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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brothers and their dream: to bring about the Age of Electricity 💡 Kyoto Animation's Sparks of Tomorrow is NOW PLAYING only on Netflix! #sparks_of_tomorrow# #二十世紀電氣目録#

当两个英文词映射成同一个中文词 一场跨越百年的翻译公案 近代东亚思想史上，有一桩影响深远的翻译公案。 西方政治传统中的两个核心概念：Freedom 与 Liberty，在进入中文世界后，几乎被不加区分地打包译作同一个词：“自由”。 表面看，这不过是寻常的语词转换；细究之下，它却悄然改写了几代中国人理解政治、法律与权利的基本框架。 汉语中原本没有能精准对应这两个概念的现成词汇，于是一个本土词，被迫承载了两个虽相交叠、却并不等同的西方思想脉络。 Freedom 源出古老的日耳曼语，带有强烈的自然色彩，更偏重个体主观的自主状态：挣脱一切外在束缚，依自身意志行事。它的核心，是人的主体能动性，是“我想做，就能做”的行动力。 Liberty 则来自拉丁语，经法语汇入英语。自诞生起，它便不是一种天然抽象状态，而是一种政治与法律地位：个体在共同体中依法享有的权利，以及免于专断干涉的制度化保障。 一句话，Freedom 追问的是“我能否不受限制”，Liberty 追问的是“我的法定边界在哪里”。 我举两个例子：美国《独立宣言》写的是“生命、Liberty 与追求幸福的权利”，着眼的是公民的政治防线；一个半世纪后，罗斯福提出“四大 Freedom”，讨论的却是人类摆脱恐惧与匮乏的普适状态。 然而，当这两个词共同沉入中文“自由”的容器，那种微妙而致命的差异便渐渐消融了。 如今，当人们谈论“自由”时，可能是在说个体的精神解脱Freedom，也可能是在说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Liberty；可能是在说主观的选择任性，也可能是在说严密的制度设计。 许多公共辩论之所以各说各话、鸡同鸭讲，往往并非价值观的根本对立，而是双方口中的“自由”，原本就流淌着不同的血脉。 当年 Freedom 进入中国后，几乎独占“自由”之意；而 Liberty 来到汉语世界，是否仍用“自由”来译，却让翻译家们犯了大难。 汉语传统中的“自由”，本就带有“独来独往、不受管束”或“随心所欲”的底色，根本无法完整承载 Liberty 所内含的法律、契约与建制维度。 1903年，翻译大家严复在译介约翰·密尔 John Stuart Mill 的《On Liberty》时，刻意避开了字面上的“自由”，将其定名为《群己权界论》。 “群己权界”四字，精准刺中 Liberty 的要害：它关心的从来不是无限膨胀的自我，而是在社会共同体中，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边界究竟如何划定？国家可干预个人到何种程度？个人又该在何处止步？ 为彻底切断旧义，严复甚至尝试以古字“自繇”替代“自由”，试图洗刷掉传统语境中“放纵、任性”的负面联想。 同时代的马君武编译此书时，选择了“自由”二字，却将书名改为《自由原理》。这多少暗示，他也意识到此“自由”非彼“自由”，试图借“原理”二字将它拔高到社会法则与政治公理的高度，以避免中文原意的干扰。 遗憾的是，历史最终没有站到严复的深邃一边，而记住了马君武等人的通俗。 直到上世纪30年代，还有人将此书译作《自由之理》，这时仍保留“之理”二字做修饰。而从40年代至今，接下来的各种翻译版本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论自由》之名，《群己权界》一词彻底隐入尘烟。 一个译名的胜出，不仅决定了一种表达方式，更在相当程度上锁定了一个文明此后多年的思想走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便是错译。只是，翻译或许能找到字面的对应，却很难在异域土壤上，瞬间复制出另一个文明历经数百年历史博弈才长成的概念边界。 进入二十世纪，这种复杂性在中文语境中被进一步放大。 1958年，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 发表著名演讲《Two Concepts of Liberty》，提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伯林讨论的对象依然是 Liberty，而中文最终仍只能统一译作“自由”。于是，这个本来就超载的词，不得不继续吞下更多层级的思想重负和复杂解释。 前一阵子，看到刘仲敬的书《经与史》，他将 Liberty 解读为一种“私性契约特权”，这也是一个理解上的突破。 按刘仲敬的说法，Liberty 既不是抽象的天赋人权，也不是国家顶层恩赐给全体国民的统一福利；相反，它是历史各方（君主、贵族、教会、城市行会）在漫长博弈中，经由无数次具体冲突与妥协，最终以白纸黑字沉淀下来的契约性权利。 所谓 Liberty，本质上就是这些具体契约中，个人或共同体“保留不退让”的防御性堡垒，它首先属于历史博弈的参与者，而非国家发明的政治神话。 回望这场跨越百年的翻译公案，真正值得深思的，从来不只是Liberty 这个译名的对错。 当 Freedom 的无拘无束与 Liberty 的契约边界同时被熔铸进“自由”二字，中文世界固然获得了一个富有张力的宏大词藻，却也失去了一部分原本清晰、冷静而严密的区分。 这可能是跨文明跨语言思想旅行中，最值得反复研究的课题。

乱世佳人，南北战争，白瑞德的幻影，回不去的12橡树庄园 既然有推友说直接快进到《飘》算了，有道理，那今天写一篇关于乱世佳人的（名字比飘更加有戏剧感）好了。因为今天做手术被医生麻醉了，脑力达不到写技术长文的阈值。 南方与北方？谁是左派？谁是右派？ 南方邦联（Confederacy，奴隶主集团）的核心立场，是竭力维护奴隶制度，强调“州权至上”，并反对联邦政府过度干预。它的社会形态以种植园经济为支柱，建立在等级制之上，与欧洲旧贵族社会有相似之处。在意识形态上，南方强调传统主义，重视血统、秩序和身份等级，强烈反对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他们所崇尚的“自由”，其实只是白人地主阶层的自由，而非普遍的公民自由。按照现代政治坐标，南方更接近于右派 / 保守派：强调传统、地方自治与社会等级秩序。 与此相对，北方联邦（Union，联邦派）的核心立场，是维护联邦统一，并逐步走向废除奴隶制。它的社会形态是工业化、资本主义市场，依赖自由劳工与大量移民工人。在意识形态上，北方相对更具进步性，推动制度改革，包括废奴与保护劳工权益；同时强调联邦中央的权威高于地方权力，并倡导普遍化的公民权利（最初仍局限于白人男性，后来才逐步扩展到黑人和女性）。按照现代坐标，北方更接近于左派 / 进步派：强调中央政府、制度改革与社会平等。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南方也自称在捍卫“自由”与“抵抗强权”，这种话语与今天的美国右派、自由意志主义者颇为相似——“政府别来管我”。而北方虽然走在相对进步的一边，但林肯最初的战争目标并不是“解放黑奴”，而是单纯的“维护联邦统一”，废奴是在战争中期才被明确推上历史舞台。 换句话说，南方代表了保守的身份秩序社会，北方代表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步派。但从当时利己的角度来看，双方都在维护自己的生存模式与既得利益，谁也不必谁更“高尚”，也谈不上谁天然更“进步”。历史是后人评说的，所谓“解放”，更多是后世从结果倒推的评价，也离不开人性本能中对生存与利益的驱使。 贱贱的白瑞德 你看白瑞德在楼梯口第一次看向斯嘉丽的那个神情，眯着一双桃花眼，嘴角挂着似笑非笑的弧度，那撮不知道上了多少油的小胡子微微翘起，整个人仿佛在一瞬间把色、欲、调侃、轻佻与欣赏融为一体。我实在忍不住想为这一幕给你截一张图。然而，这个看似放浪不羁的男人，却是全书中最矛盾的人物。 他对南方口口声声的“骑士精神”和“贵族荣耀”其实嗤之以鼻，早就看穿了南方不可能战胜北方，那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梦。他偏偏又爱上了旧南方最后的“烈火玫瑰”——斯嘉丽。理性上，他是冷静的投机商人，善于在混乱中牟利；情感上，他却又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甘愿为幻象燃烧。 犬儒的嘴，真情的心。白瑞德永远把自己伪装在嘲讽和轻佻之下，似乎什么都不当真，什么都能拿来调笑。但事实上，他是全书里看得最清楚的人。他鄙视旧南方的虚伪，却又深深被旧南方最后的幻影——斯嘉丽的美貌与野性——所吸引。他既是南方的掘墓人，也是南方的最后一位骑士，所以才会在大局已定时仍毅然加入战局。 斯嘉丽对他而言，是他心里明明知道的幻象，是一个即将坍塌的南方文明所迸发出的最后光辉。 斯嘉丽是当时Sydney Sweeney, 你们都是白瑞德 旧秩序的幻影，总是被具象化为某种符号：十九寸的纤腰、精致的裙摆、被资本、流量与审美变化共同塑造的凝视对象。然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右派想要回归“常识”。可常识究竟是什么？ 在十九世纪的南方，斯嘉丽之所以能成为幻影，是因为存在一个现实的土壤：种植园经济与黑奴劳动力支撑起上层白人男性的闲余，使他们有能力供养“标准美女”；家庭结构则以男主外、女主内为核心的封闭模式来运转。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的西方，类似的“郊区家庭模式”依旧有效——中产男性的一份工资足以养活妻子和两三个孩子，女性的“美丽 + 生育 + 贤妻良母”能够获得物质支撑。换言之，这就是右派所谓的“常识”：标准美女、相夫教子、大家庭，曾经是一个可实际操作的社会模型。 但这种土壤已经消失。经济层面上，后工业化与全球化导致中位数男性的实际收入停滞甚至下降，单靠一份工资已无法支撑传统家庭。文化层面上，女性受教育水平大幅提升，不再愿意完全绑定于家庭角色；“标准美女”也早已不再只是婚姻价值，而被资本转化为流量与符号。社会层面上，生育率下降、家庭模式碎片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都市化又让“小镇常识”彻底失效。于是，右派所幻想的“常识”在当代已成不可回到的幻境。 这也正是斯嘉丽与 Sydney Sweeney 的象征意义。她们并不代表真实的女性生存状态，而是男性欲望与文明幻象交织出的投影：斯嘉丽是旧南方贵族男性凝视中的“美丽、任性、能生养”，Sydney Sweeney则是现代资本凝视下的“性感、符号化、流量化”。 失落的白人男性正如一支看不见的南方败军： 外表还维持着自尊与倔强（像旧南方骑士）， 内心却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那个“靠一份工资养家的幻境”。 他们在幻影（斯嘉丽 / Sydney）前心动，在现实中却只能自嘲、愤怒，甚至转向极端主义。 为了帮助男同胞们深刻的共鸣以及理解，特意奉上一张弗洛依峰。深刻的同情，理解，谁又不是个”中位数“呢。 左右各打40大板，左派是如何在“疯癫”这条路上一路狂奔的：逻辑无限延伸，没有边界 最初，左派的正当性在于“解放力量”。在 18、19 世纪，左派的核心使命是推翻封建特权、解放农奴与奴隶。无论是美国北方的废奴派，还是法国大革命的平等诉求，都代表着历史意义上的“进步”。进入 20 世纪前半，左派继续推动工人权利、女性选举权和福利制度的建立，这些都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在这一阶段，左派始终站在“弱者”的一边，推动了普遍权利的不断扩展。 然而，解放的逻辑并未止步。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与反殖民运动此起彼伏，左派依旧沿着“解放被压迫群体”的轨迹前进。到了 80–90 年代，这一逻辑被进一步外推：既然黑人、女性和工人都应解放，那么性少数、残障群体乃至各种身份认同群体，也都要获得解放。左派逐渐进入身份政治化（identity politics）阶段，权利的焦点从“普遍人”转向了一个个“特殊群体”。从此，左派从“为普遍人争取权利”，演变为“为特殊群体不断制造新权利”。 问题在于，当“解放”的逻辑走到极端，就开始失控。现代左派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道德洁癖化，把政治正确奉为绝对化的信仰，无法容忍讨论或异议，典型表现便是“取消文化”；第二，无限外推，原本的平等诉求转变为对语言、性别和文化符号的过度敏感，甚至出现“动词要解放”“代词无限发明”的荒诞现象；第三，与现实生产力脱节，当左派把主要战场转移到文化与身份，而非经济与制度时，就容易失去群众基础，沦为少数精英的游戏。结果，左派从曾经的“社会进步先锋”，一路向疯癫狂奔。 左派的疯癫，右派的虚伪；我隐约听到硅基大人叹了一口气，人类的智商也就这样了。

#装修日记# 目前装修看到的最智商税的品类是中央净水，本身就没什么技术难度，核心都是那几家供应商的滤料。 几个大的进口牌子价格贵一大截，经销商报价感觉就是计算器随便一按，然而产品像是从二十世纪穿越过来的，毫无质感。 关键是这东西还不需要设计，安装也非常简单，不像空调新风还得操心施工质量

从Peter Thiel的观点看全球化为什么必然会破裂，以及他建议唯一的破局方式；和我为什么现在不再劝人学计算机（搞笑） 根据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观点，全球化之所以注定失败，是因为它本质上是复制现有模式（如将西方模式推广到全球）而非真正的技术创新，这种模式已达到瓶颈，并因地缘政治冲突、供应链脆弱和金融风险等问题而难以为继。他认为，过度依赖全球化（如制造业外包、金融流动）忽视了根本性的技术突破，导致了依赖性增加和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蒂尔建议的唯一破局方式是重拾以“硬科技”（如AI、新能源、生物科技、太空探索）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实现国家或地区的技术主权，摆脱对全球供应链的过度依赖，并通过“地理创新”（如远程技术）和将资本从金融投机转向实质创新投资，来开创一个由技术而非物流连接世界的“后全球化”时代。 彼得·蒂尔绝对是当代科技领域一位举足轻重的思想家和实干家。他的人生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实践与思想的脉络，与诸多关键的全球变革紧密相连。他亲历了IT业的崛起（他精辟地指出这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唯一真正向前发展的领域）、全球化浪潮、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硅谷的蓬勃发展、2008年金融海啸以及中国的崛起——始终站在这些发展的核心。他绝非等闲之辈，更是像万斯和Altman这样的领军人物的教父级人物。他有一个很关键的名词，以后你一定能领会这个词啥意思：技术主权（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我常常和朋友感慨，我们看似拥有文化、知识和文凭，但往往是“空心人”，幸运地搭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顺风车，否则我们中的许多人很可能最终只是中国县城里的一名中学老师。究其根本，是我们对时代的大趋势始终后知后觉，完全处于被动追赶的状态。中国在科技思潮方面落后西方几百年，只学到了皮毛，没学到骨髓，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停留在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的浅层追逐上。正因如此，我才下定决心写《从自由石匠到科技右派——中国人错过的科技思潮》这本书。科技才是真正时代洪流下的核心公式，否则人类现在恐怕还在封建领土部落的零和游戏中互相厮杀。 现在AI应用的新鲜感已过，和朋友们聊起，都感觉编程编码只是AI应用的入门级操作。真正令人兴奋的应用，在于AI如何能够促进基础科学的突破和实用工业的升级。这需要我们具备更强的综合能力，并且在摆脱传统编程的限制后，真正核心的竞争力将是我们连接和理解复杂高维数据的能力。 论文如下：

读一些历史人物事迹的时候，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比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商界会有各种风云人物，尤其是铁路行业，各种发大财的传奇轶事，但这些人，很大比例在 187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严重亏损，甚至破产，从此一蹶不振。就是说不管之前他们跳得有多高，只要过不了 1873年这个坎，人生基本在此划了一个句号，后面就是穷困潦倒，苟延残喘，混吃等死了。而且往往是 1873年之前跳得越高，1873年之后垮得越快。 1873年的全球大萧条的背景是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普鲁士拿了法国的战争赔款，开始疯狂的信贷扩张，投机的泡沫迅速传导到欧洲和美国。最后 1873年五月奥地利股市的崩溃引爆了长达四年的全球大萧条。 类似的，很多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了大财，但躲不过 1929-1932年的大萧条。著名的 Vanderbilt 家族，崛起于十九世纪末的镀金时代，但其后裔就是在1929年的大萧条期间，亏损掉大部分财富，以至于几十年后家族成员聚会，没有一个人是百万富翁。 从这个角度看，长远计划中，应当包含对某个模糊，无法在时间上精确定位的未来的全球性的金融灾难做一些预防性的准备。否则你的各种短期投机行为，即使暂时有很多利润，未来遇到那个过不去的坎的时候，会意识到全是枉然。

绝大多数传记作品，本质上都是在厘清「天才即凡人」的道理，解构历史的必然，寻找浪潮的起点，把万里挑一的人生命运还原成触手可及的血肉之躯。 茨威格大概是一个例外，他写完「人类群星闪耀时」是在1928年，那会儿的欧洲还没有沦陷为昨日的世界，精致的凡尔赛体系看起来完美无瑕，连科学技术也被战争驱动着突飞猛进，所以茨威格倾尽毕生的乐观，将数千年的文明光芒施与寥寥数人，山高水长，虎嗅蔷薇。 当时的茨威格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没过多久他就会被纳粹逐出故居，开始长达10年的流亡生活，所有熟悉的秩序都在崩坏，直至自杀前，他还在哀叹自己成了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人类不可挽回的奔赴野蛮。 「荒谬的是，在这个道德上倒退了一千年的时代里，反而看到了人类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就，一跃超过了以前几百年所取得的业绩——飞机征服了天空，话音几秒内传遍全球，原子分裂，治愈疾病……昨天所不能做的事，如今几乎每天都可以做。在我们时代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既没有露出魔鬼般的嘴脸，也没有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这段话几乎可以适用于茨威格死后的几十年周期，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世界摇摆于这条光谱的两端，一边腾飞，一边堕落，英雄和小丑同体，高洁与狼藉并存。 埃隆·马斯克正是这个夹缝中的时代造物，为他立传的沃尔特·艾萨克森最终交付了这本600页、50万字的「埃隆·马斯克传」，我用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读完，在高饱和的信息密度里，我隐约看到了创作者的居心： 他在贴身跟访马斯克的2年时间里，不止是为了收集素材，还在找一个人，而这个人在文学作品里，通常被称作是「弗兰肯斯坦」，是他制造出了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怪奇生物。 沃尔特·艾萨克森是在2021年确定新书选题的，他给马斯克打电话，提议，然后得到了口头同意，没想到马斯克比他还快，在还没有面谈敲定细节时就直接发推公告天下，宣布艾萨克森将成为自己的传记作者。 企业家、亿万富翁、科技大佬、红毯名流……在这眼花缭乱的身份背后，人类个体之间的差异其实很小，比如大家都对分享聊天记录这件事情管不住手。 比尔·盖茨给马斯克发短信推销慈善项目，后者反问他有没有清空特斯拉的空头头寸，比尔·盖茨把手机拿给自己儿子看，问该怎么回这条消息，与此同时马斯克也在把短信展示给艾萨克森看，证明比尔·盖茨是个混账。 马斯克的女朋友说，看他和比尔·盖茨之间的斗气，就像两个小男孩在比谁的[哔][哔]更大。 还有马斯克对于父姓权的重视，也能在瞬间把改变世界的叙事拉低到邻里谈资的高度，在大儿子变性并与他断绝关系后，马斯克会非常郑重对自己其中一个女友提议，去法院确保两人通过体外受孕生下来的一对龙凤胎拥有「马斯克」这个姓氏，而不是只有母亲的姓。 而马斯克和他父亲的关系更是纠缠不清了几十年，直到马斯克成为全球首富的时候，他父亲还在以自杀为威胁——「那样你这辈子就完了，大家都会发现你的真面目」——向马斯克索要每个月2000美元的生活费，而马斯克则以2000美元为筹码，要求父亲停止更新一档YouTube节目「天才的爸爸」，内容是吹嘘自己为何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儿子。 你们说，这都叫什么事儿啊…… 「埃隆·马斯克传」的正文前面，被加入了一张单页，写着马斯克的一段自白：「对于所有曾被我冒犯的人，我只想对你们说，我重新发明了电动车，我要用火箭飞船把人类送上火星，可我要是个冷静、随和的普通人，你们觉得我还能做到这些吗？」 毫不夸张的说，这么厚实的一整本书，都是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传统的道德框架会用「二分论」来解释一个人同时具有优点和缺点的性格特征，但对马斯克的观察更像是「因果论」，即他的缺点造就了他的优点，反之亦然。 于是那个糟糕线团的尽头，就如愿以偿的出现了死结，如果他克制了坏脾气，他就会失去无与伦比的激情，如果他与人为善，他也就会放下事业上的一切执念，如果他变成一个更好版本的马斯克，那么他就不再是马斯克了。 某种程度上，「埃隆·马斯克传」是一本反完美主义的教材，马斯克得罪了几乎所有与他亲密的人，从创业伙伴到长期下属，从枕边恋人到投资对象，这些人用了最刻薄的评价来向艾萨克森提供马斯克的侧写，但同时也都会补充说马斯克是自己不曾见过的牛逼人物。 都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这才半世过去，其人已经渡过几重沧海。 总之，还是非常推荐这本书，当代最优秀的传记作家，下了大功夫去写当代最戏剧的商业人物，这个阵容已经足够顶级，和「乔布斯传」相比，马斯克的人生还处于未完待续的阶段，这让他的个人传记更像是新鲜上线的首季剧集，当编剧自己都还没写后面的内容，这种未知感对于可读性的贡献，反而更有滋味。 卡尔维诺写过一个终生居住在树上、用以对抗秩序的男爵柯希莫，在他12岁爬上树前，他是这么被父亲威逼的： 「反叛行为不是用尺度可以衡量的，有时以为只迈出了几步，却永无掉头回返之机了。」 然后，他就再也没有下来过。

#更新##天龙山石窟于唐代达艺术高峰，然因长期湮没，至清末民初已毁坏惨重。此《天龙山石窟》为二十世纪初外村太治郎随关野贞、常盘大定等一起在调查天龙山石窟遗迹后，记录了其被破坏前的原始面貌，全套共八十幅，每幅有中英文标记。此本为金尾文渊堂# 1922 年出版。介绍下载：

中国残酷前行 08-03 23:44 阅读 15511 中国残酷前行 坊间有人评论桑弘羊之问，剖析的角度却偏到另外一边，那就是霍光最终族灭。 秦制以来，古代王朝的贤臣有好结果的不多，霍光族灭，张居正近似族灭。 我们谈一谈现代社会，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间，世界上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分歧严重。 这主要是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突飞猛进，制造业比例占全球30%。 美国和欧洲却从制造业飞速退缩。 我曾打草稿想写一本书，名字都起好了，叫做《民主的泥沼》。 这几年家事太多，没有来得及些，只写了很多碎片状的评论，发在X上，引来巨大的争议。 直到美国的硅谷右翼彼得蒂尔帮公开了他们的观点，谈及黑暗启蒙的叙事，抨击美国自身的工业堕落，与日常经济发展的惰性。 再到左翼学者写了《丰裕》一书，抨击民主党政策带来的经济危害和对国民福祉的实质性损害。 坊间才慢慢跟进认可的人。 举个例子来说，为何美国的实体经济堕落？ 比如说民主党的口号是惠及底层贫民的，但他们的实质行为却是损害底层的。 民主党政府投资的廉租房和救济用房，往往建筑成本是市价的两倍，且建设周期长达十年左右，甚至无法建成。 这是因为民主党需要把工会、环保、女权、性别平等塞进一个项目里，建筑公司要多少女性，工会必须介入，环保必须符合动物保护主义、地球保护主义、能源环保主义、植物环保主义等等标准。 然后把救人的初衷忘记了，每一个既得利益团体都往里加仓私货。 如果你还不能理解欧美发生了什么，举个日本医疗界白色高塔时期的例子。 日本医疗界在90年代追求完整的手术流程，而在病人遭遇重大伤害时，这套流程仍顽固的左右医生的行为。往往医生完整的执行完手术规范后，病人已经死了。 手术是成功的，病人死了。 这一套模式也在天灾人祸时，尤其是大地震期间，造成无数的受灾者死亡。 西方实际上就是走到了这一步。 他们的高科技产业非常发达，因为在非制造业领域，思想、设计、管理、融资、营销等等摆脱了工会、市政、环保、性别平等等等的大部分困扰，当然也有，但是起码不会左右整个创新公司的发展。 大家回顾近些年，比如马斯克本人面对的各种状况，工会对特斯拉工厂的干涉，环保组织对spacex发射的困扰。 他用上海工厂摆脱了部分困扰，spacex最终没有受到环保组织的阻挠，还得归功于其基地设立在德克萨斯州。 一些想在美国开厂的企业主，实际上不得不面临美国各种各样的诉讼，包括街区对企业用电的阻挠，对建筑模式的各种要求，竞争对手私下用政治力量在这种游戏规则内的打击等等。 所以，左翼的有识之士也在思索，美国制造为何死了。 从0-1仍旧是美国的强项，金融业、医疗产业、文化产业、高科技产业仍旧是美国的高盈利板块，叠加美元的铸币税地位，仍旧保证美国从全球获得廉价商品。 但是一旦牵扯到重大的关键产品，美国就受制于人。 回到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1-100的发展极其强大。 我们追溯中国二千年以来的历史，儒家文明的士大夫集团是极其务实的精英团体，他们用儒家的外表来涂抹意识流，以仁义道德来教化民众，以君臣父子来构建等级观念，同时以法家来治国。 这套模式会被皇家、宗室、士大夫三个婆罗门阶层寄生，从而导致权贵不交税、财政失衡、压榨商人与自耕农、走向周而复始的毁灭。 其治理模式导致贤臣必定要向商人和自耕农首先开刀，但试图维持平衡，因而磨刀霍霍向自己的阶层和宗室开刀。 只要后面的动作一开启，贤臣在丧失权力之后，身死名灭加上家破人亡，就是注定的了。 所以桑弘扬三问，就循着财政平衡，国家灾难时期怎么办，中央与地方如何平衡。 往往到了王朝的末期，既得利益集团全部是门户私计，完全没有国民与国家利益。 这就是崇祯想要宗室与士大夫捐款，一毛不拔，却在李自成攻破城墙后，榨出7000万两白银的结果。 皇室有理解桑弘扬三问的，会自己替代贤臣的角色，去向宗室、士大夫磨刀搞钱，结果就是雍正皇帝为康熙补窟窿，为儿子筹集财富，却自己死于莫名其妙。 如果王朝既没有贤臣也没有清明的皇帝，权贵们大规模垄断商业，土地兼并，流民造反和北方的蛮族就下来把整个王朝颠覆了，人口大损减。 黄巢一夜之间就把长安公卿杀尽，长达千年的家族覆灭了。 而你 从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报告，发现高达七成的普罗大众在三代之后已经没人了。 所以有人说这样一套系统里没有赢家。 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始终敞开心胸接纳所有的外来文明，无论是文化还是技术。 最终形成自己的生存之道。 中国这个系统的特点是集体主义的泯灭个人的进化权，只有集体的生存权。 系统里的每一个人，从皇帝、士大夫、平民到山贼，都是这个混沌模型里不可或缺的一环，或供养，或纠偏，或毁灭。 系统每一次的颠覆、荡涤、兴亡，都是为了重启。 系统骨子里的架构从未改变。 这个系统天上缺乏0-1的创造力，但是可以在任何文明有了0-1的创造之后，用1-100的模仿与发展能力，做到出类拔萃，从而维系庞大系统的生存，并牺牲掉所有可以牺牲的个体，是所有的个体，从皇帝到天涯尽头的小民。 这个王朝曾经有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所以古代小民被禁锢在土地上，终生没有走出自己的村庄、乡镇。 所以士大夫不知天下有无数他土，故此在失败时，就会交出身家性命，家破人亡。 因而士大夫的政治博弈是以性命相搏，有的为了财富，有的为了理想，有的为了忠于皇帝，有的为了家族。 在桑弘羊三问下，实际上王朝初年财富的增量时代，到存量经济的垄断时代，就是每个阶层逐渐被压榨的过程，是一个重新分配的过程。 一旦勋贵拒绝分配，榨取商人与自耕农，王朝也就到了末年，这些财富储备毁于流民大乱与外族入侵。 周而复始。 现代社会的中国，其实并未摆脱自己文明的骨架。 所有的学者如果仅仅是基于苏联体制来剖析中国，或基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剖析中国，都会大错特错。 只不过全球构建的税务体系与技术体系，又帮助中国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曾经在中国出生的人，都终将是中国的臣民。 因此中国比古代王朝能够更进一步获得普天下的财税，来弥补财政失衡，并集中一切力量，去完成1-100的高科技发展与制造业升级换代。 只不过没有足够的消费，因为国强不等于民富，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即使到了极致，最终廉价商品被美国拿走，国家有财政收入，利润被垄断平台拿走，剩下的普罗大众与中小微企业仅有维持生活的流水。 新的土地兼并模式形成了。 继续进入桑弘羊三问。 ....... 但中华文明会持续的，哪怕到本世纪末只剩下五六亿人口。 我们会周而复始的发展一万年。 发布于 泰国

卧槽！ 一个人离开，能让一家公司的市值，直接蒸发2万多亿，这事只有可能在美国发生。 谷歌昨夜一度暴跌7.15%，之前市值4.45万亿，一度蒸发人民币2万多亿，直接跌没了一个阿里巴巴。 这么牛逼的人物，到底是谁？ 这人叫John Jumper，此人2017年博士毕业后，就进入DeepMind一干就是9年，在谷歌内部做出的成果，直接拿了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 John Jumper离开谷歌，直接去了竞对Anthropic，就是现在全世界最牛的公司。 一个人，干没一个阿里的市值，这说明什么？大家还记得电影《天下无贼》里黎叔的台词吗？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