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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茅台原董事长丁雄军涉受贿罪、洗钱罪，数额特别巨大，被提起公诉 郭文贵先生2021年就爆料贵州茅台会出事，茅台背后是贾庆林 茅台出事，贵州、四川所有酒业都会出事 #新中国联邦# #郭文贵# #中国人不等于中共# #超限战# #脱钩#

谈一谈我这个美国人为什么反对王吉舟竞选列治文市议员 我反对的是：一个准备代表全体华裔走进市政厅的人，自己这几条都过不了关。 第一，列治文不是他的常住地。 他自己说过：加拿大公民、在当地住满30天就够资格，“我临时搬到列治文，30天你们也说不出啥来，再说我那还有房子。” 市议员不是油管主播跨城打卡。你要管别人的物业税、学校、治安、分区，自己却是为了参选才凑居住天数。房子在、人不在，这叫有资产，不叫扎根。 第二，英文口语过不了关。 市政厅辩论、质询职员、跟主流媒体和各族裔议员开会，不是中文直播间。他自己讲过“英语能力高度退化”，“全程讲中文”。列治文华裔多，不等于市议会是中文同乡会。一个当选后主要靠翻译和助理才能工作的人，进了议会就是给对手送弹药：看，华人推上来的代表连工作语言都不行。 第三，跟中共处得太顺。 微信、小红书照常更新，有知情人说他回国没有障碍。整天骂中共人，这两头通常一头死。他两头都活。再叠上广东省政协常委出身的刘伟宏给他站台——打过记者、法院文件写明中国公民、自称非加拿大税务居民、Hudson’s Bay接盘当众翻车的那种人。你要代表海外华人进议会，第一件事不该是跟这种人合影。 第四，个人修养极差。若他代表华裔，等于给排华递刀。 直播间脏话是他的人设，不是口误。市政厅不是油管。白人、南亚、主流媒体不会看“这人真性情”，只会截最脏的三十秒循环播：这就是华人议员。你自己口无遮拦可以，你代表几十万华裔纳税家庭不行，你的形象更是直接影响了北美的华裔。 第五，回国通道和墙内平台，本身就是答案。 被中共认真对付的人，微信小红书不会这么顺。他在墙内照样经营，在墙外骂街反共。这叫两头吃流量，不叫立场。解释清楚也可以，他选择装没听见。 第六，没融入加拿大政治文化，黑社会口吻写在X上。 视频里放话要崩环保局送罚单的人；X上写“选完了，我会报复他们。” 加拿大地方选举输了就回家，赢了按规则开会。公职候选人把反对者当成仇人、把执法当成要报复的对象，这不是草根，这是帮派话事人。市政厅要的是能坐下来谈预算的人，不是选完了来算账的人。 他的基础盘连着骂我好几天，口气和他本人一个模子。最近他在X上突然不脏了，但互联网有记忆。一个人被质疑了才临时收嘴，不是洗心革面，是竞选化妆。 我算不上什么大V，中文区流量还过得去。他要是聪明人，该高兴：把居住地、英语、回国是否无障碍、跟刘伟宏什么关系、那句“选完报复”当面对镜头说清楚，反而能借力打力。他从来没有正面答过我任何一条。 不回答，就是回答。 一个连质问都不敢接的人，不要说代表华人，连代表自己都勉强。

很多人特别喜欢说一句话：你别小看中共，体制内能人很多。尤其这几年就业不好，清北、名校博士都往体制里挤，所以他们觉得这反而会提高中共的治理能力。 这个说法听起来有道理，其实有两个很大的概念偷换。 第一，它把“个人能力”偷换成了“组织能力”。一个系统里有聪明人，不代表这个系统就聪明。中国古代科举不也是把全国最会考试、最会写文章的人吸进官僚体系吗？那是不是每个王朝治理水平都很高？显然不是。因为一个组织最后表现出来的能力，不是由里面某几个聪明人决定的，而是由这个组织的运行规则决定的：它鼓励不鼓励说真话？允许不允许纠错？失败以后是追责还是甩锅？下面的人敢不敢把真实情况往上报？ 第二，它把“学历”偷换成了“能力”。清北毕业不等于会治理，博士毕业也不等于能解决现实问题。尤其在一个体制里，你越有想法，反而越容易被磨平。因为它奖励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别出事；不是创新，而是服从；不是把事情做成，而是让领导觉得你可靠。 最简单的例子，同一个班两个优秀学生，一个进体制，一个去市场上摸爬滚打，比如外企、互联网、创业公司。十年后你再看，后者每天面对客户、竞争、成本、产品、裁员、现金流，逼着他不断解决真实问题；前者每天面对的是流程、汇报、材料、关系、风险规避。两个人起点可能差不多，但十年后思维方式、工作习惯、自我更新迭代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已经天差地别。 所以体制内有没有聪明人？当然有。但关键不在这里。 关键在于，一个坏系统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会把聪明人训练成不敢聪明的人，把有能力的人训练成不使用能力的人，最后把一群原本不错的材料，批量加工成只会等指示、写材料、保乌纱帽的人。

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吧？在吉隆口岸因泥石流丧生的关员中，有一位年仅24岁，上班才四天的安徽姑娘李雷阳。 24岁，这是个“00后”。 出身普通家庭，凭苦学苦读，从专升本到农大硕士，又通过国考，得到了有关系有背景的子弟看不上，没关系没背景的年轻人羡慕不来的西藏公务员编制。 这本来是个励志故事，如果不是在上班的第一个月，喜讯就变成了噩耗，工资就变成了抚恤金，青春年少的女儿从父母的骄傲变成了白头人泪送的黑头人的话。 在“00后”里，能踏足她曾踏上的“高处”的人并不多。 考上公务员，现在被许多人称为“上岸”。 人们都以为进了体制等于进了保险箱，人生从此有了保障。 但在她头顶的雪山上，有个堰塞湖。 就象在正汲汲营营考公上岸的同龄人头顶上，有一个无形无质却真实存在的政治风险堰塞湖一样。 吉隆关口平日人来人往，热闹繁华。 但一旦冰岩崩塌，泥沙俱下，不论男女老少，有编无编，族群身份为何，爱党爱国与否，统统是浊浪加身，黄土深埋。 哪怕你是未来本应有无限可能的“00后”。 在被中共封杀的现场视频里，洪峰袭来，天崩地裂，奔逃的人群渺小如蝼蚁。 挣扎显得全无意义，事后的救援则一如众人熟知的迟缓，且表面文章。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一旦中共国累积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一朝溃决，被裹挟其中的普通人，挣扎又有何意义？灾后的救援又能指望谁？ 9月5日，在China GT上海站比赛中，一辆因碰撞而起火燃烧的赛车扯下了举办方将安保工作层层外包，以致关键时刻救援不力的画皮。 好事的网友迅速扒出了现场安保人员日薪仅60元人民币的真相。 此事还催生了一个新成语，“问薪无愧”。 人们能理解，现场安保人员的表现，确实对得起60元人民币的日薪，甚至出于善良还有超过。 而这种层层外包，层层克扣，以致把生死攸关的职责交给不论收入还是能力都与职责极不匹配的一线人员的做法，在中共国是常态。 是亿万中共国底层蚁民，头顶巨大政治风险堰塞湖的蚁民们生活于其中的常态。 所以一旦中共国民怨积成的堰塞湖溃决，一旦社会危机的火药桶爆发，蚁民们会怎样？ 瞬间掩埋了一切生命的泥石流告诉我们，在真实存在的风险降临之时，表面的宁静，当事人自以为的安全，是可以突然且彻底的崩塌的。 而“常态”告诉我们，挡在历史洪流与静好岁月之间的，在中共国，其实只有层层外包后实收60元人民币一天的现场保安。 维稳外包，审查外包，截访外包，外宣水军工作外包，这些年在中共国已是公开的秘密。 党国的铜墙铁壁早就被换成了硬纸板。 从上到下，唯求自保，得过且过，竭泽而渔。越接近权力核心越了解真相的人，越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没有信心。 但他们不止是对国家的未来没有信心，他们对人性，对一切理想一切信念都抱持怀疑态度。 中共官员有个特性。 他们既没有宗教信仰，也不相信科学。 这些人会抢头柱香，会包下寺庙大办法事，会听信“大师”的指示寻龙点穴经营好风水，会供奉并非藏传的“仁波切”，但他们没有向善之心。 而向善之心是一切信仰的基石。 他们会和名校教授谈笑风生，在记者面前满口“大词”，他们甚至可能有相当漂亮的学历，但他们没有求真之念。 没有去伪存真之念，就没有科学。 而真与善，是人与人之间形成互信，构建长期合作关系的心理基础。 所以在已经被“原子化”的中共国民间社会之上，中共官员其实是更“原子化”，更无法达成互信合作，更无法自我组织起来的人群。 在危机到来之时，在现实脱序之后，被宣传部门吹嘘得极其强大的中共官员们，其实比普通人群体更加一盘散沙。 而整个中共国现在仍持续运转着的维稳体系，实际上只是个由层层转包后接到单的小微民企，由一群在关键时刻必然要“问薪无愧”的996牛马组成的草台班子。 虽然中共严防死守，但由失业饥民组成的洪流，很快就会如同溃决的洪水，冲向“问薪无愧”的维稳草台班子。 有朋友告诉我说，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有人饿死了。我无法查证，也不敢细问。 但想想那些经济特别脆弱的底层失业者的处境，想想东北大下岗期间的先例，谁敢说这种事不会发生？ 党国的经济风险在持续累积。 治理风险，包括内部管理的风险同样在持续累积。 系统在走向自身的极限。 即使中共正全力开发各种高科技的维稳工具，即使它掌握的资源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皇朝，但各皇朝末年的统治者都防不住的民变骚乱，还是会如期发生。 古代皇朝编户齐民，把人口固定在土地上，民间通讯困难且费时，各地方言歧异甚大乃至彼此语言不通，所有这些困难，都从来没影响过古代皇朝末年的流民因共同的困境，汇集成穿州过省的洪流，撕裂皇朝赖以生存的政治秩序。 所以禁言封号也好，全网删除也好，降热度撤热搜也好，不会有效果。 帝国所有的维稳工具都是用来对付普通人的，对付个体的，最多是对付零星、偶发的小规模群体抗争事件的。 不是用来对付末日的。 帝国的末日会象泥石流来袭时那样迅速淹没一切。 一时一地的崩塌会形成连锁反应，一点火星会引爆整个火药桶，悬在众人头顶的平静湖面，会化作从天而降的浑浊泥浆。 无人能挡。

『中国尊』被撞，谁最受伤？ 小飞机撞击『中国尊』，对中共高层以及对北京人的心理冲击，也可以算一次小微版的『911事件』。 媒体报道说，事故发生于周五（6月26日）傍晚，事发后，这座108层高的摩天大楼上半部出现了一个小窟窿，警方封锁了大楼周围的道路。 第一波受伤害的是『中国尊』、小飞机里的驾驶人员与客户，北京没有报道中国尊大厦里是否有人受伤。 网友通过检索，小飞机上的女驾驶或女客户似乎是中信中高层管理人员，由此猜测与联想，女主角是不是在实施对公司的报复性的撞击，因为公司或公司的某位高管严重伤害了她； 这在中国职场并不鲜见，但只有高管，能够通过飞行的方式，开展一次不失浪漫的报复行为，其他人不是想象力跟不上，是金钱限制了想象力。 第二波受伤害的，是对北京空中管控的空军监测人员，北京城区特别是中南海区域的安全，是一切安全的核心，从中国尊到中南海，在空中也就一脚油门的距离，如果有人携带武器炸药去撞击中南海，那就比911情况更严重，伤害的就不是中国尊，而可能是党国一尊。 从空军最高层到一线监控人员，都要受到严厉惩处，轻则下岗转岗，重则退役甚至以玩忽职守罪论处； 第三波是相关机场，还有所谓的低空经济，有网友提供了时间线：17:30 飞机在北京平谷机场起飞，原计划十分钟后返回 17:40 飞机未返回，并偏航向北京市中心飞行 理论上说，飞机偏离方向，并不是平谷机场的责任，但出了事，就得承担一切责任，不仅此家企业可能要破产，北京周边的全部低空经济都将受到重创或被归零； 还有网友提供了有关部门的通知，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各通航企业： 接民航局紧急通知，从现在起对通航开展全面管控。除生产作业、应急救援和121飞行员训练外的所有通航运行全部暂停，恢复时间待定，立即执行。收到请马上回复！！ 北京城区去年停飞了所有无人飞机，没人想到，一起突发事件，低空飞机这样针对权贵阶层特殊服务也要被全部停止。 有朋友说蔡奇要倒楣了，我想，蔡奇难被追究，但对老大肯定不好交待，你负责党中央安全，现在出现如此重大纰露，当然是责任难逃，但蔡奇会刀锋向下，对相关企业与北京空管方面领导，将予以严重惩处。 想想看，莫斯科那样高科技的防守，现在都被乌克兰炸的惊慌失措，如果敌对势力在北京郊区大量发射无人机，中南海也会成为火海，这次小飞机撞击出一个真相：北京空中防卫几乎等于零。 很快，中共将不惜一切代价，打造北京空中铁网，从郊区起飞的一只苍蝇，也要被观测到，在进入市区之前予以击落。 这次最受伤的，可能是中南海，中南海里住着中国一尊，所以中国尊被撞击，极具象征意味。 @baodiantimes

这事不是段子，发生在2026年6月上旬的香港机场，几名印度籍男子下飞机走向入境柜台，两手空空，没拉杆箱没背包，连个装换洗衣服的袋子都没有，像去楼下买菜。 关员例行拦下问目的地，他们说要从香港进，再去深圳旅游，然后被要求出示返程机票、酒店预订和旅费证明，结果呢，几个人翻遍钱包凑不出一百港币，没有回程票，没有订房。 更离谱的在后面，关员追问到了深圳住哪怎么回去，领头的特别认真地回，听说中国人很热情，到了深圳会有人管吃管住，还可能给零花钱，这话不是紧张乱说，是一种期待。 出门不带钱不带票，还指望陌生人兜底，这算旅行吗，还是把一座城市当免费营地，问题在于他们把善意当预算，把文明当饭票。 说到底，能买国际机票到香港，说明钱没彻底见底，为什么到了口岸连基本的行程和开销都不准备，是不想花，还是压根没打算走正规流程消费，到了再说的那套，赌的就是城市温度。 香港这边没有浪漫想象，按入境条例办事，访客要有有效旅行证件，确认的离境安排，也就是往返或续程机票，还要能承担在港期间开销的资金或信用卡，三样有缺口，入境处就有权拒绝。 没钱没票无行程，还说要靠当地人养，这已经不是穷游的范畴，风险指向非法滞留和非法务工，海关亮红灯，原机遣返，一步没让滞留。 有人会问是不是太狠，人家不就是穷吗，穷不是问题，背包客全球跑的人多的是，人家省也会备返程票和最低额度现金，会提前做功课，知道青旅在哪，哪些城市要预约。 不舒服的是那种理所当然，把中国人的好客当兜底，把城市的便利当免票入场，靠陌生人施舍推进免费游中国，这种想法一旦跨境，就碰到法律和礼仪的边界。 更值得注意的是，海外一些平台这几年拼命剪辑中国城市的安全和友好，据称还把警察帮助旅客的个别协助剪成会安排住宿的常态，前提条件被切没了，流量视频就成了零成本生存的攻略。 这几位显然是信了，买张单程票就敢飞，幻想靠路人解决吃住，还能拿零花，这种想象从哪来，谁在给他们灌输这种念头，网传的野鸡教程毁人不浅。 网上讨论会这么炸，是因为很多人心里有股不平，你可以来拍视频夸中国安全和友好，但不等于来了就不愁吃住，各地过去也出现过把外国人当特殊人的做法，不少人认为那是前车之鉴。 这次香港海关的动作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国门可以敞开，规则面前没有例外，不管你从哪来、抱着什么故事，材料不齐、意图存疑，按规矩卡，不拖泥带水。 有人还纠结，这是不是文化差异，其实不是，边境就是冷冰冰的门槛，热情是给客人的，规矩是给所有人的，你的人生可以随性，别人的边境能随性吗。 说到这，还是要提醒，网上教人不带钱不买票闯中国的攻略，纯属害人，真照着做到了口岸，被遣返是小事，被记不良记录影响后续签证才是大事，值得吗。 正常来华签证并不难，走正规渠道，备好往返机票和合理行程，带够预算，尊重法律和民俗，到哪都受欢迎，为什么要走野路子。 再回到现场，几个人两手空空站在柜台前，等着陌生人从天而降接盘，这种期待从一开始就错了，城市的温度不是信用卡，路人的善意不是旅行基金。 谁的善意都不是无上限的公共资源，谁的耐心都不会在边境线变成免费服务，把别人的安全感当杠杆，一旦出事，买单的是整座城市的秩序。 很多视频拍得没问题，中国城市确实安全便利、对外友好，但那是基于规则下的友好，是自洽的秩序，不是随便来就能吃住的福利发放。 有人会问，假如他们真遇到热心人呢，难道不该帮一把吗，帮与不帮是个体选择，入境是制度问题，不能把制度的门槛拿人情去冲击，人情越界就是给坏念头留门缝。 不少人认为，这类事件会越来越多，因为流量平台不断鼓吹零成本旅行神话，现实会一次次把幻觉戳破，每一次都很扎心，但也在校准边界。 这事最像一堂公开课，教人边境不是慈善前台，规则很冷，但公平，愿意来就按流程来，来过就按要求走，谁都不吃亏。 有人还在问，海关有没有给机会补材料，结果呢，没票没钱没行程，补什么，边检现场不是旅行社柜台，不在那解决人生规划。 他们被带走时，两手仍旧空空，机场里灯光很亮，真正挡住脚步的不是关员，也不是玻璃门，是他们把善意读成了通行证。

听说这次孙哥又把人笔顺走了？ “护手霜”“椰子鸡” “457万美元拍巴菲特午餐并放了巴菲特鸽子” 把孙宇晨的书翻烂后 我终于看懂他为什么“这么狠” 我们来深度解读一下 这些标签下的孙哥 学习并分析一下所谓“孙学” 孙曰“30岁前不买车不买房不结婚” “一定要去大城市”“尽可能远离父母” 虽然是十年前写的 但从现在来看观念也是非常前沿的 2026年励志读100本书第一本： 孙哥的《这世界既残酷也温柔》 孙哥出生于青海，在惠州读书，9岁去了武汉学围棋，17岁去上海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18岁来北京上学，21岁去了美国，旅行了欧洲。 他是“马云门徒”，梭哈BTC身价直接破千万，创业，创办陪我APP，成立TRON，资产破上亿，25年登上《福布斯》封面人物。 下面我们来从孙哥的文字深入了解所谓“孙学” 孙学之——个人成长篇： 1.我倡导30岁前，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共享经济，将绝大多数的时间、金钱、精力都投入到自我提升、个人成长、灵魂自由中。 2.无论是哪个领域的先行者，所谓成大事，就是要在一个领域中重新制定规则，而不是墨守成规。换句话说，要成为一个行业的领军者，重新去改变行业，需要有敢于冲破规则的勇气和方法 3.一个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是应该被固定的。一个年轻人的一切都应当被重新选择，包括他的城市、他的母语、他的身份与前途、他深爱的一切 4.一个人的成年不在于年龄有多大，而在于第一次做出主观的选择，并愿意承受这个选择所带来的代价 5.有机会一定要去如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孕育着这个国家最多的机会，释放着这个社会最多的变化，包容着这个时代最多的错误 6.在成功之前强调自尊没有任何意义 7.“稳定”就是这个世界不再需要你，任何一个人都能替代你，你没有任何价值，却能够好吃懒做地逃脱惩罚。 8.焦虑、痛苦、难过象征着成长，象征着进步。 9.独立从来都无须获得，而是一种既定事实，人人生而独立 10.这个时代，实现经济独立是前所未有的容易。自己的收入很快就会超过你的父母，再过5年到10年，财产就能超过父母一辈子的积蓄 11.你在学校的成绩不等于你进入社会后的薪资。 学校分数：考察的是死记硬背的能力、短暂理解的能力以及自控力 社会：还会考察一个人的想象力、情商、交际能力、工作态度等等，方方面面的能力和特质都会纳入考量 12.人生最重要的是格局，格局就如同一个物种的基因，从最源头决定了物种的生长。 13.一个月大的老虎宝宝和一个月大的羊宝宝，都是宝宝，都人畜无害，看起来萌萌的，很弱小，容易死亡。那时候，即便把老虎宝宝和羊宝宝放在一起，他们也可以和睦相处。但老虎日后注定成为老虎，注定是百兽之王，这就是企业格局对于企业的核心影响。 14.苍蝇和人的基因染色体很像，可基因就是从第一天起决定你将成为人还是苍蝇的灵魂。 15.一只雄鹰无法成为老虎，因为它有自己翱翔的天空。 16.真正进入社会，大家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什么？ 是你有没有为他人、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人和社会对此的回应，就是给你付费付款，如果你做的这些东西不能让他们给你付费，那很有可能就是没有价值的。 17.付费共享他人固定资产，能够更大限度提升自身的自由与空间。除了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更值得投资。 18.我认为真正的成年人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他能否自由地做出选择，是否明白自由选择的代价，并为这个自由的选择愿意承担责任 19.做从未来看正确事的本质，就要关注增量，而不是存量。时代更看重你将带来什么，而不是你曾经拥有什么。 20.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半年都需要制定相应的OKR计划，计划制定后要保持绝对的专注，其他不相干的事情要完全抛弃，绝不能浪费时间 21.任何一个以单变量方式去理解世界的人，当他用单变量逻辑指导他行为的时候，就只能失败。 Commentary： 以上内容请保存收藏每天看一遍，看得我像打了鸡血。很适合年轻人们每日阅读打开认知，读完立刻充满了动力。 把自己当成“可复利的资产”，30岁前只投资自己。砍掉“占用现金流”，把自己丢进高密度环境，不要沉浸在“稳定”的温柔乡。 孙学之——父母篇： 22.父母与子女本就是独立的个体，只是恰好有了血缘的连接 23.与父母相处，要尽量不接受父母的经济帮助，如果仍在接受，要尽早摆脱这种帮助。我们必须明白，任何经济资助都伴随着条件，哪怕来自父母的帮助，也会伴随着控制。即便他们没有这么说，甚至都没有这么想，但我们还是应当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一定要独立。 24.首先，要与父母尽快分居，一定不能住在一起。对于父母不在北上广深杭的朋友，希望能尽快来北上广深杭任何一座城市，与父母进行完全意义上的分离。同时，要迅速取得经济独立，不要从父母处拿一分钱，不要长期依靠父母的接济生活。 Commentary： 父母这里我深有感触，因为我出生于一个非常封建保守的家庭，甚至到了高中晚上都不可以出门。 有一次先斩后奏和三个女生出门开房，因为给家人打了电话被拒绝让我回家。我就直接跑路不再请示。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和唯一一次挨打。被我爸大晚上凌晨找到带回了家。 我家人甚至希望我大学工作都在他们身边。但是有一点很好他们从小就让我自己管钱，我和爷爷奶奶住所以父母每个月给我生活费，并且要我记账，压岁钱也是我自己拿着。 我就把压岁钱放在我的密码存钱罐里，也经历了第一次“破产”。带了一个同学来家里玩，炫耀展示，我还有很多能卖很多钱的“一分一分的老钱。”她走了后，我发现我的罐没了。。。🙃🙃🙃🙃 那天凌晨被带回家后，我明白了，我需要“独立”。我要赚钱，我才可以获得自由。高中的我就决定了，等我能赚钱了我要跑的远远的。 终于又一件事的发生，到了我情绪爆发的边缘，我很冷静，意识到“离家出走”的话得拿上钱和身份证。因为不是只出走一两天。 我离家出走了半年。 为了维持我“离家出走”。我找了一家饭店打工，包吃包住。咬牙坚持了半年。 孙学第18条：我认为真正的成年人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他能否自由地做出选择，是否明白自由选择的代价，并为这个自由的选择愿意承担责任 所以我成为成年人的那一刻，应该是在我“离家出走”的那一刻。自由选择真的很爽，我也付出了代价：端了半年盘子。 所以现在，我在东京，达成了当年小小的我的目标，跑的远远的。 孙学之——爱情篇： 25.与爱人相处前，要明确我们不因任何爱情之外的因素缔结婚姻，这包括社会的舆论、父母的压力、经济的企图。如果实在没有爱的人，不婚也是一种选项。 26.婚姻是爱情的起点，并不是一种维持生存的方式。由于长久以来的物质匮乏，婚姻在中国人普遍看来是一种面对残酷生活的避难所，而并非爱情的起点。两人结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相爱，而是因为这样可以分摊花销在经济上降低成本。那么，我们首先要赚钱，获得经济独立，唯有如此，才可以谈谈真爱。 27.婚姻是我们选择人生道路合伙人的方式。这个世界不存在灰姑娘嫁入豪门的故事。豪门不傻，豪门一定会跟豪门结婚，这才是最理性的一种选择。想跟豪门结婚，最现实的办法是把自己变成豪门。 28.当我们真正了解婚姻的真谛，我们会明白任何女性都不会因色相来获得真正的尊严与地位。越早明白这一点，你的婚姻就越容易幸福。 29.我们在面对复杂、艰难、充满风险的未知世界，却不屈不挠地不断提升自我、拓宽自我、挑战自我，就为了等待那个属于自己的TA.想想，这还是一件蛮酷的事情。为了等到你，我终将变得更好。 30.财富自由可以让我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更大限度上去思考我是否真正喜欢TA，而无须考虑和TA在一起，我能得到多少好处。当爱情来临时，我们可以从容地选择爱情，而面包，自己买就够了。 Commentary： 都说每七年人全身的细胞都会完成一次更换，所以现在的你已经是另一个人了。而距离这本书的出版已经过去十年了。 不知道孙哥现在的想法是否会发生转变。是否还相信“爱情”。 浅浅期待一下孙学第二卷。 —— 所以从孙哥的文字里，其实他的很多争议标签都有了解释。 他反复强调：“父母与子女是独立个体”“尽可能分离”“不要拿父母的钱” 本质是一种极强的边界感。 他需要吧人生的方向盘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任何会影响选择权的东西：就算是亲情，都需要“去依赖化”。 和他对爱情的态度是一样的。“只有当双方都经济独立时。”他拒绝被依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连父母都不想去依附的人。“不需要吧关系当成避难所”，亲情和爱情是一样的。 都说孙哥是“精致的利己主义”。我觉得更像是：把自己当成资产来经营的现实主义。 但是反过来想。如果有一种人：自己能力不足，但“爱”你，自己没有能力和资源但要为你“奉献自己的生命，一切”。说实话，我觉得这种人更可怕，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他还能怎么爱你。 毕竟，先爱己，后爱人。 —— 不过，有1️⃣说1️⃣。孙哥格局还是很大的。 什么玩笑都开得起，甚至还要还笔。。。。 （不知道配什么图好，附一张23年早期与孙哥的珍贵影像） @justinsuntron #孙宇晨# #孙学#

Manus事件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不只是交易被撤销。而是它事实上否定了过去十多年中国科技创业默认的一整套退出逻辑。 过去大家默认的规则是： 中国做研发， 中国搭团队， 中国验证市场， 然后通过离岸架构、全球融资、国际化运营， 最终走向全球资本市场或海外并购退出。 这套模式支撑了无数中国科技公司的崛起。 而现在，Manus事件传递出的新信号却是：你不能在享受中国红利之后，再自由决定未来归属。 甚至有“聪明人”出来点拨：“如果你不想成为中国技术体系的一部分，那你从第一天就应该离开。一开始就去美国/新加坡/欧洲。创业者必须想清楚自己未来属于谁。” 这话听起来很有逻辑。但细想之下，其实非常荒谬。 因为创业从来不是一条预设好的直线。 市场会变。融资环境会变。团队会变。监管会变。战略当然也会变。 Pivot（转型）本就是创业的常态，而不是例外。 如果连根据现实调整方向、重组架构、改变战略路径的基本自由都没有 - 那创业还有什么意义？ 这就像谈恋爱时要求：“你第一天就必须想清楚要不要结婚，否则别谈。” 荒不荒谬？ 当然 - Manus拿了地方资源，后来裁掉团队、另起炉灶， 你可以说：不厚道。不体面。甚至不道德。 但不道德，不等于违法。 难道因为前任支持过你、给过你资源、陪你成长 - 你就永远不能分手，不能开始新关系？ 最可怕的不是交易黄了。而是它释放出的制度信号：你并不真正拥有你创造的东西。 你拥有的，只是“在系统允许范围内的暂时使用权”。 当你的选择不再符合更高层意志时 - 规则可以被重新解释。边界可以被重新划线。过去默认允许的路径，也可以突然被否定。 这对创业环境的伤害远超 Manus & Meta deal本身。 因为它打击的不是一家公司的退出。而是所有在中国的创业者对以下三件事的信心：产权边界是否清晰？规则是否稳定可预期？战略调整是否仍被允许？ 规则越模糊，惩罚越任意，创新就越难真正繁荣。 因为创业者最怕的不是竞争。而是跑到半路，发现终点线被人改了。

一个观点 周星驰 这一生，都在传播童年贫穷留给他的创伤，没有治愈，只是传播。 周星驰：从喜剧之王，到一座孤岛 1980—1988：没有人托举他的年代 1982年，周星驰拉着梁朝伟一起报考TVB艺员训练班。 梁朝伟考上了，周星驰落榜，最后靠人说情，才进了夜间训练班。 毕业以后，梁朝伟很快成为“无线五虎”，周星驰却被分去主持儿童节目《430穿梭机》，一做就是将近五年。 那几年，他一直在等一个真正的角色。 跑龙套时，他在《射雕英雄传》里演一个宋兵，出场没多久，就要被梅超风一掌打死。 他问导演：能不能先用手挡一下，再死？ 导演直接拒绝。 一个龙套，按照要求死就行了，哪来那么多想法。 十几年后，周星驰把这段经历原样放进《喜剧之王》。 那时候的他，没人听他说话，也没有资格决定自己怎么死。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理解周星驰的一个关键。 他太知道被人轻视是什么感觉。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拥有了决定权，他就再也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任何人。 1988—1990：李修贤，第一个托住他的人 1988年，李修贤选中周星驰，出演《霹雳先锋》。 周星驰凭这个配角，拿下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被电影圈看见。 随后，他签进李修贤的万能影业。 李修贤给了他进入电影圈的机会，也给了他最早的一纸合约。 问题是，这份合约签在周星驰成名之前。 1990年，《赌圣》上映，票房超过4100万港币，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周星驰一夜之间，从儿童节目主持人，变成整个香港最值钱的男演员。 但他的合约，还是那个不值钱时签下的低价约。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李修贤按照旧合约，把周星驰外借给其他片商。 片商支付的是巨星价格。 周星驰拿到的，却还是合约里的固定收入。 中间的差价，归公司。 站在李修贤的角度，当初是自己承担风险，签下一个没人要的儿童节目主持人。现在演员走红，公司按照合同赚钱，天经地义。 站在周星驰的角度，观众买票，是因为周星驰。 既然市场已经用票房证明了他的价值，为什么还要按照过去的低价，把大部分利益交给公司？ 这也是周星驰此后几十年反复出现的矛盾： 别人认为，自己给过他机会，承担过风险，因此有资格分享成功。 周星驰则认为，成功发生之后，过去的投入都已经不重要了。 真正让项目赚钱的人，是他。 约满以后，周星驰离开。 恩师变成仇人。 李修贤此后二十多年，多次公开批评周星驰忘恩负义。 两人再无合作。 周星驰第一次证明了，只要自己足够值钱，就可以摆脱旧的利益关系。 他也从这次经历里学会了一件事： 不能让别人控制自己的合约， 不能让别人借自己的名字赚钱， 钱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1990—1995：永盛给了他最好的时代，他却不愿意永远给别人打工 离开李修贤以后，周星驰进入向华强、向华胜兄弟的永盛体系。 永盛接住了周星驰最值钱的几年。 《赌侠》《整蛊专家》《逃学威龙》《鹿鼎记》《武状元苏乞儿》，一部接着一部。 1992年，香港年度票房前五名，全部是周星驰主演： 《审死官》《家有喜事》《鹿鼎记》《鹿鼎记2》《武状元苏乞儿》。 这一年，被称为“周星驰年”。 但票房越高，周星驰越难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演员。 投资方认为，电影是一个完整系统，公司出钱，找导演，组织剧组，安排发行，承担亏损风险。 周星驰只是其中最重要的演员。 周星驰却越来越认定： 导演可以换，编剧可以换，投资人也可以换。 真正不能换的，只有周星驰。 既然观众买的是“周星驰”三个字， 他就不愿意只拿演员片酬。 他要改剧本，要决定表演，要控制镜头，要参与分账。 还要决定最终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 问题很快从投资方蔓延到导演。 杜琪峰执导《审死官》，拿下1992年香港票房冠军。 第二年，两人又合作《济公》，结果《济公》票房和口碑都不理想，片场也不断发生冲突。 杜琪峰后来公开表示，不会再和周星驰合作。 王晶与周星驰合作过十余部电影，最后同样分道扬镳。 王晶后来在访谈中反复表达过类似的判断： 周星驰的才华是真的，难相处，也是真的。 所谓难相处，并不只是脾气不好。 更核心的问题是，周星驰很难承认一部成功的电影，是由很多人共同创造的。 电影不好，他会认为是导演、编剧、演员没有执行好。 电影成功，他又会认为，是自己把所有人的能力组织了起来。 最后的功劳，仍然应该归他。 1994年，周星驰成立彩星公司。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拍，由刘镇伟执导的《大话西游》。 上下两部电影，在当年票房惨败，彩星公司随之倒闭。 这是周星驰第一次自己当老板。 也是他第一次发现，拥有全部控制权，不等于一定成功。 几年以后，《大话西游》通过盗版VCD和内地高校传播，逐渐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但后来的封神，救不了当年的公司。 与永盛续约谈崩以后，双方彻底分开。 1996年，周星驰重新成立星辉公司，首部作品是《食神》。从此以后，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高片酬演员。 他要做老板，要掌握公司，掌握版权，掌握电影， 也掌握最后的利益分配。 多年以后，向太陈岚在《美人鱼》上映前夕连续发表长文，公开炮轰周星驰。“没有向家，就没有周星驰”的说法，也由此反复被提起。向太认为，他们给了周星驰最重要的平台。 周星驰不这样看，在他的逻辑里，永盛不是成就了他，是他用自己的票房，成就了永盛。 这也是他后来所有合作关系的底层逻辑： 别人给他的机会，他会记得一段时间，但只要项目成功，他就会迅速认定，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是自己。 2001：林小明承担了风险，周星驰却不愿意继续分收益 香港电影进入低潮以后，周星驰筹备《少林足球》。 “功夫加足球”，再加上大量特效，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稳妥项目。成本高，风险大，题材也怪。 寰宇老板林小明愿意投资，相当于在周星驰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押了一次重注。结果，《少林足球》以6073万港币，再次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影片横扫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七项大奖。 周星驰一人拿下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 黄一飞凭借“大师兄”一角，拿下最佳男配角。 电影拍摄时，为了完成被酒瓶砸头的镜头，黄一飞据称被真酒瓶砸了几十次。 这也是周星驰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 为了最后的效果，他可以让演员不断重来。 因为在他看来，作品最重要。 至于演员付出了多少、剧组承受了多少，都是完成作品必须支付的成本。 《少林足球》大卖以后，真正的矛盾才开始。 电影不只有院线票房，还有海外版权、录像带、DVD、电视播放、游戏、动画和其他衍生价值。 林小明认为，自己承担了前期投资风险，当然应该继续分享电影成功后的长期收益。 周星驰却认为，《少林足球》之所以能成功，核心是自己的创意、导演、表演和名字。 钱虽然是林小明出的，但真正把钱变成价值的人，是周星驰。 于是双方围绕海外版权和收益分配发生争议，最终对簿公堂。林小明公开表示，不会再有下一次合作。 这件事最能说明周星驰所谓“吃独食”的本质。 他不是简单地喜欢钱，而是始终认为，别人对项目的贡献，都可以计算成成本。 投资人出了钱，应该获得有限回报， 演员出了力，应该获得片酬， 编剧写了剧本，应该获得稿费， 武术指导设计动作，应该获得服务费。 但电影真正长期产生的价值，包括版权、IP、衍生开发和品牌溢价，最终应该属于他。 因为他认为，离开周星驰，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 这种逻辑对他自己当然有利， 但对合作方来说，等于他们陪他承担最危险的第一程。 项目一旦成功，后面的利益，他就不想再分了。 《少林足球》也是吴孟达与周星驰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 当时没人知道，这会是最后一部。 2004：《功夫》登上巅峰，出钱的人、出力的人，最后都没有留下 《少林足球》之后，周星驰找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哥伦比亚参与投资和海外发行，让《功夫》获得了当时华语电影中罕见的制作规模。 动作导演最初是洪金宝，洪金宝带着自己的武术团队进入剧组，拍摄几个月后，洪金宝离开。官方说法，是档期和健康问题。 流传更广的版本是，周星驰不断推翻已经设计好的动作，反复要求修改，洪金宝和武术团队无法忍受这种工作方式。洪金宝后来公开说过，不会再与周星驰合作。 袁和平随后接手。 周星驰请洪金宝，是因为需要洪金宝的能力。 但他又不可能真正把动作部分交给洪金宝决定。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所有人都可以是专家。 但最后的专家，只能是周星驰。 别人可以提供方案，周星驰负责推翻。 别人可以完成执行，周星驰负责判断。 一旦电影成功，观众记住的也不会是洪金宝、袁和平或者动作团队。 只会记住周星驰的《功夫》，这就是他的强大之处。 也是所有合作关系最危险的地方。 《功夫》最终在香港拿下6100多万港币，第三次刷新周星驰自己的票房纪录。 全球票房约一亿美元，并拿下金像奖、金马奖双料最佳影片。但电影成功以后，哥伦比亚与周星驰的后续合作也没有真正延续。 《功夫2》喊了很多年，始终没有正式开拍。 一个理论上只要启动就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续集，被一拖再拖。 原因当然不只有分账，但分账、版权和控制权，一直是绕不开的问题。 别人愿意出钱，是为了分享成功。 周星驰需要别人出钱，却不愿意在成功以后，长期分享最值钱的部分。 吴孟达原本在《功夫》中有角色。 因为SARS导致拍摄延期，他已经接了其他工作，最终错过。 此后，两人再也没有等到档期真正对上的一天。 吴孟达生前反复澄清，两人没有不和。 他还说过：他没退休，我没死，就还有机会。 2021年2月27日，吴孟达因肝癌去世。 周星驰亲自前往灵堂，机会没有了。 同一时期，周星驰原来的创作班底也在不断散场。 刘镇伟、李力持、谷德昭、曾谨昌，这些曾经与他共同署名剧本、导演和创作的名字，从2000年代开始，陆续从周星驰电影的片头字幕里消失。 罗家英、苑琼丹、黄一飞，各自离开，各自谋生。 长期留在星辉，至今仍公开替周星驰说话的，只剩田启文等极少数人。 这些人为什么走，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件事。 有人是创作分歧， 有人是利益矛盾， 有人只是各自发展。 但所有人加在一起，呈现出的结果很清楚： 周星驰越来越成功， 周星驰电影里的老面孔，却越来越少， 因为在周星驰的体系里，任何人都可以被替换。 只有周星驰本人不能被替换。 编剧、演员和签约艺人：钱不多，他也不愿意多给 周星驰对大资本的分账敏感， 对小合作方的钱，同样敏感。 按照流传的说法，编剧司徒卓汉曾经向周星驰报出十五万港币稿酬，周星驰只愿意支付十万。 十五万和十万，对一部商业电影而言，根本不是决定性成本。 但周星驰仍然要压价。 因为在他的创作逻辑里，编剧写出的只是初稿。 真正决定笑点、表演、节奏和最终成片的人，还是他。 既然剧本最后还要由他修改，编剧就不值那么多钱。 梁小龙出演《功夫》里的火云邪神后，一度签进周星驰旗下公司。 梁小龙后来公开表示，签约之后，很多演出工作依然需要自己寻找，公司却仍要从收入中抽佣。 从公司的角度，签约艺人、管理经纪事务，抽佣是行业惯例。 从梁小龙的角度，公司没有提供足够资源，工作是自己找的，却还要拿走三成。 这也是周星驰利益逻辑的另一面： 别人的钱，他会计算得非常清楚。 自己的责任，却未必按照同样严格的比例计算。 项目需要艺人时，艺人是公司资产。 艺人需要资源时，公司却未必能真正托住他。 吴孟达、梁小龙、黄一飞、罗家英、苑琼丹，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周星驰电影最被观众记住的世界。 但在商业结构里，他们大多只是演员。 拿片酬，完成角色。 电影之后几十年持续产生的品牌价值，最终仍然归属于“周星驰电影”。 周星驰保留了最大的长期价值， 其他人拿走的是一次性收入。 这当然符合很多电影项目的商业规则。 但当一个创作者长期把所有合作都处理成一次性交易，最后得到的也只能是一批又一批一次性合作的人。 2008—2015：退出主演以后，他开始直接与资本争钱 《长江7号》于2008年上映，这是周星驰最后一部主演的电影。此后，他逐渐退到幕后。 2013年，《西游降魔篇》上映，票房12.46亿元，成为年度华语片冠军。 电影成功以后，周星驰旗下崴盈投资依据一份“票房超过5亿元后阶梯分红”的补充协议，向华谊追讨8610万元。 周星驰方面认为，王中磊曾经答应，电影票房达到相应规模后，给予额外收益。 华谊则认为，相关协议没有正式签署，也没有经过上市公司的有效决策程序，因此不能生效。 双方最终进入诉讼。 2014年至2015年，两审结果，周星驰方面均败诉。 这件事的重点，不只是8610万元到底该不该给。 而是《西游降魔篇》已经取得了空前成功。 正常情况下，一次成功合作，应该成为下一次合作的基础。 到了周星驰这里，却再次变成分钱时的决裂。 华谊承担了投资和发行风险，电影大卖以后，周星驰认为，原来的收益还不够。 因为票房超过预期，自己的价值也应该重新计算。 问题在于，资本的逻辑是： 亏损时，按照合同承担。 盈利时，也按照合同分配。 不能电影亏了，投资人认账。 电影赚了，核心创作者又要求重新谈价。 周星驰的逻辑则是： 合同签署时，没人知道电影会这么成功。 既然成功主要来自我的创作和品牌，原来的分配方式就低估了我的价值。 两套逻辑，都能自圆其说。 但对于合作关系而言，结果只有一个： 项目越成功，双方越容易翻脸。 后来，周星驰与徐克合作《西游伏妖篇》，阿里影业等公司参与投资。 电影票房达到16.5亿元，但口碑平平。 周星驰与阿里影业也没有由此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资本换了一家又一家，矛盾却总是相似。 因为周星驰需要的，不是普通投资人。 他需要的是愿意出钱，却不干涉创作；承担风险，却不过多分享收益；项目出现问题时负责兜底，项目成功以后又接受周星驰拿走最大价值的人。 （凯子？？？） 2016：《美人鱼》赚到顶峰，他又想把下一轮利益留给自己 2016年，《美人鱼》上映 影片获得18亿元保底发行，最终票房达到33.9亿元。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突破30亿元的电影。 纪录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战狼2》。 《美人鱼》的成功，再次证明周星驰的名字拥有巨大的市场价值。 也再次放大了他与合作方之间最根本的矛盾。 资本认为，自己承担了保底、投资、宣传、发行和市场风险，因此应该分享项目成功。 周星驰则会认为： 电影能卖到33.9亿元，归根结底，是因为观众相信周星驰。 光线等合作方在第一部中参与投资和发行。 到了《美人鱼2》，原来的合作结构没有延续。 第一部成功以后，周星驰认为合作方分走的利益太多。 于是第二部不再按照原来的结构合作，而是重新组织资金和制作，希望把更多版权、控制权和收益留在自己的体系中。 第一部风险最大时，大家一起承担。 等IP已经被验证，续集理论上更容易赚钱，原来的合作方却被换掉。 从周星驰的角度，他是在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价值。 从合作方的角度，这等于陪他走过最危险的一程，等到真正可以稳定赚钱时，却被踢出了牌桌。 同期，新文化传媒以13.26亿元，收购周星驰旗下PDAL公司51%的股权。 周星驰签下对赌协议： 数年内，公司净利润合计超过10亿元。 如果没有完成，他需要自掏腰包补足。 周星驰拿到了巨额资金，也把未来作品变成了必须完成的业绩。 对赌从资金，变成枷锁。 《西游伏妖篇》票房16.5亿元，口碑一般。 《新喜剧之王》于2019年上映，票房6.24亿元，被不少观众视为赶工交差。 业绩仍然没有达到预期。 过去，周星驰总想把更多利益留给自己。 到了对赌阶段，他终于拿到了更完整的资本收益。 代价是，资本也用最直接的方式，把利润指标压在了他身上。 《美人鱼2》：想把更多东西抓在自己手里，最后所有人的钱都被困住了 《美人鱼2》于2018年3月在深圳低调开机。 此后，项目陷入漫长的后期。 初始成本据称约4亿元，因为多次补拍、特效重制和利息累积，据称总成本已经超过7亿元。回本线也被推高到24亿元左右。 投资人刘央曾公开抱怨，自己投入巨大，项目多年没有上映，资金长期被压，直言被“拖惨了”。 片中两名男艺人先后成为劣迹艺人，相关戏份需要删除、替换。还传出过AI换脸、重新配音等处理方式。 2021年，影片在深圳进行大规模补拍。 2022年，又因疫情等原因重拍部分场景。 此后，补拍和后期调整反复传出。 豆瓣页面上的上映日期，一度写到“2028，未定”。 这部电影最讽刺的地方在于： 周星驰一直希望减少别人对项目的分配，增加自己对投资、版权、制作和收益的控制。 但当原来的合作结构被拆掉，更多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后，他并没有证明，自己能够稳定地管理一部如此庞大的商业项目。 项目规模越大，越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审美和意志运行。 周星驰想少分一点给别人。 最后却可能让所有人都分不到。 这就是“吃独食”走到极端后的结果： 不是一个人赚得更多。 而是一桌饭放到发霉，谁也吃不上。 前女友于文凤：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在法庭上算账 于文凤曾经是周星驰交往时间最长的女友之一，也长期参与他的投资和资产管理。 两人分手多年以后，于文凤起诉周星驰，追讨约7000万港币的投资分红。 于文凤方面认为，双方曾经存在收益分配约定。 周星驰方面则认为，相关承诺并不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义务。 2021年，法院判周星驰胜诉。法律上，周星驰赢了。 但这件事仍然延续了他人生中最熟悉的结局： 关系开始时，双方谈感情、信任和共同利益。 关系结束时，双方拿出合同、承诺和分账比例，在法庭上计算每一分钱。 朋友如此。投资人如此。合作公司如此。 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是如此。 短剧与旧IP：团队散了以后，只剩“周星驰”这个名字还能反复变现 《新喜剧之王》以后，周星驰多年没有正式上映新的导演长片。他开始进入短剧领域。 《金猪玉叶》《大话大话西游》等项目，都把“周星驰”放在宣传的中心。 由周星驰发起， 周星驰监制， 周星驰把关， 周星驰作品。 但周星驰本人不出演。 过去那些编剧、导演、配角和创作班底，也基本不在。 剩下的是一批新人，按照所谓“周星驰式喜剧”进行表演。 结果并不理想。 因为周星驰电影最不可复制的部分，从来不是几个桥段，也不是几句台词。而是周星驰本人，加上一整套长期磨合出来的创作共同体。 现在，他保留了“周星驰”这个最值钱的品牌。 却失去了共同创造这个品牌的人。 于是，他只能继续使用过去的IP。 《大话西游》 《喜剧之王》 《少林足球》 这些作品的价值，被一遍又一遍重新调用。 当年共同创作的人散了。 作品留下的长期品牌价值，却被集中到周星驰一个人的名字下面。 2026年7月11日：《功夫女足》，又一次把旧情怀端上桌 2026年7月11日，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 这是他时隔七年推出的新导演电影。 也是《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后的精神续作。 周星驰本人没有正面出镜，只在片尾彩蛋中留下一个背影。 影片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并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映日场次纪录。 还是足球，还是功夫，还是小人物，还是逆袭， 还是在调用《少林足球》的记忆。 但当年真正共同创造《少林足球》的人，已经不在了。 林小明不在。吴孟达不在。 原来的演员、编剧、武术团队和香港电影工业环境，也不在。 周星驰保留了最核心的IP。 也保留了最终的控制权。 但IP并不是一个人的回忆。 《少林足球》之所以成为《少林足球》，不只是因为周星驰。 周星驰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最不可替代的人。 这当然没错。 但他进一步认为，既然自己不可替代，其他人的贡献就可以被低估，可以被压价，可以被替换，可以在成功以后少分一点。 这才是他几十年合作关系不断断裂的根源。 从喜剧之王，到孤岛之王， 周星驰不是被某一个人封杀。 也没有一份真正存在的“全行业封杀令”。 周星驰始终认为，成功主要属于自己。 只有周星驰的名字、创意和判断，才是项目真正的价值。 他总觉得别人拿多了 投资人拿多了， 公司拿多了， 编剧拿多了， 演员拿多了， 经纪关系里的艺人，也拿多了。 只要项目成功，他就想把更多版权、更多利润、更多控制权，重新收回自己手里。 开始的时候，这种做法让他摆脱了低价合约。 后来，让他摆脱了电影公司。 再后来，让他摆脱了投资方、导演、编剧和老演员。 他越来越自由， 也越来越孤立。 他拿回了版权， 拿回了公司， 拿回了创作权， 拿回了最终剪辑和项目主导权。 也一次次试图拿回更多分账。 最后，他终于成为整套系统里最不可替代的人， 但代价是，那套系统本身已经没有了。 情怀当然还可以卖出第一张票。 “周星驰”三个字，也仍然足以让无数观众走进电影院。 只是电影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就能完成的东西。 PS: 周星驰真的充分说明了人性的复杂，以及人类样本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