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佳人,南北战争,白瑞德的幻影,回不去的12橡树庄园
既然有推友说直接快进到《飘》算了,有道理,那今天写一篇关于乱世佳人的(名字比飘更加有戏剧感)好了。因为今天做手术被医生麻醉了,脑力达不到写技术长文的阈值。
南方与北方?谁是左派?谁是右派?
南方邦联(Confederacy,奴隶主集团)的核心立场,是竭力维护奴隶制度,强调“州权至上”,并反对联邦政府过度干预。它的社会形态以种植园经济为支柱,建立在等级制之上,与欧洲旧贵族社会有相似之处。在意识形态上,南方强调传统主义,重视血统、秩序和身份等级,强烈反对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他们所崇尚的“自由”,其实只是白人地主阶层的自由,而非普遍的公民自由。按照现代政治坐标,南方更接近于右派 / 保守派:强调传统、地方自治与社会等级秩序。
与此相对,北方联邦(Union,联邦派)的核心立场,是维护联邦统一,并逐步走向废除奴隶制。它的社会形态是工业化、资本主义市场,依赖自由劳工与大量移民工人。在意识形态上,北方相对更具进步性,推动制度改革,包括废奴与保护劳工权益;同时强调联邦中央的权威高于地方权力,并倡导普遍化的公民权利(最初仍局限于白人男性,后来才逐步扩展到黑人和女性)。按照现代坐标,北方更接近于左派 / 进步派:强调中央政府、制度改革与社会平等。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南方也自称在捍卫“自由”与“抵抗强权”,这种话语与今天的美国右派、自由意志主义者颇为相似——“政府别来管我”。而北方虽然走在相对进步的一边,但林肯最初的战争目标并不是“解放黑奴”,而是单纯的“维护联邦统一”,废奴是在战争中期才被明确推上历史舞台。
换句话说,南方代表了保守的身份秩序社会,北方代表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步派。但从当时利己的角度来看,双方都在维护自己的生存模式与既得利益,谁也不必谁更“高尚”,也谈不上谁天然更“进步”。历史是后人评说的,所谓“解放”,更多是后世从结果倒推的评价,也离不开人性本能中对生存与利益的驱使。
贱贱的白瑞德
你看白瑞德在楼梯口第一次看向斯嘉丽的那个神情,眯着一双桃花眼,嘴角挂着似笑非笑的弧度,那撮不知道上了多少油的小胡子微微翘起,整个人仿佛在一瞬间把色、欲、调侃、轻佻与欣赏融为一体。我实在忍不住想为这一幕给你截一张图。然而,这个看似放浪不羁的男人,却是全书中最矛盾的人物。
他对南方口口声声的“骑士精神”和“贵族荣耀”其实嗤之以鼻,早就看穿了南方不可能战胜北方,那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梦。他偏偏又爱上了旧南方最后的“烈火玫瑰”——斯嘉丽。理性上,他是冷静的投机商人,善于在混乱中牟利;情感上,他却又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甘愿为幻象燃烧。
犬儒的嘴,真情的心。白瑞德永远把自己伪装在嘲讽和轻佻之下,似乎什么都不当真,什么都能拿来调笑。但事实上,他是全书里看得最清楚的人。他鄙视旧南方的虚伪,却又深深被旧南方最后的幻影——斯嘉丽的美貌与野性——所吸引。他既是南方的掘墓人,也是南方的最后一位骑士,所以才会在大局已定时仍毅然加入战局。
斯嘉丽对他而言,是他心里明明知道的幻象,是一个即将坍塌的南方文明所迸发出的最后光辉。
斯嘉丽是当时Sydney Sweeney, 你们都是白瑞德
旧秩序的幻影,总是被具象化为某种符号:十九寸的纤腰、精致的裙摆、被资本、流量与审美变化共同塑造的凝视对象。然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右派想要回归“常识”。可常识究竟是什么?
在十九世纪的南方,斯嘉丽之所以能成为幻影,是因为存在一个现实的土壤:种植园经济与黑奴劳动力支撑起上层白人男性的闲余,使他们有能力供养“标准美女”;家庭结构则以男主外、女主内为核心的封闭模式来运转。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的西方,类似的“郊区家庭模式”依旧有效——中产男性的一份工资足以养活妻子和两三个孩子,女性的“美丽 + 生育 + 贤妻良母”能够获得物质支撑。换言之,这就是右派所谓的“常识”:标准美女、相夫教子、大家庭,曾经是一个可实际操作的社会模型。
但这种土壤已经消失。经济层面上,后工业化与全球化导致中位数男性的实际收入停滞甚至下降,单靠一份工资已无法支撑传统家庭。文化层面上,女性受教育水平大幅提升,不再愿意完全绑定于家庭角色;“标准美女”也早已不再只是婚姻价值,而被资本转化为流量与符号。社会层面上,生育率下降、家庭模式碎片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都市化又让“小镇常识”彻底失效。于是,右派所幻想的“常识”在当代已成不可回到的幻境。
这也正是斯嘉丽与 Sydney Sweeney 的象征意义。她们并不代表真实的女性生存状态,而是男性欲望与文明幻象交织出的投影:斯嘉丽是旧南方贵族男性凝视中的“美丽、任性、能生养”,Sydney Sweeney则是现代资本凝视下的“性感、符号化、流量化”。
失落的白人男性正如一支看不见的南方败军:
外表还维持着自尊与倔强(像旧南方骑士),
内心却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那个“靠一份工资养家的幻境”。
他们在幻影(斯嘉丽 / Sydney)前心动,在现实中却只能自嘲、愤怒,甚至转向极端主义。
为了帮助男同胞们深刻的共鸣以及理解,特意奉上一张弗洛依峰。深刻的同情,理解,谁又不是个”中位数“呢。
左右各打40大板,左派是如何在“疯癫”这条路上一路狂奔的:逻辑无限延伸,没有边界
最初,左派的正当性在于“解放力量”。在 18、19 世纪,左派的核心使命是推翻封建特权、解放农奴与奴隶。无论是美国北方的废奴派,还是法国大革命的平等诉求,都代表着历史意义上的“进步”。进入 20 世纪前半,左派继续推动工人权利、女性选举权和福利制度的建立,这些都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在这一阶段,左派始终站在“弱者”的一边,推动了普遍权利的不断扩展。
然而,解放的逻辑并未止步。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与反殖民运动此起彼伏,左派依旧沿着“解放被压迫群体”的轨迹前进。到了 80–90 年代,这一逻辑被进一步外推:既然黑人、女性和工人都应解放,那么性少数、残障群体乃至各种身份认同群体,也都要获得解放。左派逐渐进入身份政治化(identity politics)阶段,权利的焦点从“普遍人”转向了一个个“特殊群体”。从此,左派从“为普遍人争取权利”,演变为“为特殊群体不断制造新权利”。
问题在于,当“解放”的逻辑走到极端,就开始失控。现代左派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道德洁癖化,把政治正确奉为绝对化的信仰,无法容忍讨论或异议,典型表现便是“取消文化”;第二,无限外推,原本的平等诉求转变为对语言、性别和文化符号的过度敏感,甚至出现“动词要解放”“代词无限发明”的荒诞现象;第三,与现实生产力脱节,当左派把主要战场转移到文化与身份,而非经济与制度时,就容易失去群众基础,沦为少数精英的游戏。结果,左派从曾经的“社会进步先锋”,一路向疯癫狂奔。
左派的疯癫,右派的虚伪;我隐约听到硅基大人叹了一口气,人类的智商也就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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