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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晚霞 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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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此时此刻的晚霞,美疯了❗ 只能用震撼来形容,现场直接美哭❗️ 这盛世如你所愿,见者祝好运❗ #北京最美晚霞# #火烧云满天# #今天的晚霞# #天安门晚霞# #治愈系晚霞# #一起看晚霞# #祝福祖国# #中式建筑美学# #落日橘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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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第一批参加了八九广场示威? 曾经有官员问我:是不是有人鼓动你上广场? 我说,是自发的,更多的出于对胡耀邦的尊敬与祭念。 如果说完全没人组织,也不是事实,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境外或境内敌对势力煽动的。 组织者是一位同学他来自北师大,他后来参与高自联对话团,也应该与北师大有关。 耀邦去世,我们很快能想到他为改革为平反所做的许多努力,特别是他的朴素真诚与亲民作风。当年他考察到芜湖,当地官员要与他合影,居然遭拒,却与下榻的宾馆工作人员合影留念了。 所谓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耀邦受保守势力打压,知识界、大学当然站在耀邦一边,这是大学快速动员上广场纪念示威的强大动员力。 当时一则传言,也是促动我上广场的情感力量: 说是耀邦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高层会议,他主张增加教育经费,杨尚昆等人要增加军费,耀邦得不到支持,一时气急,送医之后,与世长辞。 而当时物价上涨,我们读研可以拿到六七十元补贴(因为工作过,拿九成工资),几乎满足不了生活需要,其他没工资补贴的学生可想而知。有背景资源的,搞官倒,越往上越腐败,这些因素也是导致人们大量上街游行抗议的重要动因。 以下为我十年前(2014)的回忆文字摘录,还有相关内容以后整理再发。 一个人的八九六四纪事 1 我是1988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我考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文艺学专业,当时住在恭王府,离天安门广场不到20分钟自行车车程。 1988年五四前后我到北京面试,我面试之后,花了半天时间一个人端坐在广场纪念碑石阶上,每下个方向坐半小时,我强烈的印象是,天安门竟这样矮小,甚至有些破落,有点像生产大队的大队部。 我们一代一代人,小学第一课,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2 1989年元旦,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首诗歌,我记得有两句诗,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来,这两句诗像谶言一样,惊现在六月初的夜晚。 天空起火了 孩子们快跑 每一个星星都变成枪眼 3 耀邦4月15日逝世,我们第二天开始听到传言,说他是被气死的,他重视教育,在中央会议上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而杨尚昆等军头们要求增加军费,打击排挤胡耀邦,无论传言是否属实,对耀邦的纪念,是必须的。有同学说已有人到广场送花圈了,我们也应该制作花圈,送到广场,表达心意。 4 我们17号一早就从食堂借来了平板车,集资购买了花圈,一行十多个同学(我们88届只有十一个研究生,还有十多个进修生),把花圈送到纪念碑边摆好,上面写着纪念胡耀邦的挽联,然后就要纪念碑边照相留影。当时大家并没有什么悲情,说实在的,普通学生对领导人不可能有多么深切的情感,大家去送花圈,也就是表达敬意,还有一份对现实的不满,即,对让胡耀邦下台靠边的境遇不满。一些女同学穿红着绿,照相时也是喜喜乐乐的样子,这一镜头也被有心人记录下来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号的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批评所指就是我们这些同学,说我们不严肃,云云。 当我们午间撤离广场时,只见长安街西路大批大学生赶到,他们人多势众,打旗喊口号,我们感受到某种振奋。 5 激烈的行为也在身边发生,有同学去敲打正在上课的教室门,要求他们停课到广场游行,授课老师不高兴。 有同学看起来积极,但并不参加集体游行,待我们到达广场时,他在旁观人群中。 6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副部级单位,而院长多由文化部长兼任,时任文化部长是王蒙,常务副院长是著名红学家李希凡,一个被毛泽东点过名的小人物。当时的院领导与研究生部的领导对学生参与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干预,不支持不反对的样子。一位博士生拿着募捐箱去找院领导募款时,居然也得到了他们的资助。当时的领导们不像现在的单位领导们这样官僚化,对上级脸色㦗若寒蝉。当时的领导们更多一些文人气,尽管口中不说什么,但心里多是支持学生的 @baodian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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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六四难属被禁赴公墓祭亲 家属抗议】 【30多年來首次】 六四事件37周年前夕,北京“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收到北京市公安局通知,今年6月4日不准他们前往北京万安公墓祭奠亲人,也不准举行以往例行的悼念仪式。 遇难者家属6月1日发表抗议书,指当局要求违背宪法、法律及基本人性,并要求撤销相关限制。这是六四难属30多年来首次被禁止前往公墓祭奠亲人。 本台获得的抗议书显示,近日北京一些“六四”遇难者家属收到北京市公安局下属机构通知,2026年6月4日不许“六四”遇难者家属到万安公墓进行个人或集体悼念,不许宣读悼词,不许发布悼念照片。抗议书称,北京市公安局的这种无理要求,违背国家宪法、法律及基本人性,遇难者家属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敦促有关部门取消这种无理要求。 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星期二(6月2日)告诉本台,北京市公安局今年不准他们前往万安公墓祭奠六四遇难者,也不准举行以往例行的悼念仪式。她说:“他们现在不让我们去万安公墓了,也不让念祭文、悼词,这些以前例行的动作都不让做了。现在连去都不让去了,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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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董广平在一份关于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信上签名后被开除出警察队伍,联合国人权专家在2022年的一封信函中写道。他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三年徒刑。 “董广平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自由对一个人的生命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的朋友盛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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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推荐这个访谈,从清华学生组织的建立,到六四早晨在坦克清场时最后离开,我和李恒青是出生入死的战友,但是我曾指责他是学贼,因为早期清华是否单独和政府对话的争论。外界并不了解的历史,也曾经是八九学运的关键时刻。 也许是决定历史的时刻:4月25日清华学生组织被政府邀请和教育部和北京市委单独对话,李恒青和大部分组委会成员是希望对话的。但是这个想法被我一个人改变,因为我要求这样的重大决策必须通过班代表大会决定。而下午举行的班代表大会群情激昂,否决了组委会对话的提议,理由是清华单独对话是背叛了刚刚成立的北高联,这次学生运动刚刚成立高校联合组织。 我清楚的记着,当时官方的代表一直在举行会议的西阶教室外等候,其中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听到清华拒绝对话之后,很失望的说“错过了历史性的机会”。此后我们就听到广播里播出的426社论。这么多年来,我也经常回想,如果没有我的否决,清华学生单独对话了,是否426社论还会如期发布,如果没有,后来会怎么样。 当然4月25日的关键是邓小平当天更早的讲话,才是426社论的宗旨。邓小平的讲话,杀气腾腾,明确提出杀人流血,而且这个讲话被口头传达到各级中共干部。所以当晚清华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组委会)就宣布解散。但是邓小平讲话和426社论引起民间公愤,才有427大游行,反对镇压到北京市民第一次广泛上街声援保护游行学生。 六四广场最后的撤离,李恒青记得我和邵江在撤离学生的最后,背后就是坦克。这也和我的记忆符合。但是李恒青没有讲的,是他充满英雄气概的扛旗人和指挥者角色。在纪念碑周围的高校撤离的时候,是有次序安排的,在最危险的时候清华大学学生殿后,而清华学生的大旗是跟随总指挥李恒青,在坦克硝烟的生死关头,他表现出超凡的沉着勇敢,尽力把所有人带出来。 绝食期间清华同学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大贡献在上百万人的广场建立了自发中的秩序。维护救护车通行的“生命线”主要靠清华学生手牵手,风雨日晒中日夜站立在广场维护,最高峰的时候,每分钟都有多个救护车穿过繁忙的人群,但是连一个交通事故都没有。李恒青提到的细节,就是学生们站立到困的不行,还坚守岗位,尽职尽力的精神。我甚至在人最多的17日找警察帮忙,他们还真来了7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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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姚诚的真面目: 姚诚:在監獄中,我開始反思中共屠殺學生鎮壓天安門事件,之後進一步反思歷來中共對人民的無情清洗和鎮壓,這些經歷,讓我徹底改變了對中共的看法,也從此改變了自身的命運。 出獄後,我加入在美國的「中國婦權」NGO組織,負責中國大陸被拐、被遺棄兒童的尋親維權工作,披露了大量有關計劃生育、兒童拐賣的社會陰暗面,激起了中共當局不滿。 2013年初,合肥異議人士張林的女兒,只有10歲的張安妮被迫失學,成為「中國最小的政治犯」。2013年9月3日,我在上海為張安妮和張儒莉姐妹辦理赴美簽證時,被合肥警方逮捕,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罪名判刑一年十個月。那時,我的反共信念愈發堅定! 📷2013年,姚誠和張安妮在南京孑木家。(網路圖片/姚誠提供) 流亡美國,成為反共軍事專家 向莉問:為什麽流亡?請談談流亡到美國的方式和過程。 姚誠答:我除了坐2次牢之外,在合肥經常被秘密警察跟蹤,被喝茶,被傳喚無數次,覺得沒有人身安全和自由。於是,在出獄之後萌生了逃離中國的想法。2016年我通過秘密渠道逃離中國到達越南,之後在美國大使館的幫助下來到美國。我的逃亡過程相對順利,只花了2天多時間就飛抵了美國新澤西紐瓦克機場。 向莉問:您到美國後的生活情況如何?和在中國有什麽不同? 姚誠答:我到美國之後,打過工,現在做自己的YouTube頻道,生活相對平靜。因為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不像在國內的時候總是覺得不安全。現在到美國擁有了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這對我來說很重要。現在我和美國各個機構合作,共同研究對臺灣和對中國大陸的軍事戰略。 向莉問: 流亡生涯中,對您影響最深的事情是什麽? 姚誠答:第一是,2022年9月我在一次會議上,跟李毅辯論臺灣問題,被網暴。之後,我辭去中國民主黨內所有職務; 第二是,眼看著中國的軍隊變成了中共的黨衛軍、習近平的家丁很是心痛,這個國家如此下去國將不國、有國無防,甚至與人民為敵; 第三是,中共度過危機的能力不可低估,1959-1961年餓死幾千萬人對他們的政權沒有影響,64大屠殺全世界制裁安然無恙,今天西方仍不以改變中共政權為出發點,令人遺憾! 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是畢生信念 向莉問:到美國後,您如何堅持自己的理念並為之奮鬥?理念有何變化? 姚誠答:我到美國之後,一方面繼續為「中國婦權」做義工,繼續為失孩父母提供幫助。另一方面我後來到了洛杉磯組建中國民主黨洛杉磯黨部任黨主席。之後辭去黨主席,任中國民主黨軍事委員會主席。專門研究如何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喊話,瓦解或策反他們。在這期間我在理念上有些變化,覺得中共的軍隊,不是人民的軍隊,變成黨衛軍,甚至開始蛻變成為「習家軍」,用來維護習氏專制集權統治,對此非常失望。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成為我畢生的信念。不過,中國的民主化道路還任重道遠。 📷 姚誠洛杉磯的書房(姚誠提供) 向莉問:對後來的流亡者,您有什麽建議? 姚誠答:這兩年有很多是通過第三國從南美走線後偷渡到美國的普通流亡者,真正的異議人士因為大部分被中共實施限制離境,所以他們反而很少能流亡出來。比如像許志永、丁家喜、郭飛雄這樣的為中國民主進程和人權事業奉獻很多、犧牲很多的異議人士都被中共當局重判。我希望對中國的異議人士說,如果有機會,希望你們能出來看看外面的自由世界。附图一姚诚营救小安妮,图二姚诚的书房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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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提醒,宜信不是民办,是赵办😅 宜信的创始人是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三十多年前的华尔街老狐狸,新东方俞敏洪的投资人😆 还兼任全国工商联主席团成员,中国证券业协会委员,北京互金协会会长,牛津大学委员。 北京市优秀党员,APEC代表,建党100周年上了天安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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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参加习近平为特朗普在天安门东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的中美政商两界代表(我翻译成了中文) 来源:纽约时报 @nytimes
昨天柯文哲 今天蔡正元 馆长估计也快了 百年大党 国民党 百年如一日 友军有难 必然不动如山🤮 统统去天安门上访 都写进台湾人权报告 给信访办上点大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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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那十年,满城尽带黄金甲》(见附文)回顾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十余年时间,引发网民热议。 社会信心这种东西,高涨的时候就狂飙突进、一日千里,退潮的时候就山崩地裂、哀鸿遍野。 中国民众仍然对眼下的经济困境缺乏清醒认知,他们一边幻灭,又一边怀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们以为这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经济周期而已,他们以为忍一忍,困境就会过去。 我想借题发挥的地方是:社会信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当社会信心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像东欧剧变那种连锁反应。这一点在捷克斯洛伐克尤其突出:这个国家的反对运动甚至没有怎么出力,这个国家就已经被时代浪潮裹挟而去,因为信心崩溃确如山崩地裂。 当然,我并不是鼓吹坐着干等政权自己灭亡。中国眼下的时代幻灭还夹杂着新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的经济危机还没有触底,但是社会信心已经松动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转型历史机遇期,就好像波兰反对派运动遇到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和1976年当局误判形势导致食品大涨价。如果抓准了历史机遇期,社会运动就会如风卷残云一样席卷过来;如果错过了历史机遇期,不但反抗运动要付出更大代价,还可能无法成功。 在经济高涨期鼓吹中国崩溃论是对政治经济规律的无知,但经济衰退期重新鼓吹中国崩溃论则近乎逃避责任和自娱自乐了。 无数现实案例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经济上破产的国家,也并不必然导致政权崩溃。真正导致政权崩溃的因素绝不包括国民什么都不做就干等政权灭亡。 社会运动就是为政权更迭创造新变量的最重要环节:因为社会运动意味着社会主动求新求变,要求解决现实问题。 相反,如果社会运动缺席,我们就会像案板上的鱼肉幻想重归大海。 我们要主动去创造社会运动,要主动去创造可以改变社会的全新变量,不要沉浸于无休止的内斗和党同伐异,然后埋怨别人没有努力去改变现状。 -------------------------------- 《那十年,满城尽带黄金甲》 ——来自微信公众号:摩登中产 1 2004年,冯小刚包下T97次列车,取名“天下无贼号”,从北京南下香港。 列车经郑州,过武汉,越长沙,车厢内德华高歌,葛优醉饮,一路欢声。 一年后,微醺的葛优转战《夜宴》剧组,这次冯小刚用一亿两千万,重建了一座皇城。 数米高的青铜吊灯有两百盏,皇后的凤辇造价五十万,1.2万平的大殿诡秘森严,大殿前数十匹骏马奔腾,每根毛发都用黑油熨染。 那几年,中国电影尽是大手笔与大场面。 陈凯歌的《无极》,到香格里拉布景,在无人区修路,为几秒镜头买了100多头高原犏牛。 徐克的《七剑》,远行天山三年,武器造了上千把,准备连拍6部,对标星战。 更早之前,张艺谋在内蒙胡杨林深处,拍下《英雄》第一个镜头。片中的树叶,都是60元每包,从老乡家收购。 刀光剑影裹着王霸雄图,呼啸向前。人民大会堂首映礼上,200大学生身披秦甲,高喊:风!风!大风! 2006年,张艺谋开拍《满城尽带黄金甲》,那风已浩荡无双。 电影投资3.6亿,在横店1:1仿建故宫,一万平广场上,铺满四百万朵菊花。 51岁的周润发身披八十磅重的纯金龙袍,龙行虎步,穿过金色廊柱,登上朱红高台,放眼望去,一片金色的海。 两年后,投资更高的《赤壁》到来。吴宇森要用6亿投资,“拍一部伟大的电影”。 六千名群演,奔跑在八卦阵之中,两千艘战船,浮动在波涛之上。最长一艘战船,首位长达38米,号称亚洲版特洛伊。 那些风声水气,已成绝响。多年后,参与拍摄的群演,回味起漫天落雪般的灰烬,“像大梦一场”。 那是澎湃的大时代,而时代越澎湃,主角反而越是小人物。唯有上行,才有逆袭。 21岁的李宇春,被352万条短信选成全民偶像,登上时代封面,她原本计划是毕业做北漂,在地铁通道站唱。 33岁的郭德纲,穿过大雾回天津办专场,一月接受采访140场,不久前他的梦想还是小剧场能坐满,说句“我很欣慰”。 那些年,我们看着旭日阳刚唱上春晚,看着王宝强越过原野,看着黄渤奔跑在《疯狂的石头》收尾,高架桥两侧,浮出海市蜃楼。 穿行过上行周期的人,都相信奇迹。 那十年,优酷上最火的歌是“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毕业季上最流行的歌是“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而写进高考作文题的歌是: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 飞翔的人们掠过金色年代。 2001年,中国男足挺进韩日世界杯,2002年,姚明亮相休斯顿火箭队,2004年,刘翔110米栏决赛夺金,创造世界纪录。 那天,疾驰如风的他说:我感觉今天自己是一个奇迹的主角。 2008年,更大奇迹上演,29个巨大焰火脚印,沿北京中轴线破空踏来。 鸟巢之内,千人击缶,万人高歌,李宁飞天踏画,圣火熊熊,成为一个时代的燃点。 火光下,人人都是奇迹的主角。 2 奇迹背后,是经济狂飙带来的底气。 2001年,中国GDP增速8.3%,而这只是那十年的最低值。 2003年到2007年,中国GDP连续5年两位数增长,2007年增速达到14.2%。 在西方,中国崩溃论悄然退场,英国记者金奇写了《中国震撼世界》,并成为英国年度最佳图书。 在国内,央视《大国崛起》纪录片多轮重播,盗版碟热销,被摆在摊位最显眼位置。 狂飙的经济,让原材料需求激增,煤老板成为上行周期第一批宠儿。 他们一夜暴富,再一掷千金,最爱到北京买房投资。煤老板们对望京不屑一顾,要买就买“一环”:以天安门为圆心,用圆规画圆,半径在3公里以内,否则不买! 他们买奔驰越野,开信贷公司,投资影视剧,多年后,导演彭浩翔对煤老板念念不忘,“你给我拍个艺术电影,拍什么内容我不管,一定让我女朋友走红毯”。 2010年,30多个煤老板集资50多亿,成立汾酒投资公司,豪言让汾酒产能提升3倍,和茅台一争高下。 与煤老板一起纵横江湖的,还有地产商。 1998到2007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年增速20%,2007年,26岁的杨惠妍成为中国新任首富。富豪榜单前100名中,有39人从事地产业。 巨浪之下,热钱开始聚拢中国。 2006年,美国红杉资本合伙人迈克尔造访中国,称中国伟大公司或许还没有诞生。 一年前,号称投资半径“不超出硅谷40英里”的红杉资本来到中国,成立红杉中国基金。 红杉合伙人沈南鹏,意气风发坐在上海恒隆广场28楼办公室内,桌上摆着3部手机,每个月话费上万起步。 窗外,黄浦江江水奔流,一往无前。 那年,朱啸虎刚加入金沙创投,很快有外号“点石成金”;今日资本徐新,刚投资土豆网,并称哪怕不盈利“我们愿意养它三年”。 投资京东时,徐新嫌刘强东要200万美元太少,主动加到500万美金:“你现在没尝到钱带来的威力,你会觉得200万是远远不够的。” 2006年春节,从华盛顿飞回上海的38000英尺高空上,吴晓波给新书《激荡三十年》写下题记: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 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 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2005年8月,百度登陆纳斯达克,当天涨幅超350%。 媒体采访李彦宏,问他知不知道百度造就了8个亿万富翁,50个千万富翁,400个百万富翁。 李彦宏说,分享财富,共同奋斗。 两年后,阿里巴巴上市满月酒,酒桌上员工都在计算身家;同年,史玉柱在陆家嘴摆上市庆功宴,给所有人涨薪,并一人发一枚老凤祥定制金币。 财富浪潮从楼市到股市,从煤老板到互联网新贵,最后漫过每一个人。 北京海淀,星巴克内坐满创业者,推门进店,投资、创业、技术理想的话题扑面而来。 高中辍学的李想,4年身家过亿,笑谈发家历程:“我们这些人,前两年,还糊里糊涂的,什么都不知道……” 《新周刊》写出那十年的急切和野望,“如果你三十而未富,那你这辈子很可能已经没有机会了。” 当时只道是寻常。 3 2007年,身份神秘的外企经理李可,写了《杜拉拉升职记》,两年卖出210万册。 书里干练坚强的南方女子,成为无数白领的人生范本,“杜拉拉信奉踏实,不懈努力,靠个人奋斗获取成功。” 上行周期的年轻人,总是自信又乐观,相信未来注定是他们的。 有媒体调查北上广深8个城市青年,发现7成以上年轻人不在乎失业,自信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 他们相信爱情,选择伴侣时,更多考虑人品志趣,门当户对被排最后。 他们相信梦想。广州赤沙村的小情侣,相信一定能搬到市区;北京唐家岭的蚁族,则梦想“三年一辆车五年一套房”。 在国贸,白领相信30岁前能当上主管,主管相信后半生都是中产,飞机靠背插着的杂志上,说就应该“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 回望那十年,繁华之下是狂飙,而狂飙的遗泽是信心。信心是最强大的惯性。 惯性之下,那十年流光溢彩。 他们是许三多,他们是杜拉拉,他们是见证奔腾的马冬梅和夏洛,他们是贾樟柯的风流一代。 风流轮转。 19年后,满城已无黄金甲,横店广场也无耀眼明黄,蚁族的城中村已化森林公园,碧桂园忙着交房,昔日女首富焦头烂额。 去年夏天,徐峥穿着不合身的外卖服,试图讲述逆袭人生,结果被骂得声名狼藉。 电视上播的是小欢喜、小舍得、小别离,45岁的黄磊在楼道上痛哭流涕: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工作。 有人剪辑了马云的视频,2008年,马云说:银行不改变,我们改变银行;2018年,马云说:要改变我们自己。 2020年,马云说:都难都难,现在都难。 所有人都在翻山渡海,沿着周期向上攀爬,而旅途越艰难,越想念远去的夏天。 今年42岁的刘翔,已退役十年,罕有露面。 2020年一档综艺上,他和几个小朋友在大巴车上休息,小朋友问他到底几岁。 刘翔笑着回答说:“我想永远停留在21岁,再来一遍。” 越来越多人回望那十年,不是贪恋黄金的甲光,而是想重温信心的力量。 每个上行周期,狂飙的经济,总能带来信心,而重启上行周期,则需以信心为起点,凝聚心气。 今年夏天,苏超火爆,一座座奥体中心内,人声鼎沸,人潮如海。 这只是草根联赛,但当人们都相信它会成功,都有心气把它办成功,它就能成为奇迹。 夏夜漫长,体育场灯光璀璨,欢声如雷,笑容如昨。 恍惚间又有热风吹过。 不如我们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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