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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观点 周星驰 这一生，都在传播童年贫穷留给他的创伤，没有治愈，只是传播。 周星驰：从喜剧之王，到一座孤岛 1980—1988：没有人托举他的年代 1982年，周星驰拉着梁朝伟一起报考TVB艺员训练班。 梁朝伟考上了，周星驰落榜，最后靠人说情，才进了夜间训练班。 毕业以后，梁朝伟很快成为“无线五虎”，周星驰却被分去主持儿童节目《430穿梭机》，一做就是将近五年。 那几年，他一直在等一个真正的角色。 跑龙套时，他在《射雕英雄传》里演一个宋兵，出场没多久，就要被梅超风一掌打死。 他问导演：能不能先用手挡一下，再死？ 导演直接拒绝。 一个龙套，按照要求死就行了，哪来那么多想法。 十几年后，周星驰把这段经历原样放进《喜剧之王》。 那时候的他，没人听他说话，也没有资格决定自己怎么死。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理解周星驰的一个关键。 他太知道被人轻视是什么感觉。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拥有了决定权，他就再也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任何人。 1988—1990：李修贤，第一个托住他的人 1988年，李修贤选中周星驰，出演《霹雳先锋》。 周星驰凭这个配角，拿下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被电影圈看见。 随后，他签进李修贤的万能影业。 李修贤给了他进入电影圈的机会，也给了他最早的一纸合约。 问题是，这份合约签在周星驰成名之前。 1990年，《赌圣》上映，票房超过4100万港币，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周星驰一夜之间，从儿童节目主持人，变成整个香港最值钱的男演员。 但他的合约，还是那个不值钱时签下的低价约。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李修贤按照旧合约，把周星驰外借给其他片商。 片商支付的是巨星价格。 周星驰拿到的，却还是合约里的固定收入。 中间的差价，归公司。 站在李修贤的角度，当初是自己承担风险，签下一个没人要的儿童节目主持人。现在演员走红，公司按照合同赚钱，天经地义。 站在周星驰的角度，观众买票，是因为周星驰。 既然市场已经用票房证明了他的价值，为什么还要按照过去的低价，把大部分利益交给公司？ 这也是周星驰此后几十年反复出现的矛盾： 别人认为，自己给过他机会，承担过风险，因此有资格分享成功。 周星驰则认为，成功发生之后，过去的投入都已经不重要了。 真正让项目赚钱的人，是他。 约满以后，周星驰离开。 恩师变成仇人。 李修贤此后二十多年，多次公开批评周星驰忘恩负义。 两人再无合作。 周星驰第一次证明了，只要自己足够值钱，就可以摆脱旧的利益关系。 他也从这次经历里学会了一件事： 不能让别人控制自己的合约， 不能让别人借自己的名字赚钱， 钱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1990—1995：永盛给了他最好的时代，他却不愿意永远给别人打工 离开李修贤以后，周星驰进入向华强、向华胜兄弟的永盛体系。 永盛接住了周星驰最值钱的几年。 《赌侠》《整蛊专家》《逃学威龙》《鹿鼎记》《武状元苏乞儿》，一部接着一部。 1992年，香港年度票房前五名，全部是周星驰主演： 《审死官》《家有喜事》《鹿鼎记》《鹿鼎记2》《武状元苏乞儿》。 这一年，被称为“周星驰年”。 但票房越高，周星驰越难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演员。 投资方认为，电影是一个完整系统，公司出钱，找导演，组织剧组，安排发行，承担亏损风险。 周星驰只是其中最重要的演员。 周星驰却越来越认定： 导演可以换，编剧可以换，投资人也可以换。 真正不能换的，只有周星驰。 既然观众买的是“周星驰”三个字， 他就不愿意只拿演员片酬。 他要改剧本，要决定表演，要控制镜头，要参与分账。 还要决定最终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 问题很快从投资方蔓延到导演。 杜琪峰执导《审死官》，拿下1992年香港票房冠军。 第二年，两人又合作《济公》，结果《济公》票房和口碑都不理想，片场也不断发生冲突。 杜琪峰后来公开表示，不会再和周星驰合作。 王晶与周星驰合作过十余部电影，最后同样分道扬镳。 王晶后来在访谈中反复表达过类似的判断： 周星驰的才华是真的，难相处，也是真的。 所谓难相处，并不只是脾气不好。 更核心的问题是，周星驰很难承认一部成功的电影，是由很多人共同创造的。 电影不好，他会认为是导演、编剧、演员没有执行好。 电影成功，他又会认为，是自己把所有人的能力组织了起来。 最后的功劳，仍然应该归他。 1994年，周星驰成立彩星公司。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拍，由刘镇伟执导的《大话西游》。 上下两部电影，在当年票房惨败，彩星公司随之倒闭。 这是周星驰第一次自己当老板。 也是他第一次发现，拥有全部控制权，不等于一定成功。 几年以后，《大话西游》通过盗版VCD和内地高校传播，逐渐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但后来的封神，救不了当年的公司。 与永盛续约谈崩以后，双方彻底分开。 1996年，周星驰重新成立星辉公司，首部作品是《食神》。从此以后，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高片酬演员。 他要做老板，要掌握公司，掌握版权，掌握电影， 也掌握最后的利益分配。 多年以后，向太陈岚在《美人鱼》上映前夕连续发表长文，公开炮轰周星驰。“没有向家，就没有周星驰”的说法，也由此反复被提起。向太认为，他们给了周星驰最重要的平台。 周星驰不这样看，在他的逻辑里，永盛不是成就了他，是他用自己的票房，成就了永盛。 这也是他后来所有合作关系的底层逻辑： 别人给他的机会，他会记得一段时间，但只要项目成功，他就会迅速认定，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是自己。 2001：林小明承担了风险，周星驰却不愿意继续分收益 香港电影进入低潮以后，周星驰筹备《少林足球》。 “功夫加足球”，再加上大量特效，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稳妥项目。成本高，风险大，题材也怪。 寰宇老板林小明愿意投资，相当于在周星驰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押了一次重注。结果，《少林足球》以6073万港币，再次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影片横扫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七项大奖。 周星驰一人拿下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 黄一飞凭借“大师兄”一角，拿下最佳男配角。 电影拍摄时，为了完成被酒瓶砸头的镜头，黄一飞据称被真酒瓶砸了几十次。 这也是周星驰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 为了最后的效果，他可以让演员不断重来。 因为在他看来，作品最重要。 至于演员付出了多少、剧组承受了多少，都是完成作品必须支付的成本。 《少林足球》大卖以后，真正的矛盾才开始。 电影不只有院线票房，还有海外版权、录像带、DVD、电视播放、游戏、动画和其他衍生价值。 林小明认为，自己承担了前期投资风险，当然应该继续分享电影成功后的长期收益。 周星驰却认为，《少林足球》之所以能成功，核心是自己的创意、导演、表演和名字。 钱虽然是林小明出的，但真正把钱变成价值的人，是周星驰。 于是双方围绕海外版权和收益分配发生争议，最终对簿公堂。林小明公开表示，不会再有下一次合作。 这件事最能说明周星驰所谓“吃独食”的本质。 他不是简单地喜欢钱，而是始终认为，别人对项目的贡献，都可以计算成成本。 投资人出了钱，应该获得有限回报， 演员出了力，应该获得片酬， 编剧写了剧本，应该获得稿费， 武术指导设计动作，应该获得服务费。 但电影真正长期产生的价值，包括版权、IP、衍生开发和品牌溢价，最终应该属于他。 因为他认为，离开周星驰，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 这种逻辑对他自己当然有利， 但对合作方来说，等于他们陪他承担最危险的第一程。 项目一旦成功，后面的利益，他就不想再分了。 《少林足球》也是吴孟达与周星驰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 当时没人知道，这会是最后一部。 2004：《功夫》登上巅峰，出钱的人、出力的人，最后都没有留下 《少林足球》之后，周星驰找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哥伦比亚参与投资和海外发行，让《功夫》获得了当时华语电影中罕见的制作规模。 动作导演最初是洪金宝，洪金宝带着自己的武术团队进入剧组，拍摄几个月后，洪金宝离开。官方说法，是档期和健康问题。 流传更广的版本是，周星驰不断推翻已经设计好的动作，反复要求修改，洪金宝和武术团队无法忍受这种工作方式。洪金宝后来公开说过，不会再与周星驰合作。 袁和平随后接手。 周星驰请洪金宝，是因为需要洪金宝的能力。 但他又不可能真正把动作部分交给洪金宝决定。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所有人都可以是专家。 但最后的专家，只能是周星驰。 别人可以提供方案，周星驰负责推翻。 别人可以完成执行，周星驰负责判断。 一旦电影成功，观众记住的也不会是洪金宝、袁和平或者动作团队。 只会记住周星驰的《功夫》，这就是他的强大之处。 也是所有合作关系最危险的地方。 《功夫》最终在香港拿下6100多万港币，第三次刷新周星驰自己的票房纪录。 全球票房约一亿美元，并拿下金像奖、金马奖双料最佳影片。但电影成功以后，哥伦比亚与周星驰的后续合作也没有真正延续。 《功夫2》喊了很多年，始终没有正式开拍。 一个理论上只要启动就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续集，被一拖再拖。 原因当然不只有分账，但分账、版权和控制权，一直是绕不开的问题。 别人愿意出钱，是为了分享成功。 周星驰需要别人出钱，却不愿意在成功以后，长期分享最值钱的部分。 吴孟达原本在《功夫》中有角色。 因为SARS导致拍摄延期，他已经接了其他工作，最终错过。 此后，两人再也没有等到档期真正对上的一天。 吴孟达生前反复澄清，两人没有不和。 他还说过：他没退休，我没死，就还有机会。 2021年2月27日，吴孟达因肝癌去世。 周星驰亲自前往灵堂，机会没有了。 同一时期，周星驰原来的创作班底也在不断散场。 刘镇伟、李力持、谷德昭、曾谨昌，这些曾经与他共同署名剧本、导演和创作的名字，从2000年代开始，陆续从周星驰电影的片头字幕里消失。 罗家英、苑琼丹、黄一飞，各自离开，各自谋生。 长期留在星辉，至今仍公开替周星驰说话的，只剩田启文等极少数人。 这些人为什么走，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件事。 有人是创作分歧， 有人是利益矛盾， 有人只是各自发展。 但所有人加在一起，呈现出的结果很清楚： 周星驰越来越成功， 周星驰电影里的老面孔，却越来越少， 因为在周星驰的体系里，任何人都可以被替换。 只有周星驰本人不能被替换。 编剧、演员和签约艺人：钱不多，他也不愿意多给 周星驰对大资本的分账敏感， 对小合作方的钱，同样敏感。 按照流传的说法，编剧司徒卓汉曾经向周星驰报出十五万港币稿酬，周星驰只愿意支付十万。 十五万和十万，对一部商业电影而言，根本不是决定性成本。 但周星驰仍然要压价。 因为在他的创作逻辑里，编剧写出的只是初稿。 真正决定笑点、表演、节奏和最终成片的人，还是他。 既然剧本最后还要由他修改，编剧就不值那么多钱。 梁小龙出演《功夫》里的火云邪神后，一度签进周星驰旗下公司。 梁小龙后来公开表示，签约之后，很多演出工作依然需要自己寻找，公司却仍要从收入中抽佣。 从公司的角度，签约艺人、管理经纪事务，抽佣是行业惯例。 从梁小龙的角度，公司没有提供足够资源，工作是自己找的，却还要拿走三成。 这也是周星驰利益逻辑的另一面： 别人的钱，他会计算得非常清楚。 自己的责任，却未必按照同样严格的比例计算。 项目需要艺人时，艺人是公司资产。 艺人需要资源时，公司却未必能真正托住他。 吴孟达、梁小龙、黄一飞、罗家英、苑琼丹，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周星驰电影最被观众记住的世界。 但在商业结构里，他们大多只是演员。 拿片酬，完成角色。 电影之后几十年持续产生的品牌价值，最终仍然归属于“周星驰电影”。 周星驰保留了最大的长期价值， 其他人拿走的是一次性收入。 这当然符合很多电影项目的商业规则。 但当一个创作者长期把所有合作都处理成一次性交易，最后得到的也只能是一批又一批一次性合作的人。 2008—2015：退出主演以后，他开始直接与资本争钱 《长江7号》于2008年上映，这是周星驰最后一部主演的电影。此后，他逐渐退到幕后。 2013年，《西游降魔篇》上映，票房12.46亿元，成为年度华语片冠军。 电影成功以后，周星驰旗下崴盈投资依据一份“票房超过5亿元后阶梯分红”的补充协议，向华谊追讨8610万元。 周星驰方面认为，王中磊曾经答应，电影票房达到相应规模后，给予额外收益。 华谊则认为，相关协议没有正式签署，也没有经过上市公司的有效决策程序，因此不能生效。 双方最终进入诉讼。 2014年至2015年，两审结果，周星驰方面均败诉。 这件事的重点，不只是8610万元到底该不该给。 而是《西游降魔篇》已经取得了空前成功。 正常情况下，一次成功合作，应该成为下一次合作的基础。 到了周星驰这里，却再次变成分钱时的决裂。 华谊承担了投资和发行风险，电影大卖以后，周星驰认为，原来的收益还不够。 因为票房超过预期，自己的价值也应该重新计算。 问题在于，资本的逻辑是： 亏损时，按照合同承担。 盈利时，也按照合同分配。 不能电影亏了，投资人认账。 电影赚了，核心创作者又要求重新谈价。 周星驰的逻辑则是： 合同签署时，没人知道电影会这么成功。 既然成功主要来自我的创作和品牌，原来的分配方式就低估了我的价值。 两套逻辑，都能自圆其说。 但对于合作关系而言，结果只有一个： 项目越成功，双方越容易翻脸。 后来，周星驰与徐克合作《西游伏妖篇》，阿里影业等公司参与投资。 电影票房达到16.5亿元，但口碑平平。 周星驰与阿里影业也没有由此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资本换了一家又一家，矛盾却总是相似。 因为周星驰需要的，不是普通投资人。 他需要的是愿意出钱，却不干涉创作；承担风险，却不过多分享收益；项目出现问题时负责兜底，项目成功以后又接受周星驰拿走最大价值的人。 （凯子？？？） 2016：《美人鱼》赚到顶峰，他又想把下一轮利益留给自己 2016年，《美人鱼》上映 影片获得18亿元保底发行，最终票房达到33.9亿元。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突破30亿元的电影。 纪录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战狼2》。 《美人鱼》的成功，再次证明周星驰的名字拥有巨大的市场价值。 也再次放大了他与合作方之间最根本的矛盾。 资本认为，自己承担了保底、投资、宣传、发行和市场风险，因此应该分享项目成功。 周星驰则会认为： 电影能卖到33.9亿元，归根结底，是因为观众相信周星驰。 光线等合作方在第一部中参与投资和发行。 到了《美人鱼2》，原来的合作结构没有延续。 第一部成功以后，周星驰认为合作方分走的利益太多。 于是第二部不再按照原来的结构合作，而是重新组织资金和制作，希望把更多版权、控制权和收益留在自己的体系中。 第一部风险最大时，大家一起承担。 等IP已经被验证，续集理论上更容易赚钱，原来的合作方却被换掉。 从周星驰的角度，他是在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价值。 从合作方的角度，这等于陪他走过最危险的一程，等到真正可以稳定赚钱时，却被踢出了牌桌。 同期，新文化传媒以13.26亿元，收购周星驰旗下PDAL公司51%的股权。 周星驰签下对赌协议： 数年内，公司净利润合计超过10亿元。 如果没有完成，他需要自掏腰包补足。 周星驰拿到了巨额资金，也把未来作品变成了必须完成的业绩。 对赌从资金，变成枷锁。 《西游伏妖篇》票房16.5亿元，口碑一般。 《新喜剧之王》于2019年上映，票房6.24亿元，被不少观众视为赶工交差。 业绩仍然没有达到预期。 过去，周星驰总想把更多利益留给自己。 到了对赌阶段，他终于拿到了更完整的资本收益。 代价是，资本也用最直接的方式，把利润指标压在了他身上。 《美人鱼2》：想把更多东西抓在自己手里，最后所有人的钱都被困住了 《美人鱼2》于2018年3月在深圳低调开机。 此后，项目陷入漫长的后期。 初始成本据称约4亿元，因为多次补拍、特效重制和利息累积，据称总成本已经超过7亿元。回本线也被推高到24亿元左右。 投资人刘央曾公开抱怨，自己投入巨大，项目多年没有上映，资金长期被压，直言被“拖惨了”。 片中两名男艺人先后成为劣迹艺人，相关戏份需要删除、替换。还传出过AI换脸、重新配音等处理方式。 2021年，影片在深圳进行大规模补拍。 2022年，又因疫情等原因重拍部分场景。 此后，补拍和后期调整反复传出。 豆瓣页面上的上映日期，一度写到“2028，未定”。 这部电影最讽刺的地方在于： 周星驰一直希望减少别人对项目的分配，增加自己对投资、版权、制作和收益的控制。 但当原来的合作结构被拆掉，更多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后，他并没有证明，自己能够稳定地管理一部如此庞大的商业项目。 项目规模越大，越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审美和意志运行。 周星驰想少分一点给别人。 最后却可能让所有人都分不到。 这就是“吃独食”走到极端后的结果： 不是一个人赚得更多。 而是一桌饭放到发霉，谁也吃不上。 前女友于文凤：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在法庭上算账 于文凤曾经是周星驰交往时间最长的女友之一，也长期参与他的投资和资产管理。 两人分手多年以后，于文凤起诉周星驰，追讨约7000万港币的投资分红。 于文凤方面认为，双方曾经存在收益分配约定。 周星驰方面则认为，相关承诺并不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义务。 2021年，法院判周星驰胜诉。法律上，周星驰赢了。 但这件事仍然延续了他人生中最熟悉的结局： 关系开始时，双方谈感情、信任和共同利益。 关系结束时，双方拿出合同、承诺和分账比例，在法庭上计算每一分钱。 朋友如此。投资人如此。合作公司如此。 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是如此。 短剧与旧IP：团队散了以后，只剩“周星驰”这个名字还能反复变现 《新喜剧之王》以后，周星驰多年没有正式上映新的导演长片。他开始进入短剧领域。 《金猪玉叶》《大话大话西游》等项目，都把“周星驰”放在宣传的中心。 由周星驰发起， 周星驰监制， 周星驰把关， 周星驰作品。 但周星驰本人不出演。 过去那些编剧、导演、配角和创作班底，也基本不在。 剩下的是一批新人，按照所谓“周星驰式喜剧”进行表演。 结果并不理想。 因为周星驰电影最不可复制的部分，从来不是几个桥段，也不是几句台词。而是周星驰本人，加上一整套长期磨合出来的创作共同体。 现在，他保留了“周星驰”这个最值钱的品牌。 却失去了共同创造这个品牌的人。 于是，他只能继续使用过去的IP。 《大话西游》 《喜剧之王》 《少林足球》 这些作品的价值，被一遍又一遍重新调用。 当年共同创作的人散了。 作品留下的长期品牌价值，却被集中到周星驰一个人的名字下面。 2026年7月11日：《功夫女足》，又一次把旧情怀端上桌 2026年7月11日，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 这是他时隔七年推出的新导演电影。 也是《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后的精神续作。 周星驰本人没有正面出镜，只在片尾彩蛋中留下一个背影。 影片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并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映日场次纪录。 还是足球，还是功夫，还是小人物，还是逆袭， 还是在调用《少林足球》的记忆。 但当年真正共同创造《少林足球》的人，已经不在了。 林小明不在。吴孟达不在。 原来的演员、编剧、武术团队和香港电影工业环境，也不在。 周星驰保留了最核心的IP。 也保留了最终的控制权。 但IP并不是一个人的回忆。 《少林足球》之所以成为《少林足球》，不只是因为周星驰。 周星驰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最不可替代的人。 这当然没错。 但他进一步认为，既然自己不可替代，其他人的贡献就可以被低估，可以被压价，可以被替换，可以在成功以后少分一点。 这才是他几十年合作关系不断断裂的根源。 从喜剧之王，到孤岛之王， 周星驰不是被某一个人封杀。 也没有一份真正存在的“全行业封杀令”。 周星驰始终认为，成功主要属于自己。 只有周星驰的名字、创意和判断，才是项目真正的价值。 他总觉得别人拿多了 投资人拿多了， 公司拿多了， 编剧拿多了， 演员拿多了， 经纪关系里的艺人，也拿多了。 只要项目成功，他就想把更多版权、更多利润、更多控制权，重新收回自己手里。 开始的时候，这种做法让他摆脱了低价合约。 后来，让他摆脱了电影公司。 再后来，让他摆脱了投资方、导演、编剧和老演员。 他越来越自由， 也越来越孤立。 他拿回了版权， 拿回了公司， 拿回了创作权， 拿回了最终剪辑和项目主导权。 也一次次试图拿回更多分账。 最后，他终于成为整套系统里最不可替代的人， 但代价是，那套系统本身已经没有了。 情怀当然还可以卖出第一张票。 “周星驰”三个字，也仍然足以让无数观众走进电影院。 只是电影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就能完成的东西。 PS: 周星驰真的充分说明了人性的复杂，以及人类样本的多样性。

1973 年 2 月 17 日深夜 11 点半，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里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着谈着，毛泽东忽然感慨起来：“我们的翻译实在太少了……现在会英文的年轻人就那么几个，等他们老了，怕是口音都跟不上时代了。” 一旁的周恩来立刻“顺势而为”，建议：“我们应该送一些人出国学习英文。” 毛泽东闻言，眼睛一亮，随手一比划：“我们应该送一些像这么高的小孩去，年纪别太大，太大了就学不会了。” 外交部火速跟进，报请毛泽东批准，1974 年暮春，中国公派 5 名中小学生前往欧美学英文。这批孩子，不但是新中国出国留学的“先锋队”，而且个个来头不小。你问怎么个不小法？我们看看这五人中名气最大的三位就知道了： 第一位丛军（又名陈珊珊），陈毅女儿，后来任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中国驻联合国公使衔参赞以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等重要职务。 第二位位是洪晃，章含之的女儿——章含之是谁？章士钊的女儿，毛泽东的英文老师、乔冠华老婆。 第三位是章启月，外交部“红色专家”章曙的千金，后来也成为中国驻比利时和印尼的大使。 原来毛泽东心念“娃娃抓起”，第一步不是先打招呼给全国中小学发通知，而是先从外交部内部走后门——“肥水不流外人田。” 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场小留学生运动的“第一波浪花”，居然是从高干家庭知道欧美国家好开始的。

阿里为了请无招回来，花了一年多。而让他离开，只用了几天 无招去年 3 月回钉钉以来，陈航已经在社交网络引起三轮广泛讨论： 第一次是 2025 年 4 月初。陈航开始猛抓考勤，要求团队早 9 点打卡、开早晚例会、午休 13:14 必须就位，并召集钉钉 P7 级别以上的产品经理一对一约谈，批评公司失去了早期创业的拼搏文化。 第二次是去年 8 月，钉钉即将召开他回归后的首次发布会。陈航在 0 点后巡楼查岗，当场质问 “为什么 11 点就走”，并带 HR 深夜清点工位。 前两次虽然在社交媒体被热烈讨论，阿里内部都没有针对性动作。这一次完全不一样：6 月 4 日，钉钉员工幽素在阿里内网发布 7.5 万字离职长文《置身钉内》，迅速传播；6 天后，阿里合伙人委员会在内网回应，直指钉钉的管理方式 “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重申 “视人为人、有情有义”“人是阿里最宝贵的财富”。 这是阿里 “合伙人委员会” 首次回应员工。合伙人委员会是阿里的最高决策集体，集团 CTO 吴泽明（花名：范禹）上月刚成为第 5 名成员。 回应发出后不到 24 小时，陈航卸任钉钉 CEO——他成为阿里成立以来罕见的、因管理文化被直接换掉的元老。 陈航在 2014 年创立钉钉。他逢人便推荐，对产品要求极为严苛，快速做大了这款面向企业的社交产品。 他的管理风格一向以 “高压” 著称，招人标准是 “够不够疯狂”。内部创业早期，他经常从早 8 点干到凌晨一两点，全年无休。2018 年，他在员工动员大会上的言论 “不知道你们 10 点前回家做什么” 就曾被外界批评。 但这些批评在当时没那么重要，因为阿里几轮做社交失败后，终于有一个钉钉，在企业办公市场正面赢过企业微信。钉钉也是阿里除电商相关业务外，少数几个从 0 到 1 做成的产品——对一个大集团来说，有人能做出新东西、进入新领域，太难得了。 当时的高压管理，多数员工还能忍受：在上升周期里，产品有结果，结果带来晋升，可以在杭州换更大的房子。当时的大厂员工普遍接受这样的交换。 陈航做了六年钉钉。2020 年阿里推行 “云钉一体” 战略后，他离开阿里创业，创立两氢一氧，做了四五年宠物智能硬件和日本跨境电商平台。2025 年 3 月底，他回归阿里，重新带队钉钉。与陈航一同离开钉钉创业的核心骨干任卿（原钉钉副总裁）、朱鸿（原钉钉首席架构师、CTO）也一起回归。 一位两氢一氧的前员工认为无招是 “被叫回去的”：2025 年 3 月中旬——无招正式宣布回归钉钉的一周多前——他刚在东京下高井户买下一栋房子，打算用作两氢一氧的日本办公室。 回归后的陈航没有变，管理风格变本加厉。 他回归三天后，就有钉钉员工在社交平台发帖：上班时间提前到 9 点，午休缩短半小时，技术员工全员学 Python；工作时间不能打开微信、小红书，也不能私下加微信，对外沟通统一说 “不好意思，我只有钉钉”。 赶上今年初 OpenClaw 走红，钉钉紧急要上线面向企业的 AI Agent 工作平台“悟空”。员工的上班时间进一步拉长：大年初四全员返工，到三月底没有休过一天。 一位钉钉员工告诉我们，陈航回归后要求每个部门开早晚例会。每天早例会 9 点开始，要打开 AI 听记录音，员工要聚在各自业务的进度表大白板前拍照，AI 数人头、按声纹判断几人参会。 晚例会不得早于晚上 9 点开始，同样要录音、拍照。有人实在有事先走，不同部门会互相 “借人” 凑数——系统只数人头，不识别人脸。“我们互相借 ‘人头’ 这件事，无招不知道。” 一位长期与阿里合作的猎头告诉我们，钉钉部分岗位在四五轮面试后，还要求候选人动员二三十位亲友注册钉钉，并完成 “族谱上钉” 的作业——把家族成员拉进钉钉，建立一个 6 人以上的族谱组织，让家人真实使用、给出产品反馈。 员工在试用期还要在钉钉的服务池中选一个低分企业，或拉一个新公司 “上钉”，把服务做到 1000 分以上——而钉钉上 1000 分的满分企业不足 2%。销售岗位还要把一个飞书客户拉来钉钉。 “钉钉要找服从性高、热爱工作且一天能上班十四个小时的员工。” 这位猎头说，他几乎无法招到合适人选。 我们在钉钉上主动联系了陈航，截至发稿，消息一直是 “未读” 状态。 多位与陈航共事多年的同事，以及两氢一氧时期的创业伙伴认为他一心想做成大事，极度看重客户价值。一位陈航过去的下属说他单纯、专注，待人对人真诚——对别人高要求，对自己也是如此。 前几年一位创业者见到陈航，得到的建议是：创业要像爬山，不要抬头看山顶有多远，否则容易畏难，得专注脚下的每一步。 钉钉早年能做起来，是因为产品坚定站在老板视角，上线之初连会议来电都伪装成老板本人来电。陈航的管理方法也是钉钉产品逻辑的体现。 一位曾经的创业伙伴评价陈航：“他知道时代变了，但可能没关注到人也变了，社会也变了。个体价值和追求需要被尊重，关键人才的创造力需要空间。”

由于多篇小作文的爆火，以及内网的舆论爆炸。 今天多家媒体爆料，阿里高层委员会，正在考虑让钉钉 CEO 陈航（花名无招）离职，最快在今天公布。 而接任者，是 92 年技术极客陈宇森，或为阿里最年轻事业部负责人。

蒋介石退守台湾，很多人以为是被解放军打到无路可走才仓皇出逃，但真实情况是：早在三大战役打完之前，退路就已经规划好了。推动这个决策的，不是哪位将领，而是一个地理学教授。 这个人叫张其昀，浙江宁波鄞县人，字晓峰，是中国人文地理学公认的开山人物。他的本职是教书、写书、研究地理，从未带过一兵一卒，却在1948年底的那个关键节点，用一套地理分析说服了蒋介石放弃大陆、转守台湾。 张其昀走进蒋介石视野，靠的是同乡陈布雷的引荐。陈布雷是蒋介石最倚重的文胆，长期充当核心幕僚。张其昀所著的《中国历代教育家史略》，据记载深得蒋介石赏识，蒋亲自在书眉上批注，还嘱咐他续写《中国历代军事史略》。这种私人赏识，是张其昀进入核心圈子的真正入场券。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这个消息对蒋介石来说不只是失去一个幕僚，而是在最危急的时刻失去了最信任的智囊。张其昀在此后逐渐填补了这个空缺，成为蒋介石身边少有的文人顾问。 彼时的军事形势已经不容乐观。辽沈战役在1948年11月2日结束，国民党损失47万人，东北全境丢失。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同期展开，国民党军节节溃败。三大战役打完，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力军队几乎被打光，合计损失154万人。南京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推进方向上。 就在这个当口，国民党内部关于"退往哪里"的争论已经相当激烈。多数高级将领主张效仿抗战时期，退守大西南，依托四川、西康的山地地形与解放军周旋。也有少数人提出退守海南岛。张其昀力排这两种意见，坚持推台湾。 他反对西南方案的理由，不是情绪判断，而是地理逻辑。四川地势险要是真，但西南属于大陆腹地，解放军擅长山地作战，且对西南各省的渗透已经相当深入。更麻烦的是，西南派系林立，川康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一旦被包围，粮食弹药的补给线极难维持，最终只会是瓮中之鳖。 海南方案他同样否定。琼州海峡最窄处不过十几公里，岛屿面积小，战略纵深不足，根本无法支撑长期经营。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个判断——1950年解放军渡海作战，56天就拿下了海南，薛岳的防线几乎没能撑住。 台湾的优势，张其昀从几个维度逐一论证。最核心的一条是台湾海峡的宽度：130到200公里，以1949年解放军当时的海军和空军实力，跨海进攻的难度极大，国民党仍保有海空军优势，这道海峡就是天然屏障。其次是基础设施，日本殖民台湾50年，留下了相对完整的铁路、港口、电厂和糖厂，不需要从零建起。再加上台湾气候适宜、稻米蔗糖产量充足，具备自给自足的条件，面积也远大于海南，有足够的战略纵深。 蒋介石最初倾向西南方案，对四川的地理优势仍有信心。但张其昀的分析逐渐打动了他。蒋介石接受了台湾方案，随即开始部署。 1948年12月，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接替魏道明，1949年1月5日正式就职。蒋经国则出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负责党务整顿与情报控制。这两个任命，把蒋介石最信任的两个人提前送进了台湾，为后续迁台做好政治准备。 与此同时，资产转移也悄然启动。1948年12月1日，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令将黄金从上海金库运往台湾基隆，首批约260万两。此后分批运出，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共运出约400万两黄金及大量银元外汇。这批黄金后来成为国民党在台湾推行币制改革、维持军政开支的核心资本。 故宫文物的迁移几乎同步进行。第一批320箱于1948年12月22日离开南京；第二批1680箱于1949年1月6日出发，其中包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三批972箱于1949年1月29日启运。三批合计2972箱，多为精品，占南京所藏文物约四分之一。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退居浙江奉化溪口，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但他在溪口建立了七部电台，实际上仍在遥控军政事务。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25日他离开溪口，5月17日飞抵台湾高雄。此后他往返于台北、广州、重庆、成都之间，指挥残余力量作最后抵抗。1949年12月10日，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此后再未踏上大陆土地。 张其昀也在1949年随国民党当局赴台，后来在台湾创办了中国文化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文化大学。 一个地理学教授，靠着对山川形势、海峡宽度、岛屿面积和基础设施的专业判断，在军事溃败最混乱的时刻，给出了一个将领们没能给出的答案。历史的走向，有时候真的取决于一个人在关键节点上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