彦宏说，分享财富，共同奋斗。 两年后，阿里巴巴上市满月酒，酒桌上员工都在计算身家；同年，史玉柱在陆家嘴摆上市庆功宴，给所有人涨薪，并一人发一枚老凤祥定制金币。 财富浪潮从楼市到股市，从煤老板到互联网新贵，最后漫过每一个人。 北京海淀，星巴克内坐满创业者，推门进店，投资、创业、技术理想的话题扑面而来。 高中辍学的李想，4年身家过亿，笑谈发家历程：“我们这些人，前两年，还糊里糊涂的，什么都不知道……” 《新周刊》写出那十年的急切和野望，“如果你三十而未富，那你这辈子很可能已经没有机会了。” 当时只道是寻常。 3 2007年，身份神秘的外企经理李可，写了《杜拉拉升职记》，两年卖出210万册。 书里干练坚强的南方女子，成为无数白领的人生范本，“杜拉拉信奉踏实，不懈努力，靠个人奋斗获取成功。” 上行周期的年轻人，总是自信又乐观，相信未来注定是他们的。 有媒体调查北上广深8个城市青年，发现7成以上年轻人不在乎失业，自信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 他们相信爱情，选择伴侣时，更多考虑人品志趣，门当户对被排最后。 他们相信梦想。广州赤沙村的小情侣，相信一定能搬到市区；北京唐家岭的蚁族，则梦想“三年一辆车五年一套房”。 在国贸，白领相信30岁前能当上主管，主管相信后半生都是中产，飞机靠背插着的杂志上，说就应该“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 回望那十年，繁华之下是狂飙，而狂飙的遗泽是信心。信心是最强大的惯性。 惯性之下，那十年流光溢彩。 他们是许三多，他们是杜拉拉，他们是见证奔腾的马冬梅和夏洛，他们是贾樟柯的风流一代。 风流轮转。 19年后，满城已无黄金甲，横店广场也无耀眼明黄，蚁族的城中村已化森林公园，碧桂园忙着交房，昔日女首富焦头烂额。 去年夏天，徐峥穿着不合身的外卖服，试图讲述逆袭人生，结果被骂得声名狼藉。 电视上播的是小欢喜、小舍得、小别离，45岁的黄磊在楼道上痛哭流涕：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工作。 有人剪辑了马云的视频，2008年，马云说：银行不改变，我们改变银行；2018年，马云说：要改变我们自己。 2020年，马云说：都难都难，现在都难。 所有人都在翻山渡海，沿着周期向上攀爬，而旅途越艰难，越想念远去的夏天。 今年42岁的刘翔，已退役十年，罕有露面。 2020年一档综艺上，他和几个小朋友在大巴车上休息，小朋友问他到底几岁。 刘翔笑着回答说：“我想永远停留在21岁，再来一遍。” 越来越多人回望那十年，不是贪恋黄金的甲光，而是想重温信心的力量。 每个上行周期，狂飙的经济，总能带来信心，而重启上行周期，则需以信心为起点，凝聚心气。 今年夏天，苏超火爆，一座座奥体中心内，人声鼎沸，人潮如海。 这只是草根联赛，但当人们都相信它会成功，都有心气把它办成功，它就能成为奇迹。 夏夜漫长，体育场灯光璀璨，欢声如雷，笑容如昨。 恍惚间又有热风吹过。 不如我们从头再来。

此生即副本，彼岸无真章 这一世大家都是来玩的，可以轰轰烈烈，可以从从容容，可以明明白白，可以跌跌撞撞，但不可以纠纠结结。 九岁时老十独自飞过来投奔我，当时我已经流浪十四个月，居无定所。我请了几天年假，又托中介匆匆忙忙找了个国际学校，并在学校对面租了房子，一直住到现在。 之前老十在国内上公立小学，在国际学校的头几个月确实难熬，学校也经常找我谈话。当然她内心极其强大，强大到变态那种。每天她自己上学放学，在学校是能动手就绝不动口，脾气是有的，在家也不爱说学校的事。 一次她和老母亲在微信通话，一言不合就嚷了起来：学习不好咋啦？我长大了做个服务员养活自己，不用你们管。 当然，太座被她女儿吼了，伤害自然会随后远程转移到我这里。不表。 我能说啥，这犟种，一肚子主意，肯定是我亲生的啊。我说走，俺俩宵夜去。 于是我们就到了常去的瑞春吃宵夜，我跟她说，这里的服务员你看到了吧，都很辛苦。一个月三千块，你租房子都不够。 周末我又带她去了牛车水最大的小贩中心，差不多能容纳两千人就餐。我有时候会在那边的一个慈善机做义工，我带着她在里边转了一大圈，让她看到很多风烛残年的华族老人。我告诉她，很多华人被「困在」这里并终老社区。之中并无对错，只是对工作和生活选择的一种。 我问她在这里吃午饭吗？她说不，太热了，还是去舌尖尖。 舌尖尖是她最爱吃的牛肉面馆。之前在学校对面租的新房子是空的，要等房东放家具。我在舌尖尖对面的酒店住了四个月，小十来了后换了一间双床房，她跟着一起住过两周。因为她放学早，晚饭就自己安排，基本就把舌尖尖当食堂。很快跟老板娘混熟，她现在有时候自己去还可以服务员说先挂账，等她老汉儿来付钱…… 这个小酒店也有段往事，当初租约半年，押一月付，我提前走了，后两个月中介安排了亲戚住，他们付月租给我，我再付给酒店。最后约满不给我退押金，也不说为什么，就拖啊拖的打起了 email 拉锯战，我也没着急，整整练习了 10 个月英文邮件掐架，直到有一天 ChatGPT 来了，突然丧失学英语的动力，我用 GPT 给酒店写了最后一封邮件，里边放上了我和两个大汉戴墨镜的合影，说这是我，旁边是我保镖，明天上午十点半，我会带着他们以及律师出现在酒店门口。 当天他们就把押金退回到我的银行户口。 当然，律师根本不存在，保镖是我的两个同事：一个大学时是 UCLA 校队的，橄榄球；一个以前是新加坡青奥摔跤队的队员，垫底的。 又聊劈叉了，扯回主线。 舌尖尖吃完面，我跟老十说，你看都不说 set ，单这碗面 15 新币，假设你每天只吃两顿一共两碗面，一个月要吃 900 新币。算你租房花 2000 块，你只剩下 100 块买水喝。那你还要充话费，打游戏，出去旅游呢…… 然后她说我看太二什么餐厅招聘都说管吃吧……我说好吧，但是你应该要有不每天吃工作餐的选择。 晚上我带她去克拉码头吃波斯烤肉，真好吃，烤各种肉，我说你将来没法在这打工，因为菜单都看不明白，但如果你能顺利在这里端盘子，你一个月至少可以多挣 1000 新。 我说既然你要立志当一个餐厅服务员，那就要做最优秀的那一种，比如尽量掌握更多的语言，可以全世界各地当服务员。可以跟我去日本呆几年，学学日语，再去德国念个大学，这样你还能在穆尼黑啤酒节卖卖啤酒。如果你学会讲点法语，说不定还能像那个幸运的法国服务员，收到小李子的5万欧元小费…… 最后我说当然你也可以回国，这书不用念了，我把学费全部折现，给你开个小面馆让你当服务员，托举这种词太恶心，但你爹我兜底的实力还是有的。 我在心中对太座说，真的尽力了……隐约都看到一位未来的服务员之神正在冉冉升起…… 我俩坐在克拉码头边上，看着灯光，看着游船，看着对面的跳楼机，也想看水獭来着，但它们没有来，可能因为这块太喧闹。然后她说：那我还是选择读书，也绝不回国。 我说好。 就这样三年过去，她的英文听说读写基本上也都到了7分，离成为一个伟大的服务员的理想又近了一步。再过几年，应该也可以像她爹和她姐一样流浪四海了。 此生即副本，彼岸无真章这一世大家都是来玩的，可以轰轰烈烈，可以从从容容，可以明明白白，可以跌跌撞撞，但不可以纠纠结结。 #老登龙门阵# #雨在马里士他# #晚饭吃啥# #DeFamily#

假如当年 昨天点赞最多的评论互动，是一个四川农村家庭在杭州读普本的女大学生，问留杭还是回老家，我给出了倾向于留杭的建议，绝大部分网友都是支持的。 评论席即时互动的时间和篇幅都有限，我今天想再展开讲一讲。 大城市的核心优势是什么？主要是就业资源。以杭州为例，电商、直播、自媒体、游戏、互联网、数字营销、机器人这些新兴产业都是国内顶级水平，很多岗位你真就只能在杭州找到工作，要回了四川小县城你连简历都投不出去。 而且因为是新兴行业，行业结构不成熟，既得利益群体小，变数大，机会多，即便你的学历不是很高，普本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说白了整个浙江只有一所985/211大学，剩下最好的也不过双非，没有必要还去搞学历歧视，浙江的氛围是很务实的，只要你有能力，肯努力，就一定有机会向上走。 我大学最铁的那几个哥们，有毕业后持续经商的，有大厂干了几年辞职创业做直播公司的，有在外贸公司任职20多年的，下限一年也有三四十万兜底，上限很高随缘。这不完全是他们几个能力强，很重要的一点是杭州这座城市太给机会了。 最近几年最火的公司，研发了deepseek的深度求索、制作了《黑神话》的游戏科学、中国机器人龙头宇树科技，都是杭州孵化的，这不是偶然。 内地的农村家庭好不容易把孩子送到杭州上大学，毕业后怎都要留下来试试看吧。尤其是那种性格较为独立，能抗压，有持续学习能力，善处人际关系的孩子，在大城市发展才能彻底挖掘自己的潜力，回县城真就埋没了。 女生在大城市发展还有另一种机遇，就是有更高的概率找到潜力股男生结婚。我老婆当年毕业后如果回老家上班，要在当地县城找一个综合条件比我更好的可不容易呢，你们同意嘛 退一万步，孩子在杭州闯了几年不顺利，觉得累了想回老家也不晚，在杭州这几年锻炼的工作能力和眼界，回去县城也是优势经验，怎都不亏的。 …… 其实最近些年，我一直有个问题在反复的问自己，如果当初我没有来北京，选择在台州老家发展，我最终会选择做职业投资人吗？我会写公众号吗，我会成为大v吗？我能赚到钱吗？ 一个一个来分析。首先我大概率会一直在互联网上输出内容，因为中学、大学时期的我就一直是论坛活跃分子，来北京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但小城市接触新事物新文化有延迟，我可能会推迟几年才开始写微博、写公众号，错过早期红利和先发优势，但最后的最后我还是会成为博主，可能不如现在，但依然会有自己的读者人群。 其次我肯定还是会炒股，因为我入市不是偶然，是受我妈的影响，她是95年开户的老股民，我和她相依为命的那些年头，股市的涨跌直接影响母子两的生活，所以我从初中就知道并关注股市。作为韭二代，我入市是99%会发生的必然事件。 那不来北京就没有影响吗？不，有些重要的事还是改变了。 比如我一直在台州的话，我可能没那么宅，老家朋友多，县城夜生活丰富，我很可能无法坚持那么自律的日更。以及我若一直在县城自主炒股，我很可能不会接触那么多金融工具和其它金融市场，我这方面的视野是在北京和同事以及同行的交流中学习成长的。 那样的我可能就不懂期指、不懂分级基金，不玩可转债、qd、黄金，不会开户离岸的港美股，更不会投资虚拟币。台州当地炒股的氛围就是互相打听本地上市公司的内幕消息，有啥风吹草动就人传人，一窝蜂往里冲。我若一直生活在台州，大概也是这种交易风格。 那个版本的我能赚到钱吗，大概可以吧，但估计数量和现在有差距。 每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除了这一世拿到的剧本，剩下的都是平行宇宙的千万种可能。我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我只知道珍惜当下，过好眼前的这辈子。 …… 前几天评论席里提到handsome boy的梗，是高中时和一个外省的女笔友通信时她对我的称呼，当时我说要找找当年的照片，找到了。高三毕业那年我妈和我去华山旅游的时候拍的，当时我177cm 60kg。 我不发现在的照片，是怕平时出门在外被人认出来尴尬，我无所谓发年轻时的照片，是因为我变老了变胖了，你们只靠以前的照片不可能认出现在的我 时光荏苒，20多年一眨眼就过去了，突然很想再带我妈去一次华山，去找找当年拍照的位置，想看看身后的山的样子有没有变。 就聊这些吧，3/8提醒，玩得开心～

分享一下今年披萨节的一点感受和观察。 今年披萨节，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线上线下的氛围比往年都浓厚了许多。据我所了解。各大交易所，这次在国内，都通过社区DAO的方式，组织了规模不等的线下活动。 其中币安在西部和东部俩座城市。HTX西南华南华东三座城市，Bitget在西南华南俩座城市。而OKX则是华南/华北/华中/西南/华东全面开花。线上就不说了，大大小小的所，项目方都或多或少的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活动。 有关披萨节的宣发声量大小，相信大家都有刷到，自有评判。我主要是发现今年的披萨节整体氛围突然浓厚了很多。原因大致有几个： 1. 迪拜加密峰会的取消，虽然说主主办方不退钱，延续到明年。但是变相的改变了很多交易所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未饱和的KPI和工作量，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补足。没错，交易所的工作人员，也同样是牛马，比传统行业的高级一点而已。 2. 加密行业现在不景气，增量用户狼多肉少，存量用户不断流失，也同样需要发出更多的声量，扩大品牌影响力。毕竟下一次加密行业峰会只能等到10月的新加坡了。 3. 很多交易所的线下活动，都是KOL和节点代理一起举办的。通过一场活动，俩个渠道一起维护了，一举两得。 4. 民以食为天，何况是中国人。所以披萨作为食物，是有凝聚和号召力的。你叫我去什么线下沙龙，冷餐会啥的，我不一定有兴趣。但是你叫我去吃热乎乎刚出锅的披萨。我不一定能战胜我这该死的味蕾。 5. 最重要的，便宜。海外峰会，舟车劳顿，交易所内部的开销都不是小数目。海外的场地和服务接待费用是国内的N倍。当然，这次国内也有某交易所被场地执行狠宰了一笔。 6. 对KOL的统战价值。除了第五点说的便宜，简直就是太划算了。平时有咖位的大V,随便一条推文，价格都不便宜。而以一场线下活动总费用10万人民币（这已经是目前已知某所单场最高），100个KOL到场计算.参加活动的KOL普遍会发布活动前/中/后的推文。100000/100=1000人民币/每条。如果发三条，1000/3=333人民币=47U。简直无敌划算好吗？更重要的是统战价值。拿人手软（周边伴手礼必须有），吃人嘴软，以后碰上舆情了，是不是能嘴下留情就轻点？DDDD。别说什么吃归吃，拿归拿，转头该喷就喷，那都是人设。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存在，那我相信生活里，这种人也不会有什么朋友。 趋势和建议： 出于合规方面的考虑，很多交易所这次披萨节的活动其实都比较隐秘，基本是邀请制居多。 1. 世界杯期间，交易所的线下观赛之类的包场包酒吧的活动不会少。尤其是预测市场平台。所以没参加披萨节的也没什么，世界杯期间，机会多的是，就怕你酒量不行。 2. 这次披萨节线下活动，某合规交易所线上声量最高，线下规模最大，可能跟他们新来了一个卷王COO有关。但是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操办线下活动的主理人模式，可能是未来很多交易所项目方同行的作业抄。 3.以前很多交易所靠创始人的影响力来PR，但是存量用户的减少，留下的都是韭经考验的老韭菜，随着对交易所项目方的逐步线上祛魅。需要在线下产生更多的实质链接。交易所项目方相信会在合规的前提下，举办更多的线下活动。向盘圈学习，不寒碜。 3. 每一场线上或线下活动，各个所的工作人员其实都很辛苦，活动氛围也都很好，但是品牌传播上，有天壤之别，这对很多从业者的综合能力有了更多的考量。 4. 每一次线下活动，都会有形形色色的人参加，良莠不齐。希望把关严格一点。尽可能的把骗子筛选出去。很多骗子就是通过线下活动来拓展新“客户”。尤其是要杜绝一些专门针对女性加密从业者的杀猪盘老手。 对了，参加线下活动，有个最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天气问题。参加了某个所的线下活动，最遗憾的就是没有把给大卫遮羞的伞摘走，淋了一身。 好想要一把伞，在这个低迷凶险的熊市里，为我遮风挡雨。

今天中美元首会谈的行程还是很密集的，这会他们应该还在天坛，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截至目前的会谈成果。 习说中美不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川说别人都不知道我们关系其实很好有问题随时打个电话就解决了。 习说2026是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一年，结合昨天的新闻“中美关系不会回到过去，但可以一起开创未来”其实就是中美关系需要重新调整和定位了，但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美方是否接受。从“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这句话来看，川普应该是接受了新定位。 习说昨天，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也就是说何立峰贝森特的会谈还是取得了成果的，不然空跑一趟访华也太丢面子了。而且看起来是取得了互利共赢的成果，也就是说双方都进行了让步。这个大概明后天就会宣布，静等即可。估计利好中美股市。 习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最大公约数，结合川普在天坛没有回答记者两次追问台湾问题来看，这个话题应该是重申了立场或者进行了让步，总之不会是给出一个让台独分子高兴的回答。 川普重点介绍了随访的企业家，再结合只有马斯克及黄仁勋一起乘坐野兽一号座驾的新闻可以看出很多东西。马斯克去年跟川普的别扭大概就是当时说的唱双簧，即使当时不是演的，后来俩人依然亲密无间，从昨天出专机顺序也能看出来。老黄虽然是半路补票极限操作才来的，但是英伟达在AI和芯片领域的重要性不用多说，这也是美国对中国的一张大牌，不可能轻易把老黄打入冷宫的，但是作为华裔被敲打也是很正常的。 川普特意强调很多人都想来，但只带了大企业的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都没让他们来。即是抬咖位和规格，也是不想带太多人显得有求于人或者太给中国面子。但是带来的这十几位老板背后企业市值合计超过了10万亿美元，在全球范围能的能量也不用多说。 双方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交换了意见，注意这个排序，中东第一，俄乌第二，半岛第三，非常符合当前国际局势的热度。估计伊朗问题随后也会有一个安排，但要等到普京到访后才能有定论。但如果中东缓和的话，油价上涨势头可能就会放缓，甚至期货可能又会突然V一下，但毕竟现货供应紧张，下跌空间有限，如果下跌就继续做多。 后续我们继续关注和追踪今晚的国宴，明天的工作餐还有最后的联合声明，已经川普回国后如何在Truthsocial上表态。

GPT 5.5 现在写东西质量真的不错了，刚翻译了一篇文章（ --- 译文 --- 我为什么写作 作者：埃里克·布莱尔 从很小的时候起，也许是五六岁，我就知道，等我长大了，我应该成为一个作家。大约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曾试着放弃这个念头。但我心里很清楚，那是在违背自己真正的天性；迟早有一天，我还是得坐下来写书。 我在三个孩子中排行中间，前后兄弟姐妹都和我相差五岁。八岁以前，我几乎没见过父亲。因为这个，也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我多少有点孤僻。很快，我养成了一些讨人嫌的小毛病，整个学生时代都不怎么受欢迎。孤独的孩子常常会编故事，也会和想象中的人说话；我想，从一开始，我的文学野心就和这种被孤立、被低估的感觉纠缠在一起。我知道自己有驾驭文字的能力，也有直面难堪事实的能力。于是，我像是给自己造出了一个私人世界，可以在里面弥补现实生活里的失败，甚至悄悄“扳回一城”。不过，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真正写到纸上的严肃作品——也就是我认真想写出来的东西——加起来恐怕不到六页。 我四五岁时写过第一首诗，是我口述，母亲替我记下来的。我已经不记得内容了，只记得那首诗写的是一只老虎，而且老虎有“像椅子一样的牙齿”。这倒是个还不错的说法，但我猜那首诗大概抄袭了布莱克的《老虎，老虎》（William Blake 的名诗 *The Tyger*，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经典作品）。十一岁时，1914—1918年的战争爆发（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写了一首爱国诗，刊登在本地报纸上。两年后，基奇纳去世，我又写了一首，也登了出来。后来稍大一点，我时不时写一些很糟糕、通常也没写完的“自然诗”，风格模仿乔治王朝派（Georgian style，20世纪初英国诗歌中一种偏重田园、自然和抒情描写的风格）。我还大约试过两次写短篇小说，结果惨不忍睹。那些年里，我真正落到纸上的、想要称为“严肃创作”的东西，全部加起来就是这些。 不过，在那段时间里，我其实一直在某种意义上从事文学活动。首先，是那些按要求写出来的东西：我写得很快，很轻松，但自己并没有多少乐趣。除了学校作业，我还写 *vers d’occasion*（应景诗），也就是半滑稽的诗。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写得快得惊人——十四岁时，我模仿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古希腊喜剧诗人），大约一周就写出了一整部押韵剧。我也帮忙编辑学校杂志，有印刷版，也有手抄版。那些杂志简直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可怜的滑稽仿作。我对它们花的心思，远不如我今天会花在最廉价的新闻稿上的心思。但与此同时，在十五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我还做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练习：我在脑子里编一个关于自己的连续“故事”，像一部只存在于心里的日记。 我相信，很多儿童和少年都有这种习惯。很小的时候，我会想象自己是罗宾汉之类的人物，把自己想成惊险冒险故事里的英雄。但很快，我的“故事”就不再是那种粗糙的自恋幻想，而越来越变成对我正在做什么、看到什么的描写。有时候，我脑子里会一连几分钟出现这样的句子：“他推开门，走进房间。一束黄色的阳光透过细棉布窗帘，斜斜落在桌上；桌上有一只半开的火柴盒，放在墨水瓶旁边。他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向窗边。楼下街上，一只玳瑁猫正在追逐一片枯叶。”诸如此类。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我大约二十五岁，贯穿了我那些“非文学”的岁月。虽然我必须寻找合适的词，而且确实也在寻找，但这种描写的努力似乎几乎不是出于我的意愿，而像是受到了某种外部力量的驱使。我想，这个“故事”大概反映了我在不同年龄崇拜过的不同作家的风格。不过据我记得，它始终都有同一种细致入微的描写特质。 十六岁左右，我突然发现了文字本身的快乐，也就是词语的声音和联想所带来的快乐。*《失乐园》*里的两行诗—— > So hee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ard > Moved on: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ee, > > （他艰难地、辛苦而沉重地 > 向前移动：艰难地、辛苦地，他——） 如今看来，我并不觉得这两行有多么了不起，但当时它们让我脊背发颤。而且，把 “he” 写成 “hee” 的古式拼法，也让我格外愉快。至于描写事物的需要，我早已经非常熟悉了。由此可见，当时如果说我想写书，我想写的大概是哪一类书：巨大的自然主义小说，结局不幸，充满细节描写和醒目的比喻，也充满华丽辞藻段落（purple passages，指为了文采而文采、常常显得夸张空洞的文字），其中一些词语被使用，部分只是为了它们的声音。事实上，我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缅甸岁月》*，是在三十岁时写成的，但构思早得多，它大体上就是这样一本书。 我交代这些背景，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不了解一个作家早年的成长，就很难判断他的写作动机。作家的题材会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至少在我们这样动荡、革命性的时代，这一点是成立的——但在他真正开始写作之前，他已经形成了一种情感态度，而这种态度他永远无法完全摆脱。毫无疑问，他的任务是约束自己的气质，避免卡在某个幼稚阶段，或陷入某种扭曲情绪里。可是，如果他彻底摆脱了早年的影响，也就等于扼杀了自己写作的冲动。暂且把谋生的需要放在一边，我认为，写作至少有四种重要动机，尤其是写散文时。这些动机在每个作家身上都以不同程度存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它们的比例也会随着他所处的环境而变化。它们是： （一）纯粹的自我意识。 想显得聪明，想被人谈论，想死后被人记住，想向童年时轻视自己的成年人讨回一点公道，等等。假装这不是写作动机，是虚伪的；而且它还是一种很强的动机。作家和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成功商人一样，都有这种特征——简言之，这属于人类中最冒尖的那一层。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特别自私。大约三十岁以后，他们会放弃个人野心；很多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感觉都放弃了，主要为别人而活，或者干脆被苦役般的日常生活压没了。但也有少数有天赋、意志强的人，决心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到底，作家就属于这一类。总体来说，严肃作家比新闻记者更虚荣、更自我中心，不过他们对钱的兴趣要少一些。 （二）审美热情。 看见外部世界中的美，或者看见词语及其恰当排列中的美。一个声音撞上另一个声音时带来的快感，优秀散文的坚实感，或者一个好故事的节奏。想把某种自己觉得珍贵、不该被错过的体验分享出去。许多作家的审美动机很弱，但即使是写政治小册子的人，或者写教科书的人，也会有自己偏爱的词语和短语，并非出于实用原因，而只是喜欢它们；或者，他可能会特别在意排版、页边距的宽度等。只要不是铁路指南那种层级的书，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审美考量。 （三）历史冲动。 想看清事物本来的样子，想找出真实事实，并把它们保存下来，供后人使用。 （四）政治目的。 这里的“政治”一词取最广泛的意义。也就是说，想把世界推向某个方向，想改变别人对于“人类应该努力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看法。再说一次，没有一本书真正摆脱了政治倾向。认为艺术不应该和政治有任何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可以看出，这几种冲动必然会彼此冲突，而且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按我的本性来说——也就是把“本性”理解成一个人刚成年时达到的状态——我身上前三种动机应该会压过第四种。如果生活在一个和平时代，我也许会写华丽的书，或者只是描写性的书，甚至可能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现实是，我被迫变成了某种论战小册子作者（pamphleteer，指写政治宣传或论争文章的人）。 起初，我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职业里待了五年，也就是在缅甸的印度帝国警察部队。后来，我又经历了贫困和失败感。这加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恶，也让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缅甸的工作则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了解。不过，这些经历还不足以让我形成准确的政治方向。接着，希特勒出现了，西班牙内战爆发了，等等。到1935年底，我仍然没能做出坚定的判断。我记得自己在那一年写过一首小诗，表达当时的困境： > 两百年前，我本可以 > 做个快乐的乡村牧师， > 宣讲永恒的末日， > 看着我的核桃树生长。 > > 可惜我偏偏生在邪恶的年代， > 错过了那座惬意的避风港； > 我的上唇已经长出胡子， > 而如今的神职人员全都刮得干干净净。 > > 再往后，日子也曾不错， > 我们那时很容易满足； > 我们把烦乱的思绪 > 摇睡在树木的怀里。 > > 我们曾无知却坦然承认 > 那些如今必须掩饰的欢愉； > 苹果枝上的绿雀 > 也能让我的敌人发抖。 > > 可女孩的肚腹和杏子， > 阴凉溪水里的拟鲤， > 黎明时飞起的马和鸭子， > 如今全都只是一场梦。 > > 再也不许做梦； > 我们残害自己的快乐，或把它藏起； > 马是用铬钢造的， > 小胖子们会骑在它们背上。 > > 我是那条从未反抗的虫， > 是没有后宫的阉人； > 在牧师和政委之间， > 我像尤金·阿拉姆一样行走；（Eugene Aram，18世纪英国一起著名谋杀案中的人物，后来常被文学作品写成被罪感纠缠的人） > > 政委正在替我算命， > 收音机还在播放； > 可牧师答应给我一辆奥斯汀7型车，（Austin Seven，英国早期著名小型汽车） > 因为达吉总会买单。 > > 我梦见自己住在大理石厅堂，（“I dreamt I dwelt in marble halls” 是19世纪歌剧中的著名唱段） > 醒来却发现那是真的； > 我不是为这样的时代而生； > 史密斯是吗？琼斯是吗？你是吗？ 1936—1937年的西班牙战争和其他事件，让天平最终倾斜。从那以后，我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自1936年以来，我写下的每一行严肃文字，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是在反对极权主义，并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还以为自己可以回避这些题材，在我看来是荒唐的。每个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写到它们。问题只在于你站在哪一边，以及你采取什么方式。一个人越清楚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有可能在采取政治行动时，不牺牲自己的审美和思想上的诚实。 过去十年里，我最想做的事，是把政治写作变成一门艺术。我的出发点始终是一种立场感，一种对不公的感受。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并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创作一件艺术品。”我之所以写，是因为有某个谎言我想揭穿，有某个事实我想让人注意到；我最初关心的，是让别人听见。但是，如果写一本书，甚至写一篇长篇杂志文章，本身不能同时成为一种审美体验，我也不可能完成它。任何愿意研究我作品的人都会发现，即使在我写得最像宣传的时候，其中也包含许多职业政客会认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不能，也不想，完全抛弃童年时期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还活着，而且健康，我就会继续强烈地在意散文风格，继续热爱地球表面，继续从坚实的物体和无用的零碎知识中获得乐趣。压抑自己的这一面毫无用处。真正的任务，是把我根深蒂固的喜好和厌恶，同这个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的、根本上属于公共领域而非个人领域的活动调和起来。 这并不容易。它带来结构上的问题，也带来语言上的问题；同时，它还以一种新的方式提出了诚实的问题。让我只举一个比较粗糙层面的困难作为例子。我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然是一本坦率的政治书，但总体上，它写得有一定的克制，也顾及形式。我确实很努力，想在不违背文学本能的前提下讲出全部真相。但书中有一整章很长，里面充满了报纸引文之类的材料，为那些被指控与佛朗哥合谋的托洛茨基派辩护。托洛茨基派（Trotskyists，苏联革命家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在当时左翼阵营内部常遭斯大林主义者攻击）；佛朗哥（Franco，西班牙内战中民族主义阵营领袖，后来成为独裁者）。显然，这样一章过上一两年后，对任何普通读者都会失去兴趣，也必然会毁掉这本书。一位我尊重的批评家曾训了我一通。他说：“你为什么要把那些东西放进去？你把一本本来可能很好的书，变成了新闻报道。”他说得没错。但我当时不可能不那样做。我碰巧知道一件事，而英国很少有人被允许知道：无辜的人正在遭受虚假指控。如果我没有为此感到愤怒，我根本就不会写那本书。 这个问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出现。语言的问题更微妙，谈起来会太长。我只想说，近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写得少一些画面上的华丽，多一些准确。不管怎样，我发现，当你把某种写作风格打磨成熟时，你也总已经从那种风格里长出来了。*《动物农场》* 是第一本书，在写它时，我完全清楚自己正在尝试把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融合成一个整体。我已经七年没有写小说了，但希望不久之后能再写一部。它肯定会失败，每一本书都是失败的。但我确实相当清楚自己想写的是哪一种书。 回头看前面这一两页，我发现自己好像把写作动机说得全是出于公共精神。我不想让读者最后留下这种印象。所有作家都虚荣、自私、懒惰，而在他们动机的最深处，还藏着一个谜。写一本书是一场可怕而耗人的搏斗，就像经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疾病。除非有某种自己既无法抗拒、也无法理解的“心魔”在驱赶，一个人绝不会主动承担这样的事。也许，谁知道呢，那种心魔不过就是婴儿哭闹着要人注意的同一种本能。然而，同样真实的是：如果一个人不持续努力抹去自己的个性，就写不出什么可读的东西。好的散文像一块窗玻璃。我无法确定自己哪一种动机最强，但我知道哪一种动机值得追随。回看自己的作品，我发现，每当我缺乏*政治*目的时，我写出来的书总是没有生命力，也总会滑向华丽空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装饰性的形容词，以及各种虚假的漂亮话。 *Gangrel*，第4期，1946年夏 --- 来源：[奥威尔基金会]( --- 翻译提示词 --- 请将以下英文文章，重写成通俗流畅、引人入胜的简体中文。 核心要求： - 读者与风格： 面向对AI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风格要像讲故事，清晰易懂，而不是写学术论文。 - 准确第一： 核心事实、数据和逻辑必须与原文完全一致。 - 行文流畅： 优先使用地道的中文语序。将英文长句拆解为更自然的中文短句。 - 术语标准： 专业术语使用行业公认的标准翻译（如 `overfitting` -> `过拟合`）。第一次出现时，在译文后用括号加注英文原文。 - 保留格式： 保持原文的标题、粗体、斜体、图片等Markdown格式。 - 尊重原意：保持原有的结构、意思不变，不要过度引申发散，保持原文结尾不要续写 - 适当解读：如果是普通人难懂的专业术语或因为文化差异导致的难以理解，做出更多的注释以更好的理解，注释部分用括号包裹并加粗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17周年整。当时的情景是：遍地死尸，满目疮痍，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 大家年年都在转，我就转一篇未删节版吧——《写在5.12的爱国帖》： 那年川西坝子的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很多天，人们没有意识到什么。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青蛙涌上街头也很正常。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地板晃动时，还以为是家猫在脚下调皮……直到窗外传来上百台起重机齐齐发出低吼，满书架的书弹飞出来，才明白这是地震，那声音，是地吼。 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入夜，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北川封路，血库缺血。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纠结处激情最猛烈，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清晨时分，我揣上钱和几包衣服上路，在北川界口与唐建光、郑褚汇合，进到山里。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临人生最大一个困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教学楼坍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竟没有倒塌，也无法解释大楼像饼干般脆掉后，建渣里竟没什么钢筋，以至于在一楼上课的学生全部没来得及逃脱。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神经质地走来走去，她已不太哭得出声，只是嘶哑地指着那堆很渺小的碎渣：“看，那是我娃娃呀，她的手还在动，还没死，但我扯不出来她啊……”那个情景令人崩溃，我看得见那个小女娃娃碎花裙的一角，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他们中的很多还在动，手在动，脚在动，细小的呻吟。但部队命令我们不准上前，没什么钢筋的废墟不能站人，以免引起二次崩塌。 就这样，眼看着孩子们在扭动、在呻吟，夕阳西下，他们的身体与那些石头一起，慢慢变冷，最终悄无声息……而我竟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我是个爱国青年，相信生活的不幸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我曾在球评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因为这些家伙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裔，我骂过CNN长了口蹄疫，它的主持人蒂弗莱骂过中国充满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对抵制家乐福，认为这可以唤醒民族血性。我家离美领馆很近，19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我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愤怒的拳头，烧过报纸，同年前往美国世界杯采访时，还写过一句“希望女足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的我很困惑。我依然爱国，但渐渐明白碎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孩子们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加困惑的是，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如果你想索要名字，你的名字也会成为敏感词…… 如果晚年写自传，我将以2008为基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自以为是，从无怀疑，像面对自己的指纹一样自以为掌握人间道理。可是大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天天在北川的大山里，孤魂野鬼一般晃荡，有时与其他志愿者挖出一些老人和小孩，有时就对着残垣断壁发呆。我顿生沮丧，这是更难熬的青春期，被折磨的并非发育的身体，而是信念。 有一天我看着山上，无意中发现竟有一所学校完好无损，甚至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我才得知，这是一座希望小学，地震发生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翻过三座大山，全部逃到山下，无一伤亡。我问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感谢那个监工。 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他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他是工程兵出身，能从声音里听出柱子里沙子的含量、圆石比例、水泥标号是否匹配，如果不合格，就责令施工队返工，如果施工队不愿意返工，他就大吵大闹。老师们告诉我，那些日子工地上除了施工声音，就是这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除了因质量问题吵，就是为了追款跟当地政府吵。众所周知，企业捐款大多先交当地政府掌握，再由政府拨给下一级政府，再拨给下一级……最后才是施工单位，一百万最后就只剩了二十万。最后一次吵架是关于修建操场，他吼出一句：妈的，黑什么，不能黑教育。他终于追款成功修妥了操场，小小的操场。 大地震那天，正是这个小小操场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大地震时，这名监工吼叫着从山下拼命往山上跑，当看见孩子们都躲在操场安然无羔时，这条汉子倒在地下哭得稀里哗啦。 然后，他凭经验指着出山方向，让老师们带着大部队出山，自己则在原地守着几个家住山上不愿离开的孩子。那些老师就按照他指引的方向，带着孩子翻过了三座山，趟过已被地震震得河床扭曲、河水浑浊的小河，穿过黑暗无比的森林，林子中总是出现奇形怪状的瘴气，那些瘴气不断变幻，有时就变成一群厉鬼的样子，孩子们吓得大哭……终于跌跌撞撞到达了县城。当这名监工打电话确认孩子们安全得救，大哭着向山下城里的方向跪下。 我问，为什么要跪下。他说，是向当初的努力跪下，幸好坚持下来了。 我问，这所学校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才修得这么坚固。他说：不，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我又得知，这个监工监理了五所学校，在那场大地震中奇迹般无一垮塌。他说：没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之前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因为这会让国家出丑。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涉黑……前两年一个晚上，他忽然打来电话，说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着，老婆也离婚了，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个工作……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孩子被压在碎片下，身体慢慢变冷，慢慢死去，肯定会变化。那些碎花花的衣角、还在动着的小手，之后一年之久不断出现在梦中，而我竟并不知他们的名字。这是我的困惑：我们不能公布那些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今天，是汶川大震四周年，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艳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基于上面的故事，我慢慢得知：不能狭隘理解爱国就是抵御外敌，爱国还表现在敢于抗争内贼。就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跟别村打架，更表现在勤恳耕种、爱护资源，敢于反对本村村长欺压村民、调戏妇女。如果一边跟别村打架，一边帮着村长鱼肉百姓，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 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长城也应该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 我认为句艳东是十足的爱国者，他没去攻打钓鱼岛，可是他救了很多孩子，他应当得到彰显，可事实刚刚相反，声名的舞台正被骗子们占据，而他正被生活惩罚，流离失所，仓惶不安。以我在灾区的见闻，多少骗子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让青年们热烈膜拜……我不安地知道，这是更大的灾难，我们深爱的祖国正在逆淘汰、逆宣传、逆真相，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着骗子，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就是骗局。 我的爱国主义：给应得者以所得，给窃取者以褫夺，国家始能昌盛。 有件小事，5月13日下午再次强烈余震，部队命令我们外撤。走了几公里撤到山口时，正碰到央视张泉灵时空连线，我一身雨水和血迹无意间经过镜头。刚到山下，一个素以厚道著称的央视记者打来电话：“你丫真会出风头，没事儿你跑北川干嘛呀，抢我们台镜头”。我说：“操你妈”。绝交至今。 一月后回京碰到央视的仁义大哥。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说：贪官该杀几个。仁义大哥深邃看着我：“不，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否则就会乱，毕竟重建还要靠他们呀。”又过了三年，我批评“共和国脊梁”倪萍。仁义大哥电话里极为不满：“你骂倪大姐干什么呢，人家倪大姐可是好人哪。”香港书展邀我去讲座，我调侃于丹余秋雨伪善，为权力洗地。仁义大哥再度打来电话：“想不到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承鹏，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不能见着政府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欣赏仁义大哥，现在彼此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他那些公平正义名言在微博真真假假地流传，星光灿烂，粉丝推崇。以及，跟仁义大哥同款的爱国者们总说：不管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爱它，就要爱它的全部。我觉得这是个病句，我爱这个国，但我不能去爱豆腐渣工程，更不能去爱坐在豪华办公楼的官员，指出这个国的疾病，正是建设它的重要环节。 经历2008汶川大地震，我重新定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不是一边指责外人抢劫我们的土地，一边又无视拆迁队强拆我们房子；不是一边怒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一边又把子女送到洛杉矶富人区；不是一边宣传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一边让他们在碎片下慢慢死去。 我想让所有人记住：那个妇人看得见自己孩子碎花花的衣角、小手还在动，听得见孩子还在低低呻吟，说“妈妈、我疼，疼……”，但妈妈竟无能为力。 历经世事，我才明白这个珍贵道理：所谓爱国，就是会为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操蛋的事而感到羞愧，并尝试改变它。所谓卖国，每当这个国家做出丢人的事，你却满脸红光地宣告这是“中国特色”，那多邪恶。 我这么说伤害了很多爱国者的感情，纷纷斥责我是汉奸。可是我认为这仍是病句，在中国官不至厅局级，财产不超一个亿，哪好意思夸自己是汉奸。又说我是带路党，可是，不让子女拿着绿卡开着跑车读着长青藤在美国置几处房产，哪有资格带路。还有爱国者训斥我：母亲无论怎样打骂我们，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我就想起当年爱国者曲啸也这么说。但常识是，谁见过这么下毒手打骂自己孩子的亲妈？ 有人跑来说：“我也承认这个国家有不好的事，但家丑不可外扬，重要的是抵御外侮，如果收复钓鱼岛黄岩岛，我第一个报名参军，但先收拾你”。这种粘副雄狮牌胸毛表演爱国的作派让人鄙夷，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运动中的梅思平，以爱国之名火烧赵家楼，当日本人打来时，他第一批就当了汉奸。 高呼“收复钓鱼岛、攻打黄岩岛”这种比爱国主义胸大肌行为，很难证明真伪，不如让我们务实地谈谈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给孩子修校舍时少收一分回扣，多添几根钢筋；是政府少修点豪华办公楼，给灾民多建些过冬房屋；是官员们少喝些茅台，给学生们多生产些放心奶；是报纸、电视少宣传点感动中国的虚假英雄，多公布些溘然逝去的平民名字；是每个人能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迁徙，而不是拥有多么广袤的国土。爱国主义不是爱冰冷的国家机器，而是爱温暖如冬阳的共同价值观，让每个人都拥有生活尊严，保护渺小的自己，记得在每一个纪念日，长歌当哭，让每一朵平凡的生命绽开如莲花…… 小小黄岩，以我军威武几排炮打成粉齑，收回失地指日可待，以壮国威；重重汶川，多少魂灵飞萦，如不惩前毖后，君将空负民心。 我是一个爱国者，我不在乎伟大胜利的路上矗立着多少座丰碑，我只在乎那些慢慢冷却的小小石头上，是否镌刻上了成千上万孩子的真实姓名。 ——是为写在5.12的爱国帖。 （李承鹏/文 原文 12/05/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