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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即副本，彼岸无真章 这一世大家都是来玩的，可以轰轰烈烈，可以从从容容，可以明明白白，可以跌跌撞撞，但不可以纠纠结结。 九岁时老十独自飞过来投奔我，当时我已经流浪十四个月，居无定所。我请了几天年假，又托中介匆匆忙忙找了个国际学校，并在学校对面租了房子，一直住到现在。 之前老十在国内上公立小学，在国际学校的头几个月确实难熬，学校也经常找我谈话。当然她内心极其强大，强大到变态那种。每天她自己上学放学，在学校是能动手就绝不动口，脾气是有的，在家也不爱说学校的事。 一次她和老母亲在微信通话，一言不合就嚷了起来：学习不好咋啦？我长大了做个服务员养活自己，不用你们管。 当然，太座被她女儿吼了，伤害自然会随后远程转移到我这里。不表。 我能说啥，这犟种，一肚子主意，肯定是我亲生的啊。我说走，俺俩宵夜去。 于是我们就到了常去的瑞春吃宵夜，我跟她说，这里的服务员你看到了吧，都很辛苦。一个月三千块，你租房子都不够。 周末我又带她去了牛车水最大的小贩中心，差不多能容纳两千人就餐。我有时候会在那边的一个慈善机做义工，我带着她在里边转了一大圈，让她看到很多风烛残年的华族老人。我告诉她，很多华人被「困在」这里并终老社区。之中并无对错，只是对工作和生活选择的一种。 我问她在这里吃午饭吗？她说不，太热了，还是去舌尖尖。 舌尖尖是她最爱吃的牛肉面馆。之前在学校对面租的新房子是空的，要等房东放家具。我在舌尖尖对面的酒店住了四个月，小十来了后换了一间双床房，她跟着一起住过两周。因为她放学早，晚饭就自己安排，基本就把舌尖尖当食堂。很快跟老板娘混熟，她现在有时候自己去还可以服务员说先挂账，等她老汉儿来付钱…… 这个小酒店也有段往事，当初租约半年，押一月付，我提前走了，后两个月中介安排了亲戚住，他们付月租给我，我再付给酒店。最后约满不给我退押金，也不说为什么，就拖啊拖的打起了 email 拉锯战，我也没着急，整整练习了 10 个月英文邮件掐架，直到有一天 ChatGPT 来了，突然丧失学英语的动力，我用 GPT 给酒店写了最后一封邮件，里边放上了我和两个大汉戴墨镜的合影，说这是我，旁边是我保镖，明天上午十点半，我会带着他们以及律师出现在酒店门口。 当天他们就把押金退回到我的银行户口。 当然，律师根本不存在，保镖是我的两个同事：一个大学时是 UCLA 校队的，橄榄球；一个以前是新加坡青奥摔跤队的队员，垫底的。 又聊劈叉了，扯回主线。 舌尖尖吃完面，我跟老十说，你看都不说 set ，单这碗面 15 新币，假设你每天只吃两顿一共两碗面，一个月要吃 900 新币。算你租房花 2000 块，你只剩下 100 块买水喝。那你还要充话费，打游戏，出去旅游呢…… 然后她说我看太二什么餐厅招聘都说管吃吧……我说好吧，但是你应该要有不每天吃工作餐的选择。 晚上我带她去克拉码头吃波斯烤肉，真好吃，烤各种肉，我说你将来没法在这打工，因为菜单都看不明白，但如果你能顺利在这里端盘子，你一个月至少可以多挣 1000 新。 我说既然你要立志当一个餐厅服务员，那就要做最优秀的那一种，比如尽量掌握更多的语言，可以全世界各地当服务员。可以跟我去日本呆几年，学学日语，再去德国念个大学，这样你还能在穆尼黑啤酒节卖卖啤酒。如果你学会讲点法语，说不定还能像那个幸运的法国服务员，收到小李子的5万欧元小费…… 最后我说当然你也可以回国，这书不用念了，我把学费全部折现，给你开个小面馆让你当服务员，托举这种词太恶心，但你爹我兜底的实力还是有的。 我在心中对太座说，真的尽力了……隐约都看到一位未来的服务员之神正在冉冉升起…… 我俩坐在克拉码头边上，看着灯光，看着游船，看着对面的跳楼机，也想看水獭来着，但它们没有来，可能因为这块太喧闹。然后她说：那我还是选择读书，也绝不回国。 我说好。 就这样三年过去，她的英文听说读写基本上也都到了7分，离成为一个伟大的服务员的理想又近了一步。再过几年，应该也可以像她爹和她姐一样流浪四海了。 此生即副本，彼岸无真章这一世大家都是来玩的，可以轰轰烈烈，可以从从容容，可以明明白白，可以跌跌撞撞，但不可以纠纠结结。 #老登龙门阵# #雨在马里士他# #晚饭吃啥# #DeFamily#

潘石屹公众号最新文章 《我命由我，也由天》 第一次听见“我命由我，不由天”，我心里就顿了一下。话是提气的话，只是我总觉得，说到这里还没有说完。后来这句话听得多了，路上听见过，饭桌上也听见过，大家碰到难处时，常拿它给自己鼓劲。我听着也明白，只是心里一直存着后半句话：我命由我，也由天。 人活一辈子，还是得靠自己做事。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手里的事也得一件件做完。妈妈常说：“天上掉馅饼，也得自己张嘴。”这话很土，却很实在。我们不能坐着等，要做好准备。这样，好事来临时，才能接得住。 年轻的时候，我总觉得非得做成什么大事，才算有出息。后来才知道，日子不是这样过的。答应人的事按时做到，该自己担的别躲，人要实诚不欺骗，得本分不占便宜。许多看着不大的事，都是做人做事的根底。 小时候常听《狼来了》的故事，那时只当是哄小孩的。人长大了才知道，一个人若不实在，话说得再漂亮，也站不住。别人信你一次、两次，信不过第三次。人有本事当然好，可本事大，不如人实在。情分、交情、别人肯不肯再把事托给你，多半都在这些地方。 年轻时我也不是没吃过亏，也怨过，不明白老实人为什么总要多受一点委屈。年纪慢慢大了才觉得，人若不亏心，心里总归是安稳的。未必立刻有回报，可晚上睡得着，白天站得住。安稳这东西，没事的时候不觉得它珍贵；真有了事儿，才知道它值钱。 记得有一年夜里，爸爸忽然发病，我跑去奶奶家求救，外头黑得很，人也慌。奶奶看着我，只说了一句：“不要怕，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这话我记了很多年。人活到后来，求的未必是多大的热闹，能有一点心安，已经很好。 “我命由我”，只说“由我”还不全。人再用力，也有够不着的地方。太阳不是我们挣来的，空气不是，命也不是。每天一早醒来，能看见光亮，能下床走路，能听见人说话，能端起一碗热饭，这些事平常得很，细想起来，却没有一样是凭本事换来的。想到这里，人就不敢把话说得太满，天比我大。 我以前吃了许多苦，可现在回头看，人生没有哪一课是能跳过的。那些难熬的日子，那些吃亏受苦的时候，一点一滴都作数，都在锤炼后来的我。若当时真的跳过去了，现在的我恐怕也不会是如今这般样子了。这么一想，连苦难也觉得是一种馈赠，只是当时身在其中，看不明白罢了。 我理解的“天”，不是头顶的那片天空，也不只是所谓的命运。人们在情急时会喊“老天爷啊”，那个被呼喊的对象，就有点我说的这个意思。往深里想，它是一种存在，它的智慧和能力远远高过我们。好比一棵树和种下它的人：种的人总归比被种的树懂得多，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 想到这里，心里就会生出一点感激。一路走来，帮过我们的人，未必都是做了什么大事，有时候不过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次顺便搭把手。年轻时不觉得，后来才明白，很多路其实不是自己一个人走出来的，连门前的山、早上的光、井里的水，都是先放在那里等着你的。人若总认为什么都是自己挣来的，心就容易硬。 人有些时候，也得安静一点。不能老是算，老是争，老是和自己较劲。该做的做了，剩下的，放一放，有些答案，不是在桌上拍出来的，也不是在心里翻来覆去想出来的。心静一点，人反倒能慢慢看明白。该尽力的时候尽力，不强求，也得会放手。这不算认输，不过是知道，天比我大。 所以我想，“我命由我，也由天”这句话，听着更妥帖一些。该自己做的事，照旧认真去做；不是自己能定的，也不必死拧着。路还是得自己走，天也还是要抬头看。这样过日子，心里才能踏实些。 潘石屹
二〇二六年四月六日

谁还不是个儿童呢 今天收到 @gate_kol26 寄来的儿童节礼物，Gate 溜溜球，感觉瞬间就穿越到了儿童欢乐时光，这溜溜球和儿子一起玩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 感谢 @Gate @Gate_zh @gate_kol26 小时候总以为转动溜溜球就能拯救世界，长大了才发现… … 童心从来没走远，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闪闪发光。 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份永远不灭的童年快乐！ 致敬所有大男孩、大女孩的童心 #GateChildhood# #六一快乐#

我有个同学就这样，从小学习垫底，长大了父母安排结婚，吃喝拉撒父母供着，拆迁以后拿了600多万，也不去城里购房，也不买车，整天围着老婆孩子，什么事也不干🤦 整天就路上瞎转悠～

00后长大了，终于完成了他们小时候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灰太狼狼堡的梦想 就是这几天热度有点大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因为超高违规问题被拆除 白天我看流量挺大的警察都过去了

看到10后的小女孩把10后的小男孩训成了小猫咪属实有点绷不住😂 他们妈妈看见了一定觉得又搞笑又苦涩吧 小女孩太厉害了这么小就把同学拿捏的死死的，长大了还了得🙃

GPT 5.5 现在写东西质量真的不错了，刚翻译了一篇文章（ --- 译文 --- 我为什么写作 作者：埃里克·布莱尔 从很小的时候起，也许是五六岁，我就知道，等我长大了，我应该成为一个作家。大约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曾试着放弃这个念头。但我心里很清楚，那是在违背自己真正的天性；迟早有一天，我还是得坐下来写书。 我在三个孩子中排行中间，前后兄弟姐妹都和我相差五岁。八岁以前，我几乎没见过父亲。因为这个，也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我多少有点孤僻。很快，我养成了一些讨人嫌的小毛病，整个学生时代都不怎么受欢迎。孤独的孩子常常会编故事，也会和想象中的人说话；我想，从一开始，我的文学野心就和这种被孤立、被低估的感觉纠缠在一起。我知道自己有驾驭文字的能力，也有直面难堪事实的能力。于是，我像是给自己造出了一个私人世界，可以在里面弥补现实生活里的失败，甚至悄悄“扳回一城”。不过，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真正写到纸上的严肃作品——也就是我认真想写出来的东西——加起来恐怕不到六页。 我四五岁时写过第一首诗，是我口述，母亲替我记下来的。我已经不记得内容了，只记得那首诗写的是一只老虎，而且老虎有“像椅子一样的牙齿”。这倒是个还不错的说法，但我猜那首诗大概抄袭了布莱克的《老虎，老虎》（William Blake 的名诗 *The Tyger*，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经典作品）。十一岁时，1914—1918年的战争爆发（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写了一首爱国诗，刊登在本地报纸上。两年后，基奇纳去世，我又写了一首，也登了出来。后来稍大一点，我时不时写一些很糟糕、通常也没写完的“自然诗”，风格模仿乔治王朝派（Georgian style，20世纪初英国诗歌中一种偏重田园、自然和抒情描写的风格）。我还大约试过两次写短篇小说，结果惨不忍睹。那些年里，我真正落到纸上的、想要称为“严肃创作”的东西，全部加起来就是这些。 不过，在那段时间里，我其实一直在某种意义上从事文学活动。首先，是那些按要求写出来的东西：我写得很快，很轻松，但自己并没有多少乐趣。除了学校作业，我还写 *vers d’occasion*（应景诗），也就是半滑稽的诗。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写得快得惊人——十四岁时，我模仿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古希腊喜剧诗人），大约一周就写出了一整部押韵剧。我也帮忙编辑学校杂志，有印刷版，也有手抄版。那些杂志简直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可怜的滑稽仿作。我对它们花的心思，远不如我今天会花在最廉价的新闻稿上的心思。但与此同时，在十五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我还做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练习：我在脑子里编一个关于自己的连续“故事”，像一部只存在于心里的日记。 我相信，很多儿童和少年都有这种习惯。很小的时候，我会想象自己是罗宾汉之类的人物，把自己想成惊险冒险故事里的英雄。但很快，我的“故事”就不再是那种粗糙的自恋幻想，而越来越变成对我正在做什么、看到什么的描写。有时候，我脑子里会一连几分钟出现这样的句子：“他推开门，走进房间。一束黄色的阳光透过细棉布窗帘，斜斜落在桌上；桌上有一只半开的火柴盒，放在墨水瓶旁边。他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向窗边。楼下街上，一只玳瑁猫正在追逐一片枯叶。”诸如此类。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我大约二十五岁，贯穿了我那些“非文学”的岁月。虽然我必须寻找合适的词，而且确实也在寻找，但这种描写的努力似乎几乎不是出于我的意愿，而像是受到了某种外部力量的驱使。我想，这个“故事”大概反映了我在不同年龄崇拜过的不同作家的风格。不过据我记得，它始终都有同一种细致入微的描写特质。 十六岁左右，我突然发现了文字本身的快乐，也就是词语的声音和联想所带来的快乐。*《失乐园》*里的两行诗—— > So hee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ard > Moved on: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ee, > > （他艰难地、辛苦而沉重地 > 向前移动：艰难地、辛苦地，他——） 如今看来，我并不觉得这两行有多么了不起，但当时它们让我脊背发颤。而且，把 “he” 写成 “hee” 的古式拼法，也让我格外愉快。至于描写事物的需要，我早已经非常熟悉了。由此可见，当时如果说我想写书，我想写的大概是哪一类书：巨大的自然主义小说，结局不幸，充满细节描写和醒目的比喻，也充满华丽辞藻段落（purple passages，指为了文采而文采、常常显得夸张空洞的文字），其中一些词语被使用，部分只是为了它们的声音。事实上，我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缅甸岁月》*，是在三十岁时写成的，但构思早得多，它大体上就是这样一本书。 我交代这些背景，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不了解一个作家早年的成长，就很难判断他的写作动机。作家的题材会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至少在我们这样动荡、革命性的时代，这一点是成立的——但在他真正开始写作之前，他已经形成了一种情感态度，而这种态度他永远无法完全摆脱。毫无疑问，他的任务是约束自己的气质，避免卡在某个幼稚阶段，或陷入某种扭曲情绪里。可是，如果他彻底摆脱了早年的影响，也就等于扼杀了自己写作的冲动。暂且把谋生的需要放在一边，我认为，写作至少有四种重要动机，尤其是写散文时。这些动机在每个作家身上都以不同程度存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它们的比例也会随着他所处的环境而变化。它们是： （一）纯粹的自我意识。 想显得聪明，想被人谈论，想死后被人记住，想向童年时轻视自己的成年人讨回一点公道，等等。假装这不是写作动机，是虚伪的；而且它还是一种很强的动机。作家和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成功商人一样，都有这种特征——简言之，这属于人类中最冒尖的那一层。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特别自私。大约三十岁以后，他们会放弃个人野心；很多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感觉都放弃了，主要为别人而活，或者干脆被苦役般的日常生活压没了。但也有少数有天赋、意志强的人，决心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到底，作家就属于这一类。总体来说，严肃作家比新闻记者更虚荣、更自我中心，不过他们对钱的兴趣要少一些。 （二）审美热情。 看见外部世界中的美，或者看见词语及其恰当排列中的美。一个声音撞上另一个声音时带来的快感，优秀散文的坚实感，或者一个好故事的节奏。想把某种自己觉得珍贵、不该被错过的体验分享出去。许多作家的审美动机很弱，但即使是写政治小册子的人，或者写教科书的人，也会有自己偏爱的词语和短语，并非出于实用原因，而只是喜欢它们；或者，他可能会特别在意排版、页边距的宽度等。只要不是铁路指南那种层级的书，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审美考量。 （三）历史冲动。 想看清事物本来的样子，想找出真实事实，并把它们保存下来，供后人使用。 （四）政治目的。 这里的“政治”一词取最广泛的意义。也就是说，想把世界推向某个方向，想改变别人对于“人类应该努力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看法。再说一次，没有一本书真正摆脱了政治倾向。认为艺术不应该和政治有任何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可以看出，这几种冲动必然会彼此冲突，而且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按我的本性来说——也就是把“本性”理解成一个人刚成年时达到的状态——我身上前三种动机应该会压过第四种。如果生活在一个和平时代，我也许会写华丽的书，或者只是描写性的书，甚至可能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现实是，我被迫变成了某种论战小册子作者（pamphleteer，指写政治宣传或论争文章的人）。 起初，我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职业里待了五年，也就是在缅甸的印度帝国警察部队。后来，我又经历了贫困和失败感。这加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恶，也让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缅甸的工作则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了解。不过，这些经历还不足以让我形成准确的政治方向。接着，希特勒出现了，西班牙内战爆发了，等等。到1935年底，我仍然没能做出坚定的判断。我记得自己在那一年写过一首小诗，表达当时的困境： > 两百年前，我本可以 > 做个快乐的乡村牧师， > 宣讲永恒的末日， > 看着我的核桃树生长。 > > 可惜我偏偏生在邪恶的年代， > 错过了那座惬意的避风港； > 我的上唇已经长出胡子， > 而如今的神职人员全都刮得干干净净。 > > 再往后，日子也曾不错， > 我们那时很容易满足； > 我们把烦乱的思绪 > 摇睡在树木的怀里。 > > 我们曾无知却坦然承认 > 那些如今必须掩饰的欢愉； > 苹果枝上的绿雀 > 也能让我的敌人发抖。 > > 可女孩的肚腹和杏子， > 阴凉溪水里的拟鲤， > 黎明时飞起的马和鸭子， > 如今全都只是一场梦。 > > 再也不许做梦； > 我们残害自己的快乐，或把它藏起； > 马是用铬钢造的， > 小胖子们会骑在它们背上。 > > 我是那条从未反抗的虫， > 是没有后宫的阉人； > 在牧师和政委之间， > 我像尤金·阿拉姆一样行走；（Eugene Aram，18世纪英国一起著名谋杀案中的人物，后来常被文学作品写成被罪感纠缠的人） > > 政委正在替我算命， > 收音机还在播放； > 可牧师答应给我一辆奥斯汀7型车，（Austin Seven，英国早期著名小型汽车） > 因为达吉总会买单。 > > 我梦见自己住在大理石厅堂，（“I dreamt I dwelt in marble halls” 是19世纪歌剧中的著名唱段） > 醒来却发现那是真的； > 我不是为这样的时代而生； > 史密斯是吗？琼斯是吗？你是吗？ 1936—1937年的西班牙战争和其他事件，让天平最终倾斜。从那以后，我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自1936年以来，我写下的每一行严肃文字，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是在反对极权主义，并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还以为自己可以回避这些题材，在我看来是荒唐的。每个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写到它们。问题只在于你站在哪一边，以及你采取什么方式。一个人越清楚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有可能在采取政治行动时，不牺牲自己的审美和思想上的诚实。 过去十年里，我最想做的事，是把政治写作变成一门艺术。我的出发点始终是一种立场感，一种对不公的感受。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并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创作一件艺术品。”我之所以写，是因为有某个谎言我想揭穿，有某个事实我想让人注意到；我最初关心的，是让别人听见。但是，如果写一本书，甚至写一篇长篇杂志文章，本身不能同时成为一种审美体验，我也不可能完成它。任何愿意研究我作品的人都会发现，即使在我写得最像宣传的时候，其中也包含许多职业政客会认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不能，也不想，完全抛弃童年时期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还活着，而且健康，我就会继续强烈地在意散文风格，继续热爱地球表面，继续从坚实的物体和无用的零碎知识中获得乐趣。压抑自己的这一面毫无用处。真正的任务，是把我根深蒂固的喜好和厌恶，同这个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的、根本上属于公共领域而非个人领域的活动调和起来。 这并不容易。它带来结构上的问题，也带来语言上的问题；同时，它还以一种新的方式提出了诚实的问题。让我只举一个比较粗糙层面的困难作为例子。我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然是一本坦率的政治书，但总体上，它写得有一定的克制，也顾及形式。我确实很努力，想在不违背文学本能的前提下讲出全部真相。但书中有一整章很长，里面充满了报纸引文之类的材料，为那些被指控与佛朗哥合谋的托洛茨基派辩护。托洛茨基派（Trotskyists，苏联革命家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在当时左翼阵营内部常遭斯大林主义者攻击）；佛朗哥（Franco，西班牙内战中民族主义阵营领袖，后来成为独裁者）。显然，这样一章过上一两年后，对任何普通读者都会失去兴趣，也必然会毁掉这本书。一位我尊重的批评家曾训了我一通。他说：“你为什么要把那些东西放进去？你把一本本来可能很好的书，变成了新闻报道。”他说得没错。但我当时不可能不那样做。我碰巧知道一件事，而英国很少有人被允许知道：无辜的人正在遭受虚假指控。如果我没有为此感到愤怒，我根本就不会写那本书。 这个问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出现。语言的问题更微妙，谈起来会太长。我只想说，近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写得少一些画面上的华丽，多一些准确。不管怎样，我发现，当你把某种写作风格打磨成熟时，你也总已经从那种风格里长出来了。*《动物农场》* 是第一本书，在写它时，我完全清楚自己正在尝试把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融合成一个整体。我已经七年没有写小说了，但希望不久之后能再写一部。它肯定会失败，每一本书都是失败的。但我确实相当清楚自己想写的是哪一种书。 回头看前面这一两页，我发现自己好像把写作动机说得全是出于公共精神。我不想让读者最后留下这种印象。所有作家都虚荣、自私、懒惰，而在他们动机的最深处，还藏着一个谜。写一本书是一场可怕而耗人的搏斗，就像经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疾病。除非有某种自己既无法抗拒、也无法理解的“心魔”在驱赶，一个人绝不会主动承担这样的事。也许，谁知道呢，那种心魔不过就是婴儿哭闹着要人注意的同一种本能。然而，同样真实的是：如果一个人不持续努力抹去自己的个性，就写不出什么可读的东西。好的散文像一块窗玻璃。我无法确定自己哪一种动机最强，但我知道哪一种动机值得追随。回看自己的作品，我发现，每当我缺乏*政治*目的时，我写出来的书总是没有生命力，也总会滑向华丽空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装饰性的形容词，以及各种虚假的漂亮话。 *Gangrel*，第4期，1946年夏 --- 来源：[奥威尔基金会]( --- 翻译提示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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