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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男友孙哥(二） 为什么要他这样叫。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想要一种不一样的关系。不是粉丝和偶像，不是金主和女明星，不是任何一种我经历过的。 也许只是因为，我妈叫田心爱。我想让一个人叫我的时候，带着我妈名字里的那个意思。 也许什么原因都没有。 特纳里费的丽兹卡尔顿，落地窗对着大西洋。我睡觉不能有光。一丝都不行。 这是从小的毛病。拍戏的时候，剧组给我的房间永远要额外处理。有时候是遮光帘，有时候是黑色垃圾袋，有时候是胶带。 他的助理用黑胶带把整个房间封起来。窗框、空调指示灯、插座的小绿点，全部贴死。每天要重贴，因为下午玻璃太烫，胶带会掉。 两个女孩负责这件事。她们试出来早上贴最牢。 我知道她们叫什么。一个叫小林，一个叫阿雯。 他不知道。 泰德公园的公路边，我们停下来看日落。助理搬了玫瑰花，开了香槟。云海很美。 我说，不过不如青海德令哈的日落。 我说完才想起来，他是青海人。 他没有说话。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故意的。也许是。也许我想看他听到家乡名字时的反应。他没有反应。或者说，他的反应是没有反应。 这个人很奇怪。他可以为我包下一整层酒店、一整架飞机、一整个电影院，但他不会因为一个地名而动容。 夜里我们在山顶看星星。零下十五度，穿着棉袄还是冷。 我说，许个愿吧。 他问我许了什么。 我没告诉他。 我许的是：让我知道，他是真的喜欢我，还是喜欢2007年那张照片。 我说要彩礼。三千万，人民币。打给我爸景国庆，我妈田心爱。 他说好。 他说好的时候，我在看他的眼睛。我想从里面找到一丝犹豫。 没有。 转完以后，我妈回了两个字：收到。 我把手机递给他看。他看了一眼，没说什么。 有一次我问他，你知道我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在想什么吗。 他说什么。 我说，我在想，你会不会有一次说不。 他说不会。 我说，那就没意思了。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认真的。 一个永远说好的人，你不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你不知道他是爱你，还是爱“说好”这件事本身。一个从不拒绝的人，他的每一次答应都是廉价的。 我想找到那条线。 不是为了越过它。是为了知道它在哪里。 知道了，我才能安心。 马尔代夫，索尼娃贾尼。 no news, no shoes。我放心了。 晚上我们交换前任。像两个王朝在核对年号。 他说了几个名字。我说了几个。 有一个人我没提。他也没问。 但我知道他知道。 我背上有一个纹身。面积不小。是那年纹的。 洗不掉。试过一次，太疼了，比纹的时候疼十倍。后来就留着了。 每次他从背后抱我，手一定会碰到那个位置。他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什么。 我想，他大概早就知道了。 他那份东西——我知道他做了背景调查。四十几页。认识三个月的时候做的。 我不生气。 我也查过他。不过我的方式比较原始：我去翻了他前女友曾颖的社交账号。翻了很多次。 后来她发现了，把访客记录截图发了出来。 这件事后来成了证据。 1月2日，索尼娃贾尼，他向我求婚。 戒指是1月1日早上决定要买的，助理坐水上飞机去马累取的，下午才到。装在酒店信封里。 我打开看了一眼。 我说，钻戒太小了。 我说完就后悔了。不是因为我不在意大小——我在意。是因为我看到他的表情变了一下。很快，不到一秒，就恢复了。 我说，没事，以后补个大的。 他笑了。 那天晚上我问他，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他说因为我喜欢你。 我说，那你以前对别人也这样吗。 他说没有。 我信。也不信。 一个等了十八年的人，他喜欢的到底是你，还是等待本身？当等待结束，他还剩下什么？ 有一天早上我醒得很早。天还没亮。 我坐在露台上，对着海。整个海是黑的。 我在算日子。 算什么日子——算我的卵巢还剩多少时间。算促排的窗口期。算如果要代孕，最晚什么时候必须开始。 我三十七岁了。 AMH 值每年都在降。医生说过，再拖下去，可能连取都取不出来。 他出来了，问我怎么起这么早。 我说，你回去睡吧。 他在我旁边坐了一会儿。不知道说什么。后来他回去了。 我继续算。 北京。抽血。 月经周期第二天，早上六点出门。冬天，天还没亮。 空腹。八管血。 激素六项、B 超、AMH。 我一个人去的。 不是没人陪。是我不想让人陪。医院的走廊里全是女人，有的挺着肚子，有的抱着孩子，有的和我一样，空着手，空着肚子，等着叫号。 没有人认出我。我戴着口罩和帽子。 抽完血出来，外面天亮了。我在医院门口站了一会儿，想找个地方吃早饭。空腹太久，有点晕。 后来我在一家麦当劳吃了一个麦满分。 那些检查的费用，走的是他助理的月度汇总。几千块。他大概批得很快，不会看明细。 我没有告诉他我在做这些。不是隐瞒。是觉得没必要。这是我的身体，我的卵子，我的时间窗口。他只需要在最后出现就行了。 去洛杉矶之前，他说要在香港买房。 他发了十几套给我看。都是助理挑的。视频里有一套在半山，能看见维港。 我都不喜欢。 不是房子不好。是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房子。我在北京有房，上海有房，但没有一套是我自己选的。从小到大，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别人替我做的。 本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她说，香港人太多，会被认出来，我们出去走走。 我说好。 她在地图上指了一下特纳里费。 我说好。 我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才知道那个地方位于非洲西北海岸外的大西洋上。第二天中午，我们一行三十个人出发了，A330在机场等着。 飞机的卧室里她问我，我的名字好听吗。 我说好听。 她说，我爸爸的姓和我妈妈的姓拼在一起的，是不是很巧。 我说我第一天就记住了。 她抱着我说，以后别叫我景甜了，叫我妈妈吧。 好，妈妈。 落地以后机长过来告诉我，老板，岛上一开始不让降，他们没见过这么大的私人飞机。 岛上规矩一样，周围不能有人。助理去处理了，没有人问为什么，这次我没问多少人。 丽兹卡尔顿正对着大西洋，落地窗太大。她睡觉不能有一丝光。助理用黑胶带把整个房间贴起来，外面亮如白昼，里面黑得像禁闭室。胶带一晒就掉，每天要重贴。 助理一共十一个人，早上六点半到，等我们睡了才走。贴胶带的是两个女孩，一个负责窗框，一个负责空调和插座的指示灯，贴完再检查三遍。胶带买了三十卷，后来又补了二十卷。她们发现下午三点以后贴的最容易掉，因为那时候玻璃最烫，后来改成早上贴。这件事没有人教她们，是她们自己试出来的。她们互相之间会讨论，像讨论一项工艺。 她知道那两个女孩叫什么。我不知道。 我们在泰德公园的公路边停下看日落，助理从车上搬下来玫瑰花，开了香槟。 妈妈看着云海说，好美。不过不如青海德令哈的日落。 我是青海人。 我没有说。 夜晚我们在山顶看星星，穿着棉袄还是冷。 妈妈说，许个愿吧。 我问，你许了什么。 妈妈说，不告诉你。 妈妈说，太美了。但就是太冷了，我们去马尔代夫好不好。 我说，好吧。 特纳里费零下十五度，马尔代夫二十七度，直线距离九千五百公里，飞十一个小时。不过马尔代夫的机场太小了，我们宽体客机中途得换成小飞机。 妈妈说，小飞机声音好吵。还是大飞机好。 去马尔代夫的飞机卧室里，妈妈跟我说，她许的愿是，和我要一个孩子。必须代孕。 我没有问过为什么。我以为她怕疼。 中途妈妈突然坐起来找手机，连上星链，说糟了。 我问怎么了。 她说，有个人要威胁我，问了三天了，我一直没回。 我说要多少。 她说不用你管。 她打字打了很久，删了改，改了删。打完把手机扣在腿上，过一会儿又翻过来看。 我问那人是谁。 她说，以前跟我一起的，财务，进去了，扛了事。 出来走投无路，一定要找我。 我说，干脆报警抓了。 她看了我一眼。你不懂。 我说你给了吗。 她说给了。 多少。 八万。 我说这个也用得着想三天。 她没说话。 那天剩下的时间她一直没怎么说话。落地了才睡着。 最早到索尼娃贾尼的是妈妈的箱子。三十个人的行李，小飞机装不下，分了三架。妈妈只有一只箱子，单独一架，她说不要和别人的放在一起。 索尼娃贾尼是出了名的no news, no shoes，妈妈放心了。 酒店管家，保镖，助理，一共配了二十六个人，还有两个无人机手远远跟着。助理们又开始贴胶带了，空调的灯，插座的灯，一遍又一遍。 晚上我们像交换暗号一样交换了彼此的前任，就像一个王朝在核对年号。妈妈不愿意有任何差池，不过妈妈有个禁忌词，那个运动员不能提。 我没提，虽然我知道，妈妈背上的纹身是因为运动员纹的。 可能因为太大了洗不掉。 她说，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我爸妈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你得给彩礼。 我说好。 她报了两个名字，景国庆、田心爱，和两个账号。 三千万，人民币。 我转了。那两个名字，我是在那四十几页里第一次见到的。 过了一会儿，她把手机递过来给我看。田心爱回了两个字：收到。 有一次妈妈说，你知道我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在想什么吗。 我说什么。 她说，我在想，你会不会有一次说不。 我说不会。 她说，那就没意思了。 我想，我又有什么做不到吗？ 太无聊的时候，我在摆弄那张2007年的QQ图片，想传到新设备上。妈妈把头凑过来，你怎么背着我存别的女人的照片，这是谁。 我沉默了。什么也没说。 她看图太糊了，就去忙别的了。 那天晚上我把那张图删了。 第二天又从旧手机里找回来了。 妈妈手机也刷个不停，我问她看什么。 她说没什么，就是撕番位的那些破事。 撕番位，一部戏只能有一个明星排第一。男一女一也只能有一个人排第一。 我说无聊啊。 她说，是啊。更难的是，有时候剧组夫妻，一进组四五十天，一般和一个男的拍戏，晚上做爱，白天还要撕番位。 我说太反人性了。 她说是啊。 不过拍完戏了，无论之前做过多少次爱，就当一切都没发生。 然后她又看了半个小时。 2026年1月2日，索尼娃贾尼，新的一年，我向妈妈求婚了。 是1月1日早上决定的。戒指在香港。岛上没有卖戒指的地方，助理坐水上飞机去了马累，下午回来，戒指装在一个酒店的信封里。 妈妈说，钻戒太小了。 妈妈说，没事，以后补个大的。 另外，你能来北京吗？ 我沉默了。 她以为我不想去。 妈妈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说因为我喜欢你。 她说，那你以前对别人也这样吗。 我说没有。 她笑了一下，没说话。

有个上海交大的学生，大三，应用数学专业，二十一岁。不是金融科班，也不是程序员出身，就用 Claude Code 搭了个自动交易机器人。 他自己不盯盘。Claude 帮他盯着 Polymarket 上五十几个市场的价差，OpenClaw 同步扫币安的 BTC 短时波动。鼠标键盘都不碰，屏幕上的数字自己会变。 这套东西是他期末考试那两天顺手弄的。Claude 出策略，OpenClaw 执行，iPad 放边上当个远程屏。 有天半夜三点，手机亮了，Claude 弹出消息说价差到位已经买入。他眯眼瞄了一下，翻个身继续睡。 早上七点醒来打开 iPad 一看，夜里抓的三个机会有两个已经自动平仓了。其中一单是 BTC 十五分钟盘的短单，31 美分进，79 美分出。睡一觉，账户多了 1940 美金。 刷牙回来，屏幕又弹一条：“planktonXD 新开 5 个仓位，已跟上。” 他全程没碰过鼠标。Claude 自己看、自己判断、自己下单。 planktonXD 这个地址他盯了大半年。一年做了六万一千笔交易，净赚十万六千美金，玩的不是押涨跌，是找不同市场之间定价没对齐的小缝，几块几块地刮，刮多了就是一笔不小的数。 钱包地址在这里： 三个月前他刚进 Polymarket 的时候，账户里就几百块生活费。最早跟的是 Kuro.S3 这个地址，那人只做五分钟 BTC 盘，一千多笔单子下来每笔节奏都一样，一看就是程序在跑。 后来他干脆自己搭了这套监控系统。Claude 负责想，OpenClaw 负责干。他人在宿舍躺着，偶尔拿手机回句话就行。 上周在食堂吃饭，iPad 弹出一条提醒：流动性异常，系统暂停，等你确认。他用手机就回了一个字：跑。系统自动清掉所有仓位。当天下午市场就崩了，他账户只亏了三个点。 现在那台 iPad 一直插着电挂床头。半夜迷迷糊糊扫一眼，看到绿字还在跳，就接着睡。室友问他天天对着 iPad 干嘛，他说：“这玩意儿对我来说就是台印钞机。” 室友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一个学数学的怎么就躺着赚钱。他自己也不是完全说得清原理，只是给了 Claude 一个方向，让程序自己去跑。 他原话是这么说的：“我不需要盯盘，Claude 和 OpenClaw 替我盯。我负责睡觉和收钱就行。” 有人问他要多少本金起步。他回了句：“一千四百美金，加上一个能跑起来的 bot。” 想在 Polymarket 用跟单的话，可以用这个：

一个观点 周星驰 这一生，都在传播童年贫穷留给他的创伤，没有治愈，只是传播。 周星驰：从喜剧之王，到一座孤岛 1980—1988：没有人托举他的年代 1982年，周星驰拉着梁朝伟一起报考TVB艺员训练班。 梁朝伟考上了，周星驰落榜，最后靠人说情，才进了夜间训练班。 毕业以后，梁朝伟很快成为“无线五虎”，周星驰却被分去主持儿童节目《430穿梭机》，一做就是将近五年。 那几年，他一直在等一个真正的角色。 跑龙套时，他在《射雕英雄传》里演一个宋兵，出场没多久，就要被梅超风一掌打死。 他问导演：能不能先用手挡一下，再死？ 导演直接拒绝。 一个龙套，按照要求死就行了，哪来那么多想法。 十几年后，周星驰把这段经历原样放进《喜剧之王》。 那时候的他，没人听他说话，也没有资格决定自己怎么死。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理解周星驰的一个关键。 他太知道被人轻视是什么感觉。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拥有了决定权，他就再也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任何人。 1988—1990：李修贤，第一个托住他的人 1988年，李修贤选中周星驰，出演《霹雳先锋》。 周星驰凭这个配角，拿下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被电影圈看见。 随后，他签进李修贤的万能影业。 李修贤给了他进入电影圈的机会，也给了他最早的一纸合约。 问题是，这份合约签在周星驰成名之前。 1990年，《赌圣》上映，票房超过4100万港币，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周星驰一夜之间，从儿童节目主持人，变成整个香港最值钱的男演员。 但他的合约，还是那个不值钱时签下的低价约。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李修贤按照旧合约，把周星驰外借给其他片商。 片商支付的是巨星价格。 周星驰拿到的，却还是合约里的固定收入。 中间的差价，归公司。 站在李修贤的角度，当初是自己承担风险，签下一个没人要的儿童节目主持人。现在演员走红，公司按照合同赚钱，天经地义。 站在周星驰的角度，观众买票，是因为周星驰。 既然市场已经用票房证明了他的价值，为什么还要按照过去的低价，把大部分利益交给公司？ 这也是周星驰此后几十年反复出现的矛盾： 别人认为，自己给过他机会，承担过风险，因此有资格分享成功。 周星驰则认为，成功发生之后，过去的投入都已经不重要了。 真正让项目赚钱的人，是他。 约满以后，周星驰离开。 恩师变成仇人。 李修贤此后二十多年，多次公开批评周星驰忘恩负义。 两人再无合作。 周星驰第一次证明了，只要自己足够值钱，就可以摆脱旧的利益关系。 他也从这次经历里学会了一件事： 不能让别人控制自己的合约， 不能让别人借自己的名字赚钱， 钱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1990—1995：永盛给了他最好的时代，他却不愿意永远给别人打工 离开李修贤以后，周星驰进入向华强、向华胜兄弟的永盛体系。 永盛接住了周星驰最值钱的几年。 《赌侠》《整蛊专家》《逃学威龙》《鹿鼎记》《武状元苏乞儿》，一部接着一部。 1992年，香港年度票房前五名，全部是周星驰主演： 《审死官》《家有喜事》《鹿鼎记》《鹿鼎记2》《武状元苏乞儿》。 这一年，被称为“周星驰年”。 但票房越高，周星驰越难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演员。 投资方认为，电影是一个完整系统，公司出钱，找导演，组织剧组，安排发行，承担亏损风险。 周星驰只是其中最重要的演员。 周星驰却越来越认定： 导演可以换，编剧可以换，投资人也可以换。 真正不能换的，只有周星驰。 既然观众买的是“周星驰”三个字， 他就不愿意只拿演员片酬。 他要改剧本，要决定表演，要控制镜头，要参与分账。 还要决定最终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 问题很快从投资方蔓延到导演。 杜琪峰执导《审死官》，拿下1992年香港票房冠军。 第二年，两人又合作《济公》，结果《济公》票房和口碑都不理想，片场也不断发生冲突。 杜琪峰后来公开表示，不会再和周星驰合作。 王晶与周星驰合作过十余部电影，最后同样分道扬镳。 王晶后来在访谈中反复表达过类似的判断： 周星驰的才华是真的，难相处，也是真的。 所谓难相处，并不只是脾气不好。 更核心的问题是，周星驰很难承认一部成功的电影，是由很多人共同创造的。 电影不好，他会认为是导演、编剧、演员没有执行好。 电影成功，他又会认为，是自己把所有人的能力组织了起来。 最后的功劳，仍然应该归他。 1994年，周星驰成立彩星公司。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拍，由刘镇伟执导的《大话西游》。 上下两部电影，在当年票房惨败，彩星公司随之倒闭。 这是周星驰第一次自己当老板。 也是他第一次发现，拥有全部控制权，不等于一定成功。 几年以后，《大话西游》通过盗版VCD和内地高校传播，逐渐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但后来的封神，救不了当年的公司。 与永盛续约谈崩以后，双方彻底分开。 1996年，周星驰重新成立星辉公司，首部作品是《食神》。从此以后，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高片酬演员。 他要做老板，要掌握公司，掌握版权，掌握电影， 也掌握最后的利益分配。 多年以后，向太陈岚在《美人鱼》上映前夕连续发表长文，公开炮轰周星驰。“没有向家，就没有周星驰”的说法，也由此反复被提起。向太认为，他们给了周星驰最重要的平台。 周星驰不这样看，在他的逻辑里，永盛不是成就了他，是他用自己的票房，成就了永盛。 这也是他后来所有合作关系的底层逻辑： 别人给他的机会，他会记得一段时间，但只要项目成功，他就会迅速认定，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是自己。 2001：林小明承担了风险，周星驰却不愿意继续分收益 香港电影进入低潮以后，周星驰筹备《少林足球》。 “功夫加足球”，再加上大量特效，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稳妥项目。成本高，风险大，题材也怪。 寰宇老板林小明愿意投资，相当于在周星驰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押了一次重注。结果，《少林足球》以6073万港币，再次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影片横扫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七项大奖。 周星驰一人拿下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 黄一飞凭借“大师兄”一角，拿下最佳男配角。 电影拍摄时，为了完成被酒瓶砸头的镜头，黄一飞据称被真酒瓶砸了几十次。 这也是周星驰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 为了最后的效果，他可以让演员不断重来。 因为在他看来，作品最重要。 至于演员付出了多少、剧组承受了多少，都是完成作品必须支付的成本。 《少林足球》大卖以后，真正的矛盾才开始。 电影不只有院线票房，还有海外版权、录像带、DVD、电视播放、游戏、动画和其他衍生价值。 林小明认为，自己承担了前期投资风险，当然应该继续分享电影成功后的长期收益。 周星驰却认为，《少林足球》之所以能成功，核心是自己的创意、导演、表演和名字。 钱虽然是林小明出的，但真正把钱变成价值的人，是周星驰。 于是双方围绕海外版权和收益分配发生争议，最终对簿公堂。林小明公开表示，不会再有下一次合作。 这件事最能说明周星驰所谓“吃独食”的本质。 他不是简单地喜欢钱，而是始终认为，别人对项目的贡献，都可以计算成成本。 投资人出了钱，应该获得有限回报， 演员出了力，应该获得片酬， 编剧写了剧本，应该获得稿费， 武术指导设计动作，应该获得服务费。 但电影真正长期产生的价值，包括版权、IP、衍生开发和品牌溢价，最终应该属于他。 因为他认为，离开周星驰，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 这种逻辑对他自己当然有利， 但对合作方来说，等于他们陪他承担最危险的第一程。 项目一旦成功，后面的利益，他就不想再分了。 《少林足球》也是吴孟达与周星驰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 当时没人知道，这会是最后一部。 2004：《功夫》登上巅峰，出钱的人、出力的人，最后都没有留下 《少林足球》之后，周星驰找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哥伦比亚参与投资和海外发行，让《功夫》获得了当时华语电影中罕见的制作规模。 动作导演最初是洪金宝，洪金宝带着自己的武术团队进入剧组，拍摄几个月后，洪金宝离开。官方说法，是档期和健康问题。 流传更广的版本是，周星驰不断推翻已经设计好的动作，反复要求修改，洪金宝和武术团队无法忍受这种工作方式。洪金宝后来公开说过，不会再与周星驰合作。 袁和平随后接手。 周星驰请洪金宝，是因为需要洪金宝的能力。 但他又不可能真正把动作部分交给洪金宝决定。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所有人都可以是专家。 但最后的专家，只能是周星驰。 别人可以提供方案，周星驰负责推翻。 别人可以完成执行，周星驰负责判断。 一旦电影成功，观众记住的也不会是洪金宝、袁和平或者动作团队。 只会记住周星驰的《功夫》，这就是他的强大之处。 也是所有合作关系最危险的地方。 《功夫》最终在香港拿下6100多万港币，第三次刷新周星驰自己的票房纪录。 全球票房约一亿美元，并拿下金像奖、金马奖双料最佳影片。但电影成功以后，哥伦比亚与周星驰的后续合作也没有真正延续。 《功夫2》喊了很多年，始终没有正式开拍。 一个理论上只要启动就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续集，被一拖再拖。 原因当然不只有分账，但分账、版权和控制权，一直是绕不开的问题。 别人愿意出钱，是为了分享成功。 周星驰需要别人出钱，却不愿意在成功以后，长期分享最值钱的部分。 吴孟达原本在《功夫》中有角色。 因为SARS导致拍摄延期，他已经接了其他工作，最终错过。 此后，两人再也没有等到档期真正对上的一天。 吴孟达生前反复澄清，两人没有不和。 他还说过：他没退休，我没死，就还有机会。 2021年2月27日，吴孟达因肝癌去世。 周星驰亲自前往灵堂，机会没有了。 同一时期，周星驰原来的创作班底也在不断散场。 刘镇伟、李力持、谷德昭、曾谨昌，这些曾经与他共同署名剧本、导演和创作的名字，从2000年代开始，陆续从周星驰电影的片头字幕里消失。 罗家英、苑琼丹、黄一飞，各自离开，各自谋生。 长期留在星辉，至今仍公开替周星驰说话的，只剩田启文等极少数人。 这些人为什么走，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件事。 有人是创作分歧， 有人是利益矛盾， 有人只是各自发展。 但所有人加在一起，呈现出的结果很清楚： 周星驰越来越成功， 周星驰电影里的老面孔，却越来越少， 因为在周星驰的体系里，任何人都可以被替换。 只有周星驰本人不能被替换。 编剧、演员和签约艺人：钱不多，他也不愿意多给 周星驰对大资本的分账敏感， 对小合作方的钱，同样敏感。 按照流传的说法，编剧司徒卓汉曾经向周星驰报出十五万港币稿酬，周星驰只愿意支付十万。 十五万和十万，对一部商业电影而言，根本不是决定性成本。 但周星驰仍然要压价。 因为在他的创作逻辑里，编剧写出的只是初稿。 真正决定笑点、表演、节奏和最终成片的人，还是他。 既然剧本最后还要由他修改，编剧就不值那么多钱。 梁小龙出演《功夫》里的火云邪神后，一度签进周星驰旗下公司。 梁小龙后来公开表示，签约之后，很多演出工作依然需要自己寻找，公司却仍要从收入中抽佣。 从公司的角度，签约艺人、管理经纪事务，抽佣是行业惯例。 从梁小龙的角度，公司没有提供足够资源，工作是自己找的，却还要拿走三成。 这也是周星驰利益逻辑的另一面： 别人的钱，他会计算得非常清楚。 自己的责任，却未必按照同样严格的比例计算。 项目需要艺人时，艺人是公司资产。 艺人需要资源时，公司却未必能真正托住他。 吴孟达、梁小龙、黄一飞、罗家英、苑琼丹，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周星驰电影最被观众记住的世界。 但在商业结构里，他们大多只是演员。 拿片酬，完成角色。 电影之后几十年持续产生的品牌价值，最终仍然归属于“周星驰电影”。 周星驰保留了最大的长期价值， 其他人拿走的是一次性收入。 这当然符合很多电影项目的商业规则。 但当一个创作者长期把所有合作都处理成一次性交易，最后得到的也只能是一批又一批一次性合作的人。 2008—2015：退出主演以后，他开始直接与资本争钱 《长江7号》于2008年上映，这是周星驰最后一部主演的电影。此后，他逐渐退到幕后。 2013年，《西游降魔篇》上映，票房12.46亿元，成为年度华语片冠军。 电影成功以后，周星驰旗下崴盈投资依据一份“票房超过5亿元后阶梯分红”的补充协议，向华谊追讨8610万元。 周星驰方面认为，王中磊曾经答应，电影票房达到相应规模后，给予额外收益。 华谊则认为，相关协议没有正式签署，也没有经过上市公司的有效决策程序，因此不能生效。 双方最终进入诉讼。 2014年至2015年，两审结果，周星驰方面均败诉。 这件事的重点，不只是8610万元到底该不该给。 而是《西游降魔篇》已经取得了空前成功。 正常情况下，一次成功合作，应该成为下一次合作的基础。 到了周星驰这里，却再次变成分钱时的决裂。 华谊承担了投资和发行风险，电影大卖以后，周星驰认为，原来的收益还不够。 因为票房超过预期，自己的价值也应该重新计算。 问题在于，资本的逻辑是： 亏损时，按照合同承担。 盈利时，也按照合同分配。 不能电影亏了，投资人认账。 电影赚了，核心创作者又要求重新谈价。 周星驰的逻辑则是： 合同签署时，没人知道电影会这么成功。 既然成功主要来自我的创作和品牌，原来的分配方式就低估了我的价值。 两套逻辑，都能自圆其说。 但对于合作关系而言，结果只有一个： 项目越成功，双方越容易翻脸。 后来，周星驰与徐克合作《西游伏妖篇》，阿里影业等公司参与投资。 电影票房达到16.5亿元，但口碑平平。 周星驰与阿里影业也没有由此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资本换了一家又一家，矛盾却总是相似。 因为周星驰需要的，不是普通投资人。 他需要的是愿意出钱，却不干涉创作；承担风险，却不过多分享收益；项目出现问题时负责兜底，项目成功以后又接受周星驰拿走最大价值的人。 （凯子？？？） 2016：《美人鱼》赚到顶峰，他又想把下一轮利益留给自己 2016年，《美人鱼》上映 影片获得18亿元保底发行，最终票房达到33.9亿元。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突破30亿元的电影。 纪录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战狼2》。 《美人鱼》的成功，再次证明周星驰的名字拥有巨大的市场价值。 也再次放大了他与合作方之间最根本的矛盾。 资本认为，自己承担了保底、投资、宣传、发行和市场风险，因此应该分享项目成功。 周星驰则会认为： 电影能卖到33.9亿元，归根结底，是因为观众相信周星驰。 光线等合作方在第一部中参与投资和发行。 到了《美人鱼2》，原来的合作结构没有延续。 第一部成功以后，周星驰认为合作方分走的利益太多。 于是第二部不再按照原来的结构合作，而是重新组织资金和制作，希望把更多版权、控制权和收益留在自己的体系中。 第一部风险最大时，大家一起承担。 等IP已经被验证，续集理论上更容易赚钱，原来的合作方却被换掉。 从周星驰的角度，他是在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价值。 从合作方的角度，这等于陪他走过最危险的一程，等到真正可以稳定赚钱时，却被踢出了牌桌。 同期，新文化传媒以13.26亿元，收购周星驰旗下PDAL公司51%的股权。 周星驰签下对赌协议： 数年内，公司净利润合计超过10亿元。 如果没有完成，他需要自掏腰包补足。 周星驰拿到了巨额资金，也把未来作品变成了必须完成的业绩。 对赌从资金，变成枷锁。 《西游伏妖篇》票房16.5亿元，口碑一般。 《新喜剧之王》于2019年上映，票房6.24亿元，被不少观众视为赶工交差。 业绩仍然没有达到预期。 过去，周星驰总想把更多利益留给自己。 到了对赌阶段，他终于拿到了更完整的资本收益。 代价是，资本也用最直接的方式，把利润指标压在了他身上。 《美人鱼2》：想把更多东西抓在自己手里，最后所有人的钱都被困住了 《美人鱼2》于2018年3月在深圳低调开机。 此后，项目陷入漫长的后期。 初始成本据称约4亿元，因为多次补拍、特效重制和利息累积，据称总成本已经超过7亿元。回本线也被推高到24亿元左右。 投资人刘央曾公开抱怨，自己投入巨大，项目多年没有上映，资金长期被压，直言被“拖惨了”。 片中两名男艺人先后成为劣迹艺人，相关戏份需要删除、替换。还传出过AI换脸、重新配音等处理方式。 2021年，影片在深圳进行大规模补拍。 2022年，又因疫情等原因重拍部分场景。 此后，补拍和后期调整反复传出。 豆瓣页面上的上映日期，一度写到“2028，未定”。 这部电影最讽刺的地方在于： 周星驰一直希望减少别人对项目的分配，增加自己对投资、版权、制作和收益的控制。 但当原来的合作结构被拆掉，更多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后，他并没有证明，自己能够稳定地管理一部如此庞大的商业项目。 项目规模越大，越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审美和意志运行。 周星驰想少分一点给别人。 最后却可能让所有人都分不到。 这就是“吃独食”走到极端后的结果： 不是一个人赚得更多。 而是一桌饭放到发霉，谁也吃不上。 前女友于文凤：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在法庭上算账 于文凤曾经是周星驰交往时间最长的女友之一，也长期参与他的投资和资产管理。 两人分手多年以后，于文凤起诉周星驰，追讨约7000万港币的投资分红。 于文凤方面认为，双方曾经存在收益分配约定。 周星驰方面则认为，相关承诺并不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义务。 2021年，法院判周星驰胜诉。法律上，周星驰赢了。 但这件事仍然延续了他人生中最熟悉的结局： 关系开始时，双方谈感情、信任和共同利益。 关系结束时，双方拿出合同、承诺和分账比例，在法庭上计算每一分钱。 朋友如此。投资人如此。合作公司如此。 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是如此。 短剧与旧IP：团队散了以后，只剩“周星驰”这个名字还能反复变现 《新喜剧之王》以后，周星驰多年没有正式上映新的导演长片。他开始进入短剧领域。 《金猪玉叶》《大话大话西游》等项目，都把“周星驰”放在宣传的中心。 由周星驰发起， 周星驰监制， 周星驰把关， 周星驰作品。 但周星驰本人不出演。 过去那些编剧、导演、配角和创作班底，也基本不在。 剩下的是一批新人，按照所谓“周星驰式喜剧”进行表演。 结果并不理想。 因为周星驰电影最不可复制的部分，从来不是几个桥段，也不是几句台词。而是周星驰本人，加上一整套长期磨合出来的创作共同体。 现在，他保留了“周星驰”这个最值钱的品牌。 却失去了共同创造这个品牌的人。 于是，他只能继续使用过去的IP。 《大话西游》 《喜剧之王》 《少林足球》 这些作品的价值，被一遍又一遍重新调用。 当年共同创作的人散了。 作品留下的长期品牌价值，却被集中到周星驰一个人的名字下面。 2026年7月11日：《功夫女足》，又一次把旧情怀端上桌 2026年7月11日，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 这是他时隔七年推出的新导演电影。 也是《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后的精神续作。 周星驰本人没有正面出镜，只在片尾彩蛋中留下一个背影。 影片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并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映日场次纪录。 还是足球，还是功夫，还是小人物，还是逆袭， 还是在调用《少林足球》的记忆。 但当年真正共同创造《少林足球》的人，已经不在了。 林小明不在。吴孟达不在。 原来的演员、编剧、武术团队和香港电影工业环境，也不在。 周星驰保留了最核心的IP。 也保留了最终的控制权。 但IP并不是一个人的回忆。 《少林足球》之所以成为《少林足球》，不只是因为周星驰。 周星驰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最不可替代的人。 这当然没错。 但他进一步认为，既然自己不可替代，其他人的贡献就可以被低估，可以被压价，可以被替换，可以在成功以后少分一点。 这才是他几十年合作关系不断断裂的根源。 从喜剧之王，到孤岛之王， 周星驰不是被某一个人封杀。 也没有一份真正存在的“全行业封杀令”。 周星驰始终认为，成功主要属于自己。 只有周星驰的名字、创意和判断，才是项目真正的价值。 他总觉得别人拿多了 投资人拿多了， 公司拿多了， 编剧拿多了， 演员拿多了， 经纪关系里的艺人，也拿多了。 只要项目成功，他就想把更多版权、更多利润、更多控制权，重新收回自己手里。 开始的时候，这种做法让他摆脱了低价合约。 后来，让他摆脱了电影公司。 再后来，让他摆脱了投资方、导演、编剧和老演员。 他越来越自由， 也越来越孤立。 他拿回了版权， 拿回了公司， 拿回了创作权， 拿回了最终剪辑和项目主导权。 也一次次试图拿回更多分账。 最后，他终于成为整套系统里最不可替代的人， 但代价是，那套系统本身已经没有了。 情怀当然还可以卖出第一张票。 “周星驰”三个字，也仍然足以让无数观众走进电影院。 只是电影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就能完成的东西。 PS: 周星驰真的充分说明了人性的复杂，以及人类样本的多样性。

71岁费玉清现状曝光：不接电话、不用微信、不再唱歌。每周三和红颜知己江蕙相聚，并打算百年后合葬！ 费玉清早上六点起床练八段锦，浇花时轻哼《一剪梅》，喂鱼用小汤匙，动作慢得像在细数时间。 邻居说，他常牵着小白狗到河岸散步，经过菜摊就买两根葱，其他什么也不要。 那栋房子是妈妈留下来的三层老宅，没重新装修过，墙面有些斑驳剥落，木楼梯踩上去会发出吱呀声。 一楼住人，二楼放书和佛经，三楼摆满兰花，窗台下是锦鲤池，水总是清亮。 他不用园丁，松土、修枝、换水都自己来，手背青筋明显，动作却很稳。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搬去新大楼，他说：“搬了，我妈的味道就散了。” 他的手机早就停用了，微信也删得干干净净。连便利店店员都记得，他总是买同一款面包和牛奶。 2024年底，动物保护机构收到一笔200万新台币的捐款，备注栏是空的。 没有人知道是谁捐的，但财务系统里有个老名字——张叔叔。这个名字从2009年就开始出现，年年固定不缺席。 江蕙每周三会来，提着一袋阿婆铁蛋，穿着平底鞋，两人慢慢走到渔人码头。 不聊往事，不提歌坛，只说哪家的猫生了三只小猫，哪包咖啡豆烘过头了。有一次费玉清的帽子被风吹歪，她顺手帮他扶正，一句话也没说。 他们早就说好，将来合葬，不立碑，只种一棵榕树。 他的姐姐是恒述法师，哥哥张菲偶尔会来，三个人在寺庙里吃素斋，聊小时候抢厨房锅铲的事。 张菲说自己曾欠过弟弟钱，还清那天，两人坐在台阶上啃苹果，谁也没提“歌手”这两个字。 他名下有四套房产收租，每月收入超过百万新台币，但皮带用了十五年，扣孔都磨得泛白。 叫车从不用App，只在路边招手，司机几乎都认得他。 有制作人托人带话，想邀他上综艺节目，他请管家回复：“嗓子早就哑了，只剩呼吸声。” 他不晒生活，不发感想，也没有人拍到他哭或笑。 只有一次，淡水下大雨，他冒雨跑出去盖兰花棚，回来时头发还在滴水，蹲在院子里替小白擦耳朵。嘴里哼的是《在水一方》，音跑得很厉害，但他没有停。 前两天台风过境，河岸倒了一棵树。他没有找人清理，只把断枝拖到墙角，锯成一小段一小段，再整齐地堆好。 隔壁小孩问他要做什么，他说：“烧水用。” 他今年七十一岁，没结婚、没孩子、没微博、没热搜，也不上新闻。 但淡水很多人都记得，那个总是在清晨扫门前落叶、傍晚牵狗看潮、夜里准时关灯的人。 他活着，就是那样。

我们从来都不是生在一个真正和平的年代。 只是，恰好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当世界的新闻里充斥着冲突、制裁、战争与对峙，当一些国家的夜空被炮火点亮，我们这边的夜空，却被烟花照亮。 昨天正月十五，窗外是鞭炮声，是孩子的笑声，是团圆饭桌上的热气腾腾。 同一时间，在伊朗，有人听到的是防空警报 在阿联酋，有人分辨的是飞机轰鸣与导弹划过天空的声音。 同样是夜晚，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其实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 它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付出与牺牲，是无数革命先辈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用鲜血和信念换来的今天。 越是看到世界的动荡，越能体会到平安二字的重量。 越是听到远方的炮火声，越明白窗外烟花的珍贵。 时代或许并不太平， 但庆幸我们有一个强大而稳定的祖国。 愿世界少一些硝烟， 也愿我们珍惜眼前的团圆与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