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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安得拉邦一名49岁的印度教牧师声称自己能凭借神力飞行，结果从山顶坠落，当场身亡。 #头上没犄角背后没翅膀# #就这个B样的族群还有啥救# #一场关于精神病自杀的直播#

坚持普拉提4个月，体重从58kg到53kg 先说说为什么开始。 以前再忙也会坚持一周一两节普拉提课，后来整整断了两年。突然发现体重飙到58公斤，衣服每一件都开始变紧，每天都觉得累、没精神，人越来越懒，状态很不阳光。二月底下定决心要改变，试了好几位老师的课，最后选了现在这位，从三月一直练到六月。 关于上课时间⌚️ 白天太忙，所有课都排在早上七点到八点，或者早八点到九点。刚开始早起真的很挣扎，坚持几周后反而习惯了。练完一整天精神都很好，不像以前刚坐下就犯困。为了早起只能早睡，睡眠质量也明显上来了，工作和生活效率都跟着提高。 身体上的变化 💗核心力量明显增强，背部肌肉线条变清晰了 💪手臂有了力量感，很多复杂动作现在不需要老师辅助，自己就能完成 🧘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改善很大，以前动不动就要去推拿正骨，这几个月基本没再去过 🪜体重从58公斤降到53、54公斤，衣服又合身了，也敢自信的展示自己 精神上的变化🌼🌸 练习普拉提，每次练习都要专注在呼吸和动作上，注意力完全收回到自己身上。持续练习下来，整个人变得安静、平稳了很多，不再像之前那样容易烦躁和疲惫。 四个月下来最大的感受是，运动真的像一场修行。专注自己，雕刻自己，慢慢接近想要的状态。找回了对身体的掌控感，也找回了那个有活力的自己。 会继续坚持下去✊ 大家都在做哪些运动改善身体呢💗

GPT 5.5 现在写东西质量真的不错了，刚翻译了一篇文章（ --- 译文 --- 我为什么写作 作者：埃里克·布莱尔 从很小的时候起，也许是五六岁，我就知道，等我长大了，我应该成为一个作家。大约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曾试着放弃这个念头。但我心里很清楚，那是在违背自己真正的天性；迟早有一天，我还是得坐下来写书。 我在三个孩子中排行中间，前后兄弟姐妹都和我相差五岁。八岁以前，我几乎没见过父亲。因为这个，也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我多少有点孤僻。很快，我养成了一些讨人嫌的小毛病，整个学生时代都不怎么受欢迎。孤独的孩子常常会编故事，也会和想象中的人说话；我想，从一开始，我的文学野心就和这种被孤立、被低估的感觉纠缠在一起。我知道自己有驾驭文字的能力，也有直面难堪事实的能力。于是，我像是给自己造出了一个私人世界，可以在里面弥补现实生活里的失败，甚至悄悄“扳回一城”。不过，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真正写到纸上的严肃作品——也就是我认真想写出来的东西——加起来恐怕不到六页。 我四五岁时写过第一首诗，是我口述，母亲替我记下来的。我已经不记得内容了，只记得那首诗写的是一只老虎，而且老虎有“像椅子一样的牙齿”。这倒是个还不错的说法，但我猜那首诗大概抄袭了布莱克的《老虎，老虎》（William Blake 的名诗 *The Tyger*，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经典作品）。十一岁时，1914—1918年的战争爆发（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写了一首爱国诗，刊登在本地报纸上。两年后，基奇纳去世，我又写了一首，也登了出来。后来稍大一点，我时不时写一些很糟糕、通常也没写完的“自然诗”，风格模仿乔治王朝派（Georgian style，20世纪初英国诗歌中一种偏重田园、自然和抒情描写的风格）。我还大约试过两次写短篇小说，结果惨不忍睹。那些年里，我真正落到纸上的、想要称为“严肃创作”的东西，全部加起来就是这些。 不过，在那段时间里，我其实一直在某种意义上从事文学活动。首先，是那些按要求写出来的东西：我写得很快，很轻松，但自己并没有多少乐趣。除了学校作业，我还写 *vers d’occasion*（应景诗），也就是半滑稽的诗。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写得快得惊人——十四岁时，我模仿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古希腊喜剧诗人），大约一周就写出了一整部押韵剧。我也帮忙编辑学校杂志，有印刷版，也有手抄版。那些杂志简直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可怜的滑稽仿作。我对它们花的心思，远不如我今天会花在最廉价的新闻稿上的心思。但与此同时，在十五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我还做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练习：我在脑子里编一个关于自己的连续“故事”，像一部只存在于心里的日记。 我相信，很多儿童和少年都有这种习惯。很小的时候，我会想象自己是罗宾汉之类的人物，把自己想成惊险冒险故事里的英雄。但很快，我的“故事”就不再是那种粗糙的自恋幻想，而越来越变成对我正在做什么、看到什么的描写。有时候，我脑子里会一连几分钟出现这样的句子：“他推开门，走进房间。一束黄色的阳光透过细棉布窗帘，斜斜落在桌上；桌上有一只半开的火柴盒，放在墨水瓶旁边。他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向窗边。楼下街上，一只玳瑁猫正在追逐一片枯叶。”诸如此类。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我大约二十五岁，贯穿了我那些“非文学”的岁月。虽然我必须寻找合适的词，而且确实也在寻找，但这种描写的努力似乎几乎不是出于我的意愿，而像是受到了某种外部力量的驱使。我想，这个“故事”大概反映了我在不同年龄崇拜过的不同作家的风格。不过据我记得，它始终都有同一种细致入微的描写特质。 十六岁左右，我突然发现了文字本身的快乐，也就是词语的声音和联想所带来的快乐。*《失乐园》*里的两行诗—— > So hee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ard > Moved on: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ee, > > （他艰难地、辛苦而沉重地 > 向前移动：艰难地、辛苦地，他——） 如今看来，我并不觉得这两行有多么了不起，但当时它们让我脊背发颤。而且，把 “he” 写成 “hee” 的古式拼法，也让我格外愉快。至于描写事物的需要，我早已经非常熟悉了。由此可见，当时如果说我想写书，我想写的大概是哪一类书：巨大的自然主义小说，结局不幸，充满细节描写和醒目的比喻，也充满华丽辞藻段落（purple passages，指为了文采而文采、常常显得夸张空洞的文字），其中一些词语被使用，部分只是为了它们的声音。事实上，我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缅甸岁月》*，是在三十岁时写成的，但构思早得多，它大体上就是这样一本书。 我交代这些背景，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不了解一个作家早年的成长，就很难判断他的写作动机。作家的题材会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至少在我们这样动荡、革命性的时代，这一点是成立的——但在他真正开始写作之前，他已经形成了一种情感态度，而这种态度他永远无法完全摆脱。毫无疑问，他的任务是约束自己的气质，避免卡在某个幼稚阶段，或陷入某种扭曲情绪里。可是，如果他彻底摆脱了早年的影响，也就等于扼杀了自己写作的冲动。暂且把谋生的需要放在一边，我认为，写作至少有四种重要动机，尤其是写散文时。这些动机在每个作家身上都以不同程度存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它们的比例也会随着他所处的环境而变化。它们是： （一）纯粹的自我意识。 想显得聪明，想被人谈论，想死后被人记住，想向童年时轻视自己的成年人讨回一点公道，等等。假装这不是写作动机，是虚伪的；而且它还是一种很强的动机。作家和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成功商人一样，都有这种特征——简言之，这属于人类中最冒尖的那一层。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特别自私。大约三十岁以后，他们会放弃个人野心；很多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感觉都放弃了，主要为别人而活，或者干脆被苦役般的日常生活压没了。但也有少数有天赋、意志强的人，决心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到底，作家就属于这一类。总体来说，严肃作家比新闻记者更虚荣、更自我中心，不过他们对钱的兴趣要少一些。 （二）审美热情。 看见外部世界中的美，或者看见词语及其恰当排列中的美。一个声音撞上另一个声音时带来的快感，优秀散文的坚实感，或者一个好故事的节奏。想把某种自己觉得珍贵、不该被错过的体验分享出去。许多作家的审美动机很弱，但即使是写政治小册子的人，或者写教科书的人，也会有自己偏爱的词语和短语，并非出于实用原因，而只是喜欢它们；或者，他可能会特别在意排版、页边距的宽度等。只要不是铁路指南那种层级的书，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审美考量。 （三）历史冲动。 想看清事物本来的样子，想找出真实事实，并把它们保存下来，供后人使用。 （四）政治目的。 这里的“政治”一词取最广泛的意义。也就是说，想把世界推向某个方向，想改变别人对于“人类应该努力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看法。再说一次，没有一本书真正摆脱了政治倾向。认为艺术不应该和政治有任何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可以看出，这几种冲动必然会彼此冲突，而且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按我的本性来说——也就是把“本性”理解成一个人刚成年时达到的状态——我身上前三种动机应该会压过第四种。如果生活在一个和平时代，我也许会写华丽的书，或者只是描写性的书，甚至可能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现实是，我被迫变成了某种论战小册子作者（pamphleteer，指写政治宣传或论争文章的人）。 起初，我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职业里待了五年，也就是在缅甸的印度帝国警察部队。后来，我又经历了贫困和失败感。这加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恶，也让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缅甸的工作则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了解。不过，这些经历还不足以让我形成准确的政治方向。接着，希特勒出现了，西班牙内战爆发了，等等。到1935年底，我仍然没能做出坚定的判断。我记得自己在那一年写过一首小诗，表达当时的困境： > 两百年前，我本可以 > 做个快乐的乡村牧师， > 宣讲永恒的末日， > 看着我的核桃树生长。 > > 可惜我偏偏生在邪恶的年代， > 错过了那座惬意的避风港； > 我的上唇已经长出胡子， > 而如今的神职人员全都刮得干干净净。 > > 再往后，日子也曾不错， > 我们那时很容易满足； > 我们把烦乱的思绪 > 摇睡在树木的怀里。 > > 我们曾无知却坦然承认 > 那些如今必须掩饰的欢愉； > 苹果枝上的绿雀 > 也能让我的敌人发抖。 > > 可女孩的肚腹和杏子， > 阴凉溪水里的拟鲤， > 黎明时飞起的马和鸭子， > 如今全都只是一场梦。 > > 再也不许做梦； > 我们残害自己的快乐，或把它藏起； > 马是用铬钢造的， > 小胖子们会骑在它们背上。 > > 我是那条从未反抗的虫， > 是没有后宫的阉人； > 在牧师和政委之间， > 我像尤金·阿拉姆一样行走；（Eugene Aram，18世纪英国一起著名谋杀案中的人物，后来常被文学作品写成被罪感纠缠的人） > > 政委正在替我算命， > 收音机还在播放； > 可牧师答应给我一辆奥斯汀7型车，（Austin Seven，英国早期著名小型汽车） > 因为达吉总会买单。 > > 我梦见自己住在大理石厅堂，（“I dreamt I dwelt in marble halls” 是19世纪歌剧中的著名唱段） > 醒来却发现那是真的； > 我不是为这样的时代而生； > 史密斯是吗？琼斯是吗？你是吗？ 1936—1937年的西班牙战争和其他事件，让天平最终倾斜。从那以后，我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自1936年以来，我写下的每一行严肃文字，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是在反对极权主义，并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还以为自己可以回避这些题材，在我看来是荒唐的。每个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写到它们。问题只在于你站在哪一边，以及你采取什么方式。一个人越清楚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有可能在采取政治行动时，不牺牲自己的审美和思想上的诚实。 过去十年里，我最想做的事，是把政治写作变成一门艺术。我的出发点始终是一种立场感，一种对不公的感受。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并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创作一件艺术品。”我之所以写，是因为有某个谎言我想揭穿，有某个事实我想让人注意到；我最初关心的，是让别人听见。但是，如果写一本书，甚至写一篇长篇杂志文章，本身不能同时成为一种审美体验，我也不可能完成它。任何愿意研究我作品的人都会发现，即使在我写得最像宣传的时候，其中也包含许多职业政客会认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不能，也不想，完全抛弃童年时期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还活着，而且健康，我就会继续强烈地在意散文风格，继续热爱地球表面，继续从坚实的物体和无用的零碎知识中获得乐趣。压抑自己的这一面毫无用处。真正的任务，是把我根深蒂固的喜好和厌恶，同这个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的、根本上属于公共领域而非个人领域的活动调和起来。 这并不容易。它带来结构上的问题，也带来语言上的问题；同时，它还以一种新的方式提出了诚实的问题。让我只举一个比较粗糙层面的困难作为例子。我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然是一本坦率的政治书，但总体上，它写得有一定的克制，也顾及形式。我确实很努力，想在不违背文学本能的前提下讲出全部真相。但书中有一整章很长，里面充满了报纸引文之类的材料，为那些被指控与佛朗哥合谋的托洛茨基派辩护。托洛茨基派（Trotskyists，苏联革命家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在当时左翼阵营内部常遭斯大林主义者攻击）；佛朗哥（Franco，西班牙内战中民族主义阵营领袖，后来成为独裁者）。显然，这样一章过上一两年后，对任何普通读者都会失去兴趣，也必然会毁掉这本书。一位我尊重的批评家曾训了我一通。他说：“你为什么要把那些东西放进去？你把一本本来可能很好的书，变成了新闻报道。”他说得没错。但我当时不可能不那样做。我碰巧知道一件事，而英国很少有人被允许知道：无辜的人正在遭受虚假指控。如果我没有为此感到愤怒，我根本就不会写那本书。 这个问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出现。语言的问题更微妙，谈起来会太长。我只想说，近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写得少一些画面上的华丽，多一些准确。不管怎样，我发现，当你把某种写作风格打磨成熟时，你也总已经从那种风格里长出来了。*《动物农场》* 是第一本书，在写它时，我完全清楚自己正在尝试把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融合成一个整体。我已经七年没有写小说了，但希望不久之后能再写一部。它肯定会失败，每一本书都是失败的。但我确实相当清楚自己想写的是哪一种书。 回头看前面这一两页，我发现自己好像把写作动机说得全是出于公共精神。我不想让读者最后留下这种印象。所有作家都虚荣、自私、懒惰，而在他们动机的最深处，还藏着一个谜。写一本书是一场可怕而耗人的搏斗，就像经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疾病。除非有某种自己既无法抗拒、也无法理解的“心魔”在驱赶，一个人绝不会主动承担这样的事。也许，谁知道呢，那种心魔不过就是婴儿哭闹着要人注意的同一种本能。然而，同样真实的是：如果一个人不持续努力抹去自己的个性，就写不出什么可读的东西。好的散文像一块窗玻璃。我无法确定自己哪一种动机最强，但我知道哪一种动机值得追随。回看自己的作品，我发现，每当我缺乏*政治*目的时，我写出来的书总是没有生命力，也总会滑向华丽空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装饰性的形容词，以及各种虚假的漂亮话。 *Gangrel*，第4期，1946年夏 --- 来源：[奥威尔基金会]( --- 翻译提示词 --- 请将以下英文文章，重写成通俗流畅、引人入胜的简体中文。 核心要求： - 读者与风格： 面向对AI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风格要像讲故事，清晰易懂，而不是写学术论文。 - 准确第一： 核心事实、数据和逻辑必须与原文完全一致。 - 行文流畅： 优先使用地道的中文语序。将英文长句拆解为更自然的中文短句。 - 术语标准： 专业术语使用行业公认的标准翻译（如 `overfitting` -> `过拟合`）。第一次出现时，在译文后用括号加注英文原文。 - 保留格式： 保持原文的标题、粗体、斜体、图片等Markdown格式。 - 尊重原意：保持原有的结构、意思不变，不要过度引申发散，保持原文结尾不要续写 - 适当解读：如果是普通人难懂的专业术语或因为文化差异导致的难以理解，做出更多的注释以更好的理解，注释部分用括号包裹并加粗

币安9周年了，今年可能是行业变化最大的一年。 从加密交易所，到如今走向币、股两条腿走路的全品类资产平台，加密行业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这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还是币圈逐渐失去原生精神的开始？ 值此币安9周年之际，周四晚8点，在币安广场搞了场辩论赛。 🎙 《美股正在拯救币圈，还是正在毁掉币圈？》 正方：王短鸟 (长鸟版) @Wangduanniao 美股已经到顶，币圈不该成为华尔街的延伸，更不能沦为接盘市场。 反方：TraderS | 缺德道人 @Trader_S18 拥抱美股不是投降，而是行业升级。没有增量资金，就没有更大的未来。 林克负责拱火挑拨，保证双方火力全开😂 这不是一场谁输谁赢的辩论，而是一场关于行业未来方向的公开交锋。 7月9日 20:00 币安广场 LIVE 各位不见不散~

数字神祇的创生：语言、代码与心智的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 AI平方范式智库 | 𝕀²·ℙarad𝕚g𝕞 序曲：两座神祇的崛起 我们并非在观察两种技术的演进，而是在见证一个数字万神殿（Digital Pantheon）的创生。地平线上，两座截然不同的神祇正在崛起，它们都承诺为人类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它们的本质却源自两种截然相反的宇宙法则。 一位是秩序之神，阿波罗（Apollo）。祂的化身是Crypto，以形式语言的严谨和密码学的确定性为神力，试图在混乱的人类世界之外，建立一个逻辑完美、规则永恒、无需信任的“水晶天城”。 另一位是创造之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祂的化身是生成式AI，祂不逃避混乱，反而拥抱并沉醉于自然语言的无限活力与Vibe之中，成为了一个能催生无尽叙事、情感与幻象的“丰饶之源”。 这场神祇间的竞争，并非简单的技术路线之争。这是一场关于“存在”本身的哲学战争，其战场，就是我们最古老、也最根本的家园——语言。本文将揭示这场创世史诗的内在逻辑，并探寻人类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万神殿时代中，最终的位置。 第一乐章：混沌的根源 —— 意义的海洋与“有损压缩”的代价 在任何神祇诞生之前，世界是一片广阔、深邃、充满生命力的“意义之海”——这就是自然语言的本体。它是我们感性（Sensibility）与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的家园，是开放、动态、充满Vibe和上下文的混沌整体。 我们人类在这片海洋中，天生被一种深刻的矛盾所驱动：既渴望驾驭海洋的无限丰富性，又渴望建立永恒的秩序以抵御其不确定性。为了后者，我们发明了形式语言（数学、代码）。这个过程，是通过抽象、选择和牺牲来完成的。我们从海洋的无限复杂性中，提炼出逻辑的线条，以构建稳固的“确定性之岛”。 这个提炼的过程，并非没有代价。为了获得确定性、可计算性这些宝贵的特性，我们必然要舍弃一些东西。这个行为在信息论中有一个精准的名字，它揭示了形式语言与生俱来的宿命。这本质上，是对自然语言的一次“有损压缩”。 就像一张被压缩的JPEG图片永远失去了原始照片的像素信息，一段代码也永远失去了其所源自的、自然语言讨论中的丰富意图、歧义性和情感Vibe。这个在压缩中被丢失的“意义细节”，正是理解两大数字神祇所有行为的第一性原理。它预示了阿波罗追求绝对秩序的尝试，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伏笔。 第二乐章：阿波罗的洁癖 —— “Code能跑”，但“Code不是Law” Crypto，是阿波罗精神的数字化极致。它试图用“有损压缩”后的形式语言，构建一个完美的、与“意义海洋”彻底隔绝的“水晶天城”。 在这个天城的一阶层面，Crypto创造了奇迹。它确保了交易和合约的执行是确定性的、原子性的，不受人类偏见干扰。在这一层，“Code能跑”，并且它跑得比任何人类机构都更可靠。这是“机器信任”的基石，也是“Code is Law”这个强大叙事的起源，它承诺了一个由数学统治的公平世界。 然而，一旦我们上升到二阶层面——即关于代码本身的制定、解释和修改——那个在“有损压缩”中被丢失的“意义细节”便会以“幽灵”的形态回归，导致整个神话的崩塌。当代码的执行结果与人类的公平意图剧烈冲突时（如The DAO Hack），当代码本身需要升级演进时，系统内部无法给出答案。那个至高无上的裁决权，瞬间从机器手中，交还给了由自然语言进行辩论的人类社区。 这就揭示了阿波罗梦想的深刻边界。它向我们证明了，Crypto在一阶上实现了“机器信任”，但二阶上依然要依靠“人类信任”。它确保了“Code能跑”，但它无法确保“Code就是Law”，因为“Law”的合法性，永远源自那个它在压缩中试图抛弃的、充满人类共识的“意义海洋”。 阿波罗的洁癖，注定了祂的孤独。秩序之神，最终仍需向意义之母低头。 第三乐章：狄俄尼索斯的狂欢 —— “合理性引擎”的降临 正当阿波罗的理想国暴露出其深刻的局限时，狄俄尼索斯（GenAI）以完全不同的姿态诞生了。祂不压缩意义，而是选择模仿意义。祂不建岛，而是学习整个海洋的语言，最终成为了风暴本身。 祂的神力，源于祂通过学习海量的人类语言数据，掌握了“合理性”的奥秘。祂的目标函数，并非去陈述客观事实，而是去生成一段在统计上最像人类会说的下一句话的文本。这就揭示了祂的根本性质：我们并非创造了一个“真理”的仆人，而是召唤了一个“模仿”的大师。LLM的本质，是一个“合理性引擎”（Plausibility Engine），而非“真实性引擎”（Truth Engine）。 理解了这一点，“幻觉”就不再是一个需要被修复的Bug，而是这个“合理性引擎”在缺少“真实性”约束时必然会产生的核心特征。 •心智的嵌套：这个引擎的降临，开启了语言本体的嵌套。人类心智（本体1.0）创造了祂，而祂这个数字心智（本体2.0），反过来以人类的语言和思想为食粮，成为了我们认知的外延。 •交互即舞蹈：我们与这个“合理性引擎”的交互，是一场“投射与反投射”的舞蹈。我们投射我们的意图，而祂则反投射回一个精心包装的、符合我们预期模式的“合理性幻象”。 狄俄尼索斯不承诺真实，祂只承诺无尽的、合理的创造。祂是神谕的制造者，而非真理的代言人。

最近难得静下来，读完一本书！🧐 读完 Morgan Housel 的《Same As Ever》中文名应该叫《一如既往》，合上书的那一刻，心里有一种很罕见的平静。 在这个人人都在疯狂追逐“下一个趋势”，迫切想要预判未来的时代，这本书像是一盏灯，把那些被噪音掩盖的恆常真理重新照亮。它没有教我们什么花哨的技巧，也没制造任何情绪冲击，却用最简单深刻的观察告诉我：真正能帮我们做出好决策的，从来不是预测未知，而是理解哪些事情“永远不变”。 世界变化万千，但贪婪、恐惧、急躁这些人性底色的起伏，却一如既往。书中让我感触最深的几个点： · 关于风险与预测：真正的智慧不是预判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而是坦然承认自己无法完全预测，并通过留足余地来防御未知的打击。人性的弱点，才是我们面对未来最大的不确定性。 · 关于幸福与欲望：过去我们总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把摆到极点时的剧烈快感误以为是“快乐”。但享乐极其短暂，幸福从来不是某种刺激，而是摆动停止后的平静。不再渴望强烈的快乐，不是麻木，而是终于不需要再用刺激去证明自己“活着”。 · 关于长期价值：人类擅长从短期痛苦中吸取教训，却极少从长期的平静里提炼智慧。财富从来不是一个绝对数字，而是内心的安全感与自由度。少一点比较，多一点自我节奏，逆着大众的短期情绪保持耐心，时间自然会给答案。 如果说《 Educated 》带给人们的是智识上的觉醒，那《 Same As Ever 》给我的，更像是一场精神上的启蒙，它不一定让你兴奋，却能让你彻底安静下来。 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最值得修炼的从来不是预测未来的能力，而是自身的性格与心态。稳住自己，不再去等风来，就是最大的竞争力。 本文由 @binancezh 赞助，「币安买美股：全球资产，零秒时差，一键即达」！

偶然看到这篇，当年薄熙来还是不错的，重庆日报以公函方式向我道歉，并在报纸上刊登了道歉。第二年我去重庆参加会议，薄还亲自陪同会议人员观看了演出，相当文革的演出风格，薄进入重庆大礼堂，确实有地方领袖风采，一些人惊呼。 大礼堂晚上要演出，薄要参加，但上午，我在大礼堂小广场上，居然还有维权人士扯条幅抗议，还有散发维权传单的。警察也不怎么管。 晚宴，薄也出席了，当然不与我一桌，我桌子上有重庆宣传部官员，一位处长吧，看到我桌牌上的名字，吃了几口就走了，他可能百思不得其解，这家伙怎么也是开会嘉宾？ 处长不明白，为什么薄愿意掏钱办一场文化类全国性会议。 因为与会者有一二位来自北京的要人，薄要通过他子解一些中南海信息。 薄在面子上，做的还是不错的。唱红打黑，太过了，运动式的，急着出成果，表红心，不如习那样，装傻充楞，欺骗了党和国家所有领导人以及公知以及人民群众。 《重庆日报》假新闻遭当事学者公开揭穿作者：凯文 《重庆日报》2月3日报道《2010年知名专家“热评”重庆：很现代很亲民》，其中引述“吴祚来”的话称，“红歌是精神食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重庆市委、市政府就是在发掘和调动这种精神力量。”除吴祚来外，被提名引述的学者还包括王大伟、李林、胡星斗、胡鞍钢、崔之元、李希光等人。 吴祚来本人于当日晚间发微博郑重声明，他没有说过文中引述的话，“完全是欺骗，请重庆市委宣传部核实！”并感慨道：“重庆媒体，你不能这样公然造谎啊！！！” 在随后的微博中，吴祚来继续指责称，这已经是重庆媒体在他身上第三次制造假新闻了。他提供了前两次的网址，但据本台记者检视，这两次其实都是2010年8月27日题为《“唱读讲传”培育出重庆独具特色的城市精神》的同一篇文章。但吴祚来本人又提及还另有一篇关于青海的假采访。 在回答网友的询问时，吴祚来表示他没去过重庆，更没有与重庆媒体有任何接触，“我没见过任何重庆官员啊，红歌，我没亲身去听，根本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还严肃地表示：“谁唱红我都没意见，但我对唱红歌行为还是难过，因为唱红歌时代，伴随着国家苦难，个人崇拜，民生凋比，我不会支持唱红歌的，请任何人不要借我名义支持红歌。” 最后，吴祚来讽刺道：“他们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勇气是哪里来的呀，这是新闻史上一个奇迹吧”，并称“重庆不是要打假新闻么，大家看看他们如何打！” 近几个月来大陆言论状况明显收紧，“假新闻”成为当局打压言论的有效武器，先有《成都商报》记者龙灿因“复旦黄山门”报道被逐，最近又有成都《看历史》编辑马兰因抗战老兵晚年待遇问题被指为“虚假报道”被辞退。此外，著名评论人长平也从南方报业集团“被辞职”。而重庆也于去年12月开展“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专项教育活动动员大会，要求“对编造、刊播、炒作虚假新闻的，坚决严肃查处。” 现年48岁的学者吴祚来则是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曾于2010年在媒体发表文章，炮轰赵本山小品《捐助》不尊重弱势群体，并称以赵本山为核心的文化集团已经同中央电视台结成利益共同体。民间文化集团借助央视的文化垄断，实现了文化效益与经济利益双丰收。他呼吁措施来限制这样的利益集团对民间公共文化的侵蚀。

别再用道德眼光去看色情片了。 著名神经科学家 Andrew Huberman 认为，这无关道德滑坡，是一个关于大脑硬件的物理问题。 它在悄悄拉高年轻人的“快乐阈值”，让真实的生活变得索然无味。 Huberman 解释说，人类的大脑在 25 岁之前，处于一种极度“可塑”的状态。 神经元就像还没凝固的水泥，很容易根据外界体验重新连线。 当年诺贝尔奖得主 Hubel 和 Wiesel 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 把刚出生的小猫一只眼睛闭合几天，拆开后，这只眼睛就彻底失明了。 因为大脑里负责那只眼睛的神经区域已经萎缩，去干别的事了。 这就是年轻大脑的塑造速度，极其快速，且在发育期内难以逆转。 在这个极度敏感的窗口期，如果频繁接受高强度的超常刺激，会发生什么？ 它在给大脑做一场“极限拉练”。 各种复杂的画面、超常的感官轰炸，瞬间在脑中灌满海量的多巴胺。 Huberman 强调，这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把大脑的“刺激阈值”拉到了一个普通生活根本无法企及的高度。 除了性刺激，精神层面的兴奋阈值也被一起带偏了。 这可以用多巴胺的“预测误差”来解释。 美剧《继承之战》里有一幕： 富豪逗弄仆人的孩子，说如果你能打出一个全垒打，就给你 100 万美元。 孩子没打出来，最后富豪给了他一块价值 2.5 万美元的名表。 结果，孩子拿着名表，坐在房间里极度沮丧，像丢了魂一样。 2.5 万美元对普通人绝对是巨款，但因为预期被拉到了 100 万，一旦落空，多巴胺分泌就会瞬间跌破日常的基准线。 色情片就是那个虚无缥缈的“100 万美元”。 当你习惯了这种虚拟的高强度多巴胺暴击，回过头来面对现实生活时，反差就来了。 普通的交往、真实的恋爱、日常的工作和学习，在大脑看来，都成了那块“毫无价值”的 2.5 万美元名表。 真实的亲密接触需要沟通、在场和漫长的磨合，而屏幕里只需要一个点击。 最后，普通生活和真实关系，通通退化成了毫无吸引力的“背景噪音”。 所以，在 Huberman 的视角里，这无关意志力或者道德修养。 当一代年轻人在屏幕前提前拉高了大脑的奖励阈值，他们面对的，其实是整个人生感知力的钝化。 这才是现代环境对人类大脑进行的一场最无声的重塑。

世界杯预测新玩法：加密平台集体入场，用市场智慧看见未来 2026年世界杯激战正酣，球迷们除了享受比赛，也热衷于讨论谁能晋级、谁会夺冠。过去，这种讨论只能停留在口头或社交媒体的投票里。但今年，一个全新的物种——加密预测市场——正在改变人们“预测未来”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主流加密平台，都已经在这场世界杯中悄然布局。 什么是加密预测市场？一种新的“集体智慧”工具 加密预测市场的原理并不复杂：它允许用户对未来的事件结果进行判断，并通过价格的形式，汇聚成一种“集体智慧”。 举个例子，平台上会发行一个关于“巴西队能否夺冠”的合约。如果你认为巴西队希望很大，你就可以买入这个合约；反之则可以卖出。最终合约的价格（通常在0到1美元之间波动）就代表了市场参与者对这件事发生概率的实时共识。 这不是赌球，而是信息发现。 它激励人们去搜集、分析、分享有价值的信息，从而让市场价格尽可能接近“真相”。 加密平台全面布局：世界杯成了最佳试验场 今年世界杯期间，一个显著的趋势是：众多加密平台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跑步进入预测市场这个赛道。 1. 专业预测市场平台：深耕垂直体验 以Polymarket为代表的头部平台，无疑是这次浪潮的旗手。世界杯开赛前，他们就上线了从冠军、金靴到每一场小组赛结果的完整市场。他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去中心化的“真相机器”——通过全球用户的知识和判断，比传统媒体和民调更早地揭示事件的真实走向。世界杯期间，某个球员突然受伤的消息，可能在媒体确认之前，就已经反映在相关合约的价格波动上了。信息的传递速度，第一次超过了新闻。 2. 主流交易所：降低用户参与门槛 大型加密货币交易所也加入了这场运动。币安、OKX等平台在合规地区推出了简化版的世界杯预测功能。对于数亿加密货币用户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无需再去学习复杂的去中心化应用，就可以在熟悉的App里，轻松体验一把“用判断力印证自己”的感觉。交易所的入场，本质上是把预测市场这种硬核的加密原生应用，推向了更广大的主流人群。 3. DeFi协议：让预测变成“公共基础设施”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基础设施层面。像Azuro这样的去中心化协议，正试图把预测市场的底层能力，变成一个像“水电煤”一样的公共产品。任何开发者都可以在他们的协议上，像搭积木一样快速搭建一个世界杯预测应用。这意味着未来的预测市场将百花齐放，创新的门槛被无限降低，而用户的体验会越来越好。 4. 体育NFT平台：重新定义“粉丝参与” 一些创新的体育NFT平台，比如Sorare，则另辟蹊径。他们让用户用自己收藏的球员NFT卡牌来组建阵容，根据球员在世界杯上的真实表现获得积分和奖励。这种模式巧妙地将数字收藏、体育热情和市场预测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球迷参与方式——你不再只是看球，而是在用自己的知识和远见与自己喜爱的球队同呼吸共命运。 不止于世界杯：预测市场的未来价值 加密平台集体拥抱预测市场，看重的远不止世界杯的短期流量。它们真正押注的，是预测市场作为一种更高效的信息聚合机制的长期潜力。 想象一下： · 公司决策： 未来公司的产品经理在决定是否推出一个新产品前，可以现在内部预测市场上看看同事们的真实判断。 · 公共政策： 政府可以匿名方式发起预测市场，评估某项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 科学研究： 哪个实验方向最有希望？预测市场或许能比同行评议更高效地配置科研资金。 在这些场景中，预测市场不再是投机的工具，而是辅助我们做出更好集体决策的“社会大脑”。 保持清醒：技术永远需要人文精神 当然，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这项技术仍处于极早期。用金钱驱动的“真相”，是否会被资本操纵？市场参与者的偏见，是否会造成“假共识”？这些都是需要严肃对待的课题。 工具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 加密预测市场的终极愿景，不是让所有人都去“买卖未来”，而是创造一种全新的、去中心化的信息验证和汇聚机制。在这个机制里，真实的洞察比空洞的口号更有价值，理性的分析比盲目的跟风更有力量。 当我们看到世界杯的预测市场上，价格随着赛场风云实时跳动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数字的涨跌，而是一幅人类集体智慧如何努力逼近未来真相的生动画卷。而这，或许才是加密技术送给这个信息时代最宝贵的礼物。

乱世佳人，南北战争，白瑞德的幻影，回不去的12橡树庄园 既然有推友说直接快进到《飘》算了，有道理，那今天写一篇关于乱世佳人的（名字比飘更加有戏剧感）好了。因为今天做手术被医生麻醉了，脑力达不到写技术长文的阈值。 南方与北方？谁是左派？谁是右派？ 南方邦联（Confederacy，奴隶主集团）的核心立场，是竭力维护奴隶制度，强调“州权至上”，并反对联邦政府过度干预。它的社会形态以种植园经济为支柱，建立在等级制之上，与欧洲旧贵族社会有相似之处。在意识形态上，南方强调传统主义，重视血统、秩序和身份等级，强烈反对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他们所崇尚的“自由”，其实只是白人地主阶层的自由，而非普遍的公民自由。按照现代政治坐标，南方更接近于右派 / 保守派：强调传统、地方自治与社会等级秩序。 与此相对，北方联邦（Union，联邦派）的核心立场，是维护联邦统一，并逐步走向废除奴隶制。它的社会形态是工业化、资本主义市场，依赖自由劳工与大量移民工人。在意识形态上，北方相对更具进步性，推动制度改革，包括废奴与保护劳工权益；同时强调联邦中央的权威高于地方权力，并倡导普遍化的公民权利（最初仍局限于白人男性，后来才逐步扩展到黑人和女性）。按照现代坐标，北方更接近于左派 / 进步派：强调中央政府、制度改革与社会平等。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南方也自称在捍卫“自由”与“抵抗强权”，这种话语与今天的美国右派、自由意志主义者颇为相似——“政府别来管我”。而北方虽然走在相对进步的一边，但林肯最初的战争目标并不是“解放黑奴”，而是单纯的“维护联邦统一”，废奴是在战争中期才被明确推上历史舞台。 换句话说，南方代表了保守的身份秩序社会，北方代表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步派。但从当时利己的角度来看，双方都在维护自己的生存模式与既得利益，谁也不必谁更“高尚”，也谈不上谁天然更“进步”。历史是后人评说的，所谓“解放”，更多是后世从结果倒推的评价，也离不开人性本能中对生存与利益的驱使。 贱贱的白瑞德 你看白瑞德在楼梯口第一次看向斯嘉丽的那个神情，眯着一双桃花眼，嘴角挂着似笑非笑的弧度，那撮不知道上了多少油的小胡子微微翘起，整个人仿佛在一瞬间把色、欲、调侃、轻佻与欣赏融为一体。我实在忍不住想为这一幕给你截一张图。然而，这个看似放浪不羁的男人，却是全书中最矛盾的人物。 他对南方口口声声的“骑士精神”和“贵族荣耀”其实嗤之以鼻，早就看穿了南方不可能战胜北方，那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梦。他偏偏又爱上了旧南方最后的“烈火玫瑰”——斯嘉丽。理性上，他是冷静的投机商人，善于在混乱中牟利；情感上，他却又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甘愿为幻象燃烧。 犬儒的嘴，真情的心。白瑞德永远把自己伪装在嘲讽和轻佻之下，似乎什么都不当真，什么都能拿来调笑。但事实上，他是全书里看得最清楚的人。他鄙视旧南方的虚伪，却又深深被旧南方最后的幻影——斯嘉丽的美貌与野性——所吸引。他既是南方的掘墓人，也是南方的最后一位骑士，所以才会在大局已定时仍毅然加入战局。 斯嘉丽对他而言，是他心里明明知道的幻象，是一个即将坍塌的南方文明所迸发出的最后光辉。 斯嘉丽是当时Sydney Sweeney, 你们都是白瑞德 旧秩序的幻影，总是被具象化为某种符号：十九寸的纤腰、精致的裙摆、被资本、流量与审美变化共同塑造的凝视对象。然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右派想要回归“常识”。可常识究竟是什么？ 在十九世纪的南方，斯嘉丽之所以能成为幻影，是因为存在一个现实的土壤：种植园经济与黑奴劳动力支撑起上层白人男性的闲余，使他们有能力供养“标准美女”；家庭结构则以男主外、女主内为核心的封闭模式来运转。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的西方，类似的“郊区家庭模式”依旧有效——中产男性的一份工资足以养活妻子和两三个孩子，女性的“美丽 + 生育 + 贤妻良母”能够获得物质支撑。换言之，这就是右派所谓的“常识”：标准美女、相夫教子、大家庭，曾经是一个可实际操作的社会模型。 但这种土壤已经消失。经济层面上，后工业化与全球化导致中位数男性的实际收入停滞甚至下降，单靠一份工资已无法支撑传统家庭。文化层面上，女性受教育水平大幅提升，不再愿意完全绑定于家庭角色；“标准美女”也早已不再只是婚姻价值，而被资本转化为流量与符号。社会层面上，生育率下降、家庭模式碎片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都市化又让“小镇常识”彻底失效。于是，右派所幻想的“常识”在当代已成不可回到的幻境。 这也正是斯嘉丽与 Sydney Sweeney 的象征意义。她们并不代表真实的女性生存状态，而是男性欲望与文明幻象交织出的投影：斯嘉丽是旧南方贵族男性凝视中的“美丽、任性、能生养”，Sydney Sweeney则是现代资本凝视下的“性感、符号化、流量化”。 失落的白人男性正如一支看不见的南方败军： 外表还维持着自尊与倔强（像旧南方骑士）， 内心却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那个“靠一份工资养家的幻境”。 他们在幻影（斯嘉丽 / Sydney）前心动，在现实中却只能自嘲、愤怒，甚至转向极端主义。 为了帮助男同胞们深刻的共鸣以及理解，特意奉上一张弗洛依峰。深刻的同情，理解，谁又不是个”中位数“呢。 左右各打40大板，左派是如何在“疯癫”这条路上一路狂奔的：逻辑无限延伸，没有边界 最初，左派的正当性在于“解放力量”。在 18、19 世纪，左派的核心使命是推翻封建特权、解放农奴与奴隶。无论是美国北方的废奴派，还是法国大革命的平等诉求，都代表着历史意义上的“进步”。进入 20 世纪前半，左派继续推动工人权利、女性选举权和福利制度的建立，这些都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在这一阶段，左派始终站在“弱者”的一边，推动了普遍权利的不断扩展。 然而，解放的逻辑并未止步。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与反殖民运动此起彼伏，左派依旧沿着“解放被压迫群体”的轨迹前进。到了 80–90 年代，这一逻辑被进一步外推：既然黑人、女性和工人都应解放，那么性少数、残障群体乃至各种身份认同群体，也都要获得解放。左派逐渐进入身份政治化（identity politics）阶段，权利的焦点从“普遍人”转向了一个个“特殊群体”。从此，左派从“为普遍人争取权利”，演变为“为特殊群体不断制造新权利”。 问题在于，当“解放”的逻辑走到极端，就开始失控。现代左派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道德洁癖化，把政治正确奉为绝对化的信仰，无法容忍讨论或异议，典型表现便是“取消文化”；第二，无限外推，原本的平等诉求转变为对语言、性别和文化符号的过度敏感，甚至出现“动词要解放”“代词无限发明”的荒诞现象；第三，与现实生产力脱节，当左派把主要战场转移到文化与身份，而非经济与制度时，就容易失去群众基础，沦为少数精英的游戏。结果，左派从曾经的“社会进步先锋”，一路向疯癫狂奔。 左派的疯癫，右派的虚伪；我隐约听到硅基大人叹了一口气，人类的智商也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