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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观点 周星驰 这一生，都在传播童年贫穷留给他的创伤，没有治愈，只是传播。 周星驰：从喜剧之王，到一座孤岛 1980—1988：没有人托举他的年代 1982年，周星驰拉着梁朝伟一起报考TVB艺员训练班。 梁朝伟考上了，周星驰落榜，最后靠人说情，才进了夜间训练班。 毕业以后，梁朝伟很快成为“无线五虎”，周星驰却被分去主持儿童节目《430穿梭机》，一做就是将近五年。 那几年，他一直在等一个真正的角色。 跑龙套时，他在《射雕英雄传》里演一个宋兵，出场没多久，就要被梅超风一掌打死。 他问导演：能不能先用手挡一下，再死？ 导演直接拒绝。 一个龙套，按照要求死就行了，哪来那么多想法。 十几年后，周星驰把这段经历原样放进《喜剧之王》。 那时候的他，没人听他说话，也没有资格决定自己怎么死。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理解周星驰的一个关键。 他太知道被人轻视是什么感觉。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拥有了决定权，他就再也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任何人。 1988—1990：李修贤，第一个托住他的人 1988年，李修贤选中周星驰，出演《霹雳先锋》。 周星驰凭这个配角，拿下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被电影圈看见。 随后，他签进李修贤的万能影业。 李修贤给了他进入电影圈的机会，也给了他最早的一纸合约。 问题是，这份合约签在周星驰成名之前。 1990年，《赌圣》上映，票房超过4100万港币，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周星驰一夜之间，从儿童节目主持人，变成整个香港最值钱的男演员。 但他的合约，还是那个不值钱时签下的低价约。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李修贤按照旧合约，把周星驰外借给其他片商。 片商支付的是巨星价格。 周星驰拿到的，却还是合约里的固定收入。 中间的差价，归公司。 站在李修贤的角度，当初是自己承担风险，签下一个没人要的儿童节目主持人。现在演员走红，公司按照合同赚钱，天经地义。 站在周星驰的角度，观众买票，是因为周星驰。 既然市场已经用票房证明了他的价值，为什么还要按照过去的低价，把大部分利益交给公司？ 这也是周星驰此后几十年反复出现的矛盾： 别人认为，自己给过他机会，承担过风险，因此有资格分享成功。 周星驰则认为，成功发生之后，过去的投入都已经不重要了。 真正让项目赚钱的人，是他。 约满以后，周星驰离开。 恩师变成仇人。 李修贤此后二十多年，多次公开批评周星驰忘恩负义。 两人再无合作。 周星驰第一次证明了，只要自己足够值钱，就可以摆脱旧的利益关系。 他也从这次经历里学会了一件事： 不能让别人控制自己的合约， 不能让别人借自己的名字赚钱， 钱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1990—1995：永盛给了他最好的时代，他却不愿意永远给别人打工 离开李修贤以后，周星驰进入向华强、向华胜兄弟的永盛体系。 永盛接住了周星驰最值钱的几年。 《赌侠》《整蛊专家》《逃学威龙》《鹿鼎记》《武状元苏乞儿》，一部接着一部。 1992年，香港年度票房前五名，全部是周星驰主演： 《审死官》《家有喜事》《鹿鼎记》《鹿鼎记2》《武状元苏乞儿》。 这一年，被称为“周星驰年”。 但票房越高，周星驰越难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演员。 投资方认为，电影是一个完整系统，公司出钱，找导演，组织剧组，安排发行，承担亏损风险。 周星驰只是其中最重要的演员。 周星驰却越来越认定： 导演可以换，编剧可以换，投资人也可以换。 真正不能换的，只有周星驰。 既然观众买的是“周星驰”三个字， 他就不愿意只拿演员片酬。 他要改剧本，要决定表演，要控制镜头，要参与分账。 还要决定最终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 问题很快从投资方蔓延到导演。 杜琪峰执导《审死官》，拿下1992年香港票房冠军。 第二年，两人又合作《济公》，结果《济公》票房和口碑都不理想，片场也不断发生冲突。 杜琪峰后来公开表示，不会再和周星驰合作。 王晶与周星驰合作过十余部电影，最后同样分道扬镳。 王晶后来在访谈中反复表达过类似的判断： 周星驰的才华是真的，难相处，也是真的。 所谓难相处，并不只是脾气不好。 更核心的问题是，周星驰很难承认一部成功的电影，是由很多人共同创造的。 电影不好，他会认为是导演、编剧、演员没有执行好。 电影成功，他又会认为，是自己把所有人的能力组织了起来。 最后的功劳，仍然应该归他。 1994年，周星驰成立彩星公司。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拍，由刘镇伟执导的《大话西游》。 上下两部电影，在当年票房惨败，彩星公司随之倒闭。 这是周星驰第一次自己当老板。 也是他第一次发现，拥有全部控制权，不等于一定成功。 几年以后，《大话西游》通过盗版VCD和内地高校传播，逐渐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但后来的封神，救不了当年的公司。 与永盛续约谈崩以后，双方彻底分开。 1996年，周星驰重新成立星辉公司，首部作品是《食神》。从此以后，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高片酬演员。 他要做老板，要掌握公司，掌握版权，掌握电影， 也掌握最后的利益分配。 多年以后，向太陈岚在《美人鱼》上映前夕连续发表长文，公开炮轰周星驰。“没有向家，就没有周星驰”的说法，也由此反复被提起。向太认为，他们给了周星驰最重要的平台。 周星驰不这样看，在他的逻辑里，永盛不是成就了他，是他用自己的票房，成就了永盛。 这也是他后来所有合作关系的底层逻辑： 别人给他的机会，他会记得一段时间，但只要项目成功，他就会迅速认定，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是自己。 2001：林小明承担了风险，周星驰却不愿意继续分收益 香港电影进入低潮以后，周星驰筹备《少林足球》。 “功夫加足球”，再加上大量特效，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稳妥项目。成本高，风险大，题材也怪。 寰宇老板林小明愿意投资，相当于在周星驰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押了一次重注。结果，《少林足球》以6073万港币，再次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影片横扫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七项大奖。 周星驰一人拿下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 黄一飞凭借“大师兄”一角，拿下最佳男配角。 电影拍摄时，为了完成被酒瓶砸头的镜头，黄一飞据称被真酒瓶砸了几十次。 这也是周星驰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 为了最后的效果，他可以让演员不断重来。 因为在他看来，作品最重要。 至于演员付出了多少、剧组承受了多少，都是完成作品必须支付的成本。 《少林足球》大卖以后，真正的矛盾才开始。 电影不只有院线票房，还有海外版权、录像带、DVD、电视播放、游戏、动画和其他衍生价值。 林小明认为，自己承担了前期投资风险，当然应该继续分享电影成功后的长期收益。 周星驰却认为，《少林足球》之所以能成功，核心是自己的创意、导演、表演和名字。 钱虽然是林小明出的，但真正把钱变成价值的人，是周星驰。 于是双方围绕海外版权和收益分配发生争议，最终对簿公堂。林小明公开表示，不会再有下一次合作。 这件事最能说明周星驰所谓“吃独食”的本质。 他不是简单地喜欢钱，而是始终认为，别人对项目的贡献，都可以计算成成本。 投资人出了钱，应该获得有限回报， 演员出了力，应该获得片酬， 编剧写了剧本，应该获得稿费， 武术指导设计动作，应该获得服务费。 但电影真正长期产生的价值，包括版权、IP、衍生开发和品牌溢价，最终应该属于他。 因为他认为，离开周星驰，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 这种逻辑对他自己当然有利， 但对合作方来说，等于他们陪他承担最危险的第一程。 项目一旦成功，后面的利益，他就不想再分了。 《少林足球》也是吴孟达与周星驰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 当时没人知道，这会是最后一部。 2004：《功夫》登上巅峰，出钱的人、出力的人，最后都没有留下 《少林足球》之后，周星驰找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哥伦比亚参与投资和海外发行，让《功夫》获得了当时华语电影中罕见的制作规模。 动作导演最初是洪金宝，洪金宝带着自己的武术团队进入剧组，拍摄几个月后，洪金宝离开。官方说法，是档期和健康问题。 流传更广的版本是，周星驰不断推翻已经设计好的动作，反复要求修改，洪金宝和武术团队无法忍受这种工作方式。洪金宝后来公开说过，不会再与周星驰合作。 袁和平随后接手。 周星驰请洪金宝，是因为需要洪金宝的能力。 但他又不可能真正把动作部分交给洪金宝决定。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所有人都可以是专家。 但最后的专家，只能是周星驰。 别人可以提供方案，周星驰负责推翻。 别人可以完成执行，周星驰负责判断。 一旦电影成功，观众记住的也不会是洪金宝、袁和平或者动作团队。 只会记住周星驰的《功夫》，这就是他的强大之处。 也是所有合作关系最危险的地方。 《功夫》最终在香港拿下6100多万港币，第三次刷新周星驰自己的票房纪录。 全球票房约一亿美元，并拿下金像奖、金马奖双料最佳影片。但电影成功以后，哥伦比亚与周星驰的后续合作也没有真正延续。 《功夫2》喊了很多年，始终没有正式开拍。 一个理论上只要启动就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续集，被一拖再拖。 原因当然不只有分账，但分账、版权和控制权，一直是绕不开的问题。 别人愿意出钱，是为了分享成功。 周星驰需要别人出钱，却不愿意在成功以后，长期分享最值钱的部分。 吴孟达原本在《功夫》中有角色。 因为SARS导致拍摄延期，他已经接了其他工作，最终错过。 此后，两人再也没有等到档期真正对上的一天。 吴孟达生前反复澄清，两人没有不和。 他还说过：他没退休，我没死，就还有机会。 2021年2月27日，吴孟达因肝癌去世。 周星驰亲自前往灵堂，机会没有了。 同一时期，周星驰原来的创作班底也在不断散场。 刘镇伟、李力持、谷德昭、曾谨昌，这些曾经与他共同署名剧本、导演和创作的名字，从2000年代开始，陆续从周星驰电影的片头字幕里消失。 罗家英、苑琼丹、黄一飞，各自离开，各自谋生。 长期留在星辉，至今仍公开替周星驰说话的，只剩田启文等极少数人。 这些人为什么走，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件事。 有人是创作分歧， 有人是利益矛盾， 有人只是各自发展。 但所有人加在一起，呈现出的结果很清楚： 周星驰越来越成功， 周星驰电影里的老面孔，却越来越少， 因为在周星驰的体系里，任何人都可以被替换。 只有周星驰本人不能被替换。 编剧、演员和签约艺人：钱不多，他也不愿意多给 周星驰对大资本的分账敏感， 对小合作方的钱，同样敏感。 按照流传的说法，编剧司徒卓汉曾经向周星驰报出十五万港币稿酬，周星驰只愿意支付十万。 十五万和十万，对一部商业电影而言，根本不是决定性成本。 但周星驰仍然要压价。 因为在他的创作逻辑里，编剧写出的只是初稿。 真正决定笑点、表演、节奏和最终成片的人，还是他。 既然剧本最后还要由他修改，编剧就不值那么多钱。 梁小龙出演《功夫》里的火云邪神后，一度签进周星驰旗下公司。 梁小龙后来公开表示，签约之后，很多演出工作依然需要自己寻找，公司却仍要从收入中抽佣。 从公司的角度，签约艺人、管理经纪事务，抽佣是行业惯例。 从梁小龙的角度，公司没有提供足够资源，工作是自己找的，却还要拿走三成。 这也是周星驰利益逻辑的另一面： 别人的钱，他会计算得非常清楚。 自己的责任，却未必按照同样严格的比例计算。 项目需要艺人时，艺人是公司资产。 艺人需要资源时，公司却未必能真正托住他。 吴孟达、梁小龙、黄一飞、罗家英、苑琼丹，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周星驰电影最被观众记住的世界。 但在商业结构里，他们大多只是演员。 拿片酬，完成角色。 电影之后几十年持续产生的品牌价值，最终仍然归属于“周星驰电影”。 周星驰保留了最大的长期价值， 其他人拿走的是一次性收入。 这当然符合很多电影项目的商业规则。 但当一个创作者长期把所有合作都处理成一次性交易，最后得到的也只能是一批又一批一次性合作的人。 2008—2015：退出主演以后，他开始直接与资本争钱 《长江7号》于2008年上映，这是周星驰最后一部主演的电影。此后，他逐渐退到幕后。 2013年，《西游降魔篇》上映，票房12.46亿元，成为年度华语片冠军。 电影成功以后，周星驰旗下崴盈投资依据一份“票房超过5亿元后阶梯分红”的补充协议，向华谊追讨8610万元。 周星驰方面认为，王中磊曾经答应，电影票房达到相应规模后，给予额外收益。 华谊则认为，相关协议没有正式签署，也没有经过上市公司的有效决策程序，因此不能生效。 双方最终进入诉讼。 2014年至2015年，两审结果，周星驰方面均败诉。 这件事的重点，不只是8610万元到底该不该给。 而是《西游降魔篇》已经取得了空前成功。 正常情况下，一次成功合作，应该成为下一次合作的基础。 到了周星驰这里，却再次变成分钱时的决裂。 华谊承担了投资和发行风险，电影大卖以后，周星驰认为，原来的收益还不够。 因为票房超过预期，自己的价值也应该重新计算。 问题在于，资本的逻辑是： 亏损时，按照合同承担。 盈利时，也按照合同分配。 不能电影亏了，投资人认账。 电影赚了，核心创作者又要求重新谈价。 周星驰的逻辑则是： 合同签署时，没人知道电影会这么成功。 既然成功主要来自我的创作和品牌，原来的分配方式就低估了我的价值。 两套逻辑，都能自圆其说。 但对于合作关系而言，结果只有一个： 项目越成功，双方越容易翻脸。 后来，周星驰与徐克合作《西游伏妖篇》，阿里影业等公司参与投资。 电影票房达到16.5亿元，但口碑平平。 周星驰与阿里影业也没有由此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资本换了一家又一家，矛盾却总是相似。 因为周星驰需要的，不是普通投资人。 他需要的是愿意出钱，却不干涉创作；承担风险，却不过多分享收益；项目出现问题时负责兜底，项目成功以后又接受周星驰拿走最大价值的人。 （凯子？？？） 2016：《美人鱼》赚到顶峰，他又想把下一轮利益留给自己 2016年，《美人鱼》上映 影片获得18亿元保底发行，最终票房达到33.9亿元。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突破30亿元的电影。 纪录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战狼2》。 《美人鱼》的成功，再次证明周星驰的名字拥有巨大的市场价值。 也再次放大了他与合作方之间最根本的矛盾。 资本认为，自己承担了保底、投资、宣传、发行和市场风险，因此应该分享项目成功。 周星驰则会认为： 电影能卖到33.9亿元，归根结底，是因为观众相信周星驰。 光线等合作方在第一部中参与投资和发行。 到了《美人鱼2》，原来的合作结构没有延续。 第一部成功以后，周星驰认为合作方分走的利益太多。 于是第二部不再按照原来的结构合作，而是重新组织资金和制作，希望把更多版权、控制权和收益留在自己的体系中。 第一部风险最大时，大家一起承担。 等IP已经被验证，续集理论上更容易赚钱，原来的合作方却被换掉。 从周星驰的角度，他是在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价值。 从合作方的角度，这等于陪他走过最危险的一程，等到真正可以稳定赚钱时，却被踢出了牌桌。 同期，新文化传媒以13.26亿元，收购周星驰旗下PDAL公司51%的股权。 周星驰签下对赌协议： 数年内，公司净利润合计超过10亿元。 如果没有完成，他需要自掏腰包补足。 周星驰拿到了巨额资金，也把未来作品变成了必须完成的业绩。 对赌从资金，变成枷锁。 《西游伏妖篇》票房16.5亿元，口碑一般。 《新喜剧之王》于2019年上映，票房6.24亿元，被不少观众视为赶工交差。 业绩仍然没有达到预期。 过去，周星驰总想把更多利益留给自己。 到了对赌阶段，他终于拿到了更完整的资本收益。 代价是，资本也用最直接的方式，把利润指标压在了他身上。 《美人鱼2》：想把更多东西抓在自己手里，最后所有人的钱都被困住了 《美人鱼2》于2018年3月在深圳低调开机。 此后，项目陷入漫长的后期。 初始成本据称约4亿元，因为多次补拍、特效重制和利息累积，据称总成本已经超过7亿元。回本线也被推高到24亿元左右。 投资人刘央曾公开抱怨，自己投入巨大，项目多年没有上映，资金长期被压，直言被“拖惨了”。 片中两名男艺人先后成为劣迹艺人，相关戏份需要删除、替换。还传出过AI换脸、重新配音等处理方式。 2021年，影片在深圳进行大规模补拍。 2022年，又因疫情等原因重拍部分场景。 此后，补拍和后期调整反复传出。 豆瓣页面上的上映日期，一度写到“2028，未定”。 这部电影最讽刺的地方在于： 周星驰一直希望减少别人对项目的分配，增加自己对投资、版权、制作和收益的控制。 但当原来的合作结构被拆掉，更多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后，他并没有证明，自己能够稳定地管理一部如此庞大的商业项目。 项目规模越大，越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审美和意志运行。 周星驰想少分一点给别人。 最后却可能让所有人都分不到。 这就是“吃独食”走到极端后的结果： 不是一个人赚得更多。 而是一桌饭放到发霉，谁也吃不上。 前女友于文凤：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在法庭上算账 于文凤曾经是周星驰交往时间最长的女友之一，也长期参与他的投资和资产管理。 两人分手多年以后，于文凤起诉周星驰，追讨约7000万港币的投资分红。 于文凤方面认为，双方曾经存在收益分配约定。 周星驰方面则认为，相关承诺并不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义务。 2021年，法院判周星驰胜诉。法律上，周星驰赢了。 但这件事仍然延续了他人生中最熟悉的结局： 关系开始时，双方谈感情、信任和共同利益。 关系结束时，双方拿出合同、承诺和分账比例，在法庭上计算每一分钱。 朋友如此。投资人如此。合作公司如此。 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是如此。 短剧与旧IP：团队散了以后，只剩“周星驰”这个名字还能反复变现 《新喜剧之王》以后，周星驰多年没有正式上映新的导演长片。他开始进入短剧领域。 《金猪玉叶》《大话大话西游》等项目，都把“周星驰”放在宣传的中心。 由周星驰发起， 周星驰监制， 周星驰把关， 周星驰作品。 但周星驰本人不出演。 过去那些编剧、导演、配角和创作班底，也基本不在。 剩下的是一批新人，按照所谓“周星驰式喜剧”进行表演。 结果并不理想。 因为周星驰电影最不可复制的部分，从来不是几个桥段，也不是几句台词。而是周星驰本人，加上一整套长期磨合出来的创作共同体。 现在，他保留了“周星驰”这个最值钱的品牌。 却失去了共同创造这个品牌的人。 于是，他只能继续使用过去的IP。 《大话西游》 《喜剧之王》 《少林足球》 这些作品的价值，被一遍又一遍重新调用。 当年共同创作的人散了。 作品留下的长期品牌价值，却被集中到周星驰一个人的名字下面。 2026年7月11日：《功夫女足》，又一次把旧情怀端上桌 2026年7月11日，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 这是他时隔七年推出的新导演电影。 也是《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后的精神续作。 周星驰本人没有正面出镜，只在片尾彩蛋中留下一个背影。 影片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并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映日场次纪录。 还是足球，还是功夫，还是小人物，还是逆袭， 还是在调用《少林足球》的记忆。 但当年真正共同创造《少林足球》的人，已经不在了。 林小明不在。吴孟达不在。 原来的演员、编剧、武术团队和香港电影工业环境，也不在。 周星驰保留了最核心的IP。 也保留了最终的控制权。 但IP并不是一个人的回忆。 《少林足球》之所以成为《少林足球》，不只是因为周星驰。 周星驰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最不可替代的人。 这当然没错。 但他进一步认为，既然自己不可替代，其他人的贡献就可以被低估，可以被压价，可以被替换，可以在成功以后少分一点。 这才是他几十年合作关系不断断裂的根源。 从喜剧之王，到孤岛之王， 周星驰不是被某一个人封杀。 也没有一份真正存在的“全行业封杀令”。 周星驰始终认为，成功主要属于自己。 只有周星驰的名字、创意和判断，才是项目真正的价值。 他总觉得别人拿多了 投资人拿多了， 公司拿多了， 编剧拿多了， 演员拿多了， 经纪关系里的艺人，也拿多了。 只要项目成功，他就想把更多版权、更多利润、更多控制权，重新收回自己手里。 开始的时候，这种做法让他摆脱了低价合约。 后来，让他摆脱了电影公司。 再后来，让他摆脱了投资方、导演、编剧和老演员。 他越来越自由， 也越来越孤立。 他拿回了版权， 拿回了公司， 拿回了创作权， 拿回了最终剪辑和项目主导权。 也一次次试图拿回更多分账。 最后，他终于成为整套系统里最不可替代的人， 但代价是，那套系统本身已经没有了。 情怀当然还可以卖出第一张票。 “周星驰”三个字，也仍然足以让无数观众走进电影院。 只是电影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就能完成的东西。 PS: 周星驰真的充分说明了人性的复杂，以及人类样本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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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說目前的 AI agent 能力並非虛假，但多數人永遠只能把 AI 當作消費品、更可悲的還是必需消費品；在老闆眼中，你的產出仍然不值得加薪。 這邏輯也適用於自己創業，你能 vibe coding，別人也能，小公司幹不過大公司，大公司幹不過七巨頭與 Anthorpic，人們終於更平等地享受到資本主義世界的真實。

總結吳說 EP-93 香港共识大会的共识：竟然是币圈完蛋了？ ## Part 1：分享本次香港共識大會的感受 @colinwu Colin Wu：他觀察到香港政府層面對此次共識大會很重視，現場也有宣布一些政策，整體可感受到官方重視程度高。他同時覺得整體偏冷清、落地型熱點不多；並指出「預測市場」與「股票代幣化」雖是全球熱點，但在香港面臨較高合規難度，因此會場較難看到深入落地討論；RWA 雖有人提，但因活動偏海外參與者，討論度沒有特別高。 @tmel0211 Haotian：他對比上一屆「大家各聊各的、沒有共識」，這次反而出現了強烈且一致的悲觀情緒，像是「幣圈不行了／行業完蛋了」這種集體唱衰，但他也強調這不代表他個人立場。他原先以為海外項目方會更樂觀，但實際接觸後感到部分海外項目方呈現更麻木、躺平、與外界情緒脫節的狀態，並表示自己因此有些失望。 @nomadcindyy Cindy Wang：她形容此次跑會是「離譜加驚喜」的體驗，感覺像頂級圈子聚會、幾乎看不到散戶，且「你永遠不知道旁邊坐的是誰」。她分享自己曾把 Bullish CEO Tom Farley 誤認成路人、後來才發現對方上台演講；也提到酒會上孫宇晨送「大箱子但裡面只有一根香蕉」的荒誕趣事（並提到與香蕉膠帶藝術梗相關）。 @DeFiTeddy2020 DeFi Teddy：他覺得主會場許多項目更偏機構業務、合規相關，使他在主會場停留時間變短，反而在周邊活動交流更多。他直觀感到「機構進、散戶退」的轉折點正在發生；同時認為幣圈不會完蛋，去中心化的精神與需求長期存在，但 AI 的確分走注意力、資金與 builder，因此本次的「共識」更像是「要轉 AI」（包含純 AI 轉型、或 AI 與 Web3 結合如 AI Agent、用 AI 服務 Web3 增長投放等）。 @anna_nanachan 娜娜子：她觀察到中文局與英文局差異很大：中文局更常圍繞幣價、是否抄底、投資標的討論，情緒更受價格波動影響；英文局更少談幣價，交流較偏生活與想法、氛圍更鬆。她也提到許多公鏈活動中「AI 類」項目仍很多，且常見現象是「不論做什麼賽道（如支付、RWA）都會加一些 AI 元素／敘事」；另外也看到一些原本做 Web3 的創辦人轉做純 AI，而她提醒 AI 與 Web3 的融資邏輯與玩法不同，盲目轉型未必是好事。 @estherinweb3 Esther：她提到預測市場團隊非常多、參與者背景複雜（包含合規券商孵化、甚至澳門博彩背景團隊等），並說穩定幣相關華人團隊也多樣化，連應用層團隊都想發穩定幣以掌握結算與發行權。她同時觀察到做市商更活躍、活動整體更國際化，並提到 Coinbase、Kraken 等海外大型交易所更明顯關注華語市場，且她提到華語用戶交易頻率與資金活躍度高、海外交易所也可能具備部分離岸平台沒有的優勢（如股票代幣化方向）。 @assassinaden Albert Luxon：他從二級／基金交易視角表示本屆規模與新鮮感不如上一屆，主會場「老面孔」多、參展新人少，side event 也看到交易團隊數量較以往下降。他提到去年 10 月後不少套利／carry 類團隊被「wiped out」，並觀察到支付與 RWA 暴露/搬運更像「牌照生意」，因此傳統金融背景與信用積累更重要，機構業務也正被傳統金融團隊逐步接管；同時 LP/FoF 越來越看重跨市場（Crypto 與美股、商品等）能力。 @0xKirara Kirara：她感覺今年和去年最大差別在於：以前大家「找項目、聊空投與搞錢」，這次更像在「找吃的」，且很多人不再熱衷聊炒幣暴富。她提到不少人利用熊市空檔研究 AI、Vibe Coding，用 AI 工具做小網站/小產品，並用「以前說不要當產品經理、現在人人都像產品經理」來形容這種轉向。 ## Part 2：幣圈是否真的「完蛋」、還有哪些機會？ @0xKirara Kirara：她主張要拆開看：不是整個行業完蛋，但「某些舊的東西/舊敘事」確實在退潮；她以比特幣敘事演變與「窗口期很短、像流量選秀」來描述項目競爭節奏。她也指出 AI 的定位在變：從「專案賣點/特色」走向更像「基礎配置/基礎設施」，變成沒有 AI 反而奇怪，並認為若還停留在舊賽道與舊敘事，會更難生存。 @assassinaden Albert Luxon：他不太認同「完蛋」，更傾向用「成熟」形容，並提到市場賽道收斂、圍繞較穩定的方向形成共識（他轉述朋友的總結為支付、交易、合規、風控）。他也談到優秀項目可能更希望走傳統資本市場上市路徑（如納斯達克/港交所），以及交易所角色可能從「偏一級/上幣」轉向更偏「二級服務」能力競爭（如托管、法幣通道等）。 @nomadcindyy Cindy Wang：她說自己「至少同意一半」：單純的「幣圈時代」在結束，並用交易所與平台產品往「美股上鏈/傳統資產」延伸的現象作為觀察例子。她也強調另一面是 Crypto 與傳統金融/支付的融合在加速，並以穩定幣對傳統支付結算效率、成本與透明度的衝擊，以及產業人士的焦慮與轉型需求作為她的體感佐證。 @estherinweb3 Esther：她看好政策框架更清晰後的合規路線與政策窗口期，並談到「最可怕不是價格熊市，而是心態熊市」的觀點（對變化麻木、排外、拒絕新玩家/新變化更危險）。她也提到她認為較有機會的三類：有清晰商業模式與現金流的入口級業務、具備強美式政治/資本背書的項目、以及把加密視為新增盈利點的券商與傳統金融機構（例如 VATP 牌照升級後拓展業務）。 @anna_nanachan 娜娜子：她認為早期靠背書與白皮書就能發幣收割的模式在當下更難成立，流動性變低、VC 更謹慎，反而形成優勝劣汰，長期可能提升行業品質。她也提到機構進場使籌碼更集中、散戶相對不友好，散戶可能轉看 Meme，但在經歷波動與 FUD 後整體熱情下降、更謹慎，市場更機構化與理性。 @tmel0211 Haotian：他明確說「情緒面肯定是完蛋了」，並將其歸因於老敘事與老規則失效、資產與發幣更流水線化、注意力經濟加劇與「共識破裂」等現象。他提出下一階段可能的機會在「Agentic Economy」宏觀框架，嘗試把穩定幣、預測市場、AI trading、機器人/Physical AI 等趨勢串起來，作為可能的新共識方向。 @DeFiTeddy2020 DeFi Teddy：他回到「去中心化」作為 Crypto 核心價值，認為其不會完蛋，但直指近年問題在於缺乏同等級的突破式創新，導致信仰流失與「上所/上幣」成為許多項目的單一目標。他同樣看重 AI 帶來的生產力變化（如 Vibe Coding），並認為 Crypto 若要形成新共識，可能需要與 Agentic Economy 結合；他也提到去中心化 AI 與可驗證、可共同擁有的模型願景仍很早期但與去中心化精神一致。 @Leoninweb3 Leon Liu：他以參展方視角說本屆國際化氛圍明顯、海外面孔多，但整體偏冷清，且不少人反映「有意思的項目不多」，票價/參與度也受到影響。他提到現場讓他意外的是預測市場與 AI 相關項目在會場內反而不多（但賽道在外部很熱），並分享他較看好的方向包含合約/永續（含跨市場資產上鏈衍生品的優勢）、AI 與 Crypto 的結合，以及仍屬早期但被關注的預測市場。 --- gemini + gpt-5.2 協助整理 youtube 有時間軸更好跳轉

今天值得關注的消息之一，是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中亞洲和中國台灣蒙古辦公室主任，對張又俠回憶，提到幾個重要信息： 1、2012年，張又俠和國防部長梁光烈訪美，表達的和其他那些酒囊飯袋的中共軍官不一樣，顯得有經驗、有能力、有魄力，深得中共參謀和美方喜歡； 2、2023年9月，習近平就在調查張又俠和張升民，張又俠一度岌岌可危； 3、2023年10月底，《南華早報》中國軍事記者陳敏莉前往北京採訪第10屆香山論壇，失蹤。 4、作者擔心，沒有了張又俠，中共犯台的危險大增，因為沒有人敢說真話 文章全文如下：《張又俠的倒台格外令人震撼》 Drew Thompson 2026年1月26日 這篇貼文不同於我之前的分析總結、文章連結或訪談。這次是個人感受。 週六宣布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正接受調查、很可能已被拘留的消息，讓我真正感到震驚和意外。我本不該意外。自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已有數百名解放軍高級將領被調查、拘留甚至判刑。 腐敗在解放軍中根深蒂固，這給習近平提供了永恆且通用的反腐工具，用來清除他認為政治上不可靠的軍官。自2023年起我就聽到有關他的調查傳聞，但我總是假設、甚至希望他能逃過習近平無休止的清洗。張又俠曾負責解放軍裝備採購五年，那涉及巨額預算和可想而知的巨額回扣。據報導，解放軍軍官需向上級「買官」，價格因職位等級和潛在獲利能力而異。他的前任和繼任者都因腐敗被懲處。 我曾評估，張又俠的作戰經驗、自信、智慧，以及終身捍衛中國和共產黨的承諾，應該能保護他。我以為他與習近平的終身關係是他的保險。他們的父親還是朋友。我以為，憑藉他的能力和與習的關係，一些財務不當行為會被忽略。 主要的是，我希望他能挺過清洗，因為我喜歡他。 2012年5月，張又俠隨時任國防部長梁光烈上將率領的代表團訪美一周，由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接待。當時張又俠是瀋陽軍區司令員，代表團中有十多位將軍。我當時在國防部長辦公室擔任中國、台灣、蒙古事務主任，負責規劃和組織這次訪美行程。我全程陪同，包括在五角大樓的會議，以及東海岸和西海岸軍事基地的參觀。 在那次行程中，我認識了張又俠，我也喜歡他。 （照片說明：照片中有一些傳奇人物——戴夫·斯蒂爾韋爾，當時的北京國防武官（後來從空軍退役後成為助理國務卿）；彼得·拉沃伊，國防部助理部長首席副手；吉姆·米勒，國防部政策副部長；帕內塔部長，以及已故的副國防部長阿什·卡特。我不記得那次會議美方翻譯的名字。張又俠坐在梁光烈部長右邊，鏡頭外。梁部長左邊是解放軍最能幹的參謀之一、英語翻譯謝康敏少校（當時）。我在後面或走廊。細心的觀察者會注意到，卡特副部長帶了一個有密級封面的文件夾進會議室。別問我為什麼。） 張又俠與我遇到的多數解放軍將領不同。解放軍本質上是政治組織——它是共產黨的武裝翼，而不是宣誓保衛憲法或國家的國家軍隊。軍官的仕途主要取決於政治可靠度和人際關係。忠誠與意識形態比作戰能力更重要。批判性思維和獨立思考在解放軍中可能成為負擔而非資產。這是解放軍的文化。毛時代的階級鬥爭塑造了社會和軍隊，所以軍官多來自工農家庭，受教育程度低，很多人甚至文盲。這種遺留影響至今猶存。我遇到過許多教育程度不高的解放軍高級軍官。他們可能聰明，但從強烈的口音、詞彙和談話內容就能看出，他們既不具備知識分子氣質，也不世故。有些高級軍官能長篇大論背誦黨的路線，但除此之外說不出什麼。 張又俠很突出。他親歷過戰鬥，也因此謙卑。他受過教育、有知識分子氣質、直覺敏銳。他看到展示的東西，就能理解其重要性和價值，也大概明白我們為什麼向他展示。 多年來，我與對口的年輕解放軍參謀密切合作，他們負責對美交流。我們在華盛頓和北京無數次會議中建立起關係，包括類似張又俠參與的代表團行程。五角大樓中國事務組與解放軍總部美洲事務組之間有健康的相互尊重。負責陪同代表團的參謀當然有自己與將領的關係。令我著迷的是他們如何回應和支持自家高層。有些將領需要人哄、餵食、大量奉承，那些人通常在討論中沒什麼實質內容。他們的參謀為他們服務，但我看得出他們對那些將領不太尊重。我總猜那些軍官是買來的職位，並證明了彼得原理。 張又俠不同。他周身散發著能力的光環。其他解放軍將領和參謀都看得出來，也因此尊重他。他進房間時，他們站得更快、更直。他們給他最好的表現。不僅因為他是少數仍存活的1979年中越戰爭參戰者（而且那場戰爭輸了），也不僅因為他與習近平幼稚園就認識，而是他確實有那種氣場。 那週，張又俠比代表團中任何其他解放軍將領都更願意和我交談。他好奇、深思、尊重他人，極富同理心。他不像某些高級軍官那樣害怕或無法與外國人交流。（也許我的中文太爛，他們不願聽。）他對自己的參謀也很尊重，我想他對我也是同樣態度。他願意和我聊天讓我印象深刻，因為這很不尋常。 參觀本寧堡時，張又俠變得非常興奮。我們提供了靜態展示一些武器系統的機會，以及試射幾種的機會。許多解放軍軍官主要從事行政和政治工作，而不是作戰。很多人從未開過槍，在射擊場上會猶豫是否與士官交流。張又俠不然。他迫不及待要試射機槍。他認真觀察所有靜態展示，向解說員提出關於美國技術和作戰理念的好問題（放心，全都是非密級的！）很多將軍不知道該問什麼，因為參謀沒提前給他們準備問題。看張又俠參觀軍事基地、吸收所見所聞，顯露出他遠超同儕的智慧。 （照片說明：張又俠迫不及待試射M240機槍。（我直接選了.50口徑！）他非常享受這次「武器體驗」。這些是我在喬治亞州本寧堡拍的私人照片。我給了他拷貝。） 出於美中軍事關係穩定和台海穩定的考量，我希望張又俠能留在中央軍委高層，繼續做習近平最親近的軍事顧問。我認為他是現役解放軍軍官中唯一能給習近平提供最客觀建議的人，包括解放軍的實際能力及其短板，尤其是軍事衝突的人命代價。他能客觀評估美國和台灣的軍事能力，向習近平解釋攻台行動的軍事風險和代價。一個沒有作戰經驗的馬屁精只能告訴習近平想聽的話。張又俠的智慧、經驗和與習的關係，讓誠實與客觀成為可能，這使他成為解放軍將領中的例外。 （照片說明：張又俠在照片邊緣，仔細觀察展示系統，而梁光烈將軍看著解說員。我當時旅行和開會一週後很疲憊，眼紅眼袋明顯。我在這張照片裡有點生氣，因為隨團的一名解放軍武官剛做了件小壞事但無傷大雅，所以我擺出威懾臉，警告他別再犯。你得設下界限。） 要讓美國的威懾戰略有效，我們需要習近平身邊有能提供客觀建議的稱職將領。目前中央軍委僅剩的政治委員出身的張升民將軍。撇開習近平透過「一人委員會」指揮百萬大軍的治理與運作風險不談，我擔心由其他人而非張又俠向習近平提供軍事建議的後果。 沒有張又俠在中央軍委，誤判風險會上升。 我大半輩子都在從事某種形式的美中關係工作，這讓張又俠被調查並很可能被拘留的消息，對我而言成為個人失望。 對張又俠倒台的個人感受還有另一層。 2023年10月，南華早報記者陳敏莉（Minnie Chan）赴北京參加香山論壇時失蹤。她當時正在調查張又俠和張升民被調查的傳聞。 眾所周知，她和我經常聯繫。她很多關於解放軍的報導都引用了我，提供我對她研究議題的分析評估。她也是朋友。她對解放軍的了解不輸任何局外人，我們能整天交換情報。我通常從她那裡學到的比她從我這裡的多。我們有時通電話，有時發簡訊。她失蹤後不久，她發給我的簡訊幾乎全被刪除，只剩一條。我不知道是她自己刪的，還是控制她手機的人刪的。 她失蹤前一個月，我們討論張又俠和張升民是否被調查。她很確定。2023年9月我問：「你認為張又俠和張升民有麻煩，正在被調查嗎？」她簡短回覆：「Yes」。 那條唯一的「Yes」是整串簡訊中唯一沒被刪除的。 我不知道敏莉為何被拘留至今。她在大陸有很多消息來源和聯繫，報導過很多題材，所以我不確定2023年調查張又俠和張升民是否是她被失蹤的原因。 我的希望是，既然張又俠的調查已公開，敏莉能被釋放，回到寫出優質報導的工作，提供準確、真實的中國軍事與國防戰略視角，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降低誤判風險。 我擔心她已被遺忘。 我想我的朋友們回來。 （照片說明：2012年5月，張又俠在北卡羅來納州勒瓊營檢視一輛MRAP。我身邊是三位我非常尊敬的解放軍軍官。從左到右：李繼少將，解放軍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徐南峰少將，駐華盛頓國防武官；當時的黃學平大校，外事辦公室美洲處長。）

FF44 新刊 /生日刊 歡迎來到斯坦恩特教堂... 相傳,只要你心懷虔誠地在此虔誠祈禱,就有機會得到神的垂青和祝福 但也有一種說法,在這裡進行某些禁忌的祭祀儀式,說不定能招喚來另一種強大而可怕的存在 被視為是神明的反面,混沌與毀滅女神的化身。 告訴我 你想要召喚的究竟是光明的救贖力量,還是永恆黑暗的擁抱? 選擇權在你手,但請謹慎行事,因為後果可能超乎你的想像... 又是大企劃系列 ! 這次帶來的是楊衣自己設計製作的魔神雙子 還有限量的等身抱枕/// 你要選擇 救贖還是墮落呢? 表單一樣在自界區唷! #FF44#

マスカッツライブ２日目❣️ 初代の永作あいりちゃんとジェシーも来てたよ😆 現役のみんなもしっかりしてて、すごいなーって思いました✨ 何せ私がポンコツだから🙄笑 可愛い甲子園の無茶振りも久々すぎて😂 相変わらずOUTが早かったですが🥺💓笑 これからも頑張ってほしいな❣️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服从的代价 日本也是洗脑严重的国家之一，某种程度上讲，从小到大，日本的普通国民也一直在接受洗脑教育，日本的阶层固化比中国还要严重，大多数国民都潜移默化、不知不觉的被服从性教育洗脑。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位老奶奶摔倒在地，需要人去扶。 在中国，一般人都不敢上前去扶，因为担心遭遇讹诈，社会溃败可见一斑； 在日本，大家都抢着去扶，因为从小到大的教育让日本人都认为应该去扶，应该去做这件事； 在美国，大家也会抢着去扶，是因为信仰，上帝教育我们要爱别人，所以爱驱使我去做这件事。 所以同样是做一件事，不同的国度，大家动因可能是不同的。 日本的很多潜规则，也就是所谓的路路，大多也是从小到大服从性教育的一部分。 比如，这次熊本地震本不应该死去的22岁和25岁年轻女员工。 截止到8月5日，2026年熊本地震已经造成38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仍有8200人处于避难生活中。 死亡人口中，AEON Mall熊本爆炸事故导致了7人死亡，受伤26人。 我们来聊聊22岁的大竹玖瑠美和她25岁的同事是怎么死的？ 地震发生之后，她们本来已经安全撤离了，公司一个电话，又把她们叫回了随时会塌的商场，领导让她们去把当天的销售款放进保险柜。他们返回店里，五分钟后，爆炸发生，两条命，说没就没了。 后来，在她们家属的一再追问下，这件事才得以曝光。 AEON的营业部长汤濑刚二顶不住压力，自己承认了，是他下的指示。 地震发生后，他担心商场要停业，就让店长转达两位员工：如果能回去的话，把销售款放进保险柜。 这句话听着客气，这是日式委婉，本质上等于是命令。 日本企业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用最礼貌的话，说最不能拒绝的命令。 两个小姑娘能不去吗？ 更为讽刺的是，永旺自己有防灾手册，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避难之后原则上不能再进馆。 汤濑说自己知道这条规定，但还是这么做了，“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犯这种错误”。 事情曝光后，永旺社长吉田昭夫第一时间开发布会，强调：避难后不得入馆是既有规定。 言下之意是锅不在我们头上，是店铺ハビタ自己乱来。 可后来又查出来，熊本县内还有三家ハビタ的门店，当天都接到了同样的收钱指示，只是那三家运气好，拿到了商场许可，没有发生爆炸，人没事。 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部长一时糊涂，而是这家公司当天统一的操作逻辑：让员工先收钱。 事发之后，ハビタ的官网悄悄删掉了道歉声明，被网友截图曝光，直接又是一轮舆论反噬。 更有意思的是，这家公司的社长，履历写着哈佛MBA，却是这样的危机管理能力。 终身雇佣制在日本早就名存实亡，但是公司是共同体这套叙事，在大多数日本人脑子里根深蒂固，这跟从小到大的服从性洗脑教育不无关系。 日本的防灾教育从幼儿园就开始灌输，“地震了不要回去拿东西”，这条几乎是常识。 同时，日本社会又从小到大训练一种更强的本能：不能给别人添麻烦，不能违抗上级，被开除等于社会性死亡。 对于被训练了二十多年服从性的日本年轻人来说，拒绝领导这件事，恐怕比走进危楼还难。 所以，日本也是一个长期给国民洗脑的国家，大多数日本人被洗的规规矩矩、方方正正、呆若木鸡。 日本培养的不是独立判断的人，而是绝对服从的人。 而且这不是第一次。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不少企业员工为了等待上级指示，没有立即逃生。 2016年熊本地震。也出现过员工坚持营业、坚持值守的案例。 日本最大的“洗脑”，不是鞠躬，而是服从。 死去姑娘长得对好看呀，多美好的青春年华呀，表面上看是被这帮蠢货给害死了，实际上，背后的凶手，是日本从小到大到不间断的洗脑教育。

6个月-3年不准出境，对于一个拿着中国护照+外国永居的人来说，不是“晚走半年”，是直接判了你永居的死刑。 因为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永居，保的都不是一张卡，保的是“人必须在”。而“人必须在”是用天数来算的。 中国的新规，就是用中国的行政时间，去精准绞杀外国的移民时间。 一、为什么6个月就能让你永居作废 1. 美国绿卡：最严，6个月就是红线 美国移民法规定：离开美国超过6个月，就推定你放弃了居住意图；超过1年，绿卡在法律上自动失效。 你被禁6个月，回到美国，CBP会直接把你拉进小黑屋，让你解释为什么离开这么久。你说被中国边控了，他不听，他只会让你签I-407自愿放弃绿卡，或者去上移民法庭。 你被禁1年，不用解释了，绿卡直接作废，你得去申请SB-1回美签证，那个拒签率超过80%。 2. 加拿大、澳洲：5年住2年的算法，禁不起3年消耗 加拿大和澳洲都是5年内必须住满2年才能保住永居和续签。 5年一共1825天，你需要住满730天。 如果你被禁3年，也就是1095天，你就算剩下2年一天不落地待在国外，也才730天，刚好踩线。移民官一看你有3年被中国政府限制出境的记录，会直接认定你没有定居意愿，启动取消程序。 就算只禁6个月，你的省医保、税务居民、孩子学籍的连续性全断了，回去全部重新排队。 3. 日本、韩国、新加坡：1年就是生死线 日本永居：离境超过1年没有有效的再入国许可，永居直接作废，没有商量余地。 韩国永居：同样需要再入国许可，长期不在，资格被取消。 新加坡PR：续签时要看你有没有在本地居住、有没有交CPF、有没有工作。你被锁在中国1年，续签时ICA直接不给你续。 4. 欧洲申根永居：2年不在就没收 欧盟长居：规定连续离开欧盟超过12个月，或者在欧盟外累计离开超过2年，长居自动失效。 英国永居：离开英国超过2年，永居作废。 你被禁3年，欧洲所有国家的永居，全部自动清零。 所以你看，中国根本不需要没收你的外国永居卡，它只需要把你合法地留在国内6个月到1年，你的永居就会被你移民的国家自己收走。 这叫借刀杀人。 二、为什么早期出国的人最危险 新规第四条第一款：“中国公民因骗取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入境受到行政拘留处罚的” 这里的“骗取”，没有写追溯期。 2000年到2015年出国的这代人，谁的手续是100%干净的？ 做假的银行流水、做假的在职证明、做假的邀请函、找中介技术处理户口本，当时是行业潜规则，很多地方也默许。 这些旧账现在都在系统里。平时没事，一旦你被关注了，比如大额换汇，比如被举报，完全可以把你20年前的材料翻出来，先定你一个“骗取证件”行政拘留，然后顺理成章追加6个月-3年不准出境。 先用小错定你，再用禁令废你。 你的永居，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悄无声息废掉的。你去找外国政府申诉，外国政府会说：这是中国主权，我们管不了你为什么出不来，但你没住满就是没住满，法律就是法律。 三、完美的闭环 第一步：锁人。 用6-36个月把你锁在国内。 第二步：废身份。 利用这段时间，让你的外国永居因不满足居住要求而被外国政府自动取消。 第三步：变回纯中国人。 你永居没了，人、钱、房子都回到了国内的池子里。 第四步：谈条件。 你想再出去？重新申请。重新申请要不要查你全部资产和完税？ 所以，不要把“6个月-3年不准出境”当成旅行限制。 对于所有拿发达国家永居的华人来说，它就是一个身份粉碎机。它不费一枪一弹，就让你的十年移民路，在一次探亲中，全部归零。 发达国家里好像只有一个例外，我记得是新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