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 (@wuzuolai) “孔子不喜欢乡愿，现在社会中，乡愿有哪些表现，是不是不利于公民社会与公共事务？ 答” — TopicDigg

孔子不喜欢乡愿，现在社会中，乡愿有哪些表现，是不是不利于公民社会与公共事务？ 答： 是，而且这个角度很值得讨论。孔子批评“乡愿”，并不是反对温和、善良、与人为善，而是警惕一种以不得罪人为最高原则、以维持表面和气代替是非判断的公共人格。如果把这个概念转换成现代语言，它确实与公民社会能否健康运作有很强的关系。 《论语·阳货》说： “乡愿，德之贼也。” 孟子后来解释得更充分。《孟子·尽心下》说，乡愿看起来“忠信廉洁”，似乎人人都喜欢，但其问题恰恰在于“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最终到了“阉然媚于世也”。也就是说，他不是公开作恶的人，而是外表道德正确，实际上取消是非原则的人。 现代社会的“乡愿”，往往有这些表现 第一种是明知不对，但是不愿意指出来。 一个组织账目不清，程序违规，负责人越权，大家私下都知道有问题，但公开开会时却说：“大家都是朋友，不要把事情搞得太难看。”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现代乡愿。 因为他把“不要得罪人”置于“公共规则是否得到遵守”之上。表面上维护团结，实际上牺牲制度。 第二种是私下批评，公开沉默。 私下说：“这个人确实有问题。”“这件事做得太过分了。”一旦要求他公开表态，他马上说：“我不了解情况，不方便评论。” 如果确实不了解，当然应该保持谨慎；但如果已经掌握事实，却因为害怕承担社会成本而永远保持模糊，这就是乡愿人格的重要特征——有私人判断，却没有公共立场。 第三种是把“各打五十大板”当成公正。 一方明显违反规则，另一方要求调查，乡愿却说： “双方都有问题。” “大家各退一步。” “不要再追究了。” “为了团结向前看。” 听起来非常中立，实际上可能把违规者与追责者放在同一个道德位置上。 真正的中立是依据事实和规则判断；乡愿式的中立，则是不愿判断。 第四种是用人情伦理取代公共伦理。 “认识这么多年了，何必呢？” “他也为组织做过很多贡献。” “给他留点面子。” “都是自己人。” 这些话放在私人关系中未必有错。但是公共组织管理的是公共事务、公共财产和共同规则。 私人社会问的是：我们关系怎么样？ 公民社会问的是：这件事合不合规则？ 这正是两种社会伦理的重要区别。 第五种是把提出问题的人视为麻烦制造者。 这是乡愿文化最有意思的地方。 有人违规，大家相安无事；有人指出违规，反而有人说：“你为什么一定要闹？”“为什么不能宽容一点？” 于是出现一种奇怪的责任倒置： 破坏规则的人没有破坏团结，指出规则被破坏的人反而成了“破坏团结”的人。 这对公民社会尤其有害。 为什么乡愿不利于公民社会？ 因为现代公民社会需要一种与“好好先生”不同的人格：公民人格。 公民并不需要天天愤怒，也不需要凡事斗争。恰恰相反，成熟的公民可以非常温和，但他必须知道： 人可以温和，原则不能消失； 私人可以宽容，公共事务必须问责； 可以尊重对手，但不能因为人情取消规则。 一个正常的协会、教会、业委会、学校董事会、非营利机构乃至民主社会，都依赖成员愿意做几件并不舒服的事情：提出异议、要求公开账目、质疑权力、投反对票、要求利益冲突者回避，以及在朋友违反规则时仍然坚持程序。 这些事情都可能“得罪人”。 所以公民社会本身就要求人具有一种能力——承受适度的人际关系压力，以维护非人格化的公共规则。 这恰恰是“乡愿”最缺乏的能力。 但也要区分“乡愿”与“中庸” 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孔子既反对乡愿，又高度推崇中庸，因此二者绝不是一回事。 乡愿是：没有原则，所以谁也不得罪。 中庸则是：有原则，但反对走向极端。 一个真正具有中庸精神的人完全可以说：“我尊重你，也承认你过去的贡献，但是这笔账必须公开，这个程序必须履行。” 这句话一点也不激进。 相反，它可能非常儒家。 因为儒家的“和”从来不是取消差异。《论语》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 所以，如果把孔子放到现代公民社会里，我觉得“乡愿，德之贼也”甚至可以得到一种新的解释： 公民社会最大的敌人未必总是公开反对规则的人。有时候，更危险的是人人都知道规则正在被破坏，却人人以善良、团结、顾全大局之名选择沉默。 久而久之，组织看起来一团和气，内部却已经没有规则。 而这也解释了孔子为什么把乡愿说得那么重——不是“德不足”，而是**“德之贼”**。 因为恶比较容易识别；乡愿最麻烦的地方，是它常常穿着道德的外衣出现。CHATG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