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ent_Hillz (@Dr_Looooo)

从一开始，英伟达 capex fraud 和 MMT 资本路线的结合，就有三大危险要素： 1. 人工智能的远大前景，完全不亚于或者更甚于铁路、dark fiber这样的革命，叙事可以拓展的边界极大。在新事物面前，人工智能市值到底多少是合适的，在商业路径没有走通之前，概念空间是一个狂野西部，任由资本猎手驰骋，而存量财富的守护者、社会养老金的守门人和他们不在一个平面上，因为对这个领域缺乏深入理解，对于叙事的掌控和主导权、通过会计技巧对指数盈利的操控和渗透，使得传统金融可观测指标如 PE 完全失效，对最复杂的金融结构、（美国）境内外、表内外结合的组合拳束手无策。 2. 和战前昭和日本的“满洲国大业”、“大东亚共荣“一样，在 1929 全球冲击波（对应新冠疫情）对原有世界格局的深刻影响下，在举国（当时的日本，今天的美日金融联合体）寻求「出路」的背景下，1929 大萧条促使日本走向对外扩张，政治与金融叙事强结合，「只许成功，不能出清」，反向绑定战前日本国家方向和今天的美日金融联合体命运。 3. 鸦片战争前的东印度公司的债务属性，与今天整个金融体系所盯着的 “earnings来源“结构上也很相似。东印度公司在属地的入不敷出，债务是被英国国家 backstop，使得软担保主体有很大的“债务属地化”的诱因，类似于今天的 tenant backstop， 即通过立法让软担保人抽离，让东印度公司债务属地化，全球债权人在风中凌乱。这个美国可以通过修改会计准则达到这个目的，类似于通过立法，规定东印度公司所有的欠款和利息支出，必须由“印度的领土收入”来偿还，而不是由英国本土财政负担。 表面上，“国家安全”的焦点是人工智能，但实际不是，真正影响国家安全的，是 1. 债务和 2. “出路”。 是鸦片战争之前，大英帝国通过东印度公司所承接的全球债务，是今天的美日联合体的两国债务。是明治维新后，大日本帝国官僚、军工联合体和财阀联合剥削中底层人民，被 1929 全球冲击波影响后带来的国内左翼和反建制势力的崛起和抬头，是全球“海军假日”结束后，日本前途灰暗时刻的抉择。 在今天，随着金融的深入绑定，与（美日金融联合体）国运绑定的深入，利益一致行动人反向挑拨，故意让事态向最坏发展，拒绝承认现实制约。人为打造“大而不倒”，实为人祸。 「开源人工智能的突围」，无异于釜底抽薪，类似于当年欧美列强对于大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超级工业体幻梦的当头一棒，类似于美国当年对日本的原油禁运、卡脖子，逼迫当时的大日本帝国进行「抉择」。 当时的大日本帝国不能停，因为一旦停下来，满洲国开发会变成坏账。全面侵华会变成无法解释的消耗。军部的合法性会崩塌。 财阀的利益链会断裂。那些被压下去的国内的反MMT 声音、底层贫困、士兵家庭的牺牲、殖民地的血债，都会一起涌上来。 所以，在被卡脖子的情况下，日本军部做出了最疯狂、也是最符合fraud 逻辑的決定：既然不能认亏，那就继续加杠杆；既然资源端被美国封锁，那就直接打美国；既然 fraud 已经 too big tofail，那就把整个国家押上赌桌。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正式引爆太平洋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