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他的杂文《奸近杀》里讲过个故事,说自己有一次去看《茶花女》的话剧。
《茶花女》这个故事,正常人看,里面当然有很多层东西:爱情、阶层、疾病、妓女身份带来的羞辱、资产阶级道德、一个人想要体面生活但又被社会拖回原位。
结果台下某些观众看完了,出来的时候聊,说茶花女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啊,答曰:就是一个嫖客和一个妓女搞破鞋,没啥可看的。
王小波于是感慨,说好好一部名著,到了某些人眼里,就成了嫖客妓女搞破鞋,这不单纯是没文化的问题,而是说明,有些人真的处理不了复杂性。
你给他讲爱情,他看不见。
你给他讲牺牲,他看不见。
你给他讲社会偏见,他看不见。
你给他讲一个人被身份困住,他也看不见。
他脑子里只能剩下最粗糙的标签:嫖客、妓女和不正当关系。
在谈论《大濛》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也遇到类似的困扰。
你只要说,这部电影在处理白色恐怖的时候,把阿月哥哥的政治身份、共产党组织背景、国民党的行为处理得太非黑即白,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
你是不是在给国民党洗白?
你是不是觉得国民党杀人是对的?
那些人的痛不真实吗?
痛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凭什么说?
你看,这就是同一种脑回路。
他不允许你进入复杂讨论。
你不能同时说:国民党白色恐怖很残酷,很多审判和处决有巨大问题;但,当时台湾确实存在中共地下组织,很多被处决的人也确实不是普通无辜青年,而是政治行动者。换了你处在那个环境下,也有可能做出类似的选择,也许没那么残酷,但也一定会有误伤。
这两个东西可以同时成立。
但有些人受不了。
他们必须把问题压成最简单的二选一:你认为这个电影的叙述角度过于简单,就是洗白国民党,就是反民进党。
你说共产党身份重要,就是支持杀人。
你补充历史背景,就是否认受害者痛苦。
这就跟把《茶花女》看成搞破鞋一样。
复杂的人,复杂的历史,复杂的时代,被他脑子里的二极管系统压成一个低级道德判断。
我最反感的就是这种东西。
政治讨论最需要的能力,就是同时容纳几件不舒服的事实。
国民党可以很坏。
白色恐怖可以很残酷。
冤假错案可以真实存在。
同时,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也可以真实存在。
你不能因为讨厌国民党,就拒绝讨论共产党的威胁。
也不能因为受害者流了血,就禁止别人问:他背后的组织是什么?他支持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如果他那边赢了,台湾会变成什么样?
甚至自欺欺人地说:如果蒋不来台,就不会有二二八,台湾早就被美国人托管,建立起一个独立且民主自由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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