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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达里奥最新的访谈，他补充了三个观点：其一，是目前AI暂时只是提升人的效率，比如提升10倍、100倍，但不久以后替代率将可能逼近100%，也就是人完全被取代；其二，是anthropic现在在做的事之一，就是防止全球范围内大范围的共产革命。 这两点都是我上期节目里谈到的，看起来大家看待问题的方式都差不多，只是我们都不知道第一步的这个窗口期会有多久，也许两三年，也许五六年。 他认为防止革命的具体的方法有三条，第一是AI辅助制造业回流，因为制造业暂时还是需要人的，比白领被取代的速度慢一些；二是增强人的连接，因为未来人的连接依然是AI无法取代的；第三，就是全力阻止中共通过蒸馏等手段获得最先进的AI技术。 前两条依然是上期节目里谈到的。 但除此以外，我还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近期罗振宇去线下实地采访，已经展示出中国各行各业，从能源化工到零售行业，AI都已经在大规模取代人类工作了，整个化工厂厂区几乎见不到人。 也就是说，中共已经悄然将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从之前的低人权优势变成了无人权优势，这对其他国家的冲击更大。因为其他国家出于人权方面的考虑，会尽量延缓大规模失业的速度，依然必须考虑普通人的生存需求，逐步搞福利制度建设，而中共不需要，普通人的死活他们可以完全不在乎，说裁你就裁你，并且不给任何福利，并且老百姓还没法反抗，这就能产生极大的成本优势，进而对其他国家的产业造成冲击。 这一招，其实也就是当年中共长春围城时的打法，你国军不能朝老百姓开枪，但我共军可以驱赶女人和小孩在前面挡子弹，到最后，你只能缴械投降。 世界各国，都应该立刻着手研究应对策略，这才是关系到人类世界未来格局、以及每个人以后将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世界的大事，比什么美伊战争重要一万倍。

【龙生龙凤生凤观念引发讨论】 谈到“龙生龙、凤生凤”这句古话，有人认为这种观念并不符合现实规律。一个人的能力、品德和成就，并不会因为出身或血统而天然继承，更不代表父辈优秀，后代就一定优秀。 从历史上看，许多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都希望将资源、地位甚至权力传给后代，但这种传承并不一定能够获得广泛认同。能力与领导力需要通过实践和考验来证明，而不是依靠身份或家族背景来获得。 在讨论朝鲜和中共等体制时，也有人认为，过度强调家族传承和个人崇拜，容易引发内部矛盾和合法性质疑。如果权力继承更多依赖血缘关系，而非制度与能力，往往会削弱组织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因此，“龙生龙、凤生凤”更多是一种传统观念，而现实社会的发展往往取决于个人能力、制度建设以及社会认可，而非单纯的家族传承。 #龙生龙凤生凤# #家族传承# #权力继承# #习近平# #金正恩# #制度建设#

互联网变成了猎巫场：下一个计算机文明急需解决的问题 This is a witch hunt. 这是一场猎巫行动。说白了，就是村口吵架的国际升级版，一场既滑稽又荒谬的戏剧。它迫使我不得不认真审视：我们这一轮计算机文明所造成的时代痛点。对吵架，我不感兴趣；对谁和谁互相攻击、揭发，也不感兴趣；对所谓大V、真假身份、是否庇护、是否外宣，更是一丝兴趣都没有。但我非常清楚，从技术和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上一个文明无法解决的痛点，恰恰就是下一个文明的结构起点。这才是值得慢慢展开的部分。 在我看来，互联网中的 witch-hunt（猎巫式追捕），本质是一种 结构性失衡的群体行为。它常常披着“正义”的外衣，却在认知、制度与行动三个层次同时发生扭曲。 在认知层面，它依赖于“敌人制造”和“道德标签化”。复杂问题被简化为某个“坏人”的错，群体通过符号化的敌人获得秩序的幻觉。目标人物很快被打上“邪恶”“不可饶恕”的烙印，失去辩护的可能。算法在其中推波助澜，放大愤怒、恐惧与厌恶，让猎巫迅速形成虚假的共识。 在社会层面，它体现为“群体一致性”和“外部性转嫁”。沉默者不得不表态，否则就会被视作敌人；个体觉得自己只是顺手评论转发，结果集体行动却能毁掉一个人；整个社会的焦虑、无力感被转嫁到替罪羊身上，换来短暂的心理平衡。 在技术层面，猎巫被算法和流量经济加倍放大。平台偏好极端和情绪化内容，使猎巫更容易形成热度；攻击和参与能够带来曝光与粉丝，让错误的激励机制不断驱动猎巫循环；一旦某次猎巫成功，它就成为模板，推动更多猎巫事件复制上演。 因此，这是 认知简化 + 群体从众 + 平台算法 三者共振的产物。它满足了群体的三重需求：一是解释需求，复杂问题有了坏人的“简单答案”；二是秩序需求，通过一致行动获得虚假的凝聚感；三是经济需求，流量和注意力被迅速放大并货币化。 这一轮文明的舆论机制：尴尬的大v 成为猎巫对象 这一轮文明的舆论机制里，最尴尬的位置往往落在大V身上。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种 符号化位置：流量、影响力和价值观的代名词。在群体焦虑或社会不满时，大V自然成为“最容易被替代、最方便背锅”的对象。就像古代祭祀中的“替罪羊”，大V身份放大了其“牺牲性”，使他们变成群体情绪的投影屏。 注意力经济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逻辑。越高曝光，就意味着越大靶子，大V的每句话都会被无限放大、细致解读，使得围猎他们的“成本—收益比”异常低廉。算法的推高效应让舆论的波动和猎巫机制互相共振，而攻击大V本身还能带来点击量、粉丝与立场收益，于是“攻击大V”逐渐演变为一种可复制的商业模式。换句话说，大V被围猎的经济激励天然存在。 在这样的舆论结构下，大V陷入了一种制度真空。普通人遭遇猎巫，往往还会引发同情与保护本能；但大V遭遇同样的境遇，却被视为“权力者理应承受的代价”。更大的问题在于，社会始终缺乏一个明确的制度接口去区分“批评”与“猎巫”，结果导致大V频繁处于无处申诉的状态。于是，他们被误认为是“天然可牺牲”的群体。 制造大v成为各方势力的舆论争夺战 在当下的舆论格局里，制造大V已经成为各方势力的争夺战。大V早已不是单纯的个人，而是被塑造出来的“权力节点”。他们不仅仅是有观点的人，更是信息网络中的 流量集散点。机构、资本、政治力量会有意识地扶持、放大甚至打压某些大V，把他们当作“代理人”来操纵公共叙事。于是，大V的存在感与话语权成了一种“软权力武器”，谁能制造和掌控大V，谁就能影响舆论格局。换句话说，大V正在被当作“信息政治的棋子”。我完全不纠结谁是“被制造出来的大V”，你大可以放心，绝大多数迅速崛起的大V背后，几乎必然有力量在推动。 各方势力打造大V 资本会投入资源，把意见领袖打造为符号化人物，形成所谓的 资本型大V；政治力量则通过舆论工程，塑造“代理发声人”，让他们成为阵营代言，这就是 政治型大V。不论是哪种模式，结果都是一样的：大V失去了“纯粹个体性”，被深深嵌入更庞大的权力网络。 成为大v的巨大风险，随时可能被旗帜化或者被抛弃 然而，成为大V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制造大V = 制造猎巫靶子。一方面，他们具有 易毁灭性：当舆论环境转向时，制造者可能随时抛弃甚至反噬他们，让其成为“献祭品”。另一方面，他们往往被推向 极端化，为了维持流量和对立面，只能不断强化尖锐立场，逐渐成为社会撕裂的节点。再加上算法和资源的操纵，大V常常制造出 虚假共识，看似众人追随，实则只是一种被编程出来的幻象。由此，制造大V也就同时在制造一个 猎巫循环。 大V一旦被制造，就不再被视为人，而是一个 符号。符号的价值只在于能否继续发挥作用，而不是背后的真实个体。当符号失效或不再符合某方利益时，就会被迅速抛弃，甚至主动被推上“祭坛”，以平息群体的情绪。大V因此天然带有 可牺牲性，是文明体系中的 可抛弃节点。而他们的困境就在于，享受过度聚光灯的同时，也注定要承受过度放大的反噬。当舆论转向，过去的荣耀与追随立刻化作攻击的武器：旧言论被翻出，粉丝集体倒戈，媒体推波助澜，最终让“大V崛起得越快，坍塌得也越快”。换句话说，制造大V本身就是在埋下一颗猎巫的定时炸弹。 更冷酷的是，政治与资本的抛弃机制几乎是制度化的。大V的本质是“代理人”，他们并不拥有独立的退出权力。当局势需要转移注意力时，大V往往会被当作“缓冲阀”，被交出去献祭，以换取更大结构的稳定。 这种循环会不断耗散社会的信任，使公共领域越来越失真 这种“制造—崇拜—反噬—献祭”的循环，不仅仅是摧毁了几个大V，而是对整个社会的 信任结构 进行着长期而缓慢的腐蚀。公众一次次看到“昨天的偶像，今天的罪人”，于是个人对意见领袖的长期信任逐渐坍塌；不同群体各自制造和猎巫自己的大V，社会信任被撕裂成部落化的碎片，失去了公共交集；当舆论场不断通过“献祭”来转移矛盾，制度的公正性也随之受到质疑，越来越多人开始把一切解读为操控与表演。最终的结果是：个体不信任 → 群体不互信 → 制度不被信任。 公共领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失真。讨论的注意力被严重扭曲，不再聚焦事实与结构性议题，而是被大V的兴衰故事反复绑架；叙事极端化成为常态，双方为了争夺流量都在制造极端大V，导致公共空间被“偶像 vs 反偶像”的戏码淹没；真正的结构性矛盾——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环境问题——反而被转移和掩盖，公共领域沦落为一个“影子剧场”，越来越像“虚拟斗兽场”，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对话场所。 长远来看，这样的循环会把社会推入 信任赤字文明。个体逐渐冷漠，学会“谁都别信”，转向犬儒和沉默；敢于发声的人多半是极端者，于是公共舆论只会进一步两极化；社会整体失去稳定的信任黏合力，无法构建长期共识，制度建设与战略规划都被削弱。最终，文明会陷入一种 “低信任陷阱”：共识不再能持久存在，公共领域失去了真实的黏合力，只剩下持续的分裂与耗散。 网络猎巫运动（witch-hunt） 不再只是“舆论风暴”，它越来越多地直接 渗透、绑架甚至改变现实执法。 我们在亲眼目睹舆论执法的荒诞闹剧。 温和的声音，理性信息源，被消失在洪流之中 上一轮文明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都是下一轮文明的突破口。 从目前来看，我选择做一个理性的旁观者。我不追随任何人，对某些人偶尔的欣赏也只是因为文字上的共鸣而已。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大V来说，他们的有效内容——包括事实、逻辑和见解——所占比例极其有限；而情绪化的表达、立场攻击以及互相围猎的内容却占了压倒性的多数。如今的互联网充斥着成倍流转的谩骂与重复言论，噪音早已远远淹没了真正的信息源。这种局面使得 社会成本高企：每一次讨论都像是在情绪废墟中艰难“淘金”，认知效率被极大削弱。现状可以简单归纳为：无效循环 > 有效生成。 噪音被播放无数次。真相播出来一次但是没人听。 真正的信息只需要生成一次！ 我真正关注的，是 下一轮文明的突破逻辑。在那个新的框架里，信息的价值将不再以“热度”衡量，而是取决于它是否贡献了 新事实、新论证或新结构。有效信息应当是一种一次性贡献，能够被验证、被复用，而不是无限重复的噪音。其次，信息应当 只生成一次：无论是谩骂还是重复性表态，都不应再获得传播权重，平台要自动识别并降噪；真正的有效内容则被抽取为“唯一信息源”，供无数次引用，而不是被反复复制和歪曲，这就像“区块链上只写一次”那样，可无限调用，却无法篡改。最后，信息分配机制也必须 结构化：算法应当将原创事实、有效观点、可验证的数据设为高权重源头，而将情绪化的重复、立场性的攻击、无新信息的噪声降为低权重。 这种新逻辑可以归纳为一句话：有效一次 > 无效循环。这不仅是信息分配的优化，更是下一轮文明在认知秩序上的根本突破。

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 尼泊尔Z时代革命——哎，人类文明逃不脱的循环 There’s a storm coming, Mr. Wayne. You’re all going to wonder how you ever thought you could live so large and leave so little for the rest of us. 风暴即将到来，韦恩先生。 你们这些活得光鲜亮丽的人，总以为理所当然，却只把残羹冷炙留给其余的人。 ——猫女，赛琳娜 革命，又又又又是一场革命（累了，毁灭吧） 尼泊尔爆发。起因是政府下令封禁 Facebook、X（推特）、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理由是它们未注册在通信部门的新规之下。年轻人，尤其是 Z 世代，对此愤怒异常。他们的反抗不仅是针对信息自由受限，更是对长期存在的腐败、裙带关系（nepotism）和政治不透明的集中爆发。抗议很快从线上转向街头：游行、冲突、政府建筑被焚毁，议会被闯入。最终，总理 K. P. Sharma Oli 被迫辞职，社会媒体封禁被撤销，议会解散，临时政府成立。 这一切映照出年轻一代在社会底层的怒火。他们对不公、对腐败、对权力世袭的深切不满，正如《黑暗骑士崛起》中贝恩所鼓动的那样——以推翻腐败精英为名，点燃了革命的火焰。在哥谭，这是蝙蝠侠重披战衣的理由；在尼泊尔，这是政权高层动摇、议会解散、总理下台的现实。 更耐人寻味的是，两者都充斥着革命的象征性场景。哥谭街头的“人民法庭”，在愤怒中审判富人；尼泊尔的抗议者，则以“讨债”的口号揭露腐败，追问内斗者，公开点名“nepo kids”这种特权阶层。无论虚构还是现实，人民在风暴里寻求的都是同一种心理补偿：要正义降临，即便它常常以复仇的形式出现。 人民法庭，人民法官。 在尼泊尔的抗议中，愤怒化作投票与提议，抗议者推举前最高法院大法官 Sushila Karki 为临时总理候选人，寄托了一种“新领导”的希望。她是尼泊尔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象征清廉与突破旧格局。抗议者看中的并非她的执政经验，而是她与旧精英的差异。在革命的语境里，正义往往被等同于“不是旧的人”。因此，这样的选举更像是一种“民主的表演性”——它满足了心理补偿，却未必能带来真正的治理。作为个人，她或许清廉，但仍要面对复杂的利益纠葛、军队与旧制度的残余；作为象征，她被期待执行“清算”，而不是维持中立的法治。于是陷入两难：顺从情绪，便可能成为“稻草人法官”；坚持制度，则可能失去群众的支持。 稻草人成法官了 稻草人（Jonathan Crane），一个疯癫的精神病学家，居然在贝恩接管哥谭后披上法官袍，主持所谓的“人民法庭”。这是一种黑色幽默：最不理性的人 ，却成为“正义”的代言。判决不过是情绪的宣泄，结果不是死刑就是放逐。影片借此揭示：当正义脱离制度，只剩愤怒驱动时，疯子最容易上位。现实中的抗议者揭露“nepo kids”，要求立刻“讨债”，如果缺乏制度性制衡，也可能走向同样的危险逻辑。 因此，“稻草人当法官”并非反派噱头，而是一则寓言：当秩序坍塌，正义若沦为情绪工具，法官就不再是法官，而是复仇的执行人。 这并不是要直接映射尼泊尔的局势，而是推演一种社会混乱下的风险——若街头暴动成为日常，秩序必须先于正义，否则所谓的“人民法官”，最终只会成为混乱的代言。 混乱是阶梯 “Chaos isn’t a pit. Chaos is a ladder.”——“混乱不是深渊，混乱是一架通往上升的阶梯。” 《权力的游戏》小指头 在多数人眼里，混乱是深渊，意味着秩序坍塌、暴力蔓延和未来的不确定；而在少数聪明或野心家看来，混乱却是一架阶梯，旧秩序的松动意味着新的可能，他们可以借此攀升。对大多数青年而言，混乱是愤怒的出口；而对部分组织者，它却是进入政治舞台的通道。 对哥谭市民来说，贝恩制造的是无处不在的恐惧；但对贝恩本人而言，这正是他夺取城市控制权的阶梯。混乱若被当作阶梯，就会滋生机会主义——有人借社会动荡攀升，却未必真关心正义。而若将混乱仅仅视为深渊，则会陷入保守，什么都不敢触动，直到不公与腐败最终爆炸。 当所有人都把混乱当作阶梯时，社会就可能陷入无休止的“上爬与坠落”，永远无法走出循环。 首富之子化身黑暗骑士 哥谭本就是现代都市的寓言，官僚被渗透，黑帮与政客勾结，贫富差距触目惊心。布鲁斯·韦恩既是精英阶层的代表，又是制度腐败的受害者。他肩负着“继承的罪”，财富既是特权，也是负担。因此，“罪恶如哥谭市，首富之子化身黑暗骑士”可以被读作一个现代神话，一种自我牺牲式的赎罪与救赎。 Nepo kids 都该死吗？ 答案是否定的。该死的不是 nepo kids，而是特权结构本身。Nepotism（裙带关系）意味着权力与财富通过家庭和关系网络代际传递。问题并不在于某个个体选择了“被出生”，而在于制度与文化是否纵容了不公平的继承与分配。在一个人人竞争的社会里，当有人“出生即终点”，必然引发强烈的不满。他们占据有限的岗位与机会，而普通人必须付出远超常人的代价才能争取。当努力不再带来回报，社会的信任与秩序就会被侵蚀。 如果愤怒被简化为“所有 nepo kids 都该死”的口号，就意味着把制度性的腐败转移成个体性的清算。历史上，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文化大革命，这种“血统论”都曾导致以出身定生死，结果社会陷入新一轮暴力循环。事实是，nepo kids 并不是原罪，真正的问题是不公正的社会结构。 如果社会只会喊“nepo kids 都该死”，就会重演贝恩式的复仇逻辑；只有将这种愤怒转化为制度性改革，才能避免哥谭式的毁灭。 猫女的倒戈 猫女赛琳娜，亦正亦邪，宜善宜恶。 她最初并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生存者，只想为自己谋求一条出路。然而，她很快看清贝恩的革命并非解放，而是彻底的毁灭。富人固然是清算的目标，但无辜者同样难逃牵连；所谓“人民法庭”不过是一场复仇的剧场。她不愿再做自私的幸存者，而是要证明自己也能选择正义。她的倒戈象征着底层民众对“假革命”的觉醒：革命口号可以令人沉醉，但当本质只是破坏与复仇，普通人终将意识到真正的出路在于秩序的重建，而非盲目的毁灭。 猫女不仅是电影中的角色，她也可能是你，是我。大多数人并非天生站在光明或黑暗的一边，而是在犹豫与矛盾中塑造自我。社会里，真正像蝙蝠侠或贝恩这样极端的人少之又少，而更多的人恰似猫女——在阴影与光明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一条既能活下去，也能抬头面对的道路。 本猫女的自白 作为“猫女”的心理投射，我的自白是：不认同权力的虚伪，不甘心做弱者的牺牲品，却依然保持自由进出的能力。我能敏锐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平等，看到权力与财富被少数人攥在手里，看到“nepo kids”凭借血统与关系轻易立足高位，而他们未必比普通人更有能力。我无法认同这种“天生的秩序”，甚至觉得它虚伪而可笑。我不来自顶层，这让我和布鲁斯·韦恩式的既得利益者天然有隔阂。我理解底层的无力与愤怒，但同时也明白，纯粹的仇恨与复仇未必带来解放，反而可能制造新的枷锁。这种双重认知，使我比许多人更冷静。 像猫女一样，我相信自己的本事：能够来去自如，在不同圈层之间切换，既能理解上层逻辑，也能与底层共鸣；不被身份框死，始终保留自由；嗯，智商高，能忽悠我的人不多。 这其实是一种“边缘者优势”。我不属于特权阶层，因此具备抗争的不屈清醒；我也不完全被压迫，因为我拥有在系统缝隙中游刃有余的能力。猫女的复杂性，正好映照了这种心理：拒绝依附，却也不盲目毁灭。她代表的，正是一个厌恶不公，却依靠智慧与本事保持自由的人。 革命循环的宿命性：人类组织与智慧的极限，靠人类本身是无解的。 纵观历史，革命几乎总是遵循同样的轨迹：当旧秩序失去合法性，群众的愤怒便迅速积累，最终以“平等”或“自由”的旗号爆发，推翻既有结构。接踵而来的是清算，所谓的“人民法庭”与恐怖时期往往让情绪凌驾于理性之上。随后，新精英登上舞台，逐渐复制被推翻的旧模式，腐朽再次出现，于是新一轮循环开启。 这一宿命循环背后有三层原因。在人性层面，愤怒比理性更容易动员，复仇比制度建设更快见效；在组织层面，革命初期的扁平协作很快被集中权力取代，因为混乱之中，人们渴望“强力领导”；在智慧层面，即便最清醒的理想主义者，如法国的吉伦特派或俄国的温和派，也往往被更能煽动情绪的极端派压制。结果是，人类依靠自身的本能与传统组织逻辑，只能反复走在“革命—腐化—再革命”的螺旋里。换句话说，人类智慧在社会治理上存在结构性瓶颈，单靠教育、道德或宗教，都不足以跳出这个循环。 如果仅靠人类无解，那么或许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技术介入；结构语言；智能协作——超越人类短板，避免再次陷入革命循环的宿命。 There 's a storm coming, everyone. 今天做了一个手术，大脑被降智了，写不了技术文，多发了点牢骚。

花几百万买房，到底凭什么要普通人替房企的杠杆和烂尾风险买单？北京这次对“预售制”动真格，直接改写了房企的玩法。 北京发布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要求商品房预售必须达到“主体结构封顶”，并优先推广“现房销售”，实行资金全额监管。 制预售制是把“金融杠杆”甩给了买房人过去 30 年的商品房预售制，本质上是购房者用自己的积蓄和银行贷款，提前给房企提供零利息的建设资金。一旦房企资金链断裂，承受“烂尾、延期、降配”所有代价的，全是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的普通家庭。“主体结构封顶才许预售”，核心就是把资金风险重新拧回给房企和金融机构。 中小房企淘汰加速，高杠杆模式彻底失效“现房销售 + 预售高门槛”意味着房企必须拿真金白银垫资建房，无法再靠“拿地—预售—套现—再拿地”的滚雪球模式玩高运转。未来房地产行业将加速向国央企及高现金流优质民企集中，纯粹靠杠杆博弈的中小开发商将彻底失去生存空间。 确定性提升了，但“购房门槛/房价”会变吗？ 利好面：所见即所得，彻底告别“买图纸”时代，烂尾和品质货不对板的概率降低接近于零。 代价面：房企资金成本增加（利息、沉淀资金），这部分增加的开发成本最终大概率会折算进房价或溢价中。 预制图纸的时代该终结了，但安全感往往伴随着溢价。如果未来“现房”比同区域“期房”贵上 5%-10%，作为买房人，你愿意为了“100% 不烂尾”去多花这笔钱吗？

习近平最好取消访美行程 一、习近平无法抵达联合国总部 爆点周刊点出前不久西藏流亡者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使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到访联合国行程取消。流亡藏人的决绝行为，是不是“吓退”了习近平？ 我的回应是肯定的，习到访白宫或者川普的海湖庄园，美国政府可以有效保证其安全，因为这属于国事访问，而习近平到访联合国总部，则要中共当局协调纽约警方，以应对数以万计的抗议者涌向纽约联合国总部。 届时遭遇到的抗议规模将难以估量，甚至可能导致习近平无法抵达联合国总部。整个行程从住宿到安保，中共当局可能要支付以亿计的美元代价。还有，抗议团体与抗议者也极有可能做出非常极端的行为，不惜生命的代价，对习近平造成的负面影响，将难以承受。 外交部与统战部拿出一份必要支出账单，还有安全评估报告，习近平只能知难而退。 习近平2023年11到旧金山参加APEC会议，中共外交部门费尽心机，提前一个月，安排加州州长纽森访问中国，在北京受到习近平接见，表面上谈的是气候、经贸与人文交流，背后是政治幕后交易，加州政府随之投资巨资整治旧金山，以保障习参会安全。纽森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会议核心区域进行了大规模市容、安全与街道治理。长期困扰市中心的露宿者营地、毒品交易、卫生脏乱等问题，在峰会期间居然明显改善，特别是对抗议人群投入大量警力，以保障习车队顺利出行。。 纽约能做到这一点吗？中共政府为此投入了多少经费？通过什么渠道与方式？只有双方决策者完全知情。 二、习近平还有必要进入联大吗？ 十年前，习近平两次在联大讲演，那是中国经济的巅峰时期，也是习通过一带一路、建雄安新区等宏大项目大撒币时代，信心满满，指点中国之后，开始指导人类共同体命运： 2015年9月28日出席纽约联合国总部第七十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讲话 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中国讲勿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披上中国国家主席的外衣，在联合国讲演，却致力于维护人类和平，把人类看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在联合国讲演，扮演的是人类精神导师的角色。 十年来，特别是疫情之后，习领导的中共政权使源于武汉的病毒释放到全世界，影响了数百万人生命安全，造成的经济重创无法估量。 上不封顶的支持俄罗斯，等同于怂恿与促成了俄对乌的入侵，实质上是与俄、伊、朝等国，发动了一场冷战之后的国际战争； 习当局同时升级军备，以图通过军事力量，改变南中国海控制版图，随时准备武统台湾。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破坏者，如果站在联合国总部主席台上，还能说出怎样的豪言，做出怎样的指点？ 三、习近平见川普也是多余的 习近平见川普，主要是提升自已在中国国内的形象，认为自已在美国面前仍然非常重要，访美见川普，是两个大国领导人对话或者证明自已是敢与美国交锋，象征意义正在大于实际意义。 某种意义上，川普是美国对中国开放的终结者，是对中共军事与经济围追堵截的制造者。 美国已将中共国列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的最大破坏者： 第一，中美经济竞争已经制度化。 川普政府对华政策已不只是关税谈判，而是关税、产业政策、供应链、关键矿产、无人机、半导体和先进制造等多线并进。美国近期甚至还在研究针对中国“产能过剩”追加关税； 第二，军备竞争已经超越贸易摩擦。 台湾、南海、第一岛链以及美国印太军事部署，使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安全竞争性质。台湾尤其成为双方最危险的战略碰撞点； 第三，美国战略目标已经发生变化。 过去美国以为经济开放可以使中国政治转型，这一梦想不仅破灭，反而认为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是养大了一条红色巨龙怪兽，正在反噬美国与西方社会，危害文明世界的和平安全。某种意义上，中共国已代替俄国，成为美国第一敌国。 所以，习近平不仅到联合国总部没有必要，见川普也是多余的。 @baodiantimes

一份带着使命感的刊物，请下载、传播 🚨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季： 本期精彩看点： 中产阶级到底是否会推动中国民主化，这个争论经历过乐观和幻灭，诺奖得主阿西莫格鲁在专访《中国的变与不变：繁荣的中产阶级与威权体制能否长期共存？》中重提这个事情，情况有变化吗？ 在经济上，中国的制度创新正在枯竭，而中产阶级正在崛起，用牺牲自由来换发展这个“社会契约“还可持续吗？中共当局指望通过大力支持高新科技产业政策来实现弯道超车，但中国的科技创新遭到制度缺陷掣肘，这时候AI经济兴起，在趋于僵化的体制之下，如果AI只是为了取代人工而非对劳动者友好，共享繁荣目标就难以达成，这样下去中国的中产阶级会成为引爆社会变革的定时炸弹吗？ 本期对前美国国防部外交事务专家扎克·库珀的专访《中美竞争、台海问题与印太地区不断演变的军力平衡》，侧重讨论中美围绕台海议题的地缘政治角力。库珀认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大不如第一任期了，情况为什么会这样？特朗普会放弃台湾吗？他可能跟中国进行什么政治交易？站在台湾的角度来看，乌克兰战争会给台湾海峡可能的战争风险带来哪些变数？中国在军事能力方面的投入是否会使美国失去战略优势？日本加速防务建设会影响北京方面对台湾问题的判断吗？在本次专访中，库珀从军事外交的角度专门探讨了这些问题。 本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邀请到经济学家钟伟锋博士等专家学者一起讨论军事政变到底值不值得追求，历史上军事政变有助于民主转型吗？策划这组笔谈，是因为经常有异议人士表现出期待军事政变，并以这种期待来反对非暴力抗争主张。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军事政变的可行性有多少？代价值得承受吗？参加本次笔谈的专家学者以相当多元且兼具故事性、趣味性和专业性的角度切入，使这个此前尚未被充分讨论的议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本期精彩看点还包括对2024年孟加拉抗争运动经验的回顾、对中共大外宣历史的梳理、对中国“饥民社会”的探讨、AI对民主政治自我修复机制的思考等等。另外，本期译介的两篇重要论文侧重讲解民主倒退和竞争性威权体制，这两个话题在当下的西方语境中是讨论十分热烈的热门议题。 最后，本期“读书”专栏转载了我刊主编王天成撰写的《异议人士有门必修课》一文。该文为《革命蓝图》中译本序，该书由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参与组织翻译和审校，于今年6月4日出版。对于不同政见群体来说，像《革命蓝图》这类指导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培训教材，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学习资料。读者们可通过这篇中译本序了解本书的价值。 《中国民主季刊》由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主办，自2023年创刊以来，不仅受到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群体热烈响应，也受到外籍学者和专家大力支持。我刊向全社会开放下载，直接面向关心中国民主议题的所有热心读者，往期下载请前往：

新华社于2026年6月19日发表了《三大改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企业家和有产者认真看了会脊背发凉、一身冷汗。 这是篇历史定调特稿，重新确认三大改造在共和国历史上的创造性和正确性。回顾并高度肯定了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历史变革。虽然并没有针对当前具体的经济政策或市场环境进行展开或直接的现状分析。但是，作为官媒在特定节点发布的宏大叙事文章，它在结尾部分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交汇”，阐述了三大改造对“现在”和“未来”的宏观指导意义，强调历史对当下的“基石”和“支撑”作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岁月流转，当年的探索为今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制度支撑与宝贵经验。”是借此强调，今天中国所走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根基和制度优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正是当年三大改造所奠定的。 这意味着官方在放风，还将继续这条路：工业上公私合营，农业集体合作社。也就是国家掌握生产资料。 当年文件上说通过“和平赎买”，事实上绝大多数只是给一点点远远低于实际价值的钱。不然，为什么当年上海那么多私企老板自杀？ 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说：“我不懂为什么上海的资本家聪明一世，现在却这么糊涂，天天都有人从高楼跳下来。难道上海城隍庙的菩萨不管事，让他们都变成了空降部队（伞兵）？” 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人家奋斗了一生或几代，积累的财富，被你们抢劫了呗？按价值收买，或者抢劫的不那么残暴，人家会寻死吗？ 手里有枪的人，可以把枪顶在别人头上的同时，把话讲的文绉绉一点……但是都不改变抢劫的事实和残酷。 当下，需要众多有识之士积极发声、尽力阻止这一让整个国家倒退、人民重回水深火热的愚蠢行径，同时企业家们也要提前做好准备，防止再次重演的历史中的悲剧角色。如果你不能阻止泰坦尼克的沉没，那么跳船，就是唯一的选择。 @baodiantimes

对于明天陆家嘴论坛，本身没有多大期待。 这个场合央行一般宣布的是长期政策方向或改革蓝图，比如现代中央银行建设、利率体系、宏观审慎改革之类的，对于短期落地降准降息没有啥预期。 证监和金监也差不多，现在短期也不用不着救市啥的。 下图提到的央行的政策预期（利率体系改革）前两天开始传，我觉得蛮靠谱，也符合潘上任以来加速建立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即学国际主要央行 与国际接轨）： 一是，以隔夜利率为政策目标，OMO 1D（大概率是1.3%）。之前早有放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由DR007切换为DR001，那么政策利率也就应顺理成章地由OMO 7D切换为OMO 1D。 考虑到DR007和DR001的中枢也相差10BP，那么切换后的OMO 1D确实大概率锚定1.3%； 二是，贷款利率定价基准多元化改革，这也是之前有防风的改革方向。 这两项改革，确实有较大可能落地或官宣，我在此前周报也都有特别提及，因为都是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的前瞻内容。 一般在一季度报告中提到的部分前瞻内容，接下来二三季度就是落地窗口，那么陆家嘴论坛确实是个不错的官宣场合。

昨天洒家在一位推友贴下评论，约略说了我从两个角度来观察美国-以色列关系： 1、小国对大国的非对称杠杆操纵； 2、大国对小国的战略用弃，以及对小国这种操纵的反制和反噬。 引来一个头像是川普因此被我立刻认定为是华川粉傻逼的质问：“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唯一盟友，美国不帮以色列帮谁？！美国哪次不是帮以色列到底？！以色列代表了美国的核心利益！” 在立刻拉黑了这个傻逼后，洒家认为，还是有必要和正经读者科普一下洒家上述两点观察的来龙去脉。 美国「反以色列高杠杆操纵」的历史脉络与政治图谱 这是一份从1948年到2026年的系统性梳理，以"美国核心利益优先"为出发点和终点。 第一阶段：以色列建国期的分歧（1947-1948） 马歇尔将军的反对，是美国内部"美国利益优先"传统对以色列建国问题最早也最权威的表态。 马歇尔作为国务卿，从三个层面反对美国承认以色列： 1、战略层面，承认以色列将激怒整个阿拉伯世界，损害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和战略布局； 2、法律层面，他认为美国没有授权单方面承认一个国家的合法性； 3、决策层面，他明确警告杜鲁门，如果承认以色列，他将在1948年大选中投票反对杜鲁门——这是美国史上国务卿对总统最直接的公开威胁之一。 杜鲁门最终出于国内犹太裔选票压力推翻了马歇尔的建议。马歇尔的失败，确立了一个至今未曾改变的模板：当选票政治与战略利益发生冲突时，选票政治优先。 与马歇尔立场一致的还有国务院的中东专家们——他们在此后数十年里被称为"阿拉伯人帮"（Arabists），代表着国务院内部以美国战略利益而非以色列利益为中心的外交传统。 第二阶段：艾森豪威尔时刻——美国对以色列最强硬的制度性约束（1956-1957） 这是整个历史上美国对以色列施加最硬约束的单一事件，也是今天最少被引用但最有分析价值的先例。 1956年苏伊士危机：英法以色列联合进攻埃及。艾森豪威尔对以色列施加了迄今为止美国总统对以色列最直接的强制性压力——威胁对以色列实施经济制裁，并在联合国投票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艾森豪威尔的逻辑是纯粹的大国利益算法：英法和以色列的单边行动破坏了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信誉，给苏联提供了道德制高点，损害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他在电视讲话中明确说："没有任何国家，无论是盟友还是朋友，可以绑架美国的外交政策。" 以色列最终在美国压力下撤军。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美国成功约束以色列单边军事行动的完整案例。 艾森豪威尔能做到这件事的结构性原因：国内政治环境（犹太游说网络尚未成型）、美国战略利益的清晰性（冷战框架下的中东秩序优先）、总统的个人权威（军事将领背景，不受选票算术绑架）。 这三个条件在今天全部不复存在。 第三阶段：肯尼迪的核武红线——最接近真正约束的未竟尝试（1961-1963） 肯尼迪是在以色列核武问题上采取最强硬立场的美国总统。他坚持要求对以色列的迪莫纳核设施进行美国检查员的定期视察，并明确告知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美国将把以色列发展核武器视为对双边关系的根本性破坏。 肯尼迪的书面信件（1963年）对本-古里安和后来的埃什科尔总理措辞极其强硬，直接表明：如果以色列不接受检查，美国将重新考虑其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 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上任，以色列的迪莫纳核设施检查要求实质性取消。以色列的核武器项目此后从未受到美国的实质性阻止。这是美国内部"利益优先"传统对以色列最大的一次战略失败——以色列的核不透明成为此后所有中东核不扩散谈判的阿喀琉斯之踵。 第四阶段：老布什与贝克——最后一次制度性正面交锋（1991-1992） 老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代表了20世纪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的最后一次真正的制度性尝试。 1991年，贝克明确对国会表示，AIPAC是美国对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进行建设性外交的最大障碍之一。老布什政府因为以色列拒绝冻结定居点扩张，暂停了10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 老布什本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了一句此后被反复引用的话："我只是一个孤独的人，面对着强大的犹太游说团体。" 这句话在政治上成为攻击他的武器，被用于1992年大选，以色列问题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老布什最终输掉了1992年大选——虽然主要原因是经济，但AIPAC游说网络系统性地降低了犹太裔选民对他的支持。 这件事在历史上的意义：它向所有未来的总统和总统候选人发送了一个清晰的示范——正面挑战以色列游说团体的政治成本极高，而且这个成本会在选举中被精确收取。 第五阶段：奥巴马-内塔尼亚胡——摩擦公开化但制度约束失败（2009-2016） 奥巴马-内塔尼亚胡的关系是二战后美以关系最公开紧张的时期，也是"美国利益优先"传统在当代最系统性的一次尝试——但同样以失败告终。 主要冲突点包括：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扩张（2010年拜登访以期间的外交事故）；奥巴马推动伊核协议（JCPOA），内塔尼亚胡直接在国会发表演讲反对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以及双方在"两国方案"路线图上的根本性分歧。 奥巴马在任期最后几个月，允许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334号决议谴责以色列定居点——这是历史上美国唯一一次没有否决谴责以色列的安理会决议，被视为奥巴马最后的姿态性抗议。 但这个姿态没有任何政策后果。JCPOA在特朗普上任后被单边退出，内塔尼亚胡实现了他的战略目标。奥巴马的结构性失败和老布什一样：他没有找到一个在国内政治框架内约束以色列的有效机制。 第六阶段：2023至今，质变临界点 这是历史脉络里最重要的阶段转换，因为第一次出现了来自建制体制内部的多点同步裂变。 加沙战争（2023-2025）产生了三个此前从未同时出现过的信号： 1、民主党内部公开反对（进步派议员、年轻选民）： 2、共和党内部年轻一代的以色列认知裂变（如近期民调数据所示）；以及 3、约瑟夫·肯特这样的特朗普任命的情报官员的公开辞职，并点名以色列操控美国卷入伊朗战争。 可以说，到了今天，"以色列操纵美国外交政策"这只房间里的大象已经从学术探讨和媒体上东鳞西爪的窃窃私语，正式进入了共和党和MAGA阵营的核心话题清单。 洒家认为，这是一次不可逆的叙事迁移，意味着以色列杠杆操纵美国的高点已经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