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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多数国家普遍习惯采用激进、突破规则的行事方式，印度、俄罗斯、法国等诸多国家都有类似斩首行动这类非常规操作，这类行为在国际社会早已司空见惯；唯独中国坚守守序、温和的处事逻辑，这也导致中外思维模式截然不同，很多让中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外国人早已习以为常，同时中国人的处事方式也让外国人难以理解。 举例来说中外认知、行事差异的差异：一是中国家庭赴美旅游，租车被美国警察拦截时从容淡定，事后还主动给警察分发饮料，这件事成为当地警局的奇闻；二是中国网红前往战乱的乌克兰拍视频，遭遇导弹袭击时毫无畏惧，反而倍感兴奋，爆炸后还主动前往现场查看景象；三是中国视频博主深入巴西毒贩地盘拍摄视频，与毒贩友好交流，还互相赠送礼物；四是中国外卖骑手在泰国主动报警举报童妓乱象，反被当地警方认定寻衅滋事、劝离，事后骑手还不满吐槽当地秩序混乱。 归根结底，中外社会环境、规则逻辑、处事准则差异极大，海外网友早已看清中国是中国，外国是外国的核心区别，但不少国人仍认知模糊，想当然地认为全球的环境、规则和处事方式都与国内一致。

外界对日本的认知始终存在割裂：游客眼中的日本，干净有序、精致礼貌，服务与生活体验无可挑剔，依旧是成熟发达的社会；但从时代发展维度看，日本早已褪去引领未来的光环。日本的衰退并非秩序崩塌式的溃败，而是一场安静的时代转向：它彻底告别了创造硬未来的能力，退守为维护旧秩序和打造软体验。这一变化的背后，是中日两种文明最核心的差异：日本文明的底色是坚守连续性、守护现有秩序，而中国文明的底色是突破桎梏、重建全新未来。 日本并非没有创造未来的能力，其近代两次崛起均印证了这一点。明治维新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完成封建岛国到近代强国的蜕变；二战后依托全球贸易体系与产业重构，以精密制造、家电汽车产业领跑全球，一度成为亚洲现代化的标杆。但日本的未来创造力存在致命短板：其革新永远依赖外部危机冲击。唯有旧秩序被彻底击碎时，它才会调动极致的执行力与学习力完成迭代；一旦外部压力消退、旧秩序尚可维系，便会回归保守的默认模式，专注于修补、维稳、延续现状，丧失主动破局、重构体系的魄力。 同时，日本社会并非没有创新的内生力量，江户时代的商业文化、锁国时期的兰学研究、明治前夜的革新志士，都是内部蒸腾的突破力量。但日本成熟的旧秩序拥有极强的“免疫规训机制”，所有异质创新、突破尝试，都会被快速吸收、驯化、约束。社会默认“不破坏氛围、不制造冲突、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准则，允许有限的个性化，却绝不允许颠覆现有结构的变革。反观中国，疆域辽阔、发展不均衡、社会结构复杂，一处的固化不会阻断全域的生机，旧秩序的缝隙永远能孕育新的突破力量。简言之，日本需要外部撞醒，中国自带内生蒸腾的生命力。 这种差异根植于两国的文明底层逻辑。日本作为狭小多灾的岛国，有限的生存空间让维系共同体稳定成为第一准则，久而久之形成以“连续性”为核心的文明特质。这套文明塑造了日本社会的优点：克制守礼、细节极致、秩序井然、敬畏规则，但也埋下致命隐患：社会问题被体面掩盖，矛盾难以爆发，年轻人不敢突破，组织优先维护氛围而非直面现实，老化的系统始终被体面维系，衰退在静默中持续蔓延。 中国文明的核心则是乱世重构、迭代新生。广袤复杂的大陆疆域、频发的自然灾荒、周期性的王朝更迭，让中国文明从未追求永恒的静态秩序，而是练就了“破旧立新、重建秩序”的底层能力。中国人根深蒂固地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既定格局，旧体系腐朽便可推翻重构，困境之中总能开荒拓新、重启开局。这也是中国人执着于逆袭、升级、突破、再造的根源，不是天性躁动，而是数千年文明历练出的生存智慧。 日本的文明底色，具象化为三大社会特征，也是其衰退的核心表征。首先是守护小世界的文化内核。日本文艺作品始终围绕“守护日常、守护温柔、守护有限美好”展开，无论是动漫、影视还是生活美学，核心都是守住眼前的小共同体、小美好，而非改造大世界、创造新未来。其审美偏爱克制、消逝、细腻的日常，追求在有限秩序内留存温度。而中国文化始终向往突破、开荒、统一、跃升，追求从废墟到新生、从弱小到强盛的跨越式成长。这一差异在科幻创作中尤为明显：中国式末日是改造世界、对抗绝境，《流浪地球》以工程化、体系化的方式拯救文明；日本式末日则是守护尊严、留存记忆，在既定命运中守住最后的温柔。 其次是社会翻盘感极度缺失。日本社会极度重视资历、秩序、连续性，容错率极低，一旦年轻人失业、掉队、偏离主流轨道，便很难重新回归核心圈层。冒险的收益极低，失败的代价却足以桎梏一生，这直接催生了年轻人的低欲望、躺平心态。日本婚恋生育的低迷也源于此：年轻人不愿承担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转而沉溺于低成本、无压力的虚拟情感与娱乐，用符号化的欲望替代真实的生活担当，本质是对未来丧失信心，不愿为固化的社会下注新生。 最后是静默式的集体苦难。日本社会的体面秩序，是以个体的隐忍为代价的。阶层固化、薪资停滞、青年无望、地方衰败等诸多问题真实存在，却被礼貌、忍耐、不添麻烦的社会规训层层包裹。痛苦不对外爆发、矛盾不公开化解、衰退不直面正视，所有社会困境都被转化为个体的私人内耗。游客所见的整洁与温柔，背后是普通人无声的挣扎，这种“不乱的衰退”，比动荡的衰退更难逆转。 为维系体面的旧秩序，日本形成了封闭的信息茧房，优先筛选维护民族优越感、贴合旧秩序认知的信息，刻意回避自身产业衰落、技术被赶超、发展滞后的现实。长期的自我麻醉，让日本形成了“维稳拖延、极限赌国运”的危险思维：平日拒绝迭代革新，任由体系老化，当危机累积到极致，便以豪赌的方式试图翻盘，近代太平洋战争便是典型。这种模式并非创造未来，而是旧秩序不愿落幕的被动挣扎。 客观来看，日本并未彻底失去未来，只是完成了硬未来退场、软未来延续的转型。在人工智能、新能源、全球供应链、新型工业范式等硬核生产力领域，日本已丧失主导权，无法再定义时代发展方向。但其在生活美学、情感体验、文化创意、服务设计等软领域，依旧保持顶尖水准，同时在材料科学、精密零部件、机床设备等细分技术领域，拥有深厚的技术积淀。但单点的技术深耕、极致的体验打磨，无法替代系统性的产业革新、范式级的技术突破，日本也从引领时代的“未来样板”，沦为供人怀旧体验的“过去样本”。 日本的静默衰退，为中国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警示。当下中国已然出现老龄化、低生育、青年求稳、内卷焦虑等类日本现象，但中国不会重蹈日本覆辙。核心原因在于中国发展的不均衡性与未完成性，城乡、区域、产业的落差，让社会始终保有蒸腾的生机与破局的机会，永远有人渴望重启开局、突破桎梏、再造未来。 但中国同样存在自身困境：内生的创新冲动，极易沦为盲目折腾、无效内耗。很多人将无谓的冒险、跟风的内卷、不甘平庸的躁动包装成奋斗，脱离实事求是，最终陷入资源错配、自我消耗。同时，存量利益固化、形式主义、创新阻力等问题，也在持续压制社会活力。 中日文明没有绝对的优劣，只是面对时代的默认姿态截然不同：日本致力于优化旧世界，中国致力于创造新世界；日本恐惧秩序崩塌，中国害怕未来停滞。日本的教训警示我们：极致的秩序会沦为发展的牢笼，单纯的坚守终将被时代淘汰；其深耕细节、长期主义、打磨品质的优势，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中国最珍贵的禀赋，是从未停止相信未来、从未放弃破旧立新。我们无需效仿日本的保守维稳，也需摒弃盲目躁动的内耗。唯有立足现实、实事求是，将社会的蒸腾活力转化为产业升级、技术突破、体系迭代的有效力量，才能跳出“守成衰退”与“盲目折腾”的两极困境，持续创造属于自己的全新未来。

如果不考虑汇率和收入差异，日本对普通打工人其实挺友好。 它最大的优势不是工资多高，而是规则相对清楚：每天工作多久、休几天、加班怎么算，都有一套比较稳定的秩序。 很多地方看起来机会更多，但工作强度也是真的狠。 对没技术、只想踏实生活的人来说，稳定作息和明确边界，有时候比高薪幻想更现实。

强烈推荐这个访谈，从清华学生组织的建立，到六四早晨在坦克清场时最后离开，我和李恒青是出生入死的战友，但是我曾指责他是学贼，因为早期清华是否单独和政府对话的争论。外界并不了解的历史，也曾经是八九学运的关键时刻。 也许是决定历史的时刻：4月25日清华学生组织被政府邀请和教育部和北京市委单独对话，李恒青和大部分组委会成员是希望对话的。但是这个想法被我一个人改变，因为我要求这样的重大决策必须通过班代表大会决定。而下午举行的班代表大会群情激昂，否决了组委会对话的提议，理由是清华单独对话是背叛了刚刚成立的北高联，这次学生运动刚刚成立高校联合组织。 我清楚的记着，当时官方的代表一直在举行会议的西阶教室外等候，其中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听到清华拒绝对话之后，很失望的说“错过了历史性的机会”。此后我们就听到广播里播出的426社论。这么多年来，我也经常回想，如果没有我的否决，清华学生单独对话了，是否426社论还会如期发布，如果没有，后来会怎么样。 当然4月25日的关键是邓小平当天更早的讲话，才是426社论的宗旨。邓小平的讲话，杀气腾腾，明确提出杀人流血，而且这个讲话被口头传达到各级中共干部。所以当晚清华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组委会）就宣布解散。但是邓小平讲话和426社论引起民间公愤，才有427大游行，反对镇压到北京市民第一次广泛上街声援保护游行学生。 六四广场最后的撤离，李恒青记得我和邵江在撤离学生的最后，背后就是坦克。这也和我的记忆符合。但是李恒青没有讲的，是他充满英雄气概的扛旗人和指挥者角色。在纪念碑周围的高校撤离的时候，是有次序安排的，在最危险的时候清华大学学生殿后，而清华学生的大旗是跟随总指挥李恒青，在坦克硝烟的生死关头，他表现出超凡的沉着勇敢，尽力把所有人带出来。 绝食期间清华同学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大贡献在上百万人的广场建立了自发中的秩序。维护救护车通行的“生命线”主要靠清华学生手牵手，风雨日晒中日夜站立在广场维护，最高峰的时候，每分钟都有多个救护车穿过繁忙的人群，但是连一个交通事故都没有。李恒青提到的细节，就是学生们站立到困的不行，还坚守岗位，尽职尽力的精神。我甚至在人最多的17日找警察帮忙，他们还真来了700人。

BSC有一座暂时无法逾越的大山。 它在那里，新的上限都被遏制。 未来有两种情况， 一、这座山越来越高，带着整体bsc上限拉高。 二、山崩，带着整体bsc闪崩，重新建立秩序。 常听别人说，成交见是一座大山，其实，信任也是一座大山，还能不能继续信任？还是说信任崩塌？

这是不是姚诚的真面目： 姚诚：在監獄中，我開始反思中共屠殺學生鎮壓天安門事件，之後進一步反思歷來中共對人民的無情清洗和鎮壓，這些經歷，讓我徹底改變了對中共的看法，也從此改變了自身的命運。 出獄後，我加入在美國的「中國婦權」NGO組織，負責中國大陸被拐、被遺棄兒童的尋親維權工作，披露了大量有關計劃生育、兒童拐賣的社會陰暗面，激起了中共當局不滿。 2013年初，合肥異議人士張林的女兒，只有10歲的張安妮被迫失學，成為「中國最小的政治犯」。2013年9月3日，我在上海為張安妮和張儒莉姐妹辦理赴美簽證時，被合肥警方逮捕，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罪名判刑一年十個月。那時，我的反共信念愈發堅定！ 📷2013年，姚誠和張安妮在南京孑木家。（網路圖片/姚誠提供） 流亡美國，成為反共軍事專家 向莉問：為什麽流亡？請談談流亡到美國的方式和過程。 姚誠答：我除了坐2次牢之外，在合肥經常被秘密警察跟蹤，被喝茶，被傳喚無數次，覺得沒有人身安全和自由。於是，在出獄之後萌生了逃離中國的想法。2016年我通過秘密渠道逃離中國到達越南，之後在美國大使館的幫助下來到美國。我的逃亡過程相對順利，只花了2天多時間就飛抵了美國新澤西紐瓦克機場。 向莉問：您到美國後的生活情況如何？和在中國有什麽不同？ 姚誠答：我到美國之後，打過工，現在做自己的YouTube頻道，生活相對平靜。因為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不像在國內的時候總是覺得不安全。現在到美國擁有了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這對我來說很重要。現在我和美國各個機構合作，共同研究對臺灣和對中國大陸的軍事戰略。 向莉問： 流亡生涯中，對您影響最深的事情是什麽？ 姚誠答：第一是，2022年9月我在一次會議上，跟李毅辯論臺灣問題，被網暴。之後，我辭去中國民主黨內所有職務； 第二是，眼看著中國的軍隊變成了中共的黨衛軍、習近平的家丁很是心痛，這個國家如此下去國將不國、有國無防，甚至與人民為敵； 第三是，中共度過危機的能力不可低估，1959-1961年餓死幾千萬人對他們的政權沒有影響，64大屠殺全世界制裁安然無恙，今天西方仍不以改變中共政權為出發點，令人遺憾！ 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是畢生信念 向莉問：到美國後，您如何堅持自己的理念並為之奮鬥？理念有何變化？ 姚誠答：我到美國之後，一方面繼續為「中國婦權」做義工，繼續為失孩父母提供幫助。另一方面我後來到了洛杉磯組建中國民主黨洛杉磯黨部任黨主席。之後辭去黨主席，任中國民主黨軍事委員會主席。專門研究如何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喊話，瓦解或策反他們。在這期間我在理念上有些變化，覺得中共的軍隊，不是人民的軍隊，變成黨衛軍，甚至開始蛻變成為「習家軍」，用來維護習氏專制集權統治，對此非常失望。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成為我畢生的信念。不過，中國的民主化道路還任重道遠。 📷 姚誠洛杉磯的書房（姚誠提供） 向莉問：對後來的流亡者，您有什麽建議？ 姚誠答：這兩年有很多是通過第三國從南美走線後偷渡到美國的普通流亡者，真正的異議人士因為大部分被中共實施限制離境，所以他們反而很少能流亡出來。比如像許志永、丁家喜、郭飛雄這樣的為中國民主進程和人權事業奉獻很多、犧牲很多的異議人士都被中共當局重判。我希望對中國的異議人士說，如果有機會，希望你們能出來看看外面的自由世界。附图一姚诚营救小安妮，图二姚诚的书房图片。

🔥 离岸狂飙的终局：八部门重拳重塑跨境资产配置及对Web3新秩序的影响 ⏰ 时间：5/26 20:00 UTC+8 🔗 链接： 🎙️ 特邀嘉宾 @Coriander_coco，Amber Premium Vice President @AdamCai15，@Virgo_Global CEO & Founder 李思安律师，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 、股权业务部主任、公司法业务中心常务副总监 @RaphaelZhou0721 ，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扬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 设置闹钟，与我们一起探索： - 富途、老虎等券商在《证券法》、外汇管理条例以及《实施方案》中具体触犯了哪些条例？ - 官方给出了“2年集中整治期”，并明确规定“禁止买入、禁止转入资金，只允许单向卖出和转出”。这对于数百万境内老客户意味着什么？ - 海外公司、境外账户交易，能否躲过这次风暴？ - 跨境直连通道被堵，境内高净值人群全球资产配置的“正门”在哪？ - 跨境证券归零，会加速境内资金流向离岸Web3与合规加密资产吗？ - 当传统资产遇上区块链，两地的合规红线如何交织？ #Web3#

本周二（5月26日），台湾总统赖清德接见了一个由德国联邦议院跨党派议员组成的访问团，并呼吁双方加强合作，以增强民主韧性并维护国际秩序。 根据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赖清德在会见时表示，“台湾与德国同样珍视民主、自由与法治等普世价值。面对国际局势快速变化，我们深刻理解，唯有民主伙伴彼此合作，才能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感谢德国政府及国会对台湾的重视与支持”。 他还提到，两年前德国军舰曾时隔22年再度通过台湾海峡，且强调台海属于国际水域、捍卫自由航行权。 此次的访团“柏林—台北国会友好小组”由五名议员组成，成员包括来自绿党的蒂尔·斯特芬（Till Steffen）、基民盟/基社盟议员克劳斯-彼得·威尔施（Klaus-Peter Willsch）和马库斯·赖歇尔（Markus Reichel ）、德国另类选择党议员赖纳·克拉夫特（Rainer Kraft）与左翼党议员曼迪·艾辛（Mandy Eissing）。 访问团主席斯特芬在会见时表示，台湾与德国在全球布局、产业韧性、国防及民防等产业发展面临相同挑战，并有许多共同点及可以相互学习之处，期盼两国在许多领域展开新的合作。 他还表示，德国政府与联邦议院对台的立场都没有改变，尽管与台湾交流时，中国有时候会发表意见，像是昨日中国外交部也对本次访问行程有所看法，对此，他要简单以“民主社会之间交流是正常的，不会接受第三方干涉”作为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