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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个世纪，世界各地流行一种性病“梅毒”，很可能梅毒是在世界各地经商的商人传播的，属于早期全球化的一个结果。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种病很可耻，所以各国人都把这种病推诿给自己的邻居。 英国人叫做“法国病”，法国人叫做“意大利病”，俄国人叫做“波兰病”，日本人叫做“中国病”。 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非常实诚的称之为“广疮”，因为那是明代在广东一带流行起来的。 - 李伯重老师讲稿：“明清中国闭关自守：偏见还是事实？”

7. Maps + Calendar → 做出最聪明的行程 提示词： “用 Google Maps 规划在 [城市] 的一整天。优化各地点之间的路线，估算通勤时间，推荐附近的餐厅和景点，然后生成一份时间安排合理的 Google Calendar 行程。” 结果：旅行计划靠时间优化，而不是靠猜。

我们玩家都只有一个心愿：希望牛来，希望牛来涨。 本来牛来只是一个描述要开始周期上涨趋势的名词，被一部偶然出现的电影具象化了。它变成了一只牛，一个真实的形象IP，被世界各地的人喜欢。 它是天然的，也是最好的。 一只牛，一个词，一个共识。

军阀的兵的人数，占地的面积，有点类似现在 AI 公司的估值，很多数字是对外吹牛，是虚的。如果不能公开自由交易换成大量现钱，就完全不可信。 AI 补充： 军阀常见的注水方式包括： 空额吃饷：花名册上写10万人，实际能拉出去打仗的可能只有六七成甚至一半，剩下的是空饷、老弱、临时抓来的壮丁。 收编即膨胀：打败或招降一支杂牌，立刻把对方号称的人数加进自己账上，不管对方装备、训练和忠诚度如何。 地盘夸大：宣布“控制某省”，实际只占几个县城和交通线，广大农村仍是土匪、民团或对方游击区。 对外宣传需要：对列强、对潜在盟友报大数，好要饷、要械、要地位；对内部则用来震慑部下。 真正比较可信的指标，更像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而不是市值： 每月能按时发出多少饷（发得出银元还是只能发军用票、白条）。 能集中机动使用的野战部队有多少，而不是驻扎各地看家的地方武装。 实际能抽到的税和粮有多少，以及征收时反抗有多大。 打硬仗时的伤亡补充能力和逃兵率。

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吧？在吉隆口岸因泥石流丧生的关员中，有一位年仅24岁，上班才四天的安徽姑娘李雷阳。 24岁，这是个“00后”。 出身普通家庭，凭苦学苦读，从专升本到农大硕士，又通过国考，得到了有关系有背景的子弟看不上，没关系没背景的年轻人羡慕不来的西藏公务员编制。 这本来是个励志故事，如果不是在上班的第一个月，喜讯就变成了噩耗，工资就变成了抚恤金，青春年少的女儿从父母的骄傲变成了白头人泪送的黑头人的话。 在“00后”里，能踏足她曾踏上的“高处”的人并不多。 考上公务员，现在被许多人称为“上岸”。 人们都以为进了体制等于进了保险箱，人生从此有了保障。 但在她头顶的雪山上，有个堰塞湖。 就象在正汲汲营营考公上岸的同龄人头顶上，有一个无形无质却真实存在的政治风险堰塞湖一样。 吉隆关口平日人来人往，热闹繁华。 但一旦冰岩崩塌，泥沙俱下，不论男女老少，有编无编，族群身份为何，爱党爱国与否，统统是浊浪加身，黄土深埋。 哪怕你是未来本应有无限可能的“00后”。 在被中共封杀的现场视频里，洪峰袭来，天崩地裂，奔逃的人群渺小如蝼蚁。 挣扎显得全无意义，事后的救援则一如众人熟知的迟缓，且表面文章。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一旦中共国累积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一朝溃决，被裹挟其中的普通人，挣扎又有何意义？灾后的救援又能指望谁？ 9月5日，在China GT上海站比赛中，一辆因碰撞而起火燃烧的赛车扯下了举办方将安保工作层层外包，以致关键时刻救援不力的画皮。 好事的网友迅速扒出了现场安保人员日薪仅60元人民币的真相。 此事还催生了一个新成语，“问薪无愧”。 人们能理解，现场安保人员的表现，确实对得起60元人民币的日薪，甚至出于善良还有超过。 而这种层层外包，层层克扣，以致把生死攸关的职责交给不论收入还是能力都与职责极不匹配的一线人员的做法，在中共国是常态。 是亿万中共国底层蚁民，头顶巨大政治风险堰塞湖的蚁民们生活于其中的常态。 所以一旦中共国民怨积成的堰塞湖溃决，一旦社会危机的火药桶爆发，蚁民们会怎样？ 瞬间掩埋了一切生命的泥石流告诉我们，在真实存在的风险降临之时，表面的宁静，当事人自以为的安全，是可以突然且彻底的崩塌的。 而“常态”告诉我们，挡在历史洪流与静好岁月之间的，在中共国，其实只有层层外包后实收60元人民币一天的现场保安。 维稳外包，审查外包，截访外包，外宣水军工作外包，这些年在中共国已是公开的秘密。 党国的铜墙铁壁早就被换成了硬纸板。 从上到下，唯求自保，得过且过，竭泽而渔。越接近权力核心越了解真相的人，越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没有信心。 但他们不止是对国家的未来没有信心，他们对人性，对一切理想一切信念都抱持怀疑态度。 中共官员有个特性。 他们既没有宗教信仰，也不相信科学。 这些人会抢头柱香，会包下寺庙大办法事，会听信“大师”的指示寻龙点穴经营好风水，会供奉并非藏传的“仁波切”，但他们没有向善之心。 而向善之心是一切信仰的基石。 他们会和名校教授谈笑风生，在记者面前满口“大词”，他们甚至可能有相当漂亮的学历，但他们没有求真之念。 没有去伪存真之念，就没有科学。 而真与善，是人与人之间形成互信，构建长期合作关系的心理基础。 所以在已经被“原子化”的中共国民间社会之上，中共官员其实是更“原子化”，更无法达成互信合作，更无法自我组织起来的人群。 在危机到来之时，在现实脱序之后，被宣传部门吹嘘得极其强大的中共官员们，其实比普通人群体更加一盘散沙。 而整个中共国现在仍持续运转着的维稳体系，实际上只是个由层层转包后接到单的小微民企，由一群在关键时刻必然要“问薪无愧”的996牛马组成的草台班子。 虽然中共严防死守，但由失业饥民组成的洪流，很快就会如同溃决的洪水，冲向“问薪无愧”的维稳草台班子。 有朋友告诉我说，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有人饿死了。我无法查证，也不敢细问。 但想想那些经济特别脆弱的底层失业者的处境，想想东北大下岗期间的先例，谁敢说这种事不会发生？ 党国的经济风险在持续累积。 治理风险，包括内部管理的风险同样在持续累积。 系统在走向自身的极限。 即使中共正全力开发各种高科技的维稳工具，即使它掌握的资源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皇朝，但各皇朝末年的统治者都防不住的民变骚乱，还是会如期发生。 古代皇朝编户齐民，把人口固定在土地上，民间通讯困难且费时，各地方言歧异甚大乃至彼此语言不通，所有这些困难，都从来没影响过古代皇朝末年的流民因共同的困境，汇集成穿州过省的洪流，撕裂皇朝赖以生存的政治秩序。 所以禁言封号也好，全网删除也好，降热度撤热搜也好，不会有效果。 帝国所有的维稳工具都是用来对付普通人的，对付个体的，最多是对付零星、偶发的小规模群体抗争事件的。 不是用来对付末日的。 帝国的末日会象泥石流来袭时那样迅速淹没一切。 一时一地的崩塌会形成连锁反应，一点火星会引爆整个火药桶，悬在众人头顶的平静湖面，会化作从天而降的浑浊泥浆。 无人能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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