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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变量 周末闲聊，把前段时间想说又没得说的话补充一下。 首先关于段永平专访，他行事低调难得露脸说那么多话，很多网友就试图通过采访内容来学会投资秘籍，我想说没那么简单。 投资这件事和两个变量有决定性的关系，第一个变量是投资者的性格，比如有些人极度风险厌恶，有些人得失心很重，有些人严重情绪化，有些人抗压能力差，一挤就爆，这些都是天生的，后天通过训练可以少少纠正，但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极大。 很多人的性格其实就不适合炒股，只是他们在撞到头破血流之前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 第二个变量是投资者的财富规模，你的投资策略和你有多少钱是息息相关的。江湖上有句烂马路的话，穷人要拼命，富人要稳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很多人炒股的目的是变成有钱人，而段永平在刚刚开始炒股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有钱，很多散户需要在生存和财务压力下做交易选择，这样的情况段永平是从来不需要面对的。 性格不一样，财富规模不一样，投资路径就很难去类比参考。如果只是想了解段永平对个股的看法，那他管理的基金持仓是公开的： 苹果60.4%，伯克希尔17.8%，拼多多7.7%，西方石油4.4%，阿里巴巴3.4%，谷歌3%，再往下就是一些可以忽略不计的mini仓。段永平的交易频率不高，你每个季度根据信息披露抄作业，差不多能做到80%跟踪。 但抄作业的人永远也做不成段永平，因为他现在在管的基金有150亿美元规模，他的持仓是基于这个量级资金的选择。如果他是个年薪10-20万的打工族，还在为买房买车养老婆孩子奋斗，我认为他很可能就不这么买了。 总之投资思考的逻辑可以向市场里的赢家学习，但具体的方向和路径，每个人最好根据自己的性格习惯和财富规模去个性化摸索，投资这事千人千面，按图索骥容易走进死胡同。 …… 还有很多读者问我这趟玩的怎么样？ 11月是浙江气候最好的月份，最近半个月杭州和台州的白天温度都在13-16度，加个薄外套就能在西湖和古城墙爽玩，爽歪。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浙江今年搞了中小学放秋假制度，旅游之前记得查公告错峰，别和人潮撞了。 我这次带老婆去灵隐寺还吐槽，这么有钱的寺庙还要收2道门票（景区票45元+灵隐寺门票30元），佛门圣地铜钱味道太重。结果今天就看到12月1日起灵隐寺改为免费开放，以后不再收费卖票。所以我两是最后一茬被割的韭菜，你们不着急的再等几天。 话说这次还发现一个细节，灵隐寺的牌匾是长者题的，癸未年，问了下ai是2003年，当时我还在杭州上学。 我以前写过杭州西湖和临海古城墙的游记，这里就不复述了，接下来重点讲讲去张家界的体验。 张家界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也是中国第一批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由此可见在官方看来张家界是中国最有特色，也是在世界上最拿得出手的自然景观。 它的特点就是以张家界命名的石柱峰群地貌，别说在中国，哪怕全球也很罕见。网上宣传的照片很多，我发几张我拍的，没滤镜，100%原图 可能有些读者看后第一反应是，就这？好像也没有很惊艳。 坦率讲我在现场的观感也觉得差点意思，我找了找网上张家界的景点宣传片，很快就发现了重要区别，就是宣传照里通常有云雾点缀，衬的石柱峰群仙气飘飘。我来的这两天没下雨，没有雨雾，景区能见度极好，所以就是照片里的样子 没有云雾也有好处，石柱峰看得更清楚，我多次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高、那么细的石柱，就像神仙搭的积木，一个个矗立在那里。 它们会倒吗？会的，但时间单位是百万年，大概500-2000万年后大部分的石柱都会被风化侵蚀、倒塌，但以人类短暂的一生去观察，它们几乎是纹丝不动的。 武陵源景区很大，极其费腿，我日均接近2万步，景区故意引导你从东面看，从南面看，从西面看，动辄就要走2-3公里的山路，但其实看的是同一组石柱峰的不同角度。 后来我发现，那些爬来爬去的观景台，都不如缆车里观景位置好，极近距离，相当于无人机视角，看爽了。我和老婆坐缆车下山看一遍，再从出口回到入口，上山再看一遍，反正淡季人少，就来回来回的看。 请欣赏我在缆车里拍的视频，窗户拉开，手伸出去拍的，风吹的我手都麻了，但为了给你们出片我忍了。 顺便的，关注一下视频号，以后有啥事还能在那里通知一下。 哦对了，张家界景区的外国人好多，肉眼可见的（欧美）就很多，肉眼看不出来的（韩国）的还有很多。我在中国玩的地方也不少了，含外率像张家界这么高的，印象里只有故宫和兵马俑。韩国人迷之喜欢张家界，据说孝敬老人的标杆就是带父母来张家界玩一趟，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们洗的脑 就聊这些吧，其实.....我觉得后面去的天门山更有特色，回头再分享。 舅酱。

GPT 5.5 现在写东西质量真的不错了，刚翻译了一篇文章（ --- 译文 --- 我为什么写作 作者：埃里克·布莱尔 从很小的时候起，也许是五六岁，我就知道，等我长大了，我应该成为一个作家。大约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曾试着放弃这个念头。但我心里很清楚，那是在违背自己真正的天性；迟早有一天，我还是得坐下来写书。 我在三个孩子中排行中间，前后兄弟姐妹都和我相差五岁。八岁以前，我几乎没见过父亲。因为这个，也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我多少有点孤僻。很快，我养成了一些讨人嫌的小毛病，整个学生时代都不怎么受欢迎。孤独的孩子常常会编故事，也会和想象中的人说话；我想，从一开始，我的文学野心就和这种被孤立、被低估的感觉纠缠在一起。我知道自己有驾驭文字的能力，也有直面难堪事实的能力。于是，我像是给自己造出了一个私人世界，可以在里面弥补现实生活里的失败，甚至悄悄“扳回一城”。不过，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真正写到纸上的严肃作品——也就是我认真想写出来的东西——加起来恐怕不到六页。 我四五岁时写过第一首诗，是我口述，母亲替我记下来的。我已经不记得内容了，只记得那首诗写的是一只老虎，而且老虎有“像椅子一样的牙齿”。这倒是个还不错的说法，但我猜那首诗大概抄袭了布莱克的《老虎，老虎》（William Blake 的名诗 *The Tyger*，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经典作品）。十一岁时，1914—1918年的战争爆发（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写了一首爱国诗，刊登在本地报纸上。两年后，基奇纳去世，我又写了一首，也登了出来。后来稍大一点，我时不时写一些很糟糕、通常也没写完的“自然诗”，风格模仿乔治王朝派（Georgian style，20世纪初英国诗歌中一种偏重田园、自然和抒情描写的风格）。我还大约试过两次写短篇小说，结果惨不忍睹。那些年里，我真正落到纸上的、想要称为“严肃创作”的东西，全部加起来就是这些。 不过，在那段时间里，我其实一直在某种意义上从事文学活动。首先，是那些按要求写出来的东西：我写得很快，很轻松，但自己并没有多少乐趣。除了学校作业，我还写 *vers d’occasion*（应景诗），也就是半滑稽的诗。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写得快得惊人——十四岁时，我模仿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古希腊喜剧诗人），大约一周就写出了一整部押韵剧。我也帮忙编辑学校杂志，有印刷版，也有手抄版。那些杂志简直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可怜的滑稽仿作。我对它们花的心思，远不如我今天会花在最廉价的新闻稿上的心思。但与此同时，在十五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我还做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练习：我在脑子里编一个关于自己的连续“故事”，像一部只存在于心里的日记。 我相信，很多儿童和少年都有这种习惯。很小的时候，我会想象自己是罗宾汉之类的人物，把自己想成惊险冒险故事里的英雄。但很快，我的“故事”就不再是那种粗糙的自恋幻想，而越来越变成对我正在做什么、看到什么的描写。有时候，我脑子里会一连几分钟出现这样的句子：“他推开门，走进房间。一束黄色的阳光透过细棉布窗帘，斜斜落在桌上；桌上有一只半开的火柴盒，放在墨水瓶旁边。他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向窗边。楼下街上，一只玳瑁猫正在追逐一片枯叶。”诸如此类。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我大约二十五岁，贯穿了我那些“非文学”的岁月。虽然我必须寻找合适的词，而且确实也在寻找，但这种描写的努力似乎几乎不是出于我的意愿，而像是受到了某种外部力量的驱使。我想，这个“故事”大概反映了我在不同年龄崇拜过的不同作家的风格。不过据我记得，它始终都有同一种细致入微的描写特质。 十六岁左右，我突然发现了文字本身的快乐，也就是词语的声音和联想所带来的快乐。*《失乐园》*里的两行诗—— > So hee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ard > Moved on: with difficulty and labour hee, > > （他艰难地、辛苦而沉重地 > 向前移动：艰难地、辛苦地，他——） 如今看来，我并不觉得这两行有多么了不起，但当时它们让我脊背发颤。而且，把 “he” 写成 “hee” 的古式拼法，也让我格外愉快。至于描写事物的需要，我早已经非常熟悉了。由此可见，当时如果说我想写书，我想写的大概是哪一类书：巨大的自然主义小说，结局不幸，充满细节描写和醒目的比喻，也充满华丽辞藻段落（purple passages，指为了文采而文采、常常显得夸张空洞的文字），其中一些词语被使用，部分只是为了它们的声音。事实上，我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缅甸岁月》*，是在三十岁时写成的，但构思早得多，它大体上就是这样一本书。 我交代这些背景，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不了解一个作家早年的成长，就很难判断他的写作动机。作家的题材会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至少在我们这样动荡、革命性的时代，这一点是成立的——但在他真正开始写作之前，他已经形成了一种情感态度，而这种态度他永远无法完全摆脱。毫无疑问，他的任务是约束自己的气质，避免卡在某个幼稚阶段，或陷入某种扭曲情绪里。可是，如果他彻底摆脱了早年的影响，也就等于扼杀了自己写作的冲动。暂且把谋生的需要放在一边，我认为，写作至少有四种重要动机，尤其是写散文时。这些动机在每个作家身上都以不同程度存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它们的比例也会随着他所处的环境而变化。它们是： （一）纯粹的自我意识。 想显得聪明，想被人谈论，想死后被人记住，想向童年时轻视自己的成年人讨回一点公道，等等。假装这不是写作动机，是虚伪的；而且它还是一种很强的动机。作家和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成功商人一样，都有这种特征——简言之，这属于人类中最冒尖的那一层。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特别自私。大约三十岁以后，他们会放弃个人野心；很多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感觉都放弃了，主要为别人而活，或者干脆被苦役般的日常生活压没了。但也有少数有天赋、意志强的人，决心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到底，作家就属于这一类。总体来说，严肃作家比新闻记者更虚荣、更自我中心，不过他们对钱的兴趣要少一些。 （二）审美热情。 看见外部世界中的美，或者看见词语及其恰当排列中的美。一个声音撞上另一个声音时带来的快感，优秀散文的坚实感，或者一个好故事的节奏。想把某种自己觉得珍贵、不该被错过的体验分享出去。许多作家的审美动机很弱，但即使是写政治小册子的人，或者写教科书的人，也会有自己偏爱的词语和短语，并非出于实用原因，而只是喜欢它们；或者，他可能会特别在意排版、页边距的宽度等。只要不是铁路指南那种层级的书，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审美考量。 （三）历史冲动。 想看清事物本来的样子，想找出真实事实，并把它们保存下来，供后人使用。 （四）政治目的。 这里的“政治”一词取最广泛的意义。也就是说，想把世界推向某个方向，想改变别人对于“人类应该努力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看法。再说一次，没有一本书真正摆脱了政治倾向。认为艺术不应该和政治有任何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可以看出，这几种冲动必然会彼此冲突，而且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按我的本性来说——也就是把“本性”理解成一个人刚成年时达到的状态——我身上前三种动机应该会压过第四种。如果生活在一个和平时代，我也许会写华丽的书，或者只是描写性的书，甚至可能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现实是，我被迫变成了某种论战小册子作者（pamphleteer，指写政治宣传或论争文章的人）。 起初，我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职业里待了五年，也就是在缅甸的印度帝国警察部队。后来，我又经历了贫困和失败感。这加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恶，也让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缅甸的工作则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了解。不过，这些经历还不足以让我形成准确的政治方向。接着，希特勒出现了，西班牙内战爆发了，等等。到1935年底，我仍然没能做出坚定的判断。我记得自己在那一年写过一首小诗，表达当时的困境： > 两百年前，我本可以 > 做个快乐的乡村牧师， > 宣讲永恒的末日， > 看着我的核桃树生长。 > > 可惜我偏偏生在邪恶的年代， > 错过了那座惬意的避风港； > 我的上唇已经长出胡子， > 而如今的神职人员全都刮得干干净净。 > > 再往后，日子也曾不错， > 我们那时很容易满足； > 我们把烦乱的思绪 > 摇睡在树木的怀里。 > > 我们曾无知却坦然承认 > 那些如今必须掩饰的欢愉； > 苹果枝上的绿雀 > 也能让我的敌人发抖。 > > 可女孩的肚腹和杏子， > 阴凉溪水里的拟鲤， > 黎明时飞起的马和鸭子， > 如今全都只是一场梦。 > > 再也不许做梦； > 我们残害自己的快乐，或把它藏起； > 马是用铬钢造的， > 小胖子们会骑在它们背上。 > > 我是那条从未反抗的虫， > 是没有后宫的阉人； > 在牧师和政委之间， > 我像尤金·阿拉姆一样行走；（Eugene Aram，18世纪英国一起著名谋杀案中的人物，后来常被文学作品写成被罪感纠缠的人） > > 政委正在替我算命， > 收音机还在播放； > 可牧师答应给我一辆奥斯汀7型车，（Austin Seven，英国早期著名小型汽车） > 因为达吉总会买单。 > > 我梦见自己住在大理石厅堂，（“I dreamt I dwelt in marble halls” 是19世纪歌剧中的著名唱段） > 醒来却发现那是真的； > 我不是为这样的时代而生； > 史密斯是吗？琼斯是吗？你是吗？ 1936—1937年的西班牙战争和其他事件，让天平最终倾斜。从那以后，我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自1936年以来，我写下的每一行严肃文字，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是在反对极权主义，并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还以为自己可以回避这些题材，在我看来是荒唐的。每个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写到它们。问题只在于你站在哪一边，以及你采取什么方式。一个人越清楚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有可能在采取政治行动时，不牺牲自己的审美和思想上的诚实。 过去十年里，我最想做的事，是把政治写作变成一门艺术。我的出发点始终是一种立场感，一种对不公的感受。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并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创作一件艺术品。”我之所以写，是因为有某个谎言我想揭穿，有某个事实我想让人注意到；我最初关心的，是让别人听见。但是，如果写一本书，甚至写一篇长篇杂志文章，本身不能同时成为一种审美体验，我也不可能完成它。任何愿意研究我作品的人都会发现，即使在我写得最像宣传的时候，其中也包含许多职业政客会认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不能，也不想，完全抛弃童年时期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还活着，而且健康，我就会继续强烈地在意散文风格，继续热爱地球表面，继续从坚实的物体和无用的零碎知识中获得乐趣。压抑自己的这一面毫无用处。真正的任务，是把我根深蒂固的喜好和厌恶，同这个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的、根本上属于公共领域而非个人领域的活动调和起来。 这并不容易。它带来结构上的问题，也带来语言上的问题；同时，它还以一种新的方式提出了诚实的问题。让我只举一个比较粗糙层面的困难作为例子。我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然是一本坦率的政治书，但总体上，它写得有一定的克制，也顾及形式。我确实很努力，想在不违背文学本能的前提下讲出全部真相。但书中有一整章很长，里面充满了报纸引文之类的材料，为那些被指控与佛朗哥合谋的托洛茨基派辩护。托洛茨基派（Trotskyists，苏联革命家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在当时左翼阵营内部常遭斯大林主义者攻击）；佛朗哥（Franco，西班牙内战中民族主义阵营领袖，后来成为独裁者）。显然，这样一章过上一两年后，对任何普通读者都会失去兴趣，也必然会毁掉这本书。一位我尊重的批评家曾训了我一通。他说：“你为什么要把那些东西放进去？你把一本本来可能很好的书，变成了新闻报道。”他说得没错。但我当时不可能不那样做。我碰巧知道一件事，而英国很少有人被允许知道：无辜的人正在遭受虚假指控。如果我没有为此感到愤怒，我根本就不会写那本书。 这个问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出现。语言的问题更微妙，谈起来会太长。我只想说，近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写得少一些画面上的华丽，多一些准确。不管怎样，我发现，当你把某种写作风格打磨成熟时，你也总已经从那种风格里长出来了。*《动物农场》* 是第一本书，在写它时，我完全清楚自己正在尝试把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融合成一个整体。我已经七年没有写小说了，但希望不久之后能再写一部。它肯定会失败，每一本书都是失败的。但我确实相当清楚自己想写的是哪一种书。 回头看前面这一两页，我发现自己好像把写作动机说得全是出于公共精神。我不想让读者最后留下这种印象。所有作家都虚荣、自私、懒惰，而在他们动机的最深处，还藏着一个谜。写一本书是一场可怕而耗人的搏斗，就像经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疾病。除非有某种自己既无法抗拒、也无法理解的“心魔”在驱赶，一个人绝不会主动承担这样的事。也许，谁知道呢，那种心魔不过就是婴儿哭闹着要人注意的同一种本能。然而，同样真实的是：如果一个人不持续努力抹去自己的个性，就写不出什么可读的东西。好的散文像一块窗玻璃。我无法确定自己哪一种动机最强，但我知道哪一种动机值得追随。回看自己的作品，我发现，每当我缺乏*政治*目的时，我写出来的书总是没有生命力，也总会滑向华丽空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装饰性的形容词，以及各种虚假的漂亮话。 *Gangrel*，第4期，1946年夏 --- 来源：[奥威尔基金会]( --- 翻译提示词 --- 请将以下英文文章，重写成通俗流畅、引人入胜的简体中文。 核心要求： - 读者与风格： 面向对AI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风格要像讲故事，清晰易懂，而不是写学术论文。 - 准确第一： 核心事实、数据和逻辑必须与原文完全一致。 - 行文流畅： 优先使用地道的中文语序。将英文长句拆解为更自然的中文短句。 - 术语标准： 专业术语使用行业公认的标准翻译（如 `overfitting` -> `过拟合`）。第一次出现时，在译文后用括号加注英文原文。 - 保留格式： 保持原文的标题、粗体、斜体、图片等Markdown格式。 - 尊重原意：保持原有的结构、意思不变，不要过度引申发散，保持原文结尾不要续写 - 适当解读：如果是普通人难懂的专业术语或因为文化差异导致的难以理解，做出更多的注释以更好的理解，注释部分用括号包裹并加粗

我一直想聊但又不愿意聊嗯哼这类话题，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话题，可以聊的维度太多了。 某种程度来说，这类人和张维为是一种类型，都是攀炎附势，没有人格可言的类型，会让人严重生理不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登觉得币圈变味了的原因。 因为从价值观层面，早期吸引大家加入和参与到行业，是一些形而上的价值观，什么去中心化，数据主权，加密朋克精神，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审美骄傲。结果当大家看到这类人站在了行业的聚光灯下，那种吃出苍蝇的恶心感不言而喻。 很少有人从审美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抛砖引玉下吧。 审美并不是行业的原因，而是行业激励机制的结果。一个行业真正的审美，不体现在大家嘴上说什么，而体现在财富最终流向谁。 当财富长期流向情绪、营销和收割，行业就会开始赞美情绪、营销和收割；当新人进入行业，看到成功者都长这个样子，自然也会朝这个方向进化。 所以，所谓的审美堕落，本质上不是审美的问题，而是行业开始奖励错误的人，最终形成了一套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这些就是我这一轮观察下来的结果。 以前大家追求叙事，追求精英人设，追求主流VC背书。这一轮审美的全方位崩塌原因是多方面造成，行业并没有去修复这种信任危机，而是选择了最后一舞，吃绝户，直接榨取最后的价值和利润。 这和传销行业一开始骗中产，最后骗农村大爷大妈的做法有啥区别？ 所以，币安的恶，真的不仅仅是裙带关系、10.11，而是它们唯利是图的做法不断拉着整个行业下坠。 新入圈的人是不懂这种感受的。 大家喜欢唯结果论，谁赚钱了，谁就牛逼。 我不想评价这种价值倾向，但这类人永远不会理解老登们当年看到加密朋克那种精神上的愉悦感，那种想参与一个可以操翻主流世界的行业的兴奋感。 说起来可能有点不一样。 这个行业我可以忍受镰刀，忍受骗局，因为我认为这是行业缺少惩罚机制带来的必然结果，而这个问题是可以修复、可以解决的。 但我唯独忍受不了行业审美断崖式下降，因为这会显得我很没品味，像个傻逼。 我可以对外人解释这个行业有骗子存在，毕竟哪个行业没有骗子。但我没法对外人解释为什么这个行业奖励的是凉兮、嗯哼这类人。 这会让稍微有点智商的人觉得这个行业所有人都是傻逼。这是一种情感上的屈辱感。 这个话题我憋了好几年了。 以前不说，一方面是不想得罪人，这也是大量老登们的心态。当时混圈子，吃圈子饭，没必要因为个人喜恶给团队和项目带去不必要的麻烦，否则就太没职业道德了，所以大家选择了做沉默的共犯。 另一方面，我会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话语权争夺战。因为自己在做项目，当市场不奖励“VC币”了，所以去喷这些注意力经济为代表的meme和人，会显得很小家子气。 而现在跳出来了，不在乎得不得罪人，也没有利益立场。VC币、meme币在我眼里都一视同仁，终于可以聊这个话题了。 我爽了。

一个观点 周星驰 这一生，都在传播童年贫穷留给他的创伤，没有治愈，只是传播。 周星驰：从喜剧之王，到一座孤岛 1980—1988：没有人托举他的年代 1982年，周星驰拉着梁朝伟一起报考TVB艺员训练班。 梁朝伟考上了，周星驰落榜，最后靠人说情，才进了夜间训练班。 毕业以后，梁朝伟很快成为“无线五虎”，周星驰却被分去主持儿童节目《430穿梭机》，一做就是将近五年。 那几年，他一直在等一个真正的角色。 跑龙套时，他在《射雕英雄传》里演一个宋兵，出场没多久，就要被梅超风一掌打死。 他问导演：能不能先用手挡一下，再死？ 导演直接拒绝。 一个龙套，按照要求死就行了，哪来那么多想法。 十几年后，周星驰把这段经历原样放进《喜剧之王》。 那时候的他，没人听他说话，也没有资格决定自己怎么死。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理解周星驰的一个关键。 他太知道被人轻视是什么感觉。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拥有了决定权，他就再也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任何人。 1988—1990：李修贤，第一个托住他的人 1988年，李修贤选中周星驰，出演《霹雳先锋》。 周星驰凭这个配角，拿下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被电影圈看见。 随后，他签进李修贤的万能影业。 李修贤给了他进入电影圈的机会，也给了他最早的一纸合约。 问题是，这份合约签在周星驰成名之前。 1990年，《赌圣》上映，票房超过4100万港币，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周星驰一夜之间，从儿童节目主持人，变成整个香港最值钱的男演员。 但他的合约，还是那个不值钱时签下的低价约。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李修贤按照旧合约，把周星驰外借给其他片商。 片商支付的是巨星价格。 周星驰拿到的，却还是合约里的固定收入。 中间的差价，归公司。 站在李修贤的角度，当初是自己承担风险，签下一个没人要的儿童节目主持人。现在演员走红，公司按照合同赚钱，天经地义。 站在周星驰的角度，观众买票，是因为周星驰。 既然市场已经用票房证明了他的价值，为什么还要按照过去的低价，把大部分利益交给公司？ 这也是周星驰此后几十年反复出现的矛盾： 别人认为，自己给过他机会，承担过风险，因此有资格分享成功。 周星驰则认为，成功发生之后，过去的投入都已经不重要了。 真正让项目赚钱的人，是他。 约满以后，周星驰离开。 恩师变成仇人。 李修贤此后二十多年，多次公开批评周星驰忘恩负义。 两人再无合作。 周星驰第一次证明了，只要自己足够值钱，就可以摆脱旧的利益关系。 他也从这次经历里学会了一件事： 不能让别人控制自己的合约， 不能让别人借自己的名字赚钱， 钱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1990—1995：永盛给了他最好的时代，他却不愿意永远给别人打工 离开李修贤以后，周星驰进入向华强、向华胜兄弟的永盛体系。 永盛接住了周星驰最值钱的几年。 《赌侠》《整蛊专家》《逃学威龙》《鹿鼎记》《武状元苏乞儿》，一部接着一部。 1992年，香港年度票房前五名，全部是周星驰主演： 《审死官》《家有喜事》《鹿鼎记》《鹿鼎记2》《武状元苏乞儿》。 这一年，被称为“周星驰年”。 但票房越高，周星驰越难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演员。 投资方认为，电影是一个完整系统，公司出钱，找导演，组织剧组，安排发行，承担亏损风险。 周星驰只是其中最重要的演员。 周星驰却越来越认定： 导演可以换，编剧可以换，投资人也可以换。 真正不能换的，只有周星驰。 既然观众买的是“周星驰”三个字， 他就不愿意只拿演员片酬。 他要改剧本，要决定表演，要控制镜头，要参与分账。 还要决定最终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 问题很快从投资方蔓延到导演。 杜琪峰执导《审死官》，拿下1992年香港票房冠军。 第二年，两人又合作《济公》，结果《济公》票房和口碑都不理想，片场也不断发生冲突。 杜琪峰后来公开表示，不会再和周星驰合作。 王晶与周星驰合作过十余部电影，最后同样分道扬镳。 王晶后来在访谈中反复表达过类似的判断： 周星驰的才华是真的，难相处，也是真的。 所谓难相处，并不只是脾气不好。 更核心的问题是，周星驰很难承认一部成功的电影，是由很多人共同创造的。 电影不好，他会认为是导演、编剧、演员没有执行好。 电影成功，他又会认为，是自己把所有人的能力组织了起来。 最后的功劳，仍然应该归他。 1994年，周星驰成立彩星公司。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拍，由刘镇伟执导的《大话西游》。 上下两部电影，在当年票房惨败，彩星公司随之倒闭。 这是周星驰第一次自己当老板。 也是他第一次发现，拥有全部控制权，不等于一定成功。 几年以后，《大话西游》通过盗版VCD和内地高校传播，逐渐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但后来的封神，救不了当年的公司。 与永盛续约谈崩以后，双方彻底分开。 1996年，周星驰重新成立星辉公司，首部作品是《食神》。从此以后，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高片酬演员。 他要做老板，要掌握公司，掌握版权，掌握电影， 也掌握最后的利益分配。 多年以后，向太陈岚在《美人鱼》上映前夕连续发表长文，公开炮轰周星驰。“没有向家，就没有周星驰”的说法，也由此反复被提起。向太认为，他们给了周星驰最重要的平台。 周星驰不这样看，在他的逻辑里，永盛不是成就了他，是他用自己的票房，成就了永盛。 这也是他后来所有合作关系的底层逻辑： 别人给他的机会，他会记得一段时间，但只要项目成功，他就会迅速认定，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是自己。 2001：林小明承担了风险，周星驰却不愿意继续分收益 香港电影进入低潮以后，周星驰筹备《少林足球》。 “功夫加足球”，再加上大量特效，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稳妥项目。成本高，风险大，题材也怪。 寰宇老板林小明愿意投资，相当于在周星驰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押了一次重注。结果，《少林足球》以6073万港币，再次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影片横扫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七项大奖。 周星驰一人拿下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 黄一飞凭借“大师兄”一角，拿下最佳男配角。 电影拍摄时，为了完成被酒瓶砸头的镜头，黄一飞据称被真酒瓶砸了几十次。 这也是周星驰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 为了最后的效果，他可以让演员不断重来。 因为在他看来，作品最重要。 至于演员付出了多少、剧组承受了多少，都是完成作品必须支付的成本。 《少林足球》大卖以后，真正的矛盾才开始。 电影不只有院线票房，还有海外版权、录像带、DVD、电视播放、游戏、动画和其他衍生价值。 林小明认为，自己承担了前期投资风险，当然应该继续分享电影成功后的长期收益。 周星驰却认为，《少林足球》之所以能成功，核心是自己的创意、导演、表演和名字。 钱虽然是林小明出的，但真正把钱变成价值的人，是周星驰。 于是双方围绕海外版权和收益分配发生争议，最终对簿公堂。林小明公开表示，不会再有下一次合作。 这件事最能说明周星驰所谓“吃独食”的本质。 他不是简单地喜欢钱，而是始终认为，别人对项目的贡献，都可以计算成成本。 投资人出了钱，应该获得有限回报， 演员出了力，应该获得片酬， 编剧写了剧本，应该获得稿费， 武术指导设计动作，应该获得服务费。 但电影真正长期产生的价值，包括版权、IP、衍生开发和品牌溢价，最终应该属于他。 因为他认为，离开周星驰，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 这种逻辑对他自己当然有利， 但对合作方来说，等于他们陪他承担最危险的第一程。 项目一旦成功，后面的利益，他就不想再分了。 《少林足球》也是吴孟达与周星驰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 当时没人知道，这会是最后一部。 2004：《功夫》登上巅峰，出钱的人、出力的人，最后都没有留下 《少林足球》之后，周星驰找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哥伦比亚参与投资和海外发行，让《功夫》获得了当时华语电影中罕见的制作规模。 动作导演最初是洪金宝，洪金宝带着自己的武术团队进入剧组，拍摄几个月后，洪金宝离开。官方说法，是档期和健康问题。 流传更广的版本是，周星驰不断推翻已经设计好的动作，反复要求修改，洪金宝和武术团队无法忍受这种工作方式。洪金宝后来公开说过，不会再与周星驰合作。 袁和平随后接手。 周星驰请洪金宝，是因为需要洪金宝的能力。 但他又不可能真正把动作部分交给洪金宝决定。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所有人都可以是专家。 但最后的专家，只能是周星驰。 别人可以提供方案，周星驰负责推翻。 别人可以完成执行，周星驰负责判断。 一旦电影成功，观众记住的也不会是洪金宝、袁和平或者动作团队。 只会记住周星驰的《功夫》，这就是他的强大之处。 也是所有合作关系最危险的地方。 《功夫》最终在香港拿下6100多万港币，第三次刷新周星驰自己的票房纪录。 全球票房约一亿美元，并拿下金像奖、金马奖双料最佳影片。但电影成功以后，哥伦比亚与周星驰的后续合作也没有真正延续。 《功夫2》喊了很多年，始终没有正式开拍。 一个理论上只要启动就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续集，被一拖再拖。 原因当然不只有分账，但分账、版权和控制权，一直是绕不开的问题。 别人愿意出钱，是为了分享成功。 周星驰需要别人出钱，却不愿意在成功以后，长期分享最值钱的部分。 吴孟达原本在《功夫》中有角色。 因为SARS导致拍摄延期，他已经接了其他工作，最终错过。 此后，两人再也没有等到档期真正对上的一天。 吴孟达生前反复澄清，两人没有不和。 他还说过：他没退休，我没死，就还有机会。 2021年2月27日，吴孟达因肝癌去世。 周星驰亲自前往灵堂，机会没有了。 同一时期，周星驰原来的创作班底也在不断散场。 刘镇伟、李力持、谷德昭、曾谨昌，这些曾经与他共同署名剧本、导演和创作的名字，从2000年代开始，陆续从周星驰电影的片头字幕里消失。 罗家英、苑琼丹、黄一飞，各自离开，各自谋生。 长期留在星辉，至今仍公开替周星驰说话的，只剩田启文等极少数人。 这些人为什么走，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件事。 有人是创作分歧， 有人是利益矛盾， 有人只是各自发展。 但所有人加在一起，呈现出的结果很清楚： 周星驰越来越成功， 周星驰电影里的老面孔，却越来越少， 因为在周星驰的体系里，任何人都可以被替换。 只有周星驰本人不能被替换。 编剧、演员和签约艺人：钱不多，他也不愿意多给 周星驰对大资本的分账敏感， 对小合作方的钱，同样敏感。 按照流传的说法，编剧司徒卓汉曾经向周星驰报出十五万港币稿酬，周星驰只愿意支付十万。 十五万和十万，对一部商业电影而言，根本不是决定性成本。 但周星驰仍然要压价。 因为在他的创作逻辑里，编剧写出的只是初稿。 真正决定笑点、表演、节奏和最终成片的人，还是他。 既然剧本最后还要由他修改，编剧就不值那么多钱。 梁小龙出演《功夫》里的火云邪神后，一度签进周星驰旗下公司。 梁小龙后来公开表示，签约之后，很多演出工作依然需要自己寻找，公司却仍要从收入中抽佣。 从公司的角度，签约艺人、管理经纪事务，抽佣是行业惯例。 从梁小龙的角度，公司没有提供足够资源，工作是自己找的，却还要拿走三成。 这也是周星驰利益逻辑的另一面： 别人的钱，他会计算得非常清楚。 自己的责任，却未必按照同样严格的比例计算。 项目需要艺人时，艺人是公司资产。 艺人需要资源时，公司却未必能真正托住他。 吴孟达、梁小龙、黄一飞、罗家英、苑琼丹，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周星驰电影最被观众记住的世界。 但在商业结构里，他们大多只是演员。 拿片酬，完成角色。 电影之后几十年持续产生的品牌价值，最终仍然归属于“周星驰电影”。 周星驰保留了最大的长期价值， 其他人拿走的是一次性收入。 这当然符合很多电影项目的商业规则。 但当一个创作者长期把所有合作都处理成一次性交易，最后得到的也只能是一批又一批一次性合作的人。 2008—2015：退出主演以后，他开始直接与资本争钱 《长江7号》于2008年上映，这是周星驰最后一部主演的电影。此后，他逐渐退到幕后。 2013年，《西游降魔篇》上映，票房12.46亿元，成为年度华语片冠军。 电影成功以后，周星驰旗下崴盈投资依据一份“票房超过5亿元后阶梯分红”的补充协议，向华谊追讨8610万元。 周星驰方面认为，王中磊曾经答应，电影票房达到相应规模后，给予额外收益。 华谊则认为，相关协议没有正式签署，也没有经过上市公司的有效决策程序，因此不能生效。 双方最终进入诉讼。 2014年至2015年，两审结果，周星驰方面均败诉。 这件事的重点，不只是8610万元到底该不该给。 而是《西游降魔篇》已经取得了空前成功。 正常情况下，一次成功合作，应该成为下一次合作的基础。 到了周星驰这里，却再次变成分钱时的决裂。 华谊承担了投资和发行风险，电影大卖以后，周星驰认为，原来的收益还不够。 因为票房超过预期，自己的价值也应该重新计算。 问题在于，资本的逻辑是： 亏损时，按照合同承担。 盈利时，也按照合同分配。 不能电影亏了，投资人认账。 电影赚了，核心创作者又要求重新谈价。 周星驰的逻辑则是： 合同签署时，没人知道电影会这么成功。 既然成功主要来自我的创作和品牌，原来的分配方式就低估了我的价值。 两套逻辑，都能自圆其说。 但对于合作关系而言，结果只有一个： 项目越成功，双方越容易翻脸。 后来，周星驰与徐克合作《西游伏妖篇》，阿里影业等公司参与投资。 电影票房达到16.5亿元，但口碑平平。 周星驰与阿里影业也没有由此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资本换了一家又一家，矛盾却总是相似。 因为周星驰需要的，不是普通投资人。 他需要的是愿意出钱，却不干涉创作；承担风险，却不过多分享收益；项目出现问题时负责兜底，项目成功以后又接受周星驰拿走最大价值的人。 （凯子？？？） 2016：《美人鱼》赚到顶峰，他又想把下一轮利益留给自己 2016年，《美人鱼》上映 影片获得18亿元保底发行，最终票房达到33.9亿元。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突破30亿元的电影。 纪录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战狼2》。 《美人鱼》的成功，再次证明周星驰的名字拥有巨大的市场价值。 也再次放大了他与合作方之间最根本的矛盾。 资本认为，自己承担了保底、投资、宣传、发行和市场风险，因此应该分享项目成功。 周星驰则会认为： 电影能卖到33.9亿元，归根结底，是因为观众相信周星驰。 光线等合作方在第一部中参与投资和发行。 到了《美人鱼2》，原来的合作结构没有延续。 第一部成功以后，周星驰认为合作方分走的利益太多。 于是第二部不再按照原来的结构合作，而是重新组织资金和制作，希望把更多版权、控制权和收益留在自己的体系中。 第一部风险最大时，大家一起承担。 等IP已经被验证，续集理论上更容易赚钱，原来的合作方却被换掉。 从周星驰的角度，他是在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价值。 从合作方的角度，这等于陪他走过最危险的一程，等到真正可以稳定赚钱时，却被踢出了牌桌。 同期，新文化传媒以13.26亿元，收购周星驰旗下PDAL公司51%的股权。 周星驰签下对赌协议： 数年内，公司净利润合计超过10亿元。 如果没有完成，他需要自掏腰包补足。 周星驰拿到了巨额资金，也把未来作品变成了必须完成的业绩。 对赌从资金，变成枷锁。 《西游伏妖篇》票房16.5亿元，口碑一般。 《新喜剧之王》于2019年上映，票房6.24亿元，被不少观众视为赶工交差。 业绩仍然没有达到预期。 过去，周星驰总想把更多利益留给自己。 到了对赌阶段，他终于拿到了更完整的资本收益。 代价是，资本也用最直接的方式，把利润指标压在了他身上。 《美人鱼2》：想把更多东西抓在自己手里，最后所有人的钱都被困住了 《美人鱼2》于2018年3月在深圳低调开机。 此后，项目陷入漫长的后期。 初始成本据称约4亿元，因为多次补拍、特效重制和利息累积，据称总成本已经超过7亿元。回本线也被推高到24亿元左右。 投资人刘央曾公开抱怨，自己投入巨大，项目多年没有上映，资金长期被压，直言被“拖惨了”。 片中两名男艺人先后成为劣迹艺人，相关戏份需要删除、替换。还传出过AI换脸、重新配音等处理方式。 2021年，影片在深圳进行大规模补拍。 2022年，又因疫情等原因重拍部分场景。 此后，补拍和后期调整反复传出。 豆瓣页面上的上映日期，一度写到“2028，未定”。 这部电影最讽刺的地方在于： 周星驰一直希望减少别人对项目的分配，增加自己对投资、版权、制作和收益的控制。 但当原来的合作结构被拆掉，更多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后，他并没有证明，自己能够稳定地管理一部如此庞大的商业项目。 项目规模越大，越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审美和意志运行。 周星驰想少分一点给别人。 最后却可能让所有人都分不到。 这就是“吃独食”走到极端后的结果： 不是一个人赚得更多。 而是一桌饭放到发霉，谁也吃不上。 前女友于文凤：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在法庭上算账 于文凤曾经是周星驰交往时间最长的女友之一，也长期参与他的投资和资产管理。 两人分手多年以后，于文凤起诉周星驰，追讨约7000万港币的投资分红。 于文凤方面认为，双方曾经存在收益分配约定。 周星驰方面则认为，相关承诺并不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义务。 2021年，法院判周星驰胜诉。法律上，周星驰赢了。 但这件事仍然延续了他人生中最熟悉的结局： 关系开始时，双方谈感情、信任和共同利益。 关系结束时，双方拿出合同、承诺和分账比例，在法庭上计算每一分钱。 朋友如此。投资人如此。合作公司如此。 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是如此。 短剧与旧IP：团队散了以后，只剩“周星驰”这个名字还能反复变现 《新喜剧之王》以后，周星驰多年没有正式上映新的导演长片。他开始进入短剧领域。 《金猪玉叶》《大话大话西游》等项目，都把“周星驰”放在宣传的中心。 由周星驰发起， 周星驰监制， 周星驰把关， 周星驰作品。 但周星驰本人不出演。 过去那些编剧、导演、配角和创作班底，也基本不在。 剩下的是一批新人，按照所谓“周星驰式喜剧”进行表演。 结果并不理想。 因为周星驰电影最不可复制的部分，从来不是几个桥段，也不是几句台词。而是周星驰本人，加上一整套长期磨合出来的创作共同体。 现在，他保留了“周星驰”这个最值钱的品牌。 却失去了共同创造这个品牌的人。 于是，他只能继续使用过去的IP。 《大话西游》 《喜剧之王》 《少林足球》 这些作品的价值，被一遍又一遍重新调用。 当年共同创作的人散了。 作品留下的长期品牌价值，却被集中到周星驰一个人的名字下面。 2026年7月11日：《功夫女足》，又一次把旧情怀端上桌 2026年7月11日，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 这是他时隔七年推出的新导演电影。 也是《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后的精神续作。 周星驰本人没有正面出镜，只在片尾彩蛋中留下一个背影。 影片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并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映日场次纪录。 还是足球，还是功夫，还是小人物，还是逆袭， 还是在调用《少林足球》的记忆。 但当年真正共同创造《少林足球》的人，已经不在了。 林小明不在。吴孟达不在。 原来的演员、编剧、武术团队和香港电影工业环境，也不在。 周星驰保留了最核心的IP。 也保留了最终的控制权。 但IP并不是一个人的回忆。 《少林足球》之所以成为《少林足球》，不只是因为周星驰。 周星驰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最不可替代的人。 这当然没错。 但他进一步认为，既然自己不可替代，其他人的贡献就可以被低估，可以被压价，可以被替换，可以在成功以后少分一点。 这才是他几十年合作关系不断断裂的根源。 从喜剧之王，到孤岛之王， 周星驰不是被某一个人封杀。 也没有一份真正存在的“全行业封杀令”。 周星驰始终认为，成功主要属于自己。 只有周星驰的名字、创意和判断，才是项目真正的价值。 他总觉得别人拿多了 投资人拿多了， 公司拿多了， 编剧拿多了， 演员拿多了， 经纪关系里的艺人，也拿多了。 只要项目成功，他就想把更多版权、更多利润、更多控制权，重新收回自己手里。 开始的时候，这种做法让他摆脱了低价合约。 后来，让他摆脱了电影公司。 再后来，让他摆脱了投资方、导演、编剧和老演员。 他越来越自由， 也越来越孤立。 他拿回了版权， 拿回了公司， 拿回了创作权， 拿回了最终剪辑和项目主导权。 也一次次试图拿回更多分账。 最后，他终于成为整套系统里最不可替代的人， 但代价是，那套系统本身已经没有了。 情怀当然还可以卖出第一张票。 “周星驰”三个字，也仍然足以让无数观众走进电影院。 只是电影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就能完成的东西。 PS: 周星驰真的充分说明了人性的复杂，以及人类样本的多样性。

我确实喜欢的都是短发的，可能我高中初恋很像桂纶镁所以谈的几乎都是短发的，我刚认识啵啵的时候 22 年在 Nothing 东京的活动（图1的六本木夜店）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去夜店，我和她认识上是因为她的裙子很好看，后来我才知道这身衣服是她自己做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四年就这么一眨眼的工夫。 在寻找和我一样的人的旅途里，啵啵可能是与我感情观念最像的，也曾因为想要保持 OR 之类的原因和她的 ex 闹过矛盾，因此我们的关系总是能比其他亲密关系有很多值得探索和讨论的地方，也许有一天我能找到和我一样的人，也许永远也找不到，但我总能在伴侣身上学习到新东西，经历以往从未得到过的情感体验，这就很好了，我抵抗过命运，承受过长久的孤独，我也曾随波逐流，毫无意义的度过每一天，生命是这样，它有乐趣，有痛苦，更多的是漫长的无聊与沉闷，在亢奋与虚无间挣扎，我想，最终我们所有人都会走上寻求爱的道路，只不过，有人在肌肤的摩挲间寻求爱，有人于承诺的话语中寻求爱，有人在万物之中寻求爱，而我在流动的爱河中漂流仰泳，河流时而湍急时而舒缓，时而汇入大江，河流将我送往何处，我无处可寻，我等待着答案，直到答案也归于沉寂。

推荐下，这期 JL Collins × Steven Bartlett《The Diary of a CEO》 的完整播客采访。 很有哲理的财富观，推荐每个人看完结合自己的条件再规划下属于自己的路径： 1️⃣为什么要避免债务。 2️⃣支出低于收入成为习惯有多必要。 3️⃣投资剩余的钱，是未来的底气。 4️⃣学会先获得购买权，再消费。 他在36分钟的时候也谈到了对比特币的态度！ 正片2小时15分钟，链接放在最后， 也可以选择看看我下面有 GPT 的整理版和我的注解，不想听我啰嗦的可以直接去看正片。 JL Collins 就是《The Simple Path to Wealth》的作者， 先说我认为这期采访真正的核心：钱最重要的功能，不是让你买更多东西，而是让你越来越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 也就是说，财富的终点不是消费能力，而是选择权。 这也是整期两个多小时反复回到的主线。 下面是 AI 按采访顺序的梳理： 00:00–03:27｜为什么写《The Simple Path to Wealth》 JL 最初根本没准备写一本畅销书，而是在博客上给女儿 Jessica 留下一套关于钱的知识。 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把钱的问题处理好，人生会容易非常多。不是因为钱本身能带来幸福，而是有资源的人拥有更多选择，没有资源的人很多时候连选择的资格都没有。 因此他写作的目标从来不是教女儿如何暴富，而是教她：如何避免因为钱而失去人生的自主权。 03:27–05:10｜绝大多数人对钱最大的误解 普通人的第一反应是： 有钱了可以买什么？ 房子、车、旅行、奢侈品…… JL 认为这是文化灌输给我们的默认思维。 钱当然可以消费，但还有第二个用途： 钱可以替你工作。 你工作→赚到钱→把其中一部分变成资产→资产继续产生钱。 于是慢慢发生一个巨大变化： 一开始，是你用时间换钱； 后来，是钱替你换时间。 所以他建议把“我能用这笔钱买什么”改成： “这笔钱将来能替我赚多少钱、买回多少自由？” 05:10–06:15｜什么叫财务自由 只要你必须每天出售自己的时间、劳动和注意力才能活着，你就仍然依赖某一个愿意付钱给你的人或组织。 老板、客户、公司、平台…… 所以财务自由不是“我有很多钱”。 而是： 工作开始变成可选项。 你可以工作，但不是“不工作就活不下去”。 这个区别非常大。 06:15–13:11｜为什么很多成功人士都有创伤 Steven 谈到自己的经历：年轻时冒险、辍学创业、拼命证明自己，很大程度来自内心的不安全感和创伤。 JL 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很多极度成功的人背后都有某种“我要证明自己”的东西。 创伤、不被认可、自卑、家庭问题…… 它可能成为非常强的驱动力。 但反过来，他也认识一些人，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只想过舒服、自由、平静的人生。这些人反而往往成长环境更加稳定。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 巨大的野心究竟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没有被治愈的伤口？ 采访没有给确定答案，但 Steven 明确提到，他认识的一些超级富豪并不快乐。 其中一个重要寓言：和尚与大臣 JL 的书开头有个故事。 两个童年好友，一个后来成为国王身边的大臣，一个成为清贫和尚。 大臣看和尚每天粗茶淡饭，就说： 你如果学会讨好国王，就不用吃这种苦了。 和尚回答： 你如果学会满足于粗茶淡饭，也就不用讨好国王了。 JL 说自己一直更接近和尚。 这其实是他全部财富哲学最简洁的表达： 降低欲望，也是一种提高自由度的方法。 当一个人的“必须拥有”越来越少，他需要讨好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13:11–14:22｜钱与幸福的关系 JL 并不认同“钱能让你幸福”。 他的观点更细： 钱不一定增加幸福，但缺钱可以制造大量痛苦。 催债信、房租、账单、医疗费用、失业风险…… 这些东西会长期占据人的心理空间。 所以财富最先改善的，往往并不是快乐，而是： 减少焦虑。 而且金钱有放大效应。 一个本来就不快乐的人， 变成富豪以后仍然可能不快乐； 一个本身就很满足的人， 有钱以后会获得更多选择。 Steven 也谈到自己以前觉得 Range Rover、 豪宅会带来巨大幸福， 后来真正拥有以后， 发现心理冲击远没有想象中大。 JL 因此强调： 享受财富， 但不要要求财富负责治愈你。 14:22–15:59｜什么才是真正的 F.U. Money 一般人把 FU Money 理解为： 钱多到永远不用工作。 JL 说那其实叫 Financial Independence。 他定义的 FU Money 反而是： 走向财务自由途中已经积累起来的那部分钱。 哪怕你只有足够活六个月的钱， 它都已经开始改变你的行为。 老板羞辱你，你可以离职； 行业不好，你可以休息半年； 想去欧洲旅行，你可以辞职； 想换城市，你不用害怕三个月没收入。 所以财富不是到了终点才有用。 每增加一笔储蓄，你的自由其实已经增加了一点。 15:59–25:32｜采访最有争议的观点：年轻人未必应该买房 JL 不是反房地产。 他自己一生也买过很多房。 但他说： 房子应该首先看作一种生活消费，而不是自动等于一项好投资。 买房最大的问题不只是首付和房贷。 还有装修、家具、维修、房产税、保险、屋顶、花园、设备等等。 所以“我的月供和房租差不多”这个比较经常是错误的。 房租 2500 美元，你大致知道成本； 房贷 2500 美元，可能突然再来一个 2 万美元屋顶。 而且人买房时经常出现一个行为偏差： 银行说你最多可以贷 100 万，你就真的去买一个接近自己极限承受能力的房子。 于是房子开始绑架现金流。 买房真正被忽略的是机会成本和流动性 JL 和 Steven 都特别重视这一点。 20 多岁、30 多岁的时候，人的最大财富可能不是现有资产，而是： 未来几十年的机会。 工作突然要求你去纽约； 创业机会在旧金山； 你想去葡萄牙； 换行业； 认识了另一半； 都需要移动。 租房的人可以很容易离开。 房主却要卖房、承担交易成本，或者突然变成一个根本不想当的房东。 所以 JL 的结论不是： “永远不要买房。” 而是： 年轻且正在快速发展事业时， 不要低估流动性的价值。 等你已经非常有钱， 而且某套房确实提升生活质量，再去买。 那时候你是在强势位置购买， 而不是被房贷绑架。 25:32｜整本书浓缩成三句话 JL 的财富路径非常简单： 避免债务。 支出低于收入。 投资剩余的钱。 基本上整场采访后面的一个多小时， 都在解释这三件事。 26:49–36:03｜债务为什么如此危险 个人消费债务在他眼里几乎是财务自由的反面。 尤其：信用卡债务、消费贷、豪车贷款。 因为你不仅在为过去的消费付款， 还把未来的现金流提前抵押掉了。 他把债务形容成游泳运动员腰上绑着铅块。 不是绝对游不到终点，但难度大得多。 他的还债方法也很明确： 把所有债务列出来； 其他债务付最低还款； 集中现金优先消灭利率最高的债务； 然后第二高、第三高…… 这是数学上效率最高的一种方法。 “必须拥有”的暴政 JL 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概念： Tyranny of the Must-Haves。 “我必须住这个区。” “孩子必须读这所学校。” “必须有两辆好车。” “必须每年出国。” “必须住大房子。” 每增加一个“必须”，自由就少一点。 他自己年轻时直接存收入的 50%。 但他说自己从没觉得这是“牺牲”。 他的心理账户是： 我不是少花掉了 50%。 我把那 50% 花在了购买自由上。 这一点我觉得是整期非常高级的一个重新定义。 消费其实经常是在购买自尊 Steven 讲了自己年轻时候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 发薪以后立刻买大电视、PlayStation， 因为这些东西能让自己短暂感觉： “我成功了。” 过几天发现没钱，又把东西卖掉。 下一次发工资继续循环。 JL 提醒： 很多炫耀性消费，本质并不是需要那个东西， 而是希望别人通过那个东西认可自己。 他举 Ferrari 的例子： 你开 Ferrari 时以为别人想： “这个人真厉害。” 实际上别人很可能想的是： “如果我开这辆 Ferrari，我一定很帅。” 人家压根没那么关心你。 36:03–38:43｜他为什么不投资 Bitcoin 这里应该也是你比较关心的一段。 JL 明确表示： 他不反对 Bitcoin 存在，但自己不投资。 原因不是他说 Bitcoin 一定归零， 而是他认为 Bitcoin 对他来说属于 speculation， 而不是 investment。 他的投资标准是： 背后最好有一个持续产生经济价值的“发动机”。 企业销售产品、产生利润、现金流增长。 而 Bitcoin 在他的框架里没有这套现金流， 所以他无法估值。 Steven 反驳： 如果 Bitcoin 过去十五年的成功如此巨大， 本身是不是已经证明市场存在真实需求？ JL 承认： 完全可能。 Cathie Wood 等人的长期判断也完全可能最终是对的。 但他说他无法判断未来十年，所以选择不参与。 因此他的立场其实没有标题那么绝对。 不是： “Bitcoin 是骗局。” 而是： “Bitcoin 超出了我的投资框架，所以我把它归类成投机。” 38:43–46:37｜应该还房贷还是投资 答案取决于房贷利率。 因为提前还贷相当于获得一个确定性收益： 如果你的房贷利率是 7%，提前还款大致相当于获得一笔确定性的 7% 成本节省。 房贷利率极低时，投资机会成本更重要； 房贷利率非常高时，提前还款吸引力更高。 他随后解释了利率、房贷本金、利息以及为什么前期月供中利息占比较大。 他也说，不要试图精准预测“什么时候利率最低然后买房”。 因为利率同样很难预测。 最终还是回到： 现在是否买得起，这个房子是否真正改善你的生活。 46:37–55:13｜AI 时代，现在买股票安全吗？ JL 给出的答案很经典： 短期永远不安全，长期反而非常安全。 股票最大的特征不是“危险”，而是： 波动。 如果三年后要买房的钱、明年孩子读书的钱放进股市，很危险。 因为明年完全可能跌 30%、40%。 但如果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钱， 股票是人类历史上极强大的长期财富生产工具之一。 核心条件只有一个： 大跌的时候不能因为恐惧卖掉。 否则再好的资产都救不了你。 所以真正最大的投资风险，有时候不是资产： 而是投资者自己。 男人为什么投资经常不如女人 这里他们谈到一个有意思的行为： tinkering——手痒。 觉得： 这个配置再优化一下； 换个 ETF； 追一下热点； 择个时； 卖了再买回来…… JL 发现很多男性尤其喜欢这样做。 Steven 引用了一些男女投资行为的数据，核心结论是： 男性更倾向承担风险、频繁交易和择时； 女性往往交易更少、更长期持有。 所以即使男性经常“感觉自己更懂投资”，最终反而可能因为过度操作拖累回报。 JL 开玩笑说： 看来自己有非常强的“女性一面”。 他的核心仍然是： 少做事。 55:13–1:02:38｜复利真正发生时是什么样 采访展示了一张长期复利曲线。 早期非常无聊。 本金不断增加，资产增长并没有明显脱离投入的钱。 然后几十年后突然： 曲线翘起来。 JL 说他见过很多已经财务独立的人，反而问他： “我真的财务自由了吗？” 不是他们不会算数学。 而是复利增长到后期会快得令人产生不真实感。 他随后解释 4% guideline： 如果一年生活费 10 万美元， 大约需要： 10 万 × 25 = 250 万美元投资资产。 250 万 × 4%=10 万。 所以可以粗略用： 年度支出 × 25 作为财务独立目标值。 但他刻意不用“4% Rule”，而更喜欢叫 guideline，因为现实情况会变化。The Singju Post 复利最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态： “所有东西都免费了” 意思不是东西真的不要钱。 而是： 当投资资产每年产生的钱已经高于你的全部消费时， 新消费不再需要靠劳动补回来。 年轻时你舍不得买的东西，后来反而可以轻松买。 这也解释了他的财富哲学： 不是永远节俭。 而是： 先获得购买权，再消费。 而不是提前几十年透支未来购买权。 1:02:38–1:12:54｜“我年轻时不享受，老了有钱有什么意义？” Steven 提出年轻人非常自然的反驳： 20 岁不去旅行、不喝酒、不玩、不买东西，一直省钱，等到 70 岁一身钱，有什么意义？ JL 的回答不是让人苦行。 他首先反对： “享受人生=花很多钱。” 更有意思的是，他说 75 岁以后其实钱非常有用。 因为年纪越大，舒适、安全、医疗、便利的价值越高。 但他年轻的时候也并不是为了“75岁的自己”投资。 他 25 岁攒了约 5000 美元，就敢辞职去欧洲背包旅行。 所以： 储蓄不是只帮助未来的你， 它马上就在帮助今天的你。 5000 美元可能还不能退休， 但已经足够让一个年轻人敢辞掉不喜欢的工作。 他为什么主张储蓄率 50% 第一份正式工作年薪约 1 万美元，他直接存 5000。 他认为 50% 是一个非常强的 benchmark。 在市场正常的情况下， 坚持高储蓄率 + 投资， 大概十几年就可能走向财务独立。 当然这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必须 50%。 他的意思是： 不要先问： “50% 怎么可能？” 应该先问： 财务自由对我到底值多少钱？ 有人选择星巴克、好房子、名车； 有人选择早点自由。 没有道德上的对错，是优先级不同。 1:07:08｜给孩子最大的投资礼物其实是时间 他特别建议，如果孩子已经有合法劳动收入， 可以尽早利用 Roth IRA 等美国税优账户投资。 原因不是那几千美元有多重要。 而是孩子拥有： 50 年、60 年甚至更长的复利时间。 他说财富积累最强大的变量之一就是： Time。 越早开始，后来需要付出的本金越少。 1:12:54–1:20:04｜税优账户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详细讲了美国的： 401(k)、403(b)、IRA、Roth IRA。 传统退休账户的本质通常不是“不交税”， 而是：延迟交税。 现在收入高时把钱放进去； 投资增长； 退休以后收入降低，税率可能下降； 再把钱取出来。 同时雇主的 401(k) match 基本属于： 应该优先拿的“免费钱”。 他也提醒： tax deferred ≠ tax free。 JL 自己反而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 退休后因为写书、事业成功，税率甚至比以前高， 因此传统税延策略对他没有达到典型效果。 1:20:04–1:27:39｜他到底买什么资产 答案极其无聊： 低成本、广泛分散的指数基金。 他的代表选择就是 Vanguard： VTSAX——美国 Total Stock Market Index Fund。 大约覆盖数千家美国上市公司。 为什么？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未来哪个公司会赢。 但指数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机制： 赢家越来越大，自然在指数中的权重越来越高； 输家不断萎缩，最终被淘汰； 新的赢家自动进来。 JL 给它起了一个词： self-cleansing——自我清洁。 Sears 曾经像今天 Amazon+Walmart 一样强大。 后来 Sears 消失了。 但指数投资者不需要提前预测 Sears 会死， 也不需要提前猜 Amazon 会赢。 市场替你完成替换。The Singju Post 为什么他不直接买 Nasdaq 100？ Steven 提出： AI、机器人、自动驾驶都属于科技， 过去十年 Nasdaq 又表现极好， 那为什么不直接重仓科技？ JL 承认： 这个逻辑完全合理。 甚至过去十年确实会赚得更多。 问题只有一个： 你仍然是在预测未来。 今天科技领先， 不代表未来四十年始终由科技这个分类领先。 所以 JL 说： 我买整个市场。 科技继续赢——我已经持有科技巨头； 科技输了——新的赢家同样会自动进入我的组合。 所以他放弃一部分极致收益潜力，换来： 不需要预测未来。 1:27:39｜全片最好的投资比喻：啤酒与泡沫 JL 现场倒了一杯啤酒。 杯子里两部分： Beer = 企业真正创造的经济价值。 收入、利润、现金流、业务。 Foam = 市场情绪。 恐惧、贪婪、AI 故事、想象力、炒作、估值。 股价=Beer + Foam。 问题在于现实股票不像透明酒杯，我们很难知道到底多少是啤酒，多少是泡沫。 他拿 Tesla 举例： Tesla 当前估值中包含大量对机器人、自动驾驶等未来业务的预期。 如果未来这些业务真的实现： 泡沫会慢慢变成啤酒。 如果没有实现： 泡沫就可能消失。 巴菲特为什么那么厉害 用 JL 的啤酒逻辑： Benjamin Graham 早期寻找的是： 价值 1 美元的“啤酒”，市场只卖 0.7 美元。 巴菲特后来逐渐升级成： 与其极低价买垃圾，不如合理价格买极好的企业。 优秀企业： 品牌强； 竞争壁垒高； 盈利能力强； 管理优秀。 最难的地方不是分析。 而是： 拥有足够的耐心什么都不做。 所以他们谈到 Munger / Buffett 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原则： 不要妨碍复利自己工作。 1:33:40–1:36:06｜市场暴跌怎么办 答案： 不要卖。 2020 年疫情就是案例。 市场暴跌，恐慌蔓延。 但企业和经济最终恢复。 如果你因为新闻而清仓，可能在最低点附近离开； 随后又因为上涨产生 FOMO，在高位重新买回。 所以 JL 的方法很简单： 长期资金继续持有； 如果仍在积累期，甚至可以继续买。 真正危险的是： 把正常波动理解成世界末日。 短线交易和投资完全是两种东西 用“Beer/Foam”理论： 买企业未来几十年的盈利能力，是 investment。 试图预测明天、下周、下个月市场情绪产生的 Foam，是 trading/speculation。 后者在 JL 看来非常接近赌博。 他们也吐槽各种“教你稳定交易赚钱”的课程： 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可以持续提款的秘密策略， 为什么最赚钱的业务会变成卖课？ 这不是说所有金融教育都是骗局，而是在提醒： 对“快速、稳定、高收益的交易秘诀”高度警惕。 1:39:26｜需不需要财务顾问 JL 对财务顾问整体比较怀疑。 他的一个有意思的判断是： 当你已经懂得足够多，能够识别一个优秀财务顾问的时候，你可能也已经懂得足够多，可以自己投资。 尤其要注意利益冲突。 比如顾问按照 AUM 收 1% 管理费。 你有 100 万美元交给他； 突然想拿 50 万提前还房贷。 如果他说“还”，自己的管理费收入立刻减少一半。 不代表他一定会骗你。 但： 激励结构已经产生冲突。 所以永远要知道： “给我建议的人，是怎么赚钱的？” 1:42:13｜JL Collins 自己到底怎么配置 他当时透露大致： 80% VTSAX 美国全市场股票 15% Total Bond Market 债券 5% Money Market / 现金类资产 另外有两处自住房性质的小房地产， 但在净资产中比例很低。 他已经 75 岁，这个股票比例其实非常激进。 他自己也明确说： 不一定适合其他同龄人。 债券的作用主要不是赚钱，而是降低波动。 他把“风险”重新定义： 股票短期风险大，因为波动； 但长期能对抗通胀。 债券短期稳定； 但长期可能输给通胀。 因此： 安全与否必须带上时间维度。 1:45:23｜Steven 现场问 ChatGPT：普通人如何财务自由 ChatGPT 给出的答案大意和 JL 几乎一样： 控制支出； 购买低成本广泛指数； 长期持有； 让复利工作。 JL 开玩笑： ChatGPT 应该是把他的书拿去训练了。 随后 Steven 又问： 怎样提高收入？ JL 的答案： 提高技能。 ChatGPT 的答案也类似： 学习市场需求高的技能。 1:46:26–1:49:33｜AI 时代应该学什么 Steven 讲自己年轻时候学 Social Media。 创业虽然失败，但因此站在了一个新行业浪潮最前面。 后来企业疯狂需要懂社交媒体的人， 于是那个失败经历反而变成极高价值的人力资本。 JL 由此讲： Failure 是成长的一部分。 甚至创业世界里， 有些投资人更喜欢经历过失败的创始人。 Steven 给未来孩子的建议很有意思： 如果不知道学什么， 去一个处于技术浪潮最前沿的 startup 工作。 哪怕它最后倒闭。 因为你会离创始人很近； 离问题很近； 离失败很近； 离新产业真正发生的地方也很近。 这可能比一个安稳的大公司职位学得更多。 1:49:33以后｜收入低不等于不能财务自由 JL 举了两个极端例子。 一个朋友一辈子收入可能没超过 4 万美元， 却最终财务独立。 另一个金融行业朋友： 90 年代奖金就有 80 万美元； 年收入大约百万美元； 结果仍然接近月光。 为什么？ 豪宅、车、孩子学校、社交圈…… JL 甚至认为： 高收入有时候反而是财务自由的障碍。 因为高收入会自动把你推入另一个消费比较体系。 普通人比较车。 富人比较房子。 更富的人比较游艇。 游戏没有终点。 收入越来越高， Lifestyle Creep 也越来越大。 所以： 决定财务独立的不是绝对收入， 而是收入与欲望之间的差值。 随后谈到了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财富杀手：离婚 Steven 讲了一个， 身价可能数亿美元的朋友正在经历长期离婚诉讼。 律师费、资产估值争议、 强迫出售长期持有的股票、税务损失、精神压力…… JL 的结论是： 选人生伴侣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财务决定。 当然 Steven 也补充非常重要的另一面： 如果另一方为了家庭和孩子牺牲职业， 财富本身可能也是夫妻双方共同创造的。 所以他们并不是简单讨论“如何避免分钱”。 真正谈的是： 婚姻是你人生最大的经济合伙关系之一。 Prenup：其实每个人都有婚前协议 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即使你“不签 Prenup”， 你也并不是没有 Prenup。 你只是选择： 使用政府默认替你制定的 Prenup。 所以问题不是： “要不要规定离婚后怎么处理？” 而是： 你们两个人提前共同决定； 还是几十年以后让法律制度替你决定。 他们认为对于资产复杂的人， 提前认真讨论反而更加成熟。 JL 结婚 44 年最大的经验 Steven 问他： 怎么选对伴侣？ JL 本来一直说自己运气很好， 因为结婚前根本没认真谈过钱。 后来有一次当着妻子的面讲这个故事， 妻子直接纠正他： 两个人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JL 就已经跟她讨论储蓄率，甚至说： “你应该存下收入的 50%。” JL 才意识到： 原来财务观早就被自己自然表达出来了。 两个人长期婚姻稳定的一部分原因，就是： 在金钱价值观上高度一致。 1:59:53｜75 岁以后，他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这是整期采访后面突然非常深的一段。 JL 首先说： 他不太喜欢“如果当时……”这种思维。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另一条路是不是真的更好。 创业失败可能导致后来成功； 一次看似错误的选择可能塑造后面的你。 所以从人生路径角度： 他没有特别大的遗憾。 但有两个关于父亲的私人遗憾。 第一个遗憾：童年拒绝父亲的礼物 小时候父亲非常喜欢动手做东西。 有一次给他买了一个电动锯作为礼物。 JL 完全不喜欢，表现得非常失望。 他看到父亲脸上的受伤。 七十年过去，他仍然记得。 他说： 自己当时只是孩子， 也不应该过度责怪那个年纪的自己。 但这件事教会了他： 有时候礼物的价值不在礼物，而在送礼人的心。 第二个，也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 父亲去世前的最后一次谈话 JL 24 岁时，父亲因为肺气肿住院。 去世前一天，父亲坐在病床边告诉他： 自己今晚可能要死了。 年轻的 JL 本能回答： 不会的，你会好的，别这样想。 结果父亲那天晚上真的去世了。 五十年以后，JL 才完全理解那个场景： 父亲根本不是需要一句：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是一个已经知道自己即将死亡的人， 想和自己的儿子谈谈死亡。 JL 最大的遗憾是： 自己当时没有成熟到意识到这个邀请。 不是选错答案。 而是： 根本不知道那里存在一道选择题。 说到这里他明显非常动情。 最后谈到死亡 JL 说自己大概率认为： 死亡之后什么都没有。 但他同时对死亡非常好奇。 他并不急着死， 身体和精神状态允许的话仍然很喜欢活着。 只是到了 75 岁，他会好奇： 如果自己错了呢？ 如果真的存在另一边呢？ 最后的问题：人生到底什么最重要？ JL 给出了一个很反鸡汤的答案： 从宇宙尺度上看，什么都不重要。 人类在宇宙时间尺度里只是极短的一瞬。 一个人的生命更短。 所以他不相信宇宙赋予每个人某种宏大使命。 但是，他认为这反而是一件解放人的事情。 因为：既然没有必须完成的宇宙任务， 那就：好好生活；善待别人；尽可能享受这趟旅程； 利用你拥有的自主权，把唯一这一生过好。 他说的不是： “人生没有意义，所以什么都不用做。” 恰恰相反： 正因为没有第二次， 所以更应该把这一次过好。 所以我很喜欢他这段发言。 最后 Steven 播放了一首关于“God on the Train”的诗，主题也与 JL 的观点呼应： 不要为了某个遥远的天堂忽略眼前这一生，善良、不伤害别人、认真活着，本身可能已经足够。 我看完整期以后，认为最值得记住的是下面这一套递进关系：钱 → 资产 → 现金流 → 选择权 → 不被迫 → 自由。 很多人财富增长以后，走的是另一条路：钱 → 消费升级 → 固定成本升级 → 欲望升级 → 必须赚更多钱 → 更不自由。 两个人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净资产，最后得到的东西却完全相反。 这才是 JL Collins 这期采访真正想讲的东西。 而他那句“把收入的 50% 花在自由上”的思维尤其值得琢磨——储蓄不是没有消费，而是在消费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未来不必向任何人低头的权利。 视频链接：

设计师一年怎么赚1000万 我有一个设计师朋友，也算是国内有影响力的设计师。有一天，他问我：“设计师一年怎么赚1000万？”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脑子里冒出来的，反而是另一个问题：一家设计公司一年收入2000万，这2000万最后去哪儿了？ 你是不是觉得公司收入2000万，老板能赚1500万？或者，至少赚了一大半。 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公司最好的时候，一年收入两千多万人民币。在中国品牌设计行业，这已经算是比较不错的收入了。但真正分到合伙人手里的，更像是一份资深的专业人士的薪水收入，而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企业家级别的财富。 我也曾感兴趣于“钱去哪儿了”，于是，我认真地把公司的账看了又看。我突然发现，那两千万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过某个人。 当客户把设计费付进来以后，它马上就开始流向不同的地方：十几位同事一年的工资、社保和福利，税和各种费，办公室、软件、设备，以及完成项目所需要发生的一切成本。最后，公司还要留下足够的资金，继续支撑下一年的经营。 等到这一切结束以后，才会轮到合伙人。 后来我才明白，公司并不是一个钱袋子，而更像是一个资源分配系统。钱只是资源分配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家公司每天真正分配的，是判断、责任、工作量、机会，以及最后的利益。谁负责项目，谁做决定，谁承担风险，谁获得回报，这些其实都是经营的一部分。 经营公司十几年以后，我对钱的理解反而变简单了。公司收入并不是属于某个人的，它只是资源流动的开始。客户因为相信我们的专业，把设计费交给公司，公司再把这些资源分配给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收入只是一次价值交换的结果，而不是价值本身。 后来我又发现了另一件事情。靠设计创造价值，其实是有天花板的。 这个天花板不是市场决定的，而是由时间和精力决定的。 如果一年认真做十五个项目，我还能参与每一个方案，每一次讨论，每一个重要判断。如果一年做三十个、四十个项目，我还能顶得住吗？ 当然，我也可以继续扩大团队，把更多事情交给别人。收入当然会继续增长。但那个时候，我每天面对的更多是管理，而不是设计。 我喜欢的工作内容从来不是去管理人。我更喜欢坐下来认真理解一个品牌，喜欢和客户讨论一个概念、一句话、一种可能，喜欢反复推翻一个方案，直到找到那个真正成立的答案。 在早些年，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也很在意影响力。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越来越不在意别人是否“认识”我。因为，公众认识的，本来也不是真实的我。他们认识的是作品，是采访，是履历，是一个不断被传播、不断被简化的人。 生活里的我，他们本来也不可能真正理解。 所以今天，我更关心的已经不是别人怎么看我，而是自己还能不能继续理解这个世界，还能不能继续保持好奇心和敏感力。 这些年，我开始慢慢减少自己在每一件事情里的位置。这不是因为我想离开设计，想退休了。 恰恰相反，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 一家公司的成长，不应该只是规模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创造价值。 经营公司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的价值，不是永远站在所有事情的中心。而是，在 ta 离开以后，事情是否依然能够继续发生。 我喜欢一次又一次去证明，设计是有价值的。不通过演讲，不通过奖项，也不通过他人的评价。而是，一个品牌因为设计变得更好，一家企业因为设计获得成长。几年以后，客户还会告诉我：这个设计真的改变了我们。每次遇到这样的瞬间，我都会觉得，设计真正改变的，从来不只是一个品牌。 它改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理解彼此的方式。 企业开始理解消费者，消费者开始信任企业，不同背景的人因为共同的目标开始合作——而连接，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发生的。 我越来越相信，设计最大的价值，也许并不是创造一件作品，而是创造连接。 而我真正想做的，就是亲自去证明设计的价值，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去感受这个世界。

看完很感触。虽然我自己在感情上一踏糊涂，但还是有点微小的经验可以分享分享。希望拾一不要介意。 第一，尽量不要试图通过线上交流培养感情。做我们这一行，很容易忽略了线下交流的魅力所在。双方的第一次眼神接触，第一次交谈，交谈过程中双方的反应，人格魅力的互相释放，身体的气味，等等，都是两个人是否能走在一起最关键的因素。在交往前，荷尔蒙永远无法通过文字传递。 因此不应该在通讯录中找对象突然开始话题，这十分不明智，除非这个人本来就对你有兴趣。 不过，拾一找「学习委员」聊天并约出来见面吃饭，这是其实是很正确且勇敢的做法。但拾一认为「现在慢慢地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聊的了，再主动去约的话，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这仍然是一段非常不对等的关系，你主动付出是得不到什么回应的，不管是情绪价值还是别的什么」，这种想法我觉得有点过于伤害了自己。 不应该认为「主动付出是得不到什么回应的」，因为对方同意出来线下见面吃饭，已经是最好的回应。至于结果如何，是双方是否来电决定的，如果没有交往的可能，只是两个人不匹配，或是一方期望对方主动，而一方不够主动所导致的错位。并非拾一所认为的「关系不对等」，无需太过自责。 所以，尽可能多地制造线下社交的机会。这是效率最高的，且最锻炼一个人社交能力的方式。尝试用一些 Dating App, 或参加线下活动，或清吧，或剧本杀，或同好组，等等，人为地把自己放在公共场所。去了解，去沟通，去接触。 有人会说，Dating App 有认真谈恋爱的吗？我认为在这个阶段，首要追求的并不是情感的质量，而是把自己投入到情感当中。没有人能保证恋爱的质量，即使不是通过 Dating App 认识的对象。恋爱的目的永远是通过在恋爱或情感中，更加了解你自己。你对爱情的看法，你对对象的期望，你想和什么样的人过生活。 每一份爱情无论成功与否，只要你能从中得到成长，这份感情就是有价值的。我们在相爱的过程中学习爱的能力，我们通过爱情弥补过去情感教育的缺失。 拾一说，「一方面，我渴望拥有这样的关系；而另一方面，我更多的是担心自己能不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这种恐惧和矛盾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扪心自问一下，我向往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我相信，只要投入到一段关系中，拾一能对这些问题有更清楚的理解。因为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短视频上的恋爱，无论是充满浪漫甜蜜还是充满悲观，都是一千个人的一千种爱情，而不是自己的爱情。 第二，一定要自信。 拾一在咱圈子里如此牛逼，足够有自信的资本。或许有人认为，在别人面前谈论技术有多牛逼未免有点太尴尬。这是当然的。牛逼的技术能力并不是用来聊天的资本，自信是散发出来的，而能力是散发自信的基底，它处于自信的立足层，而在此之上的，是你通过技术，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样的事，想改变哪些你认为不合理的东西，这些构成了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而这些往往就是你的魅力所在。我相信拾一在这方面肯定有足够的自信。只是还没把它通过合适的方式散发出来而已。 当然，交流的技巧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如何使对方感受到被尊重，如何不把话题聊死，等等，不过这些都足够写成一本书了。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茫茫人海中，能找到互相喜欢的，甚至双方都愿意一起过下去的人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个人所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地学习、创造机会，让概率最大化。创业也是如此吧。 加油拾一。 最后推荐一本沈奕斐的书《什么样的爱值得勇敢一次》，希望有帮助。

来自Raditya Dika的40条人生课程，听完后让我沉默了。 1. 做个奇怪的人也没关系。 2. 别八卦别人！ 3. 我们对别人没那么重要。 4. 尽量极简生活！ 5. 工作分步做会轻松。 6. 一起工作会更轻松。 7. 记下来才有想法。 8. 向最优秀的人学习。 9. 向没经验的人学习。 10. 发呆是创意过程的一部分。 11. 主动创造时间才有时间。 12. 用钱买时间。 13. 别忘了玩乐！ 14. 新爱好是最容易找回快乐的方式。 15. 专注创造美好的回忆！ 16. 伤心、生气或沮丧时别做决定！ 17. 学会对'不'说'好'。 18. 学会勇敢说'不'。 19. 玩游戏是逃到另一个世界最简单的方式。 20. 被批评意味着有成长空间。 21. 每天至少步行30分钟。 22. 永远准时！ 23. 害怕通常来自无知。 24. 后悔比害怕更可怕。 25. 有不对劲就直说。 26.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 27. 知道自己不能做所有事。 28. 给自己买东西。 29. 学会耐心。 30. 声誉来自行动。 31. 停止和别人比较自己。 32. 读书是进入他人思想最好的方式。 33. 听感兴趣的播客。 34. 随时随地持续学习！ 35. 最好的投资是教育。 36. 讲故事是最有用的技能。 37. 不喜欢我们的人，有时不理解我们。 38. 好投资就是无趣的投资（金钱）。 39. 确保过程和目标一样有趣。 40. 充满爱地生活！ 原来成长不是关乎最成功，而是能接纳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