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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驰 这一生，都在传播童年贫穷留给他的创伤，没有治愈，只是传播。
周星驰：从喜剧之王，到一座孤岛
1980—1988：没有人托举他的年代
1982年，周星驰拉着梁朝伟一起报考TVB艺员训练班。
梁朝伟考上了，周星驰落榜，最后靠人说情，才进了夜间训练班。
毕业以后，梁朝伟很快成为“无线五虎”，周星驰却被分去主持儿童节目《430穿梭机》，一做就是将近五年。
那几年，他一直在等一个真正的角色。
跑龙套时，他在《射雕英雄传》里演一个宋兵，出场没多久，就要被梅超风一掌打死。
他问导演：能不能先用手挡一下，再死？
导演直接拒绝。
一个龙套，按照要求死就行了，哪来那么多想法。
十几年后，周星驰把这段经历原样放进《喜剧之王》。
那时候的他，没人听他说话，也没有资格决定自己怎么死。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理解周星驰的一个关键。
他太知道被人轻视是什么感觉。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拥有了决定权，他就再也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任何人。
1988—1990：李修贤，第一个托住他的人
1988年，李修贤选中周星驰，出演《霹雳先锋》。
周星驰凭这个配角，拿下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被电影圈看见。
随后，他签进李修贤的万能影业。
李修贤给了他进入电影圈的机会，也给了他最早的一纸合约。
问题是，这份合约签在周星驰成名之前。
1990年，《赌圣》上映，票房超过4100万港币，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周星驰一夜之间，从儿童节目主持人，变成整个香港最值钱的男演员。
但他的合约，还是那个不值钱时签下的低价约。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李修贤按照旧合约，把周星驰外借给其他片商。
片商支付的是巨星价格。
周星驰拿到的，却还是合约里的固定收入。
中间的差价，归公司。
站在李修贤的角度，当初是自己承担风险，签下一个没人要的儿童节目主持人。现在演员走红，公司按照合同赚钱，天经地义。
站在周星驰的角度，观众买票，是因为周星驰。
既然市场已经用票房证明了他的价值，为什么还要按照过去的低价，把大部分利益交给公司？
这也是周星驰此后几十年反复出现的矛盾：
别人认为，自己给过他机会，承担过风险，因此有资格分享成功。
周星驰则认为，成功发生之后，过去的投入都已经不重要了。
真正让项目赚钱的人，是他。
约满以后，周星驰离开。
恩师变成仇人。
李修贤此后二十多年，多次公开批评周星驰忘恩负义。
两人再无合作。
周星驰第一次证明了，只要自己足够值钱，就可以摆脱旧的利益关系。
他也从这次经历里学会了一件事：
不能让别人控制自己的合约，
不能让别人借自己的名字赚钱，
钱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1990—1995：永盛给了他最好的时代，他却不愿意永远给别人打工
离开李修贤以后，周星驰进入向华强、向华胜兄弟的永盛体系。
永盛接住了周星驰最值钱的几年。
《赌侠》《整蛊专家》《逃学威龙》《鹿鼎记》《武状元苏乞儿》，一部接着一部。
1992年，香港年度票房前五名，全部是周星驰主演：
《审死官》《家有喜事》《鹿鼎记》《鹿鼎记2》《武状元苏乞儿》。
这一年，被称为“周星驰年”。
但票房越高，周星驰越难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演员。
投资方认为，电影是一个完整系统，公司出钱，找导演，组织剧组，安排发行，承担亏损风险。
周星驰只是其中最重要的演员。
周星驰却越来越认定：
导演可以换，编剧可以换，投资人也可以换。
真正不能换的，只有周星驰。
既然观众买的是“周星驰”三个字，
他就不愿意只拿演员片酬。
他要改剧本，要决定表演，要控制镜头，要参与分账。
还要决定最终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
问题很快从投资方蔓延到导演。
杜琪峰执导《审死官》，拿下1992年香港票房冠军。
第二年，两人又合作《济公》，结果《济公》票房和口碑都不理想，片场也不断发生冲突。
杜琪峰后来公开表示，不会再和周星驰合作。
王晶与周星驰合作过十余部电影，最后同样分道扬镳。
王晶后来在访谈中反复表达过类似的判断：
周星驰的才华是真的，难相处，也是真的。
所谓难相处，并不只是脾气不好。
更核心的问题是，周星驰很难承认一部成功的电影，是由很多人共同创造的。
电影不好，他会认为是导演、编剧、演员没有执行好。
电影成功，他又会认为，是自己把所有人的能力组织了起来。
最后的功劳，仍然应该归他。
1994年，周星驰成立彩星公司。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拍，由刘镇伟执导的《大话西游》。
上下两部电影，在当年票房惨败，彩星公司随之倒闭。
这是周星驰第一次自己当老板。
也是他第一次发现，拥有全部控制权，不等于一定成功。
几年以后，《大话西游》通过盗版VCD和内地高校传播，逐渐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但后来的封神，救不了当年的公司。
与永盛续约谈崩以后，双方彻底分开。
1996年，周星驰重新成立星辉公司，首部作品是《食神》。从此以后，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高片酬演员。
他要做老板，要掌握公司，掌握版权，掌握电影，
也掌握最后的利益分配。
多年以后，向太陈岚在《美人鱼》上映前夕连续发表长文，公开炮轰周星驰。“没有向家，就没有周星驰”的说法，也由此反复被提起。向太认为，他们给了周星驰最重要的平台。
周星驰不这样看，在他的逻辑里，永盛不是成就了他，是他用自己的票房，成就了永盛。
这也是他后来所有合作关系的底层逻辑：
别人给他的机会，他会记得一段时间，但只要项目成功，他就会迅速认定，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是自己。
2001：林小明承担了风险，周星驰却不愿意继续分收益
香港电影进入低潮以后，周星驰筹备《少林足球》。
“功夫加足球”，再加上大量特效，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稳妥项目。成本高，风险大，题材也怪。
寰宇老板林小明愿意投资，相当于在周星驰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押了一次重注。结果，《少林足球》以6073万港币，再次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影片横扫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七项大奖。
周星驰一人拿下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
黄一飞凭借“大师兄”一角，拿下最佳男配角。
电影拍摄时，为了完成被酒瓶砸头的镜头，黄一飞据称被真酒瓶砸了几十次。
这也是周星驰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
为了最后的效果，他可以让演员不断重来。
因为在他看来，作品最重要。
至于演员付出了多少、剧组承受了多少，都是完成作品必须支付的成本。
《少林足球》大卖以后，真正的矛盾才开始。
电影不只有院线票房，还有海外版权、录像带、DVD、电视播放、游戏、动画和其他衍生价值。
林小明认为，自己承担了前期投资风险，当然应该继续分享电影成功后的长期收益。
周星驰却认为，《少林足球》之所以能成功，核心是自己的创意、导演、表演和名字。
钱虽然是林小明出的，但真正把钱变成价值的人，是周星驰。
于是双方围绕海外版权和收益分配发生争议，最终对簿公堂。林小明公开表示，不会再有下一次合作。
这件事最能说明周星驰所谓“吃独食”的本质。
他不是简单地喜欢钱，而是始终认为，别人对项目的贡献，都可以计算成成本。
投资人出了钱，应该获得有限回报，
演员出了力，应该获得片酬，
编剧写了剧本，应该获得稿费，
武术指导设计动作，应该获得服务费。
但电影真正长期产生的价值，包括版权、IP、衍生开发和品牌溢价，最终应该属于他。
因为他认为，离开周星驰，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
这种逻辑对他自己当然有利，
但对合作方来说，等于他们陪他承担最危险的第一程。
项目一旦成功，后面的利益，他就不想再分了。
《少林足球》也是吴孟达与周星驰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
当时没人知道，这会是最后一部。
2004：《功夫》登上巅峰，出钱的人、出力的人，最后都没有留下
《少林足球》之后，周星驰找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哥伦比亚参与投资和海外发行，让《功夫》获得了当时华语电影中罕见的制作规模。
动作导演最初是洪金宝，洪金宝带着自己的武术团队进入剧组，拍摄几个月后，洪金宝离开。官方说法，是档期和健康问题。
流传更广的版本是，周星驰不断推翻已经设计好的动作，反复要求修改，洪金宝和武术团队无法忍受这种工作方式。洪金宝后来公开说过，不会再与周星驰合作。
袁和平随后接手。
周星驰请洪金宝，是因为需要洪金宝的能力。
但他又不可能真正把动作部分交给洪金宝决定。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所有人都可以是专家。
但最后的专家，只能是周星驰。
别人可以提供方案，周星驰负责推翻。
别人可以完成执行，周星驰负责判断。
一旦电影成功，观众记住的也不会是洪金宝、袁和平或者动作团队。
只会记住周星驰的《功夫》，这就是他的强大之处。
也是所有合作关系最危险的地方。
《功夫》最终在香港拿下6100多万港币，第三次刷新周星驰自己的票房纪录。
全球票房约一亿美元，并拿下金像奖、金马奖双料最佳影片。但电影成功以后，哥伦比亚与周星驰的后续合作也没有真正延续。
《功夫2》喊了很多年，始终没有正式开拍。
一个理论上只要启动就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续集，被一拖再拖。
原因当然不只有分账，但分账、版权和控制权，一直是绕不开的问题。
别人愿意出钱，是为了分享成功。
周星驰需要别人出钱，却不愿意在成功以后，长期分享最值钱的部分。
吴孟达原本在《功夫》中有角色。
因为SARS导致拍摄延期，他已经接了其他工作，最终错过。
此后，两人再也没有等到档期真正对上的一天。
吴孟达生前反复澄清，两人没有不和。
他还说过：他没退休，我没死，就还有机会。
2021年2月27日，吴孟达因肝癌去世。
周星驰亲自前往灵堂，机会没有了。
同一时期，周星驰原来的创作班底也在不断散场。
刘镇伟、李力持、谷德昭、曾谨昌，这些曾经与他共同署名剧本、导演和创作的名字，从2000年代开始，陆续从周星驰电影的片头字幕里消失。
罗家英、苑琼丹、黄一飞，各自离开，各自谋生。
长期留在星辉，至今仍公开替周星驰说话的，只剩田启文等极少数人。
这些人为什么走，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件事。
有人是创作分歧，
有人是利益矛盾，
有人只是各自发展。
但所有人加在一起，呈现出的结果很清楚：
周星驰越来越成功，
周星驰电影里的老面孔，却越来越少，
因为在周星驰的体系里，任何人都可以被替换。
只有周星驰本人不能被替换。
编剧、演员和签约艺人：钱不多，他也不愿意多给
周星驰对大资本的分账敏感，
对小合作方的钱，同样敏感。
按照流传的说法，编剧司徒卓汉曾经向周星驰报出十五万港币稿酬，周星驰只愿意支付十万。
十五万和十万，对一部商业电影而言，根本不是决定性成本。
但周星驰仍然要压价。
因为在他的创作逻辑里，编剧写出的只是初稿。
真正决定笑点、表演、节奏和最终成片的人，还是他。
既然剧本最后还要由他修改，编剧就不值那么多钱。
梁小龙出演《功夫》里的火云邪神后，一度签进周星驰旗下公司。
梁小龙后来公开表示，签约之后，很多演出工作依然需要自己寻找，公司却仍要从收入中抽佣。
从公司的角度，签约艺人、管理经纪事务，抽佣是行业惯例。
从梁小龙的角度，公司没有提供足够资源，工作是自己找的，却还要拿走三成。
这也是周星驰利益逻辑的另一面：
别人的钱，他会计算得非常清楚。
自己的责任，却未必按照同样严格的比例计算。
项目需要艺人时，艺人是公司资产。
艺人需要资源时，公司却未必能真正托住他。
吴孟达、梁小龙、黄一飞、罗家英、苑琼丹，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周星驰电影最被观众记住的世界。
但在商业结构里，他们大多只是演员。
拿片酬，完成角色。
电影之后几十年持续产生的品牌价值，最终仍然归属于“周星驰电影”。
周星驰保留了最大的长期价值，
其他人拿走的是一次性收入。
这当然符合很多电影项目的商业规则。
但当一个创作者长期把所有合作都处理成一次性交易，最后得到的也只能是一批又一批一次性合作的人。
2008—2015：退出主演以后，他开始直接与资本争钱
《长江7号》于2008年上映，这是周星驰最后一部主演的电影。此后，他逐渐退到幕后。
2013年，《西游降魔篇》上映，票房12.46亿元，成为年度华语片冠军。
电影成功以后，周星驰旗下崴盈投资依据一份“票房超过5亿元后阶梯分红”的补充协议，向华谊追讨8610万元。
周星驰方面认为，王中磊曾经答应，电影票房达到相应规模后，给予额外收益。
华谊则认为，相关协议没有正式签署，也没有经过上市公司的有效决策程序，因此不能生效。
双方最终进入诉讼。
2014年至2015年，两审结果，周星驰方面均败诉。
这件事的重点，不只是8610万元到底该不该给。
而是《西游降魔篇》已经取得了空前成功。
正常情况下，一次成功合作，应该成为下一次合作的基础。
到了周星驰这里，却再次变成分钱时的决裂。
华谊承担了投资和发行风险，电影大卖以后，周星驰认为，原来的收益还不够。
因为票房超过预期，自己的价值也应该重新计算。
问题在于，资本的逻辑是：
亏损时，按照合同承担。
盈利时，也按照合同分配。
不能电影亏了，投资人认账。
电影赚了，核心创作者又要求重新谈价。
周星驰的逻辑则是：
合同签署时，没人知道电影会这么成功。
既然成功主要来自我的创作和品牌，原来的分配方式就低估了我的价值。
两套逻辑，都能自圆其说。
但对于合作关系而言，结果只有一个：
项目越成功，双方越容易翻脸。
后来，周星驰与徐克合作《西游伏妖篇》，阿里影业等公司参与投资。
电影票房达到16.5亿元，但口碑平平。
周星驰与阿里影业也没有由此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资本换了一家又一家，矛盾却总是相似。
因为周星驰需要的，不是普通投资人。
他需要的是愿意出钱，却不干涉创作；承担风险，却不过多分享收益；项目出现问题时负责兜底，项目成功以后又接受周星驰拿走最大价值的人。 （凯子？？？）
2016：《美人鱼》赚到顶峰，他又想把下一轮利益留给自己
2016年，《美人鱼》上映
影片获得18亿元保底发行，最终票房达到33.9亿元。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突破30亿元的电影。
纪录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战狼2》。
《美人鱼》的成功，再次证明周星驰的名字拥有巨大的市场价值。
也再次放大了他与合作方之间最根本的矛盾。
资本认为，自己承担了保底、投资、宣传、发行和市场风险，因此应该分享项目成功。
周星驰则会认为：
电影能卖到33.9亿元，归根结底，是因为观众相信周星驰。
光线等合作方在第一部中参与投资和发行。
到了《美人鱼2》，原来的合作结构没有延续。
第一部成功以后，周星驰认为合作方分走的利益太多。
于是第二部不再按照原来的结构合作，而是重新组织资金和制作，希望把更多版权、控制权和收益留在自己的体系中。
第一部风险最大时，大家一起承担。
等IP已经被验证，续集理论上更容易赚钱，原来的合作方却被换掉。
从周星驰的角度，他是在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价值。
从合作方的角度，这等于陪他走过最危险的一程，等到真正可以稳定赚钱时，却被踢出了牌桌。
同期，新文化传媒以13.26亿元，收购周星驰旗下PDAL公司51%的股权。
周星驰签下对赌协议：
数年内，公司净利润合计超过10亿元。
如果没有完成，他需要自掏腰包补足。
周星驰拿到了巨额资金，也把未来作品变成了必须完成的业绩。
对赌从资金，变成枷锁。
《西游伏妖篇》票房16.5亿元，口碑一般。
《新喜剧之王》于2019年上映，票房6.24亿元，被不少观众视为赶工交差。
业绩仍然没有达到预期。
过去，周星驰总想把更多利益留给自己。
到了对赌阶段，他终于拿到了更完整的资本收益。
代价是，资本也用最直接的方式，把利润指标压在了他身上。
《美人鱼2》：想把更多东西抓在自己手里，最后所有人的钱都被困住了
《美人鱼2》于2018年3月在深圳低调开机。
此后，项目陷入漫长的后期。
初始成本据称约4亿元，因为多次补拍、特效重制和利息累积，据称总成本已经超过7亿元。回本线也被推高到24亿元左右。
投资人刘央曾公开抱怨，自己投入巨大，项目多年没有上映，资金长期被压，直言被“拖惨了”。
片中两名男艺人先后成为劣迹艺人，相关戏份需要删除、替换。还传出过AI换脸、重新配音等处理方式。
2021年，影片在深圳进行大规模补拍。
2022年，又因疫情等原因重拍部分场景。
此后，补拍和后期调整反复传出。
豆瓣页面上的上映日期，一度写到“2028，未定”。
这部电影最讽刺的地方在于：
周星驰一直希望减少别人对项目的分配，增加自己对投资、版权、制作和收益的控制。
但当原来的合作结构被拆掉，更多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后，他并没有证明，自己能够稳定地管理一部如此庞大的商业项目。
项目规模越大，越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审美和意志运行。
周星驰想少分一点给别人。
最后却可能让所有人都分不到。
这就是“吃独食”走到极端后的结果：
不是一个人赚得更多。
而是一桌饭放到发霉，谁也吃不上。
前女友于文凤：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在法庭上算账
于文凤曾经是周星驰交往时间最长的女友之一，也长期参与他的投资和资产管理。
两人分手多年以后，于文凤起诉周星驰，追讨约7000万港币的投资分红。
于文凤方面认为，双方曾经存在收益分配约定。
周星驰方面则认为，相关承诺并不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义务。
2021年，法院判周星驰胜诉。法律上，周星驰赢了。
但这件事仍然延续了他人生中最熟悉的结局：
关系开始时，双方谈感情、信任和共同利益。
关系结束时，双方拿出合同、承诺和分账比例，在法庭上计算每一分钱。
朋友如此。投资人如此。合作公司如此。
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是如此。
短剧与旧IP：团队散了以后，只剩“周星驰”这个名字还能反复变现
《新喜剧之王》以后，周星驰多年没有正式上映新的导演长片。他开始进入短剧领域。
《金猪玉叶》《大话大话西游》等项目，都把“周星驰”放在宣传的中心。
由周星驰发起，
周星驰监制，
周星驰把关，
周星驰作品。
但周星驰本人不出演。
过去那些编剧、导演、配角和创作班底，也基本不在。
剩下的是一批新人，按照所谓“周星驰式喜剧”进行表演。
结果并不理想。
因为周星驰电影最不可复制的部分，从来不是几个桥段，也不是几句台词。而是周星驰本人，加上一整套长期磨合出来的创作共同体。
现在，他保留了“周星驰”这个最值钱的品牌。
却失去了共同创造这个品牌的人。
于是，他只能继续使用过去的IP。
《大话西游》
《喜剧之王》
《少林足球》
这些作品的价值，被一遍又一遍重新调用。
当年共同创作的人散了。
作品留下的长期品牌价值，却被集中到周星驰一个人的名字下面。
2026年7月11日：《功夫女足》，又一次把旧情怀端上桌
2026年7月11日，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
这是他时隔七年推出的新导演电影。
也是《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后的精神续作。
周星驰本人没有正面出镜，只在片尾彩蛋中留下一个背影。
影片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并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映日场次纪录。
还是足球，还是功夫，还是小人物，还是逆袭，
还是在调用《少林足球》的记忆。
但当年真正共同创造《少林足球》的人，已经不在了。
林小明不在。吴孟达不在。
原来的演员、编剧、武术团队和香港电影工业环境，也不在。
周星驰保留了最核心的IP。
也保留了最终的控制权。
但IP并不是一个人的回忆。
《少林足球》之所以成为《少林足球》，不只是因为周星驰。
周星驰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最不可替代的人。
这当然没错。
但他进一步认为，既然自己不可替代，其他人的贡献就可以被低估，可以被压价，可以被替换，可以在成功以后少分一点。
这才是他几十年合作关系不断断裂的根源。
从喜剧之王，到孤岛之王，
周星驰不是被某一个人封杀。
也没有一份真正存在的“全行业封杀令”。
周星驰始终认为，成功主要属于自己。
只有周星驰的名字、创意和判断，才是项目真正的价值。
他总觉得别人拿多了
投资人拿多了，
公司拿多了，
编剧拿多了，
演员拿多了，
经纪关系里的艺人，也拿多了。
只要项目成功，他就想把更多版权、更多利润、更多控制权，重新收回自己手里。
开始的时候，这种做法让他摆脱了低价合约。
后来，让他摆脱了电影公司。
再后来，让他摆脱了投资方、导演、编剧和老演员。
他越来越自由，
也越来越孤立。
他拿回了版权，
拿回了公司，
拿回了创作权，
拿回了最终剪辑和项目主导权。
也一次次试图拿回更多分账。
最后，他终于成为整套系统里最不可替代的人，
但代价是，那套系统本身已经没有了。
情怀当然还可以卖出第一张票。
“周星驰”三个字，也仍然足以让无数观众走进电影院。
只是电影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就能完成的东西。
PS:
周星驰真的充分说明了人性的复杂，以及人类样本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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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书前员工汉特，今天早上在自己的微博发声，解释自己为何要举报小红书上市：
《小红书，若不是把人逼向绝境》
近期事件发酵，波及范围超出了我个人的想象，牵动了市场、行业与无数从业者的关注。
首先，我想真诚致歉。
对所有受到本次舆情波及的投资者、资本市场从业者、平台普通员工：
我从无主观意图阻碍企业发展、损害上市进程、破坏任何人的职业与财富结果。目前也无任何关于某司IPO进程与否的最新消息。
外界很多声音，容易把我的坚持，解读成“个人对抗资本”。
但很少有人知道：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是被彻底逼至绝境后的唯一选择。
三年前，我带着十几年干净、正向、持续成长的职场履历加入小红书商业化负责华南直销团队。
我全力拓新、搭建区域体系、带出标杆团队、拿下全国首个Redcase案例。彼时的我，深信职场有付出就有回报，专业值得尊重，规则值得敬畏。
我的职业生涯，在那一年被骤然、无理由地腰斩。
因为在工作中的如实陈述，遭到无端的岗位架空、断崖式的身份降级、无任何过错的职场羞辱。
前一个双月还是区域负责人，转瞬被边缘化、被刻意挤压、被变相逼迫离职。
我没有犯错，却承受了彻底的“职业死刑”。
我不愿狼狈退场、自我否定，所以我选择走完整的法律程序，绝不是为了所谓赔偿。
整整两年多的时间，历经仲裁、劳动一审、劳动二审、期权一审、期权调解。
全程我最深的感受，不是纠纷的拉扯，而是一家企业极致的程序性傲慢。
每一次开庭前，对方均会主动提出调解。
每一次上诉，均无任何新事实、无任何新证据。
所有动作，只是消耗、拖延、拉锯。
利用机构优势、法务优势、时间优势，消磨一个普通人的精力、心态与生活。
最终，我全部胜诉，拿到了广州两级法院的公正判决。这是前进的法治中国、这是走在潮头的大湾区司法的最好体现。再一次感谢广州两级法院。
金钱的损失，法律可以弥补。
但这两年带给我的自我怀疑、精神内耗、职业信念崩塌、人生规划断裂，无人弥补。
坦白讲，我最初的执念，仅仅是为我自己讨一个公道、争一份劳动者该有的基本尊重。
每个普通人遭遇不公，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这是最朴素的本心。
但真正让我无法止步、必须把证据递交至监管层面的，是我在庭审中亲眼目睹、无法释怀的企业诚信问题，以及一个个打来的崩溃求助电话。
在司法文书中，企业为规避劳动者权益责任，明确割裂境内外主体关联；
但在资本市场的VIE架构逻辑里，又是完全统一、百分百协议控制的体系。我要去证明毛文超先生落款签名的（xingin）公司是跟小红书（行吟）公司是有关联的。
对内一套说辞规避责任，对外一套架构对接资本。
这种双重标准、规则套利、文书自相矛盾的操作，
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职场人，最失落、最愤怒的地方。
个体的劳资纠纷，千千万万，各有缘由。
但企业的诚信底线、信息披露底线、对待劳动者的底线，
是整个互联网行业、整个职场环境，最核心的公平基石。
法治社会、资本市场，容不得两套标准。
大企业的合规诚信，不仅关系投资者利益，更关系千万打工人的职业安全感。
我坚持提交全部证据，不是为私怨，不是为热度，更不是想损害任何普通人的经济利益。
我只是希望：
给小红书一记重锤警醒，也给整个行业敲响警钟。
现如今，它还在沉默、还在投诉文章、开始发动公关稿件。
资本可以高速发展，企业可以快速扩张。
但任何发展，都不能越过诚信红线、合规红线、劳动者尊严红线。
我以我被毁的三年职业生涯及职业未来为代价，撕开这道口子。
只为守住一句话：
市场有规则，企业有底线，职场，该有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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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电影业票房出现了巨变，群众把市场和明星们吓坏了
1. 我是电影票房爱好者，经常研究电影票房。是从2017年《战狼2》开始的，看了片觉得不错，扯了两句票房，感觉能30亿。但没想到火爆到要几次上调预测，最后说了个60亿，最终56.94亿。当时真很吓人，当时最多的是周星驰搞的《美人鱼》，30多亿。
2. 但这种”吓人“是好事，打开了“向上”的预测空间。2018年《红海行动》36.52亿，《我不是药神》31.00亿，算是接上力了，业界终于敢大投入了，知道中国电影是“金矿”。后面果然中国电影票房爆发了，几个50多亿，40多亿的也不少。2019年《哪吒1》50.36亿，《流浪地球1》46.87亿，《我和我的祖国》31.70亿，好莱坞的《复仇者联盟4》42.50亿，都是突破。2021年是电影大年，《长津湖》第一部57.75亿超过了《战狼2》一点，《你好李焕英》54亿，女导演第一，《唐人街探案3》都有45.24亿。
3. 再到后面2022年，《长津湖之水门桥》40.67亿，《独行月球》31.03亿，往下走可以理解。2023年感觉上又回到大年了，《满江红》45.44亿，《流浪地球2》40.44亿，《孤注一掷》38.50亿，《消失的她》35.24亿。到这时，我感觉都还可以，除了30多亿的，《长安三万里》这种不到20亿的也挺好看。春节档可以，暑期档都不错。
4. 2024年不太对劲了，《热辣滚烫》34.18亿就第一了？《抓娃娃》33.28亿、《飞驰人生2》33.61亿。似乎是，大家过年要去看电影，没什么好选的了，就这几个吧。当时有点失望，感觉中国电影似乎就这点招了。
5. 再后面2025年，市场彻底变化了。一头是《哪吒2》154.46亿，突破了最狂野的想象力。中国电影票房潜力有多高，深不可测了。我是完完全全震惊了，怎么也不可能想到这个数。但是另一头，又是电影界的恐慌，大家不想看一般的电影了，只有《南京照相馆》30.17亿算可以。年底又出了一个没想到，好莱坞的《疯狂动物城2》45.94亿。
6. 到2026年，电影业危机彻底爆发。《飞驰人生3》44.21亿，看似成功，我认为说明了电影业的整体失败，春节档别的没有能打的，这个还能看下，没多好看，惯性观影。如果排第二的是《给阿嬷的情书》20亿，那市场的清冷算是多年来最差的。这年“吓人”的是，几个大牌明星都给出了极惨的票房，“向下”的想象空间打开了。谁来都不好使，群众不会因为明星去看片，这个事市场已经相信了。几亿算不错了，几千万不算差，几百万也可能。这等于摧毁了电影工业体系的定价基础。
7. 按好莱坞规矩，抗票房的明星，扑了一部大制作业界会再给一次机会，市场波动、档期竞争、营销失误、导演问题，原因可能很多；如果连续第二次扑了，说明观众缘已经不行，再没有机会了，从A-list里除名。那中国这的局面是，没人有抗票房的能力。不是个别明星的事，全都不行。
8. 电影搞“大明星+大制作”，在中国这等于找死。以前大制作也有机会扑街，但多少有点票房，几亿都算失败。现在直接给你几千万的数据，几百万也可能，玩去吧。中国电影市场称得上全球最残酷，观众不认人只认片。不是没钱看电影，好了可以50亿、上百亿。但要是没啥看头，直接凉透。原因比较复杂，感觉是群众观影眼光比电影业界进步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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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O 才21天大，
出现过连续阴跌11天……现又横盘几天
这孩子出生自带“挨打体质”吧？！🤣
FUD大军冲锋陷阵：
“机制bug！”（翻译：我看不懂所以它有bug）
“分流盘来了！”（狼来了喊了十遍，狼先把自己吓跑了）
KOL痛哭流涕：“要完蛋啦！”（然后小号默默买了三单）
$SATO 躺在地板上挨打，
每挨一棍就原地+1层BUFF：
阴线？那是给它做SPA！
FUD？那是给它刷热榜！
现在黑子们已经开始破防了：
“怎么还没归零？这项目是开了外挂还是我手机坏了？！”
跑路的都是正常人，
留下的全是人生三大幻觉：她爱我、我能回本、下一个代币必能100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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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屹公众号最新文章
《我命由我，也由天》
第一次听见“我命由我，不由天”，我心里就顿了一下。话是提气的话，只是我总觉得，说到这里还没有说完。后来这句话听得多了，路上听见过，饭桌上也听见过，大家碰到难处时，常拿它给自己鼓劲。我听着也明白，只是心里一直存着后半句话：我命由我，也由天。
人活一辈子，还是得靠自己做事。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手里的事也得一件件做完。妈妈常说：“天上掉馅饼，也得自己张嘴。”这话很土，却很实在。我们不能坐着等，要做好准备。这样，好事来临时，才能接得住。
年轻的时候，我总觉得非得做成什么大事，才算有出息。后来才知道，日子不是这样过的。答应人的事按时做到，该自己担的别躲，人要实诚不欺骗，得本分不占便宜。许多看着不大的事，都是做人做事的根底。
小时候常听《狼来了》的故事，那时只当是哄小孩的。人长大了才知道，一个人若不实在，话说得再漂亮，也站不住。别人信你一次、两次，信不过第三次。人有本事当然好，可本事大，不如人实在。情分、交情、别人肯不肯再把事托给你，多半都在这些地方。
年轻时我也不是没吃过亏，也怨过，不明白老实人为什么总要多受一点委屈。年纪慢慢大了才觉得，人若不亏心，心里总归是安稳的。未必立刻有回报，可晚上睡得着，白天站得住。安稳这东西，没事的时候不觉得它珍贵；真有了事儿，才知道它值钱。
记得有一年夜里，爸爸忽然发病，我跑去奶奶家求救，外头黑得很，人也慌。奶奶看着我，只说了一句：“不要怕，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这话我记了很多年。人活到后来，求的未必是多大的热闹，能有一点心安，已经很好。
“我命由我”，只说“由我”还不全。人再用力，也有够不着的地方。太阳不是我们挣来的，空气不是，命也不是。每天一早醒来，能看见光亮，能下床走路，能听见人说话，能端起一碗热饭，这些事平常得很，细想起来，却没有一样是凭本事换来的。想到这里，人就不敢把话说得太满，天比我大。
我以前吃了许多苦，可现在回头看，人生没有哪一课是能跳过的。那些难熬的日子，那些吃亏受苦的时候，一点一滴都作数，都在锤炼后来的我。若当时真的跳过去了，现在的我恐怕也不会是如今这般样子了。这么一想，连苦难也觉得是一种馈赠，只是当时身在其中，看不明白罢了。
我理解的“天”，不是头顶的那片天空，也不只是所谓的命运。人们在情急时会喊“老天爷啊”，那个被呼喊的对象，就有点我说的这个意思。往深里想，它是一种存在，它的智慧和能力远远高过我们。好比一棵树和种下它的人：种的人总归比被种的树懂得多，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
想到这里，心里就会生出一点感激。一路走来，帮过我们的人，未必都是做了什么大事，有时候不过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次顺便搭把手。年轻时不觉得，后来才明白，很多路其实不是自己一个人走出来的，连门前的山、早上的光、井里的水，都是先放在那里等着你的。人若总认为什么都是自己挣来的，心就容易硬。
人有些时候，也得安静一点。不能老是算，老是争，老是和自己较劲。该做的做了，剩下的，放一放，有些答案，不是在桌上拍出来的，也不是在心里翻来覆去想出来的。心静一点，人反倒能慢慢看明白。该尽力的时候尽力，不强求，也得会放手。这不算认输，不过是知道，天比我大。
所以我想，“我命由我，也由天”这句话，听着更妥帖一些。该自己做的事，照旧认真去做；不是自己能定的，也不必死拧着。路还是得自己走，天也还是要抬头看。这样过日子，心里才能踏实些。
潘石屹
二〇二六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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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那十年，满城尽带黄金甲》（见附文）回顾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十余年时间，引发网民热议。
社会信心这种东西，高涨的时候就狂飙突进、一日千里，退潮的时候就山崩地裂、哀鸿遍野。
中国民众仍然对眼下的经济困境缺乏清醒认知，他们一边幻灭，又一边怀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们以为这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经济周期而已，他们以为忍一忍，困境就会过去。
我想借题发挥的地方是：社会信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当社会信心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像东欧剧变那种连锁反应。这一点在捷克斯洛伐克尤其突出：这个国家的反对运动甚至没有怎么出力，这个国家就已经被时代浪潮裹挟而去，因为信心崩溃确如山崩地裂。
当然，我并不是鼓吹坐着干等政权自己灭亡。中国眼下的时代幻灭还夹杂着新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的经济危机还没有触底，但是社会信心已经松动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转型历史机遇期，就好像波兰反对派运动遇到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和1976年当局误判形势导致食品大涨价。如果抓准了历史机遇期，社会运动就会如风卷残云一样席卷过来；如果错过了历史机遇期，不但反抗运动要付出更大代价，还可能无法成功。
在经济高涨期鼓吹中国崩溃论是对政治经济规律的无知，但经济衰退期重新鼓吹中国崩溃论则近乎逃避责任和自娱自乐了。
无数现实案例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经济上破产的国家，也并不必然导致政权崩溃。真正导致政权崩溃的因素绝不包括国民什么都不做就干等政权灭亡。
社会运动就是为政权更迭创造新变量的最重要环节：因为社会运动意味着社会主动求新求变，要求解决现实问题。
相反，如果社会运动缺席，我们就会像案板上的鱼肉幻想重归大海。
我们要主动去创造社会运动，要主动去创造可以改变社会的全新变量，不要沉浸于无休止的内斗和党同伐异，然后埋怨别人没有努力去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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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十年，满城尽带黄金甲》
——来自微信公众号：摩登中产
1
2004年，冯小刚包下T97次列车，取名“天下无贼号”，从北京南下香港。
列车经郑州，过武汉，越长沙，车厢内德华高歌，葛优醉饮，一路欢声。
一年后，微醺的葛优转战《夜宴》剧组，这次冯小刚用一亿两千万，重建了一座皇城。
数米高的青铜吊灯有两百盏，皇后的凤辇造价五十万，1.2万平的大殿诡秘森严，大殿前数十匹骏马奔腾，每根毛发都用黑油熨染。
那几年，中国电影尽是大手笔与大场面。
陈凯歌的《无极》，到香格里拉布景，在无人区修路，为几秒镜头买了100多头高原犏牛。
徐克的《七剑》，远行天山三年，武器造了上千把，准备连拍6部，对标星战。
更早之前，张艺谋在内蒙胡杨林深处，拍下《英雄》第一个镜头。片中的树叶，都是60元每包，从老乡家收购。
刀光剑影裹着王霸雄图，呼啸向前。人民大会堂首映礼上，200大学生身披秦甲，高喊：风！风！大风！
2006年，张艺谋开拍《满城尽带黄金甲》，那风已浩荡无双。
电影投资3.6亿，在横店1：1仿建故宫，一万平广场上，铺满四百万朵菊花。
51岁的周润发身披八十磅重的纯金龙袍，龙行虎步，穿过金色廊柱，登上朱红高台，放眼望去，一片金色的海。
两年后，投资更高的《赤壁》到来。吴宇森要用6亿投资，“拍一部伟大的电影”。
六千名群演，奔跑在八卦阵之中，两千艘战船，浮动在波涛之上。最长一艘战船，首位长达38米，号称亚洲版特洛伊。
那些风声水气，已成绝响。多年后，参与拍摄的群演，回味起漫天落雪般的灰烬，“像大梦一场”。
那是澎湃的大时代，而时代越澎湃，主角反而越是小人物。唯有上行，才有逆袭。
21岁的李宇春，被352万条短信选成全民偶像，登上时代封面，她原本计划是毕业做北漂，在地铁通道站唱。
33岁的郭德纲，穿过大雾回天津办专场，一月接受采访140场，不久前他的梦想还是小剧场能坐满，说句“我很欣慰”。
那些年，我们看着旭日阳刚唱上春晚，看着王宝强越过原野，看着黄渤奔跑在《疯狂的石头》收尾，高架桥两侧，浮出海市蜃楼。
穿行过上行周期的人，都相信奇迹。
那十年，优酷上最火的歌是“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毕业季上最流行的歌是“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而写进高考作文题的歌是：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
飞翔的人们掠过金色年代。
2001年，中国男足挺进韩日世界杯，2002年，姚明亮相休斯顿火箭队，2004年，刘翔110米栏决赛夺金，创造世界纪录。
那天，疾驰如风的他说：我感觉今天自己是一个奇迹的主角。
2008年，更大奇迹上演，29个巨大焰火脚印，沿北京中轴线破空踏来。
鸟巢之内，千人击缶，万人高歌，李宁飞天踏画，圣火熊熊，成为一个时代的燃点。
火光下，人人都是奇迹的主角。
2
奇迹背后，是经济狂飙带来的底气。
2001年，中国GDP增速8.3%，而这只是那十年的最低值。
2003年到2007年，中国GDP连续5年两位数增长，2007年增速达到14.2%。
在西方，中国崩溃论悄然退场，英国记者金奇写了《中国震撼世界》，并成为英国年度最佳图书。
在国内，央视《大国崛起》纪录片多轮重播，盗版碟热销，被摆在摊位最显眼位置。
狂飙的经济，让原材料需求激增，煤老板成为上行周期第一批宠儿。
他们一夜暴富，再一掷千金，最爱到北京买房投资。煤老板们对望京不屑一顾，要买就买“一环”：以天安门为圆心，用圆规画圆，半径在3公里以内，否则不买！
他们买奔驰越野，开信贷公司，投资影视剧，多年后，导演彭浩翔对煤老板念念不忘，“你给我拍个艺术电影，拍什么内容我不管，一定让我女朋友走红毯”。
2010年，30多个煤老板集资50多亿，成立汾酒投资公司，豪言让汾酒产能提升3倍，和茅台一争高下。
与煤老板一起纵横江湖的，还有地产商。
1998到2007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年增速20%，2007年，26岁的杨惠妍成为中国新任首富。富豪榜单前100名中，有39人从事地产业。
巨浪之下，热钱开始聚拢中国。
2006年，美国红杉资本合伙人迈克尔造访中国，称中国伟大公司或许还没有诞生。
一年前，号称投资半径“不超出硅谷40英里”的红杉资本来到中国，成立红杉中国基金。
红杉合伙人沈南鹏，意气风发坐在上海恒隆广场28楼办公室内，桌上摆着3部手机，每个月话费上万起步。
窗外，黄浦江江水奔流，一往无前。
那年，朱啸虎刚加入金沙创投，很快有外号“点石成金”；今日资本徐新，刚投资土豆网，并称哪怕不盈利“我们愿意养它三年”。
投资京东时，徐新嫌刘强东要200万美元太少，主动加到500万美金：“你现在没尝到钱带来的威力，你会觉得200万是远远不够的。”
2006年春节，从华盛顿飞回上海的38000英尺高空上，吴晓波给新书《激荡三十年》写下题记：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
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
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2005年8月，百度登陆纳斯达克，当天涨幅超350%。
媒体采访李彦宏，问他知不知道百度造就了8个亿万富翁，50个千万富翁，400个百万富翁。
李彦宏说，分享财富，共同奋斗。
两年后，阿里巴巴上市满月酒，酒桌上员工都在计算身家；同年，史玉柱在陆家嘴摆上市庆功宴，给所有人涨薪，并一人发一枚老凤祥定制金币。
财富浪潮从楼市到股市，从煤老板到互联网新贵，最后漫过每一个人。
北京海淀，星巴克内坐满创业者，推门进店，投资、创业、技术理想的话题扑面而来。
高中辍学的李想，4年身家过亿，笑谈发家历程：“我们这些人，前两年，还糊里糊涂的，什么都不知道……”
《新周刊》写出那十年的急切和野望，“如果你三十而未富，那你这辈子很可能已经没有机会了。”
当时只道是寻常。
3
2007年，身份神秘的外企经理李可，写了《杜拉拉升职记》，两年卖出210万册。
书里干练坚强的南方女子，成为无数白领的人生范本，“杜拉拉信奉踏实，不懈努力，靠个人奋斗获取成功。”
上行周期的年轻人，总是自信又乐观，相信未来注定是他们的。
有媒体调查北上广深8个城市青年，发现7成以上年轻人不在乎失业，自信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
他们相信爱情，选择伴侣时，更多考虑人品志趣，门当户对被排最后。
他们相信梦想。广州赤沙村的小情侣，相信一定能搬到市区；北京唐家岭的蚁族，则梦想“三年一辆车五年一套房”。
在国贸，白领相信30岁前能当上主管，主管相信后半生都是中产，飞机靠背插着的杂志上，说就应该“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
回望那十年，繁华之下是狂飙，而狂飙的遗泽是信心。信心是最强大的惯性。
惯性之下，那十年流光溢彩。
他们是许三多，他们是杜拉拉，他们是见证奔腾的马冬梅和夏洛，他们是贾樟柯的风流一代。
风流轮转。
19年后，满城已无黄金甲，横店广场也无耀眼明黄，蚁族的城中村已化森林公园，碧桂园忙着交房，昔日女首富焦头烂额。
去年夏天，徐峥穿着不合身的外卖服，试图讲述逆袭人生，结果被骂得声名狼藉。
电视上播的是小欢喜、小舍得、小别离，45岁的黄磊在楼道上痛哭流涕：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工作。
有人剪辑了马云的视频，2008年，马云说：银行不改变，我们改变银行；2018年，马云说：要改变我们自己。
2020年，马云说：都难都难，现在都难。
所有人都在翻山渡海，沿着周期向上攀爬，而旅途越艰难，越想念远去的夏天。
今年42岁的刘翔，已退役十年，罕有露面。
2020年一档综艺上，他和几个小朋友在大巴车上休息，小朋友问他到底几岁。
刘翔笑着回答说：“我想永远停留在21岁，再来一遍。”
越来越多人回望那十年，不是贪恋黄金的甲光，而是想重温信心的力量。
每个上行周期，狂飙的经济，总能带来信心，而重启上行周期，则需以信心为起点，凝聚心气。
今年夏天，苏超火爆，一座座奥体中心内，人声鼎沸，人潮如海。
这只是草根联赛，但当人们都相信它会成功，都有心气把它办成功，它就能成为奇迹。
夏夜漫长，体育场灯光璀璨，欢声如雷，笑容如昨。
恍惚间又有热风吹过。
不如我们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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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传记作品，本质上都是在厘清「天才即凡人」的道理，解构历史的必然，寻找浪潮的起点，把万里挑一的人生命运还原成触手可及的血肉之躯。
茨威格大概是一个例外，他写完「人类群星闪耀时」是在1928年，那会儿的欧洲还没有沦陷为昨日的世界，精致的凡尔赛体系看起来完美无瑕，连科学技术也被战争驱动着突飞猛进，所以茨威格倾尽毕生的乐观，将数千年的文明光芒施与寥寥数人，山高水长，虎嗅蔷薇。
当时的茨威格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没过多久他就会被纳粹逐出故居，开始长达10年的流亡生活，所有熟悉的秩序都在崩坏，直至自杀前，他还在哀叹自己成了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人类不可挽回的奔赴野蛮。
「荒谬的是，在这个道德上倒退了一千年的时代里，反而看到了人类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就，一跃超过了以前几百年所取得的业绩——飞机征服了天空，话音几秒内传遍全球，原子分裂，治愈疾病……昨天所不能做的事，如今几乎每天都可以做。在我们时代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既没有露出魔鬼般的嘴脸，也没有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这段话几乎可以适用于茨威格死后的几十年周期，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世界摇摆于这条光谱的两端，一边腾飞，一边堕落，英雄和小丑同体，高洁与狼藉并存。
埃隆·马斯克正是这个夹缝中的时代造物，为他立传的沃尔特·艾萨克森最终交付了这本600页、50万字的「埃隆·马斯克传」，我用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读完，在高饱和的信息密度里，我隐约看到了创作者的居心：
他在贴身跟访马斯克的2年时间里，不止是为了收集素材，还在找一个人，而这个人在文学作品里，通常被称作是「弗兰肯斯坦」，是他制造出了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怪奇生物。
沃尔特·艾萨克森是在2021年确定新书选题的，他给马斯克打电话，提议，然后得到了口头同意，没想到马斯克比他还快，在还没有面谈敲定细节时就直接发推公告天下，宣布艾萨克森将成为自己的传记作者。
企业家、亿万富翁、科技大佬、红毯名流……在这眼花缭乱的身份背后，人类个体之间的差异其实很小，比如大家都对分享聊天记录这件事情管不住手。
比尔·盖茨给马斯克发短信推销慈善项目，后者反问他有没有清空特斯拉的空头头寸，比尔·盖茨把手机拿给自己儿子看，问该怎么回这条消息，与此同时马斯克也在把短信展示给艾萨克森看，证明比尔·盖茨是个混账。
马斯克的女朋友说，看他和比尔·盖茨之间的斗气，就像两个小男孩在比谁的[哔][哔]更大。
还有马斯克对于父姓权的重视，也能在瞬间把改变世界的叙事拉低到邻里谈资的高度，在大儿子变性并与他断绝关系后，马斯克会非常郑重对自己其中一个女友提议，去法院确保两人通过体外受孕生下来的一对龙凤胎拥有「马斯克」这个姓氏，而不是只有母亲的姓。
而马斯克和他父亲的关系更是纠缠不清了几十年，直到马斯克成为全球首富的时候，他父亲还在以自杀为威胁——「那样你这辈子就完了，大家都会发现你的真面目」——向马斯克索要每个月2000美元的生活费，而马斯克则以2000美元为筹码，要求父亲停止更新一档YouTube节目「天才的爸爸」，内容是吹嘘自己为何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儿子。
你们说，这都叫什么事儿啊……
「埃隆·马斯克传」的正文前面，被加入了一张单页，写着马斯克的一段自白：「对于所有曾被我冒犯的人，我只想对你们说，我重新发明了电动车，我要用火箭飞船把人类送上火星，可我要是个冷静、随和的普通人，你们觉得我还能做到这些吗？」
毫不夸张的说，这么厚实的一整本书，都是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传统的道德框架会用「二分论」来解释一个人同时具有优点和缺点的性格特征，但对马斯克的观察更像是「因果论」，即他的缺点造就了他的优点，反之亦然。
于是那个糟糕线团的尽头，就如愿以偿的出现了死结，如果他克制了坏脾气，他就会失去无与伦比的激情，如果他与人为善，他也就会放下事业上的一切执念，如果他变成一个更好版本的马斯克，那么他就不再是马斯克了。
某种程度上，「埃隆·马斯克传」是一本反完美主义的教材，马斯克得罪了几乎所有与他亲密的人，从创业伙伴到长期下属，从枕边恋人到投资对象，这些人用了最刻薄的评价来向艾萨克森提供马斯克的侧写，但同时也都会补充说马斯克是自己不曾见过的牛逼人物。
都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这才半世过去，其人已经渡过几重沧海。
总之，还是非常推荐这本书，当代最优秀的传记作家，下了大功夫去写当代最戏剧的商业人物，这个阵容已经足够顶级，和「乔布斯传」相比，马斯克的人生还处于未完待续的阶段，这让他的个人传记更像是新鲜上线的首季剧集，当编剧自己都还没写后面的内容，这种未知感对于可读性的贡献，反而更有滋味。
卡尔维诺写过一个终生居住在树上、用以对抗秩序的男爵柯希莫，在他12岁爬上树前，他是这么被父亲威逼的：
「反叛行为不是用尺度可以衡量的，有时以为只迈出了几步，却永无掉头回返之机了。」
然后，他就再也没有下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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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YNN# #NMB48人狼#
めっちゃ楽しかった🤣🤣🤣
こんな真剣勝負な人狼は人生初！笑
熱い戦いとなりました🐺✨
2回戦目はもー頭パンクだった！笑
でも楽しかったぁ☺️💕
またやり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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