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在公开场合只能用本名,本质上就是一次打着国家名义的打家劫舍,侵犯私有财产。
原因很简单,对艺人来说,艺名就是他最大的财产,没有之一。
你所有作品、曝光、粉丝记忆、商业合作、搜索结果,最后都压在那几个字上。你用了十年、二十年让大家记住这个名字,结果突然有人说不能用了,必须换回身份证上的名字。
这不就是直接把你的招牌拆了吗?
你开一家店,叫了几十年麦当劳,每年投入上亿的广告费,全世界都知道你叫麦当劳了。结果有一天有人说,不行,以后不能叫麦当劳,要叫公司注册全称,或者叫老板身份证上的名字。
这不是抢劫是什么?
别扯什么需要规范,艺人后台实名,税务、合同、法律责任都能追到本人,从管理上从来不是什么问题。
一个艺名值钱,是因为它背后有作品、时间、流量、广告、粉丝和市场记忆。你一句话让人换掉,相当于把别人多年攒下来的品牌资产直接清零。
很多人不理解无形资产,总觉得只有房子、车子、厂房才叫财产。但任何一个有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可口可乐明天不允许叫可口可乐了,它的股价将会跌到现在的1%,跟你家隔壁的县汽水厂没多大区别。
反过来,如果我拿到了可口可乐的品怕,哪怕一毛钱都没有,都会有大把多的资本排队跟我合作。
一个能被市场记住的名字,就是最大的财产。
不信,明天电影院里上映陈港生的电影,刘福荣开演唱会了,你会去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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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在他的杂文《奸近杀》里讲过个故事,说自己有一次去看《茶花女》的话剧。
《茶花女》这个故事,正常人看,里面当然有很多层东西:爱情、阶层、疾病、妓女身份带来的羞辱、资产阶级道德、一个人想要体面生活但又被社会拖回原位。
结果台下某些观众看完了,出来的时候聊,说茶花女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啊,答曰:就是一个嫖客和一个妓女搞破鞋,没啥可看的。
王小波于是感慨,说好好一部名著,到了某些人眼里,就成了嫖客妓女搞破鞋,这不单纯是没文化的问题,而是说明,有些人真的处理不了复杂性。
你给他讲爱情,他看不见。
你给他讲牺牲,他看不见。
你给他讲社会偏见,他看不见。
你给他讲一个人被身份困住,他也看不见。
他脑子里只能剩下最粗糙的标签:嫖客、妓女和不正当关系。
在谈论《大濛》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也遇到类似的困扰。
你只要说,这部电影在处理白色恐怖的时候,把阿月哥哥的政治身份、共产党组织背景、国民党的行为处理得太非黑即白,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
你是不是在给国民党洗白?
你是不是觉得国民党杀人是对的?
那些人的痛不真实吗?
痛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凭什么说?
你看,这就是同一种脑回路。
他不允许你进入复杂讨论。
你不能同时说:国民党白色恐怖很残酷,很多审判和处决有巨大问题;但,当时台湾确实存在中共地下组织,很多被处决的人也确实不是普通无辜青年,而是政治行动者。换了你处在那个环境下,也有可能做出类似的选择,也许没那么残酷,但也一定会有误伤。
这两个东西可以同时成立。
但有些人受不了。
他们必须把问题压成最简单的二选一:你认为这个电影的叙述角度过于简单,就是洗白国民党,就是反民进党。
你说共产党身份重要,就是支持杀人。
你补充历史背景,就是否认受害者痛苦。
这就跟把《茶花女》看成搞破鞋一样。
复杂的人,复杂的历史,复杂的时代,被他脑子里的二极管系统压成一个低级道德判断。
我最反感的就是这种东西。
政治讨论最需要的能力,就是同时容纳几件不舒服的事实。
国民党可以很坏。
白色恐怖可以很残酷。
冤假错案可以真实存在。
同时,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也可以真实存在。
你不能因为讨厌国民党,就拒绝讨论共产党的威胁。
也不能因为受害者流了血,就禁止别人问:他背后的组织是什么?他支持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如果他那边赢了,台湾会变成什么样?
甚至自欺欺人地说:如果蒋不来台,就不会有二二八,台湾早就被美国人托管,建立起一个独立且民主自由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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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俄罗斯被揍的鼻青脸肿,已经俨然进入莫斯科保卫战的节奏,然后墙内的各种俄粉在高呼,大帝不要再仁慈了,该扔煤气罐时就扔煤气罐,直接核平乌克兰和美国。
这些人可能不知道两件事,第一,在简中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你这都属于恐怖主义言论;第二,大俄唯一想过要扔煤气罐的国家,是中国,想扔在你们敬爱的毛教员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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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达里奥最新的访谈,他补充了三个观点:其一,是目前AI暂时只是提升人的效率,比如提升10倍、100倍,但不久以后替代率将可能逼近100%,也就是人完全被取代;其二,是anthropic现在在做的事之一,就是防止全球范围内大范围的共产革命。
这两点都是我上期节目里谈到的,看起来大家看待问题的方式都差不多,只是我们都不知道第一步的这个窗口期会有多久,也许两三年,也许五六年。
他认为防止革命的具体的方法有三条,第一是AI辅助制造业回流,因为制造业暂时还是需要人的,比白领被取代的速度慢一些;二是增强人的连接,因为未来人的连接依然是AI无法取代的;第三,就是全力阻止中共通过蒸馏等手段获得最先进的AI技术。
前两条依然是上期节目里谈到的。
但除此以外,我还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近期罗振宇去线下实地采访,已经展示出中国各行各业,从能源化工到零售行业,AI都已经在大规模取代人类工作了,整个化工厂厂区几乎见不到人。
也就是说,中共已经悄然将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从之前的低人权优势变成了无人权优势,这对其他国家的冲击更大。因为其他国家出于人权方面的考虑,会尽量延缓大规模失业的速度,依然必须考虑普通人的生存需求,逐步搞福利制度建设,而中共不需要,普通人的死活他们可以完全不在乎,说裁你就裁你,并且不给任何福利,并且老百姓还没法反抗,这就能产生极大的成本优势,进而对其他国家的产业造成冲击。
这一招,其实也就是当年中共长春围城时的打法,你国军不能朝老百姓开枪,但我共军可以驱赶女人和小孩在前面挡子弹,到最后,你只能缴械投降。
世界各国,都应该立刻着手研究应对策略,这才是关系到人类世界未来格局、以及每个人以后将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世界的大事,比什么美伊战争重要一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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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特别喜欢说一句话:你别小看中共,体制内能人很多。尤其这几年就业不好,清北、名校博士都往体制里挤,所以他们觉得这反而会提高中共的治理能力。
这个说法听起来有道理,其实有两个很大的概念偷换。
第一,它把“个人能力”偷换成了“组织能力”。一个系统里有聪明人,不代表这个系统就聪明。中国古代科举不也是把全国最会考试、最会写文章的人吸进官僚体系吗?那是不是每个王朝治理水平都很高?显然不是。因为一个组织最后表现出来的能力,不是由里面某几个聪明人决定的,而是由这个组织的运行规则决定的:它鼓励不鼓励说真话?允许不允许纠错?失败以后是追责还是甩锅?下面的人敢不敢把真实情况往上报?
第二,它把“学历”偷换成了“能力”。清北毕业不等于会治理,博士毕业也不等于能解决现实问题。尤其在一个体制里,你越有想法,反而越容易被磨平。因为它奖励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别出事;不是创新,而是服从;不是把事情做成,而是让领导觉得你可靠。
最简单的例子,同一个班两个优秀学生,一个进体制,一个去市场上摸爬滚打,比如外企、互联网、创业公司。十年后你再看,后者每天面对客户、竞争、成本、产品、裁员、现金流,逼着他不断解决真实问题;前者每天面对的是流程、汇报、材料、关系、风险规避。两个人起点可能差不多,但十年后思维方式、工作习惯、自我更新迭代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已经天差地别。
所以体制内有没有聪明人?当然有。但关键不在这里。
关键在于,一个坏系统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会把聪明人训练成不敢聪明的人,把有能力的人训练成不使用能力的人,最后把一群原本不错的材料,批量加工成只会等指示、写材料、保乌纱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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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五做一期,把华为这个所谓掏定律的底裤给它扒干净,绝对技术硬核,也绝对通俗易懂,易懂到习近平都能听懂。
话说,习近平身边要是有个能正经说人话的,也不知至于天天被人忽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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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的所谓τ定律其实已经成了一种中国基本盘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喜欢把其他国家已经搞了不知道多久的东西拿过来,当成中国独有,进而包装成是中共的功劳。
比如这段话就是这两年墙内特别流行的一种话术,也就是吹嘘垃圾焚烧,仿佛这套东西是中国先搞出来的独门绝技,是中共的独家秘方,只有中共在为民众着想一样。
真实情况是,中共现在这套高温垃圾焚烧,从技术到设备,都是从西方国家引进和进口的,在此之前,人家那边已经搞了几十年了,技术很成熟。
比如,最早的标志性项目——深圳清水河垃圾焚烧发电厂,是1985年从日本三菱重工成套引进设备,两台150吨/日焚烧炉,采用的是西德 Martin 马丁式逆推往复炉排技术。
第二波引进的代表,是深圳能源/深能环保在1999年前后引进的比利时 Seghers 西格斯垃圾焚烧成套装备技术,包括多级炉排、燃烧控制、余热锅炉、吸收塔等,后来用于深圳南山垃圾发电厂一期,2003年投产。
包括后来墙内很多人吹嘘的重庆钢铁/三峰环境,是2007年跟美国卡万塔成立了合资公司,完全引入了对方的垃圾发电厂运营、市场化和项目管理经验。
美国到目前为止都还有75座以上的固体垃圾焚烧厂。
然而在粉红们眼里,就成了“中国永远在解决问题,xx永远在抱怨”。
毕竟,连二维码、高铁都已经成了他们眼中的“新四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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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agent的发展速度,大厂们应该已经意识到了一件事,就是他们过去十几年搞的那套35岁裁员增效的方式是走错了路。
过去大厂喜欢裁掉35岁以上的老员工,原因无非两点,年轻人更便宜,年轻人身体更好,更能熬夜加班做ppt,有超强的执行力,而中年人有家有口,在工作时间上没法跟年轻人相比。
但AI,尤其是能长时间自动跑任务的agent的出现,相当于直接把执行力打到了地板价,直接让年轻员工最有优势的部分归零。
这种情况下,竞争力就从“谁更能加班”变成了“谁更能判断加班做出来的成功靠不靠谱”,而经验和判断力,恰恰是此前被裁掉的35+那批人的优势,并且AI短期取代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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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立进了瑞金医院,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血液病。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一个无神论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常能看到很善良的人得不到好报,而类似习近平、普京这样的人却活得好好的。你很难说服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这是神的安排。
有宗教信仰的朋友经常说,神会让一个人内心有敬畏,少做些坏事。但我想说的是,最好的状态,是一个人即便明确知道了没有神、没有因果报应,也依然选择不作恶,做一个好人,因为做个好人,就是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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