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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媒体天天报道一堆坏消息？ 曾经有一家叫 City Reporter 的新闻网站曾尝试过一天只发布正面新闻，结果网站流量暴跌了3分之2。 马斯克解释说，负面新闻迎合了人类的原始本能。 远古时期，及时发现猛兽，敌对部落和其他危险关系到生死，所以我们的大脑天生更容易被威胁，负面信息和戏剧性事件吸引。 既然恐惧，愤怒和冲突更容易吸引点击，所以媒体在流量竞争中会不断放大负面信息和情绪刺激。 而且，新闻业本身也有惯性和认知偏差，为了抢首发，争夺特定受众，很多报道会放大冲突，灾难和对立，进而加重焦虑情绪。

节假日回家陪陪爹妈， 顺便看了正在热播的由孙俪、吴慷仁主演的《危险关系》。 🤯这部剧哪里是在拍戏， 简直是在给所有恋爱脑进行一场“开颅式”的清醒手术。 那些所谓的深情，剥开来全是算计🧠； 那些所谓的占有欲，本质上是顶级捕猎者的病态控制。 最扎心也最讽刺的是， 剧中的简蕾蕾们往往是世俗眼中的“精英”， 却在所谓的爱里活成了毫无尊严的奴隶。 这部剧最犀利的地方在于， 它直接戳破了那个温情的幻象—— PUA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 而是因为你太善良、太有责任感， 才给了那些阴暗爬行者可乘之机。 看完只想说：姐妹们，清醒真的很重要。 别让“爱”变成自己的牢笼， 也别让善良变成被操控的软肋。 #危险关系# #反PUA# #情感操控# #清醒恋爱#

一个观点 周星驰 这一生，都在传播童年贫穷留给他的创伤，没有治愈，只是传播。 周星驰：从喜剧之王，到一座孤岛 1980—1988：没有人托举他的年代 1982年，周星驰拉着梁朝伟一起报考TVB艺员训练班。 梁朝伟考上了，周星驰落榜，最后靠人说情，才进了夜间训练班。 毕业以后，梁朝伟很快成为“无线五虎”，周星驰却被分去主持儿童节目《430穿梭机》，一做就是将近五年。 那几年，他一直在等一个真正的角色。 跑龙套时，他在《射雕英雄传》里演一个宋兵，出场没多久，就要被梅超风一掌打死。 他问导演：能不能先用手挡一下，再死？ 导演直接拒绝。 一个龙套，按照要求死就行了，哪来那么多想法。 十几年后，周星驰把这段经历原样放进《喜剧之王》。 那时候的他，没人听他说话，也没有资格决定自己怎么死。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理解周星驰的一个关键。 他太知道被人轻视是什么感觉。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拥有了决定权，他就再也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任何人。 1988—1990：李修贤，第一个托住他的人 1988年，李修贤选中周星驰，出演《霹雳先锋》。 周星驰凭这个配角，拿下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被电影圈看见。 随后，他签进李修贤的万能影业。 李修贤给了他进入电影圈的机会，也给了他最早的一纸合约。 问题是，这份合约签在周星驰成名之前。 1990年，《赌圣》上映，票房超过4100万港币，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周星驰一夜之间，从儿童节目主持人，变成整个香港最值钱的男演员。 但他的合约，还是那个不值钱时签下的低价约。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李修贤按照旧合约，把周星驰外借给其他片商。 片商支付的是巨星价格。 周星驰拿到的，却还是合约里的固定收入。 中间的差价，归公司。 站在李修贤的角度，当初是自己承担风险，签下一个没人要的儿童节目主持人。现在演员走红，公司按照合同赚钱，天经地义。 站在周星驰的角度，观众买票，是因为周星驰。 既然市场已经用票房证明了他的价值，为什么还要按照过去的低价，把大部分利益交给公司？ 这也是周星驰此后几十年反复出现的矛盾： 别人认为，自己给过他机会，承担过风险，因此有资格分享成功。 周星驰则认为，成功发生之后，过去的投入都已经不重要了。 真正让项目赚钱的人，是他。 约满以后，周星驰离开。 恩师变成仇人。 李修贤此后二十多年，多次公开批评周星驰忘恩负义。 两人再无合作。 周星驰第一次证明了，只要自己足够值钱，就可以摆脱旧的利益关系。 他也从这次经历里学会了一件事： 不能让别人控制自己的合约， 不能让别人借自己的名字赚钱， 钱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1990—1995：永盛给了他最好的时代，他却不愿意永远给别人打工 离开李修贤以后，周星驰进入向华强、向华胜兄弟的永盛体系。 永盛接住了周星驰最值钱的几年。 《赌侠》《整蛊专家》《逃学威龙》《鹿鼎记》《武状元苏乞儿》，一部接着一部。 1992年，香港年度票房前五名，全部是周星驰主演： 《审死官》《家有喜事》《鹿鼎记》《鹿鼎记2》《武状元苏乞儿》。 这一年，被称为“周星驰年”。 但票房越高，周星驰越难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演员。 投资方认为，电影是一个完整系统，公司出钱，找导演，组织剧组，安排发行，承担亏损风险。 周星驰只是其中最重要的演员。 周星驰却越来越认定： 导演可以换，编剧可以换，投资人也可以换。 真正不能换的，只有周星驰。 既然观众买的是“周星驰”三个字， 他就不愿意只拿演员片酬。 他要改剧本，要决定表演，要控制镜头，要参与分账。 还要决定最终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 问题很快从投资方蔓延到导演。 杜琪峰执导《审死官》，拿下1992年香港票房冠军。 第二年，两人又合作《济公》，结果《济公》票房和口碑都不理想，片场也不断发生冲突。 杜琪峰后来公开表示，不会再和周星驰合作。 王晶与周星驰合作过十余部电影，最后同样分道扬镳。 王晶后来在访谈中反复表达过类似的判断： 周星驰的才华是真的，难相处，也是真的。 所谓难相处，并不只是脾气不好。 更核心的问题是，周星驰很难承认一部成功的电影，是由很多人共同创造的。 电影不好，他会认为是导演、编剧、演员没有执行好。 电影成功，他又会认为，是自己把所有人的能力组织了起来。 最后的功劳，仍然应该归他。 1994年，周星驰成立彩星公司。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拍，由刘镇伟执导的《大话西游》。 上下两部电影，在当年票房惨败，彩星公司随之倒闭。 这是周星驰第一次自己当老板。 也是他第一次发现，拥有全部控制权，不等于一定成功。 几年以后，《大话西游》通过盗版VCD和内地高校传播，逐渐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但后来的封神，救不了当年的公司。 与永盛续约谈崩以后，双方彻底分开。 1996年，周星驰重新成立星辉公司，首部作品是《食神》。从此以后，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高片酬演员。 他要做老板，要掌握公司，掌握版权，掌握电影， 也掌握最后的利益分配。 多年以后，向太陈岚在《美人鱼》上映前夕连续发表长文，公开炮轰周星驰。“没有向家，就没有周星驰”的说法，也由此反复被提起。向太认为，他们给了周星驰最重要的平台。 周星驰不这样看，在他的逻辑里，永盛不是成就了他，是他用自己的票房，成就了永盛。 这也是他后来所有合作关系的底层逻辑： 别人给他的机会，他会记得一段时间，但只要项目成功，他就会迅速认定，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是自己。 2001：林小明承担了风险，周星驰却不愿意继续分收益 香港电影进入低潮以后，周星驰筹备《少林足球》。 “功夫加足球”，再加上大量特效，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稳妥项目。成本高，风险大，题材也怪。 寰宇老板林小明愿意投资，相当于在周星驰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押了一次重注。结果，《少林足球》以6073万港币，再次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影片横扫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七项大奖。 周星驰一人拿下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 黄一飞凭借“大师兄”一角，拿下最佳男配角。 电影拍摄时，为了完成被酒瓶砸头的镜头，黄一飞据称被真酒瓶砸了几十次。 这也是周星驰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 为了最后的效果，他可以让演员不断重来。 因为在他看来，作品最重要。 至于演员付出了多少、剧组承受了多少，都是完成作品必须支付的成本。 《少林足球》大卖以后，真正的矛盾才开始。 电影不只有院线票房，还有海外版权、录像带、DVD、电视播放、游戏、动画和其他衍生价值。 林小明认为，自己承担了前期投资风险，当然应该继续分享电影成功后的长期收益。 周星驰却认为，《少林足球》之所以能成功，核心是自己的创意、导演、表演和名字。 钱虽然是林小明出的，但真正把钱变成价值的人，是周星驰。 于是双方围绕海外版权和收益分配发生争议，最终对簿公堂。林小明公开表示，不会再有下一次合作。 这件事最能说明周星驰所谓“吃独食”的本质。 他不是简单地喜欢钱，而是始终认为，别人对项目的贡献，都可以计算成成本。 投资人出了钱，应该获得有限回报， 演员出了力，应该获得片酬， 编剧写了剧本，应该获得稿费， 武术指导设计动作，应该获得服务费。 但电影真正长期产生的价值，包括版权、IP、衍生开发和品牌溢价，最终应该属于他。 因为他认为，离开周星驰，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 这种逻辑对他自己当然有利， 但对合作方来说，等于他们陪他承担最危险的第一程。 项目一旦成功，后面的利益，他就不想再分了。 《少林足球》也是吴孟达与周星驰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 当时没人知道，这会是最后一部。 2004：《功夫》登上巅峰，出钱的人、出力的人，最后都没有留下 《少林足球》之后，周星驰找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哥伦比亚参与投资和海外发行，让《功夫》获得了当时华语电影中罕见的制作规模。 动作导演最初是洪金宝，洪金宝带着自己的武术团队进入剧组，拍摄几个月后，洪金宝离开。官方说法，是档期和健康问题。 流传更广的版本是，周星驰不断推翻已经设计好的动作，反复要求修改，洪金宝和武术团队无法忍受这种工作方式。洪金宝后来公开说过，不会再与周星驰合作。 袁和平随后接手。 周星驰请洪金宝，是因为需要洪金宝的能力。 但他又不可能真正把动作部分交给洪金宝决定。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所有人都可以是专家。 但最后的专家，只能是周星驰。 别人可以提供方案，周星驰负责推翻。 别人可以完成执行，周星驰负责判断。 一旦电影成功，观众记住的也不会是洪金宝、袁和平或者动作团队。 只会记住周星驰的《功夫》，这就是他的强大之处。 也是所有合作关系最危险的地方。 《功夫》最终在香港拿下6100多万港币，第三次刷新周星驰自己的票房纪录。 全球票房约一亿美元，并拿下金像奖、金马奖双料最佳影片。但电影成功以后，哥伦比亚与周星驰的后续合作也没有真正延续。 《功夫2》喊了很多年，始终没有正式开拍。 一个理论上只要启动就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续集，被一拖再拖。 原因当然不只有分账，但分账、版权和控制权，一直是绕不开的问题。 别人愿意出钱，是为了分享成功。 周星驰需要别人出钱，却不愿意在成功以后，长期分享最值钱的部分。 吴孟达原本在《功夫》中有角色。 因为SARS导致拍摄延期，他已经接了其他工作，最终错过。 此后，两人再也没有等到档期真正对上的一天。 吴孟达生前反复澄清，两人没有不和。 他还说过：他没退休，我没死，就还有机会。 2021年2月27日，吴孟达因肝癌去世。 周星驰亲自前往灵堂，机会没有了。 同一时期，周星驰原来的创作班底也在不断散场。 刘镇伟、李力持、谷德昭、曾谨昌，这些曾经与他共同署名剧本、导演和创作的名字，从2000年代开始，陆续从周星驰电影的片头字幕里消失。 罗家英、苑琼丹、黄一飞，各自离开，各自谋生。 长期留在星辉，至今仍公开替周星驰说话的，只剩田启文等极少数人。 这些人为什么走，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件事。 有人是创作分歧， 有人是利益矛盾， 有人只是各自发展。 但所有人加在一起，呈现出的结果很清楚： 周星驰越来越成功， 周星驰电影里的老面孔，却越来越少， 因为在周星驰的体系里，任何人都可以被替换。 只有周星驰本人不能被替换。 编剧、演员和签约艺人：钱不多，他也不愿意多给 周星驰对大资本的分账敏感， 对小合作方的钱，同样敏感。 按照流传的说法，编剧司徒卓汉曾经向周星驰报出十五万港币稿酬，周星驰只愿意支付十万。 十五万和十万，对一部商业电影而言，根本不是决定性成本。 但周星驰仍然要压价。 因为在他的创作逻辑里，编剧写出的只是初稿。 真正决定笑点、表演、节奏和最终成片的人，还是他。 既然剧本最后还要由他修改，编剧就不值那么多钱。 梁小龙出演《功夫》里的火云邪神后，一度签进周星驰旗下公司。 梁小龙后来公开表示，签约之后，很多演出工作依然需要自己寻找，公司却仍要从收入中抽佣。 从公司的角度，签约艺人、管理经纪事务，抽佣是行业惯例。 从梁小龙的角度，公司没有提供足够资源，工作是自己找的，却还要拿走三成。 这也是周星驰利益逻辑的另一面： 别人的钱，他会计算得非常清楚。 自己的责任，却未必按照同样严格的比例计算。 项目需要艺人时，艺人是公司资产。 艺人需要资源时，公司却未必能真正托住他。 吴孟达、梁小龙、黄一飞、罗家英、苑琼丹，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周星驰电影最被观众记住的世界。 但在商业结构里，他们大多只是演员。 拿片酬，完成角色。 电影之后几十年持续产生的品牌价值，最终仍然归属于“周星驰电影”。 周星驰保留了最大的长期价值， 其他人拿走的是一次性收入。 这当然符合很多电影项目的商业规则。 但当一个创作者长期把所有合作都处理成一次性交易，最后得到的也只能是一批又一批一次性合作的人。 2008—2015：退出主演以后，他开始直接与资本争钱 《长江7号》于2008年上映，这是周星驰最后一部主演的电影。此后，他逐渐退到幕后。 2013年，《西游降魔篇》上映，票房12.46亿元，成为年度华语片冠军。 电影成功以后，周星驰旗下崴盈投资依据一份“票房超过5亿元后阶梯分红”的补充协议，向华谊追讨8610万元。 周星驰方面认为，王中磊曾经答应，电影票房达到相应规模后，给予额外收益。 华谊则认为，相关协议没有正式签署，也没有经过上市公司的有效决策程序，因此不能生效。 双方最终进入诉讼。 2014年至2015年，两审结果，周星驰方面均败诉。 这件事的重点，不只是8610万元到底该不该给。 而是《西游降魔篇》已经取得了空前成功。 正常情况下，一次成功合作，应该成为下一次合作的基础。 到了周星驰这里，却再次变成分钱时的决裂。 华谊承担了投资和发行风险，电影大卖以后，周星驰认为，原来的收益还不够。 因为票房超过预期，自己的价值也应该重新计算。 问题在于，资本的逻辑是： 亏损时，按照合同承担。 盈利时，也按照合同分配。 不能电影亏了，投资人认账。 电影赚了，核心创作者又要求重新谈价。 周星驰的逻辑则是： 合同签署时，没人知道电影会这么成功。 既然成功主要来自我的创作和品牌，原来的分配方式就低估了我的价值。 两套逻辑，都能自圆其说。 但对于合作关系而言，结果只有一个： 项目越成功，双方越容易翻脸。 后来，周星驰与徐克合作《西游伏妖篇》，阿里影业等公司参与投资。 电影票房达到16.5亿元，但口碑平平。 周星驰与阿里影业也没有由此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资本换了一家又一家，矛盾却总是相似。 因为周星驰需要的，不是普通投资人。 他需要的是愿意出钱，却不干涉创作；承担风险，却不过多分享收益；项目出现问题时负责兜底，项目成功以后又接受周星驰拿走最大价值的人。 （凯子？？？） 2016：《美人鱼》赚到顶峰，他又想把下一轮利益留给自己 2016年，《美人鱼》上映 影片获得18亿元保底发行，最终票房达到33.9亿元。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突破30亿元的电影。 纪录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战狼2》。 《美人鱼》的成功，再次证明周星驰的名字拥有巨大的市场价值。 也再次放大了他与合作方之间最根本的矛盾。 资本认为，自己承担了保底、投资、宣传、发行和市场风险，因此应该分享项目成功。 周星驰则会认为： 电影能卖到33.9亿元，归根结底，是因为观众相信周星驰。 光线等合作方在第一部中参与投资和发行。 到了《美人鱼2》，原来的合作结构没有延续。 第一部成功以后，周星驰认为合作方分走的利益太多。 于是第二部不再按照原来的结构合作，而是重新组织资金和制作，希望把更多版权、控制权和收益留在自己的体系中。 第一部风险最大时，大家一起承担。 等IP已经被验证，续集理论上更容易赚钱，原来的合作方却被换掉。 从周星驰的角度，他是在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价值。 从合作方的角度，这等于陪他走过最危险的一程，等到真正可以稳定赚钱时，却被踢出了牌桌。 同期，新文化传媒以13.26亿元，收购周星驰旗下PDAL公司51%的股权。 周星驰签下对赌协议： 数年内，公司净利润合计超过10亿元。 如果没有完成，他需要自掏腰包补足。 周星驰拿到了巨额资金，也把未来作品变成了必须完成的业绩。 对赌从资金，变成枷锁。 《西游伏妖篇》票房16.5亿元，口碑一般。 《新喜剧之王》于2019年上映，票房6.24亿元，被不少观众视为赶工交差。 业绩仍然没有达到预期。 过去，周星驰总想把更多利益留给自己。 到了对赌阶段，他终于拿到了更完整的资本收益。 代价是，资本也用最直接的方式，把利润指标压在了他身上。 《美人鱼2》：想把更多东西抓在自己手里，最后所有人的钱都被困住了 《美人鱼2》于2018年3月在深圳低调开机。 此后，项目陷入漫长的后期。 初始成本据称约4亿元，因为多次补拍、特效重制和利息累积，据称总成本已经超过7亿元。回本线也被推高到24亿元左右。 投资人刘央曾公开抱怨，自己投入巨大，项目多年没有上映，资金长期被压，直言被“拖惨了”。 片中两名男艺人先后成为劣迹艺人，相关戏份需要删除、替换。还传出过AI换脸、重新配音等处理方式。 2021年，影片在深圳进行大规模补拍。 2022年，又因疫情等原因重拍部分场景。 此后，补拍和后期调整反复传出。 豆瓣页面上的上映日期，一度写到“2028，未定”。 这部电影最讽刺的地方在于： 周星驰一直希望减少别人对项目的分配，增加自己对投资、版权、制作和收益的控制。 但当原来的合作结构被拆掉，更多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后，他并没有证明，自己能够稳定地管理一部如此庞大的商业项目。 项目规模越大，越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审美和意志运行。 周星驰想少分一点给别人。 最后却可能让所有人都分不到。 这就是“吃独食”走到极端后的结果： 不是一个人赚得更多。 而是一桌饭放到发霉，谁也吃不上。 前女友于文凤：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在法庭上算账 于文凤曾经是周星驰交往时间最长的女友之一，也长期参与他的投资和资产管理。 两人分手多年以后，于文凤起诉周星驰，追讨约7000万港币的投资分红。 于文凤方面认为，双方曾经存在收益分配约定。 周星驰方面则认为，相关承诺并不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义务。 2021年，法院判周星驰胜诉。法律上，周星驰赢了。 但这件事仍然延续了他人生中最熟悉的结局： 关系开始时，双方谈感情、信任和共同利益。 关系结束时，双方拿出合同、承诺和分账比例，在法庭上计算每一分钱。 朋友如此。投资人如此。合作公司如此。 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是如此。 短剧与旧IP：团队散了以后，只剩“周星驰”这个名字还能反复变现 《新喜剧之王》以后，周星驰多年没有正式上映新的导演长片。他开始进入短剧领域。 《金猪玉叶》《大话大话西游》等项目，都把“周星驰”放在宣传的中心。 由周星驰发起， 周星驰监制， 周星驰把关， 周星驰作品。 但周星驰本人不出演。 过去那些编剧、导演、配角和创作班底，也基本不在。 剩下的是一批新人，按照所谓“周星驰式喜剧”进行表演。 结果并不理想。 因为周星驰电影最不可复制的部分，从来不是几个桥段，也不是几句台词。而是周星驰本人，加上一整套长期磨合出来的创作共同体。 现在，他保留了“周星驰”这个最值钱的品牌。 却失去了共同创造这个品牌的人。 于是，他只能继续使用过去的IP。 《大话西游》 《喜剧之王》 《少林足球》 这些作品的价值，被一遍又一遍重新调用。 当年共同创作的人散了。 作品留下的长期品牌价值，却被集中到周星驰一个人的名字下面。 2026年7月11日：《功夫女足》，又一次把旧情怀端上桌 2026年7月11日，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 这是他时隔七年推出的新导演电影。 也是《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后的精神续作。 周星驰本人没有正面出镜，只在片尾彩蛋中留下一个背影。 影片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并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映日场次纪录。 还是足球，还是功夫，还是小人物，还是逆袭， 还是在调用《少林足球》的记忆。 但当年真正共同创造《少林足球》的人，已经不在了。 林小明不在。吴孟达不在。 原来的演员、编剧、武术团队和香港电影工业环境，也不在。 周星驰保留了最核心的IP。 也保留了最终的控制权。 但IP并不是一个人的回忆。 《少林足球》之所以成为《少林足球》，不只是因为周星驰。 周星驰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最不可替代的人。 这当然没错。 但他进一步认为，既然自己不可替代，其他人的贡献就可以被低估，可以被压价，可以被替换，可以在成功以后少分一点。 这才是他几十年合作关系不断断裂的根源。 从喜剧之王，到孤岛之王， 周星驰不是被某一个人封杀。 也没有一份真正存在的“全行业封杀令”。 周星驰始终认为，成功主要属于自己。 只有周星驰的名字、创意和判断，才是项目真正的价值。 他总觉得别人拿多了 投资人拿多了， 公司拿多了， 编剧拿多了， 演员拿多了， 经纪关系里的艺人，也拿多了。 只要项目成功，他就想把更多版权、更多利润、更多控制权，重新收回自己手里。 开始的时候，这种做法让他摆脱了低价合约。 后来，让他摆脱了电影公司。 再后来，让他摆脱了投资方、导演、编剧和老演员。 他越来越自由， 也越来越孤立。 他拿回了版权， 拿回了公司， 拿回了创作权， 拿回了最终剪辑和项目主导权。 也一次次试图拿回更多分账。 最后，他终于成为整套系统里最不可替代的人， 但代价是，那套系统本身已经没有了。 情怀当然还可以卖出第一张票。 “周星驰”三个字，也仍然足以让无数观众走进电影院。 只是电影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就能完成的东西。 PS: 周星驰真的充分说明了人性的复杂，以及人类样本的多样性。

40 万 U 到 9 万 U，我真正做错了什么 前段时间，这个 账户最高有 40 多万 U，现在页面上只剩 9 万多 U。中间有资金转移，所以我不想拿“亏了 31 万”这种数字制造情绪。但真实的交易亏损已经足够让我认真复盘。 认真思考，我的问题其实很清楚也很简单 我一直有赚钱能力，但没有同等级别的风险管理能力。 很多盈利单，我赚几千、上万就会卖；亏损单却能从 -20% 拿到 -50%，最后甚至 -80%、归零。结果就是胜率看起来不差，账户却被少数几笔大亏反复打穿。 交易里有个很简单的数学： 如果你平均一笔赚 5000U，一次亏 30000U，就需要连续六笔正常盈利才能把这一笔错误填回来。 所以真正该控制的，从来不只是胜率。 更重要的是：一笔错误最多有资格拿走多少钱。 以前我会先想：“这个币我买 1 万还是 2 万？” 现在我觉得顺序应该完全反过来： 先问自己，如果我判断错了，我最多愿意亏多少钱？ 假设最多亏 3000U，逻辑失效的位置距离买入价 30%，那仓位上限就是 1 万 U。 对于没有明确止损位的 Meme，我以后会直接按照“可能归零”计算风险。 但这轮真正让我警惕的，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 当时账户里真的有 40 万 U。 正常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可那段时间我看到身边越来越多朋友突破 1M，我开始非常想把账户也做到 1M。 更麻烦的是，我以前确实很多次做到过。 所以我脑子里会产生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40 万只是中间状态，我应该很快回到 1M。 从这一刻开始，我的交易其实已经变质了。 我看到一个机会时，想的不再只是： 这笔交易的赔率够不够好？ 脑子里还多了一个声音： 这笔能不能让我更快到 1M？ 一旦这个目标进入交易决策，很多原本不该做的事情都会突然变得合理。 仓位可以再大一点。 已经涨很多了，也会觉得还能追。 跌下来以后不愿意认错，因为卖掉意味着离 1M 更远。 赚了一笔也不愿意真正把钱拿走，因为总觉得本金越大，到 1M 越快。 现在回头看，这是我这轮最贵的一课： 我把财富目标带进了单笔交易。 市场根本不知道我要做到 1M。 一个机会应该下多少仓，只和它的赔率、确定性、失效点、流动性和我愿意承担的损失有关。 和我现在账户有 40 万，距离 100 万还差多少，没有任何关系。 比较也会严重扭曲风险感知。 当身边的人都在赚钱，你很容易觉得自己“落后了”。可交易没有统一的进度条。 别人今天从 50 万做到 100 万，不代表我今天就应该承担两倍风险追上去。 别人的 PnL 一旦开始影响自己的 position sizing，基本已经失去独立判断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是会借用别人的 conviction。 朋友在买、KOL 在喊、群里都在讨论、聪明钱进场，这些都可以成为信息。 可如果一个币跌了 40%，我突然回答不了： 为什么买？ 为什么现在还拿？ 什么情况说明原来的逻辑已经错了？ 那说明我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拥有这笔交易。 上涨的时候，所有故事听起来都很合理。 只有下跌的时候，你才知道哪些判断真的是自己的。 还有一点我以前忽略了：账户创新高以后，风险预算不能跟着净值无限膨胀。 40 万全部放在账户里，我潜意识里就会把它当成 40 万可用筹码。 可其中相当一部分其实已经是过去很多正确决策积累出来的成果。 如果这些利润始终留在同一个高风险池里，下一次错误依然有机会把过去几个月全部带走。 以后我会给账户设置 High-Water Mark。 净值每上一个阶段，就强制抽走一部分利润。 这部分钱退出以后，不因为看到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又打回来。 因为账户里显示赚到了，和真正把钱留下来，是两回事。 回撤阶段也一样。 以前亏钱以后，我很容易开始想： 下一笔怎么赚回来？ 这其实非常危险。 一旦目标变成“回本”，交易会慢慢从寻找正期望值，变成寻找足够大的结果。 仓位会放大，频率会上升，耐心会消失。 所以以后回撤越大，我反而应该越慢。 我现在给自己留下四条规则： 1:净值目标永远不能参与单笔交易决策。 2:仓位由最大可承受损失倒推，不由“我有多少钱”决定。 3:账户创新高必须抽走利润，回撤扩大必须降低风险。 4:一笔交易如果需要下一笔“大赚”才能救回来，那上一笔的仓位就已经错了。 我现现在也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优秀交易员真正厉害的地方，可能并不是比别人多抓几个 10 倍币。 是他有能力让一次错误永远杀不死自己。 过去我总在研究下一个机会在哪里。 这次以后，我会花更多时间研究： 什么情况下应该不下注，什么情况下应该减仓，以及赚到的钱怎样真正留下来。 40 万我以前做到过。 1M 我以前也做到过。 现在我更在意的是，下一次再到那个数字的时候，我还能留下多少。

孙宇晨真正的巨大漏洞，可能已经暴露了 我最近重新研究了一遍孙宇晨，越研究越觉得很多人研究错了方向。大家盯着他的花边新闻，政治关系、特朗普、各种争议，但这些可能都不是他真正的致命点。 孙宇晨最大的漏洞，是一个很反直觉的东西： 他建立了一个看起来非常去中心化的商业帝国，但这个帝国最重要的几个开关，其实掌握在别人手里。 而 2026 年发生的几件事，正在第一次同时触碰这些开关。 一、先把 SEC 放到一边 过去几年，很多人认为孙宇晨最大的风险是美国 SEC。这个判断现在已经过时了。 2026 年 3 月 5 日，SEC 提出与孙宇晨、TRON Foundation、BitTorrent Foundation、Rainberry 达成整体解决方案。Rainberry 就相关 wash trading 指控支付 1000 万美元民事罚款，其余针对孙宇晨以及相关 TRON 被告的诉求撤销，而且 settlement 是在不承认也不否认相关指控的条件下达成的。 换句话说，那个过去悬在孙宇晨头顶最显眼的美国监管炸弹，至少大幅降级了。 但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可能更危险的东西出现了：HTX。 二、英国首先动手 2026 年 5 月 26 日，英国把 HUOBI GLOBAL S.A. 正式列入俄罗斯制裁框架。 英国政府的 Statement of Reasons 提到了 A7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和 GARANTEX Europe OU，认为 Huobi Global S.A. 曾向相关实体提供金融服务、资金或经济资源，从而构成支持俄罗斯政府相关经济活动的依据。制裁措施包括资产冻结、支付处理限制、Correspondent Banking 限制、Trust Services 限制，甚至互联网服务限制。 真正关键的是随后英国 OFSI 专门增加了一条 FAQ： “对 Huobi Global S.A. 的制裁是否适用于 HTX cryptocurrency exchange？” 答案是：Yes。 OFSI 明确表示，它认为 HTX 因 Huobi 的所有权关系，同样受到英国金融制裁约束。 有意思的是，HTX 不认。HTX 随即发表公告称，Huobi Global S.A. 和线上 HTX 交易所是两个不同、相互独立的主体，制裁“不应、也不会”影响 HTX。 于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局面出现了： 监管机构说：你就是它。 HTX 说：我不是它。 这已经不仅仅是公关问题，而是一个法律实体边界问题。 三、然后欧盟来了 2026 年 7 月 23 日，欧盟公布 Regulation 2026/1848，Annex XLV 里面直接出现： HTX (HUOBI GLOBAL SA) 生效日期：2026 年 8 月 23 日。 Annex XLV 列的是欧盟认定显著挫败俄罗斯制裁目的的境外金融机构、加密资产服务商和支付服务商。相关 Article 5ad 原则上禁止欧盟主体直接或者间接与名单中的机构发生交易。 这意味着事情已经完成一次重要升级： 英国不是孤立事件，现在是英国 + 欧盟。 四、真正值得看的，不是“HTX 被制裁” 而是制裁发生之后，HTX 的 Proof of Reserves 发生了什么。 HTX 一直公布 PoR，而且从它自己的公开数据看，目前主要资产 reserve ratio 仍然在 100% 或以上。所以必须先说清楚： 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证明 HTX 资不抵债。 但 2026 年 6 月的 PoR 出现了一个以前没有那么显眼的分类： ThirdParty。 Protos 根据 HTX 的 PoR 数据统计，约 13 亿美元储备进入了这个类别，涉及 BTC、ETH、USDT、USDC 等资产。 HTX 自己的 PoR 页面也明确写着，Custodial Wallet 中的资产由 third-party custodians 保管；如果想验证这些余额： “please directly contact the third-party custodians.” 问题来了：谁是 custodian？ HTX 的公开 PoR 页面没有直接告诉你。 于是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结构：HTX 告诉用户，钱在那里，第三方替我们保管，你可以找第三方验证；但是第三方是谁，并没有在这个页面上清楚披露。 这不是证明“钱没了”，但它明显降低了外部验证能力。而在一家交易所刚刚遭遇英国制裁、随后又进入欧盟名单的情况下： 储备可验证性下降，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风险信号。 五、链上又出现了一条更有意思的线索 Protos 后来继续追踪 HTX 过去披露的 PoR 钱包。其中一个地址曾持有大约 71,853 stETH。 5 月 30 日，也就是新的 June PoR 快照前不久，这些资产开始转移，最终部分资金进入了 Etherscan 标记为： Poloniex 7 Poloniex 10 的地址。 这件事情必须谨慎解释。它不能证明 13 亿美元 ThirdParty 全部在 Poloniex，更不能证明 HTX 挪用了客户资产。 但它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HTX 的储备、Poloniex 的钱包以及孙宇晨关联生态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是我认为真正应该做链上法证的地方。 六、为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比 SEC 案件严重得多？ 因为中心化交易所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资产价格下跌，而是： liquidity mismatch。 100 亿美元资产，不等于随时可以兑付 100 亿美元负债。 这正是 FTX 给整个行业留下最重要的一课。一个交易所可能在账面上拥有足够多的“资产”，但你必须继续问： 这些资产是什么？谁托管？能否立即转移？是否被质押？是否存在锁仓？是否属于关联方？是否同时被其他平台计算为储备？有没有借贷关系？有没有抵押关系？有没有制裁导致的冻结风险？ 所以单纯看到： Reserve Ratio > 100% 远远不够。 七、这里出现了孙宇晨真正的结构性漏洞 把地图继续往外拉，你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系统： TRON、HTX、Poloniex、TRX、USDD、JustLend、stUSDT、USDT，以及孙宇晨本人。 它们法律上并不是同一个东西，资产负债表也不是同一张，但资本市场会把它们看成一个： Sun Ecosystem。 这意味着孙宇晨本人实际上成为了一种特殊的金融资产： Reputation Collateral。 当市场相信孙宇晨时，TRX、HTX、TRON DeFi 甚至相关项目都会获得某种隐性信用溢价。但如果有一天市场开始怀疑其中一个关键节点，传播方向也可能反过来： HTX 出现问题 → 用户提现 → 关联资产流动性下降 → TRX 等生态资产承压 → 抵押品价值下降 → DeFi 清算增加 → 市场进一步怀疑 HTX 储备质量 → 继续提现 这才是真正值得担心的： Reflexivity，反身性死亡循环。 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循环正在发生，但这是最应该压力测试的场景。 八、而孙宇晨还有一个更大的外部依赖：Tether 今天 TRON 最大的护城河其实不是 TRX，甚至不是所谓 Web3 应用生态，而是： USDT。 目前 TRON 上稳定币规模约 938 亿美元，其中 USDT 大约 919 亿美元，占比接近 98%。 这意味着 TRON 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 USDT settlement rails 之一。 这是孙宇晨最大的成功，但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单点故障。 因为： Tether 不是孙宇晨控制的。 USDT 也不是去中心化资产。Tether 可以冻结地址，可以调整合规政策，可以调整某条链上的发行策略，也可以改变不同司法辖区的风险控制。 于是出现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结论： TRON 越成功地成为全球 USDT 网络，它就越依赖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中心化发行商。 孙宇晨控制 TRON，但孙宇晨并不控制美元。 甚至不控制 TRON 上最重要的“美元”。 九、这才是孙宇晨商业模式最深的悖论 TRON 为什么成功？因为便宜、快、USDT 流动性巨大、银行体系覆盖弱的地方也能转账。 这让 TRON 在亚洲、拉美、中东、非洲以及大量 OTC 场景拥有极强生命力。 但同样的特征，也让它成为非法资金喜欢使用的基础设施之一。 TRM Labs 的研究显示，2024 年，在其识别出的主要公链非法交易量中，TRON 占 58%。 但是另一面也应该写出来：TRON 当年的非法交易规模大约减少了 60 亿美元，是主要公链中下降最多的。TRON、Tether 和 TRM 后来还共同成立了 T3 Financial Crime Unit，冻结了超过 1.3 亿美元相关非法资金。 于是又出现一个悖论： TRON 越开放，它越有竞争力；TRON 越合规，它越容易失去“特殊性”。 它必须永远停留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位置： 足够开放，所以全世界愿意用；足够合规，所以美国和欧洲允许它继续存在。 这是一场长期走钢丝。 十、甚至“政治关系”也不是最终保险 孙宇晨曾经成为特朗普家族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最重要的公开支持者之一，很多人因此把他的政治投资理解成一种保险。 但 2026 年发生了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孙宇晨把 World Liberty 告了，原因之一是他的 WLFI Token 被冻结。 Reuters 报道涉及 Token 当时价值约 3.2 亿美元。World Liberty 否认孙宇晨的指控，并反过来起诉他。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特朗普，而是一个更简单的事实： 即使像孙宇晨这样的人，即使投资数千万美元，即使拥有如此高级别的人脉，当别人控制智能合约权限和资产冻结权时： 别人仍然可以按下按钮。 最后解决问题的地方还是法院。 这给孙宇晨整个商业哲学划出了一条非常清晰的边界： 关系不是产权。 十一、所以孙宇晨真正的漏洞，不是一个秘密钱包，而是一种架构 他的系统看起来极其分散： TRON 是 blockchain，USDT 是 stablecoin，HTX 是 exchange，Poloniex 是另一个 exchange，JustLend 是 DeFi，USDD 是 stablecoin，各种项目分别存在。 但当我们把资金流、抵押品、托管、稳定币和信誉重新画到一张图上，你会发现： 它们可能共享同一组风险因子。 孙宇晨、TRX、流动性、Tether、托管商、监管。 这意味着： 法律上的分散，不一定等于风险上的分散。 这才是我认为真正值得研究孙宇晨的地方。 十二、如果让我用 FTX 的方法审计孙宇晨，我只查五件事情 第一，HTX 那 13 亿美元 ThirdParty 到底由谁托管？ 第二，HTX 与 Poloniex 之间到底有多少资产交叉？ 第三，HTX、Poloniex、JustLend、USDD 等体系有没有重复计算同一批资产或者循环抵押？ 第四，如果 Tether 对 TRON 或 HTX 风险政策发生变化，24 小时、72 小时、7 天分别会发生什么？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 如果 HTX 出现 20%、40%、60% 用户集中提现，真正能够立即兑付的高质量流动资产究竟有多少？ 但如果其中任何两个同时出现问题，那就不是某个 Token 跌 30% 的故事了，而可能变成： 制裁 × 托管 × 流动性 × 抵押品 × 信用 五个系统同时反馈。 所以，我现在对孙宇晨的判断不是： “他是不是下一个 SBF？” 这种问题太低级。 真正值得问的是： 孙宇晨究竟建立了一个真正分散风险的加密帝国，还是建立了一个表面上有很多独立节点、实际上共享少数几个单点故障的巨大金融网络？ 现在还没有足够证据回答。 但 2026 年正在给我们第一次真正的压力测试。 英国已经按下了一个开关。 欧盟又按下了一个。 孙哥自己写小作文按下了关键的一个 现在要看的，不是孙宇晨还能不能制造新闻，而是： 资金会怎么走。 因为金融帝国最后不会死于新闻。 它只会死于负债到期时，资产不能变成现金。 注：文中关于循环抵押、流动性传染和死亡循环的部分属于风险情景分析，不代表这些情况已经发生；截至目前，公开资料不足以证明 HTX 存在资不抵债或挪用用户资产。

景甜已经彻底完了，今后不会再有任何代言，影视演出了，托尼老师有一招，可助景甜逆风翻盘，绝处逢生。 为爱复仇 & 为党立功。 前几年，咱们的甜甜和科科爱的干柴烈火，灵肉共振，艺术生和体育生的含金量，他们俩是生理性喜欢。 然而科科年少的时候混的圈子乱，体育生嘛，平时爱打牌赌博，前几年又开始炒币，刚好遇到 2022 年的币圈史诗级大牛市牛转熊，科科在币圈尤其是trx链上亏了很多钱，经济陷入困境，经常撒谎找甜甜要钱，还产生了拿俩人的私房秘事还钱用来翻身回本的危险想法， 虽然最后俩人关系断裂，但深爱着科科的甜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发誓要为自己的爱情复仇。 然后景甜开始制造机会刻意接近孙哥，刚好发现孙哥视景甜为少年春梦，居然还想要娶自己回家。 但甜甜因为对科科的爱，视孙哥为眼中钉肉冲刺，就想着先把科科在 TRX 链上亏的钱先骗回来，于是就让孙哥对自己有限的扣扣摸摸再让孙哥吃下自己身子，孙哥就库库打钱了。 刚好这时候甜甜之前红色家族背景的前男友知道甜甜和孙哥在一起了，也找上甜甜，想让甜甜做我党的特务，把孙哥骗回北京杀猪，到时候 1/9分账。 对上了，一切都对上了，为什么 甜甜会换兔朱迪警官头像？因为她就是我党的卧底； 人人都知道孙哥不能回国，甜甜不知道？她为什么总要问，能不能回北京？ 如果这时候，甜甜再去纹身店，给自己脚底板纹上 精忠报国，左精忠右报国，到时候在微博一发，表明自己是为爱复仇，是 为国立功，自己被孙哥弄是忍辱负重，舆论可立即反转。 为爱复仇/为国立功的甜甜VS 灰灰男镰刀男通缉男孙宇晨，群众会站在哪一边？

科普｜普通食品鼓吹能降血压，患者停药酿成悲剧 最近，南京一位患高血压四五年的男子，因听信销售人员劝说，停用降压药、改吃一款叫“高康泰凝胶糖果”的产品（俗称“小四油”），结果在车内离世，尸体腐烂严重才被发现。 目前，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初步认定该产品仅为普通食品，并非药品或保健品。 降压药能不能停？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 很多患者血压降下来后，觉得病好了，便擅自停药——这是最危险的误区。 降压药的作用是帮助血管维持正常压力，一旦停药，血压会迅速反弹，甚至报复性升高，引发脑出血、心梗、肾衰竭等致命并发症。 医学上，降压药需要终身规律服用，任何调整都必须由医生根据检查结果决定。 记住：血压正常是药物控制的结果，不是病好了。 给患者的实用建议： ⭐降压药不能随意停，调整用药必须咨询医生； ⭐ 保健品、食品不能治病，看清包装上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遇到“神奇疗效”宣传，可拨打12315举报。 这些套路，专坑老年人？ 案件中，销售方式非常隐蔽：微信群人带人，熟人拉熟人，不停说产品好处。这种套路很常见： ⭐专家站台：请所谓的医生、教授讲课，制造权威感 ⭐熟人背书：我邻居吃了血压都正常了，利用信任链传播 ⭐恐吓+诱惑：一边夸大药物副作用，一边吹嘘产品"纯天然无副作用" 免费小恩小惠：送鸡蛋、送体检，拉近关系后再推销 凡是让你停正规药、改吃某某产品的，立刻拉黑。 法律红线：虚假宣传要担责 本案中，宣传人员声称"有高血压的吃了就把降压药停掉了"，已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虚假宣传的规定。如果造成人身损害，还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但法律追责是事后的事，生命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健康没有捷径，科学管理才是对生命负责。 请转发给身边高血压亲友，别再让类似悲剧重演。

习近平最好取消访美行程 一、习近平无法抵达联合国总部 爆点周刊点出前不久西藏流亡者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使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到访联合国行程取消。流亡藏人的决绝行为，是不是“吓退”了习近平？ 我的回应是肯定的，习到访白宫或者川普的海湖庄园，美国政府可以有效保证其安全，因为这属于国事访问，而习近平到访联合国总部，则要中共当局协调纽约警方，以应对数以万计的抗议者涌向纽约联合国总部。 届时遭遇到的抗议规模将难以估量，甚至可能导致习近平无法抵达联合国总部。整个行程从住宿到安保，中共当局可能要支付以亿计的美元代价。还有，抗议团体与抗议者也极有可能做出非常极端的行为，不惜生命的代价，对习近平造成的负面影响，将难以承受。 外交部与统战部拿出一份必要支出账单，还有安全评估报告，习近平只能知难而退。 习近平2023年11到旧金山参加APEC会议，中共外交部门费尽心机，提前一个月，安排加州州长纽森访问中国，在北京受到习近平接见，表面上谈的是气候、经贸与人文交流，背后是政治幕后交易，加州政府随之投资巨资整治旧金山，以保障习参会安全。纽森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会议核心区域进行了大规模市容、安全与街道治理。长期困扰市中心的露宿者营地、毒品交易、卫生脏乱等问题，在峰会期间居然明显改善，特别是对抗议人群投入大量警力，以保障习车队顺利出行。。 纽约能做到这一点吗？中共政府为此投入了多少经费？通过什么渠道与方式？只有双方决策者完全知情。 二、习近平还有必要进入联大吗？ 十年前，习近平两次在联大讲演，那是中国经济的巅峰时期，也是习通过一带一路、建雄安新区等宏大项目大撒币时代，信心满满，指点中国之后，开始指导人类共同体命运： 2015年9月28日出席纽约联合国总部第七十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讲话 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中国讲勿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披上中国国家主席的外衣，在联合国讲演，却致力于维护人类和平，把人类看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在联合国讲演，扮演的是人类精神导师的角色。 十年来，特别是疫情之后，习领导的中共政权使源于武汉的病毒释放到全世界，影响了数百万人生命安全，造成的经济重创无法估量。 上不封顶的支持俄罗斯，等同于怂恿与促成了俄对乌的入侵，实质上是与俄、伊、朝等国，发动了一场冷战之后的国际战争； 习当局同时升级军备，以图通过军事力量，改变南中国海控制版图，随时准备武统台湾。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破坏者，如果站在联合国总部主席台上，还能说出怎样的豪言，做出怎样的指点？ 三、习近平见川普也是多余的 习近平见川普，主要是提升自已在中国国内的形象，认为自已在美国面前仍然非常重要，访美见川普，是两个大国领导人对话或者证明自已是敢与美国交锋，象征意义正在大于实际意义。 某种意义上，川普是美国对中国开放的终结者，是对中共军事与经济围追堵截的制造者。 美国已将中共国列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的最大破坏者： 第一，中美经济竞争已经制度化。 川普政府对华政策已不只是关税谈判，而是关税、产业政策、供应链、关键矿产、无人机、半导体和先进制造等多线并进。美国近期甚至还在研究针对中国“产能过剩”追加关税； 第二，军备竞争已经超越贸易摩擦。 台湾、南海、第一岛链以及美国印太军事部署，使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安全竞争性质。台湾尤其成为双方最危险的战略碰撞点； 第三，美国战略目标已经发生变化。 过去美国以为经济开放可以使中国政治转型，这一梦想不仅破灭，反而认为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是养大了一条红色巨龙怪兽，正在反噬美国与西方社会，危害文明世界的和平安全。某种意义上，中共国已代替俄国，成为美国第一敌国。 所以，习近平不仅到联合国总部没有必要，见川普也是多余的。 @baodiantimes

美国安排世界3：遭遇中国的完全抵抗 2013年我去美国住了大半年，接触了不同的美国阶层，看到些信号，就在当年的博客写了几篇文章，提及美国朝野已经统一意见，准备对中国展开贸易保护主义。 你想那是2013年的环境，怎么会有人同意我这种文章，大量的批评在评论里呈现。 所以我在2016年预估川普会上台时，也没有人认可。 这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再到我预估川普会失败，拜登会赢得大选，且民主党政府会继续沿用共和党的政策，遏制中国时，基本上也是没人信的。 这里面隐含着一个数百年的欧洲大国博弈逻辑，美利坚的精英完全继承了欧洲马基雅维利氏权谋的传统，同时在美国每一次大的政策改变时，都会有民粹分子靠煽动民粹上台，实际上则是整个精英层达成了一致。 在川普的第一次上台，开始对中国展开贸易战时，我公开建议不要妥协，遭遇了铺天盖地的批评，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批评我的恰好都是我多年的读者和老友，都是自由市场的信奉者，如同我过去一样。 真实的场景是整个中国采取了相反的建议，试图满足川普的条件，因为大家的认知他是个商人，可以谈判。 中国以人民币汇率贬值14%，吃下了美国惩罚性关税，并承诺大规模购买美国的能源与农产品，来满足川普对美国能源集团和农民选票集团的迎合。 但显然后半程中国政府出现了疑虑，此时想要等等民主党政府上台后，来缓和中美关系。 此时的中国还没有意识到美国的精英层已经有了共识，从他们的学术院校、智库、情报单位、军工复合体、国会、白宫、媒体等所有深层政府到利益团体，完全构建了统一意志，要遏制中国。 但中国或许没有明白美国的战略，以为美国是需要中国制造业的，却实施了一个极其正确的计划：2025技术目标。 这个技术发展的规划，帮助中国奠定了科技工业基础，使得产业链纵深不再是单纯的人口红利路线，而是全产业链的纵深，以极高的生产率、低成本，基本上会导致世界难以轻易的与中国制造脱钩。 拜登上台后的继续遏制中国，使得中国政府初期沉默了一会儿。拜登与布林肯这帮老派政客所做的联合欧洲日韩一起遏制中国，实际上像勒紧的绞索，的确让中国很难受。 中国的做法是构建南方市场和供应链，做产业转移，以东南亚和墨西哥等地的转口贸易，对抗美国的关税壁垒。 这一点是成功的。 赢得了时间。 之后川普再次上台，一波三折，我是在看到拜登被踢掉后，再次看到了川普上台的希望，在枪击事件后，我明白川普必定上台了。 川普这次带来一批硅谷精英，一批对民主党的治国方略不满，对民主本身有质疑，写出黑暗启蒙的知识资本精英。 他们不仅仅有钱，而且有哲学思维，带着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想要以此改变美国。 但川普的大打出手，对所有盟国的不加区别的遏制，一种可能性是美国精英对川普失控了。也或者说，另一种可能性这批精英中的科工复合体需要借助于全球冲突来构建新的军工复合体。 川普再次上台后，反对中国强硬的坊间呼声与大客户妥协的呼声一半对一半。中国这一次没有低头，也使得美国的遏制策略遭遇挫败。 美国突然发现无法与中国脱钩，至少在5到10年的时间里，无法与中国供应链彻底脱钩，不管是稀土和整个机电产业链。 民主党时期美国想要扶持太平洋和印度洋供应链，以友岸外包的形式，扶持印度、越南、墨西哥等替代中国供给，重构去中国的全球化。 川普时期想要实行的是工业回归美国，这个激进的做法毁了美国的盟友链接。 在白宫再三修改策略，并遭遇法院宣判关税无效后，其实又回到了民主党时期的去中国化，要再次重构供应链。 但此时印度、印尼、非洲十二国，开始让中国警惕。 印度吃相太难看，真面目暴露的过早，使得中国开始意识到产业转移是掏空中国工业，并为中国打造空前的竞争对手的巨大风险。 实际上，如果东南亚承接中国的下游，这是个成功的共享产业链。 但是印度如果完完全全的替代中国工业，中国就会被美国、欧洲和日本淘汰出局。 美国修改政策的速度非常快，他们如同八爪鱼式的自组织系统，可以迅速的调整策略。 日本保守派上台，曾想在台海发生事件后，以工具人的角色，从中美博弈中获利。 如果中美激烈冲突，形成热战的概率，日本要么冲锋陷阵，要么作为军事后勤基地，可以复制朝鲜战争时期的荣光，复兴军工和重工业，回到正常国家序列，从而摆脱经济衰退的困境。 但美国衡量了台海冲突的后果，川普访问中国后，给出一句承诺：美国不会为台湾的挑衅行为背书。 这实际上让高市政府顶在了杠头上，极度难堪。 日元暴跌，中小企业与日本国民承担的输入性通胀与购买力稀释，导致日本央行行为失措。日本大量投资美国，日美利差导致的套利资本，可能让五大商社与养老金基金受益，但普通日本人并非人人收益，大量中小企业倒闭。 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行为轨迹来推演，美国绝无可能放弃遏制中国的策略，脱钩也是必然的，这是一个时间拉长的游戏。 中国应对的策略，或许是不要再做产业和技术转移，卖铲子游戏也到了危险的失衡点，全力垒实国内的产业，并建立让国民收入倍增的方略，提高中国国内消费，以全产业链的纵深继续对海外释放过剩产能，以国内消费的提升向南方世界提供订单。 而美国的进一步策略可能是鼓动南方世界各国，逼迫中国转移矿产资源的技术，让渡股份，并扶持其他新兴工业国，替代中国制造，还要求欧洲对中国展开贸易遏制。 双方继续考验自己的国力与智慧。

孔子不喜欢乡愿，现在社会中，乡愿有哪些表现，是不是不利于公民社会与公共事务？ 答： 是，而且这个角度很值得讨论。孔子批评“乡愿”，并不是反对温和、善良、与人为善，而是警惕一种以不得罪人为最高原则、以维持表面和气代替是非判断的公共人格。如果把这个概念转换成现代语言，它确实与公民社会能否健康运作有很强的关系。 《论语·阳货》说： “乡愿，德之贼也。” 孟子后来解释得更充分。《孟子·尽心下》说，乡愿看起来“忠信廉洁”，似乎人人都喜欢，但其问题恰恰在于“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最终到了“阉然媚于世也”。也就是说，他不是公开作恶的人，而是外表道德正确，实际上取消是非原则的人。 现代社会的“乡愿”，往往有这些表现 第一种是明知不对，但是不愿意指出来。 一个组织账目不清，程序违规，负责人越权，大家私下都知道有问题，但公开开会时却说：“大家都是朋友，不要把事情搞得太难看。”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现代乡愿。 因为他把“不要得罪人”置于“公共规则是否得到遵守”之上。表面上维护团结，实际上牺牲制度。 第二种是私下批评，公开沉默。 私下说：“这个人确实有问题。”“这件事做得太过分了。”一旦要求他公开表态，他马上说：“我不了解情况，不方便评论。” 如果确实不了解，当然应该保持谨慎；但如果已经掌握事实，却因为害怕承担社会成本而永远保持模糊，这就是乡愿人格的重要特征——有私人判断，却没有公共立场。 第三种是把“各打五十大板”当成公正。 一方明显违反规则，另一方要求调查，乡愿却说： “双方都有问题。” “大家各退一步。” “不要再追究了。” “为了团结向前看。” 听起来非常中立，实际上可能把违规者与追责者放在同一个道德位置上。 真正的中立是依据事实和规则判断；乡愿式的中立，则是不愿判断。 第四种是用人情伦理取代公共伦理。 “认识这么多年了，何必呢？” “他也为组织做过很多贡献。” “给他留点面子。” “都是自己人。” 这些话放在私人关系中未必有错。但是公共组织管理的是公共事务、公共财产和共同规则。 私人社会问的是：我们关系怎么样？ 公民社会问的是：这件事合不合规则？ 这正是两种社会伦理的重要区别。 第五种是把提出问题的人视为麻烦制造者。 这是乡愿文化最有意思的地方。 有人违规，大家相安无事；有人指出违规，反而有人说：“你为什么一定要闹？”“为什么不能宽容一点？” 于是出现一种奇怪的责任倒置： 破坏规则的人没有破坏团结，指出规则被破坏的人反而成了“破坏团结”的人。 这对公民社会尤其有害。 为什么乡愿不利于公民社会？ 因为现代公民社会需要一种与“好好先生”不同的人格：公民人格。 公民并不需要天天愤怒，也不需要凡事斗争。恰恰相反，成熟的公民可以非常温和，但他必须知道： 人可以温和，原则不能消失； 私人可以宽容，公共事务必须问责； 可以尊重对手，但不能因为人情取消规则。 一个正常的协会、教会、业委会、学校董事会、非营利机构乃至民主社会，都依赖成员愿意做几件并不舒服的事情：提出异议、要求公开账目、质疑权力、投反对票、要求利益冲突者回避，以及在朋友违反规则时仍然坚持程序。 这些事情都可能“得罪人”。 所以公民社会本身就要求人具有一种能力——承受适度的人际关系压力，以维护非人格化的公共规则。 这恰恰是“乡愿”最缺乏的能力。 但也要区分“乡愿”与“中庸” 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孔子既反对乡愿，又高度推崇中庸，因此二者绝不是一回事。 乡愿是：没有原则，所以谁也不得罪。 中庸则是：有原则，但反对走向极端。 一个真正具有中庸精神的人完全可以说：“我尊重你，也承认你过去的贡献，但是这笔账必须公开，这个程序必须履行。” 这句话一点也不激进。 相反，它可能非常儒家。 因为儒家的“和”从来不是取消差异。《论语》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 所以，如果把孔子放到现代公民社会里，我觉得“乡愿，德之贼也”甚至可以得到一种新的解释： 公民社会最大的敌人未必总是公开反对规则的人。有时候，更危险的是人人都知道规则正在被破坏，却人人以善良、团结、顾全大局之名选择沉默。 久而久之，组织看起来一团和气，内部却已经没有规则。 而这也解释了孔子为什么把乡愿说得那么重——不是“德不足”，而是**“德之贼”**。 因为恶比较容易识别；乡愿最麻烦的地方，是它常常穿着道德的外衣出现。CHATG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