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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煜全学生物出身，这段他讲了一个进化论的公案。自然进化的特点是相互制约，狮子不可能比羚羊快十倍。那谁制约了人？没有。人在脱离制约的情况下持续进步，自然界没有这样的物种。达尔文用性选择解释，可性选择选出的全是负面性状，漂亮的雄鸟招天敌，照这么选人该越来越蠢。华莱士更聪明，却把答案推给了上帝，从此被科学界除名。人到底怎么来的，他给的解法在文化和技术的双向选择里，还有一个数字，我们 80 亿人是两三千个人的后代。 #王煜全# #进化论# #达尔文# #文化人类学# #易论AI#

🎺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The Global Jukebox是一个有哥伦比亚大学等机构联合开发的学术级音频档案馆，将全球传统音乐、舞蹈和演唱方式可视化在地图上的多媒体数据库。 它留存的是人类表演传统的“过去时”。它不是像 Spotify 那样根据个人喜好推荐流行歌曲，而是把几千种各民族的歌唱风格、乐器形态和文化背景编织进了一张可探索的地理网络中。 1️⃣ 空间探索传统音频： 点击地图上的不同区域和族群，就能直接听到该地区原汁原味的传统歌谣和器乐录音。 2️⃣ 科学的分类体系： 网站基于著名音乐人类学家艾伦·洛马克斯（Alan Lomax）的“歌唱风格学”（Cantometrics）研究，将音乐按呼吸控制、发声紧张度、合唱组织形式等维度进行了详细的数据化分类。 3️⃣ 文化关联对比： 你可以通过它观察不同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如狩猎采集与农耕社会）如何影响一个民族的歌唱和舞蹈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该网站的核心学术方法和大量底层数据源自 20 世纪中叶。其中的部分分类方式和对族群的定义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在使用时，应当将其视为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和研究视角的参考，而不是给某种文化定性的“终极标准答案”。 由于网站包含大量的英文学术解释和研究背景背景，建议中文用户配合沉浸式翻译共同使用。 🔗：

Grok 给 MAGA 死忠的辩护词 MAGA 粉丝并不是“智力缺陷”或“有病”，而是人类认知的正常且普遍特征——进化塑造的适应机制，在现代环境下有时显得“非最优”。 你描述的“根据现实、事实、证据调整观点、决策和行为”，确实是理想理性（Bayesian updating）的核心，但脑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实证研究一致显示： 纯理性更新在政治/社会领域极少见，因为大脑优先处理身份、情绪和社会凝聚，而非抽象真理。 MAGA死忠粉的“亏了但忠诚”只是这个普遍模式的当代案例，不是独特病态。 以下从四个学科角度拆解（基于fMRI、行为实验、DSM框架和进化/社会学实证）： 1. 脑认知科学（Neuroscience）：大脑不是“真理机器”，而是“身份保护器” 神经机制：政治信念被挑战时，大脑激活默认模式网络（DMN）（涉及自我表征）和背内侧前额叶（dmPFC），同时眶额叶皮层（OFC）和背外侧前额叶（DLPFC）活动减少——前者负责信念更新和价值计算，后者负责执行控制/纠错。 结果：抵抗改变，而非理性整合新证据。2026年一项fMRI研究（左翼参与者，但机制对称）显示，政治信念抵抗与DMN增强+OFC减弱直接相关；非政治信念则相反。 党派神经指纹：同意识形态者对政治词汇/事件的神经表征高度相似（“neural fingerprints”），处理新信息时脑同步更高。 即使看同一新闻，两派大脑“分割”成不同意义单元，导致双方都觉得对方“偏见”。这不是“傻”，是大脑把党派身份编码为核心自我，类似宗教或家族归属。 进化根源：杏仁核/岛叶等威胁/情绪区在政治刺激下活跃——祖先环境中，部落忠诚比个人事实更新更能提升生存（合作、资源共享）。现代高信息环境放大了这种“捷径”。 简言之：大脑默认用身份过滤证据（motivated reasoning），这是硬件层面的设置，不是智力缺陷。 2. 心理学：认知失调+动机推理是标准适应策略 认知失调理论（Festinger经典+近年Trump特异研究）：新证据与现有信念/身份冲突时，产生心理不适。大脑自动减少失调——否认事实、分隔（“政策重要，个人无关”）、合理化（“对手更糟”）。 2026年三项研究直接针对Trump支持者：面对指控时，多数选择否认或“政策优先”，这正是失调缓解机制，而非智力有问题。 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党派不是“观点”，而是核心身份。忠诚提供自尊、归属感和情感奖励（多巴胺回路），远超短期经济损失。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进一步强化：承认“错了”等于否定自我。 确认偏差+锚定：普遍存在于所有人（左右皆然）。实验显示，党派强度越高，信念更新越慢——这是保护自我一致性的适应，不是病。 心理学共识：这不是“异常”，而是默认认知模式。纯理性只在低情感 stakes（如科学实验）中常见。 3. 精神病学（Psychiatry）：不是DSM诊断的“病” DSM-5/ICD标准：政治极端忠诚不构成精神障碍。妄想症需“固定、错误、与文化不符且功能损害”；MAGA忠诚是文化/社会规范内的共享信念，不是个体病理。 部落主义被视为“社会建构”，可被环境强化，但不是临床疾病。 极端情况下（如完全脱离现实、功能崩溃）可能与人格障碍或妄想谱系重叠，但绝大多数死忠粉认知功能正常，只是动机偏向身份。 精神病学强调：把政治观点病理化本身是危险的（历史上曾用于压制异见）。 反之，反威权者有时被过度诊断（如ODD/ADHD），但这也非主流共识——政治不是精神病学领域。 结论：不能说 MAGA 死忠粉有病，而是正常变异范围内的适应行为。 4. 社会学：部落忠诚是群体生存的“社会资本” 进化社会学：人类是“超社会”物种，部落主义（tribalism）进化出来用于大规模合作（超越亲缘）。忠诚提供社会资本（互惠、支持网络），在不确定环境中优于孤立理性。现代政治部落像“文化亲缘”——MAGA提供情感归属、仪式感和“敌人”框架，弥补现实损失。 回音室+群体思维：社交媒体/媒体泡泡放大偏差，形成自我强化循环。不是个体“傻”，而是社会结构奖励忠诚（点赞、社区认同），惩罚异见（排斥）。 普遍性：左右翼、宗教、体育球迷、民族主义者都一样。2026年Trump第二任期的MAGA忠诚只是最新例证——任何高身份 stakes 的群体都会出现。 整体总结 你说的“正常认知能力”更接近科学/学术理想，而非演化塑造的真实人类大脑。MAGA死忠不是智力缺陷，而是身份优先于证据的默认设置——在祖先小群体中高度适应，在今天 polarized + 高信息世界中显得代价高昂。 两派都这样（研究高度对称），只是MAGA案例因媒体放大更显眼。 这不等于“合理”或“不可改变”——去偏见干预（跨群体接触、刻意反思）有效，但需承认它是人性特征，而非某群体的“病”。 人文视角下：人类都是这种大脑的载体，追求真相就需要持续对抗内置偏差，这是很难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 动态看，持续的现实打击（如经济恶化、个人利益受损）的确可能改变政治忠诚，但过程远慢于纯理性预期。

一夜之间，VC、同行圈，全在转发 DeepSeek 老板梁文峰的四小时投资人会议发言，感觉像朝圣一样，我将大家引用最多的一些发言梳理了下来。 • 人类能够持续学习，但同一件事，就得给 AI 所有的上下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 AI 并不能够替代员工。 • 对一个正常人来讲，他的需求不是电脑，而是人力。 • Anthropic 现在超过 OpenAI，不是长期的，是阶段性的。OpenAI 和 Google 未来大概率会交替上升。 • 国内做模型的公司太多了，每一家都做同样的事情，最终一定会收敛，但需要过程。 • 我们一般不太加班。第一是做研究需要一个比较松弛的环境。第二是我们非常聚焦，产品很多都不完善，但我们也没有去补它，也算是一种克制的文化。 • 开源是有好处的，AI 这个事情足够大，最终它可能得占掉人类社会 GDP 的百分之十。如果说我们想独占这个利益，那么一定是要被历史抛弃的。这是一个客观的规律，这是一个历史观。 • 卖 API 这个事情没那么大吸引力，只要搞几个人维护这个 API 就可以了，甚至客服都没有，用户自己就会来。 • 希望下一代模型，能够帮助我们自己的开发。说得简单一点，我们做的模型，第一目标不是大家用得好用，而是我们自己用得好用。这是实现 AGI 最快的方法。

看完了梁文锋在最近一轮投资人会议上的语录 不愧为全世界最有格局的创始人... 记录下来一些非常触动我的，全文背诵学习... 1. 在通过 AGI 的路上，要经过产品这个台阶，但不用花太多心思，产品只是在 AGI 路上的副产物。 2. 3D、视频生成、世界模型，跟智能上限没有太大的关系。 3. 多模态很重要，但不是智能本身。 4. 大模型的幻觉是一个产品问题，可以解决，但不是重点。 5. 现阶段最重要的是 Coding Agent，通用 Agent，金融医疗等 Agent 优先级较低。 6. AI 现在不缺品味和直觉，缺的是持续学习的能力。 7. 人类能够持续学习，但 AI 还没有，下一代模型必须要具有持续学习能力。 8. 我们希望下一代模型帮助我们开发，这是实现 AGI 最快的方法，但「学习」有很多东西组成，目前全世界还没找到好方法。 9. 如果把 AGI 比作爬楼梯，去年的阶梯是 CoT，今年的阶梯是 Agent，之后的阶梯是持续学习。 10. 实现持续学习之后，可能会来到渐进的奇点，AI 可以开发更前沿的模型，加速 AI 研究，这部走完，才是具身智能。 11. 智能的重点可能是具身，因为对一个正常人来讲，他的需求并不是电脑，而是人力。 12. 我们只赚合理利润，非常考虑成本效率，所以价格能做到最低，卖 API 这件事，我们没有销售，也没有客服，用户自己就会来。 13. 我不怀疑 AGI 会有巨大的商业价值，我考虑的是如何增加做成的概率。 14. AI 在商业上做成，开源是有好处的，一个软件公司，市场一年就几十亿美金，一开源就没有了，但是 AI 这个事情足够大，最终可能得占掉人类社会 GDP 的 10%，如果想独占这个利益就一定会被历史抛弃，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这是一个历史观。 15. 开源对我们的商业模式没有任何影响，前提是「只赚一定的利润」，如果要赚百倍利润，开源确实会影响你。 16. 中国 AI 的差距主要在资源，我们相信 scaling，规模越大，效果越好，但资源就这么多，人才没有差距，都是同一批人。 17. Anthropic 超过 OpenAI，不是长期的，是阶段性的。OpenAI 和 Google 未来大概率会交替上升。 18. 国内模型公司太多了，资源分散，最终一定会收敛，如果每家只拿合理的利润，不需要那么多人做大模型，可能两家大公司，两家小公司就够了。 19. 我绝对不认为大模型公司可以拿走AI行业的大部分利润。 20. 大模型的竞争差距会体现在三个方面：成本、时间、用户体验。成本排第一位，时间早几个月就不一样，用户体验有些黏性和壁垒，但不本质。 21. 无意成为下一个超级app，看不上这个东西，不要为了芝麻丢了西瓜。 22. 去年大家都抢 Chatbot，抢 C 端流量，今年是抢 B 端收入，我们真正关心的是 AGI 路线图，下一步技术怎么突破。最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没那么在意的反而容易得到。 23. 团队的稳定性是没法退让的，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风险，随着这次融资，也得到了解除（这是低利润模式必须的支撑） 24. 不想和任何人成为竞争对手，希望给他们赋能，帮助他们，这样我们的环境也会更好。 25. 我们一般不太加班，第一个原因是研究需要一个比较松弛的环境，第二个原因是我们非常聚焦，不去补产品的所有问题，也算一种克制的文化。 26. 公司是动态的，随着公司变大，可能会有一些必要的结构，但不会完成变成传统的层级制度。 27. 我们做这个公司，初衷没想要赚多少钱，要去上市。我们怀着一个对这个世界非常大的善意来做这个事情，觉得这对人类有用。 28. 我们是一个靠愿景驱动的组织，KPI 不是我们的组织方式，有好处也有坏处，但这个是我们的特色。 29. 愿景不是成文的，而是在做事的方法中，对待世界的态度里，可能我们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但大方向是一致的。 30. 一个公司最重要的是愿景，愿景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不是怎么说，而是怎么做。 31. 克制是我们愿景里的一部分。AGI 之外的事情，我们没有精力就不做。AI 这个事情太大了，利益也太大了，随便分一点利益就非常大，你越克制，就越有可能做成这件事。除了愿景，我们并没有非常多的其他优势。 32. 开源也属于克制的一部分，从长期来说，价格低可能是优势，克制是一种战略。 33. 如果你的愿景是拿得多，你就先输了，你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问题，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推荐下，这期 JL Collins × Steven Bartlett《The Diary of a CEO》 的完整播客采访。 很有哲理的财富观，推荐每个人看完结合自己的条件再规划下属于自己的路径： 1️⃣为什么要避免债务。 2️⃣支出低于收入成为习惯有多必要。 3️⃣投资剩余的钱，是未来的底气。 4️⃣学会先获得购买权，再消费。 他在36分钟的时候也谈到了对比特币的态度！ 正片2小时15分钟，链接放在最后， 也可以选择看看我下面有 GPT 的整理版和我的注解，不想听我啰嗦的可以直接去看正片。 JL Collins 就是《The Simple Path to Wealth》的作者， 先说我认为这期采访真正的核心：钱最重要的功能，不是让你买更多东西，而是让你越来越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 也就是说，财富的终点不是消费能力，而是选择权。 这也是整期两个多小时反复回到的主线。 下面是 AI 按采访顺序的梳理： 00:00–03:27｜为什么写《The Simple Path to Wealth》 JL 最初根本没准备写一本畅销书，而是在博客上给女儿 Jessica 留下一套关于钱的知识。 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把钱的问题处理好，人生会容易非常多。不是因为钱本身能带来幸福，而是有资源的人拥有更多选择，没有资源的人很多时候连选择的资格都没有。 因此他写作的目标从来不是教女儿如何暴富，而是教她：如何避免因为钱而失去人生的自主权。 03:27–05:10｜绝大多数人对钱最大的误解 普通人的第一反应是： 有钱了可以买什么？ 房子、车、旅行、奢侈品…… JL 认为这是文化灌输给我们的默认思维。 钱当然可以消费，但还有第二个用途： 钱可以替你工作。 你工作→赚到钱→把其中一部分变成资产→资产继续产生钱。 于是慢慢发生一个巨大变化： 一开始，是你用时间换钱； 后来，是钱替你换时间。 所以他建议把“我能用这笔钱买什么”改成： “这笔钱将来能替我赚多少钱、买回多少自由？” 05:10–06:15｜什么叫财务自由 只要你必须每天出售自己的时间、劳动和注意力才能活着，你就仍然依赖某一个愿意付钱给你的人或组织。 老板、客户、公司、平台…… 所以财务自由不是“我有很多钱”。 而是： 工作开始变成可选项。 你可以工作，但不是“不工作就活不下去”。 这个区别非常大。 06:15–13:11｜为什么很多成功人士都有创伤 Steven 谈到自己的经历：年轻时冒险、辍学创业、拼命证明自己，很大程度来自内心的不安全感和创伤。 JL 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很多极度成功的人背后都有某种“我要证明自己”的东西。 创伤、不被认可、自卑、家庭问题…… 它可能成为非常强的驱动力。 但反过来，他也认识一些人，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只想过舒服、自由、平静的人生。这些人反而往往成长环境更加稳定。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 巨大的野心究竟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没有被治愈的伤口？ 采访没有给确定答案，但 Steven 明确提到，他认识的一些超级富豪并不快乐。 其中一个重要寓言：和尚与大臣 JL 的书开头有个故事。 两个童年好友，一个后来成为国王身边的大臣，一个成为清贫和尚。 大臣看和尚每天粗茶淡饭，就说： 你如果学会讨好国王，就不用吃这种苦了。 和尚回答： 你如果学会满足于粗茶淡饭，也就不用讨好国王了。 JL 说自己一直更接近和尚。 这其实是他全部财富哲学最简洁的表达： 降低欲望，也是一种提高自由度的方法。 当一个人的“必须拥有”越来越少，他需要讨好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13:11–14:22｜钱与幸福的关系 JL 并不认同“钱能让你幸福”。 他的观点更细： 钱不一定增加幸福，但缺钱可以制造大量痛苦。 催债信、房租、账单、医疗费用、失业风险…… 这些东西会长期占据人的心理空间。 所以财富最先改善的，往往并不是快乐，而是： 减少焦虑。 而且金钱有放大效应。 一个本来就不快乐的人， 变成富豪以后仍然可能不快乐； 一个本身就很满足的人， 有钱以后会获得更多选择。 Steven 也谈到自己以前觉得 Range Rover、 豪宅会带来巨大幸福， 后来真正拥有以后， 发现心理冲击远没有想象中大。 JL 因此强调： 享受财富， 但不要要求财富负责治愈你。 14:22–15:59｜什么才是真正的 F.U. Money 一般人把 FU Money 理解为： 钱多到永远不用工作。 JL 说那其实叫 Financial Independence。 他定义的 FU Money 反而是： 走向财务自由途中已经积累起来的那部分钱。 哪怕你只有足够活六个月的钱， 它都已经开始改变你的行为。 老板羞辱你，你可以离职； 行业不好，你可以休息半年； 想去欧洲旅行，你可以辞职； 想换城市，你不用害怕三个月没收入。 所以财富不是到了终点才有用。 每增加一笔储蓄，你的自由其实已经增加了一点。 15:59–25:32｜采访最有争议的观点：年轻人未必应该买房 JL 不是反房地产。 他自己一生也买过很多房。 但他说： 房子应该首先看作一种生活消费，而不是自动等于一项好投资。 买房最大的问题不只是首付和房贷。 还有装修、家具、维修、房产税、保险、屋顶、花园、设备等等。 所以“我的月供和房租差不多”这个比较经常是错误的。 房租 2500 美元，你大致知道成本； 房贷 2500 美元，可能突然再来一个 2 万美元屋顶。 而且人买房时经常出现一个行为偏差： 银行说你最多可以贷 100 万，你就真的去买一个接近自己极限承受能力的房子。 于是房子开始绑架现金流。 买房真正被忽略的是机会成本和流动性 JL 和 Steven 都特别重视这一点。 20 多岁、30 多岁的时候，人的最大财富可能不是现有资产，而是： 未来几十年的机会。 工作突然要求你去纽约； 创业机会在旧金山； 你想去葡萄牙； 换行业； 认识了另一半； 都需要移动。 租房的人可以很容易离开。 房主却要卖房、承担交易成本，或者突然变成一个根本不想当的房东。 所以 JL 的结论不是： “永远不要买房。” 而是： 年轻且正在快速发展事业时， 不要低估流动性的价值。 等你已经非常有钱， 而且某套房确实提升生活质量，再去买。 那时候你是在强势位置购买， 而不是被房贷绑架。 25:32｜整本书浓缩成三句话 JL 的财富路径非常简单： 避免债务。 支出低于收入。 投资剩余的钱。 基本上整场采访后面的一个多小时， 都在解释这三件事。 26:49–36:03｜债务为什么如此危险 个人消费债务在他眼里几乎是财务自由的反面。 尤其：信用卡债务、消费贷、豪车贷款。 因为你不仅在为过去的消费付款， 还把未来的现金流提前抵押掉了。 他把债务形容成游泳运动员腰上绑着铅块。 不是绝对游不到终点，但难度大得多。 他的还债方法也很明确： 把所有债务列出来； 其他债务付最低还款； 集中现金优先消灭利率最高的债务； 然后第二高、第三高…… 这是数学上效率最高的一种方法。 “必须拥有”的暴政 JL 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概念： Tyranny of the Must-Haves。 “我必须住这个区。” “孩子必须读这所学校。” “必须有两辆好车。” “必须每年出国。” “必须住大房子。” 每增加一个“必须”，自由就少一点。 他自己年轻时直接存收入的 50%。 但他说自己从没觉得这是“牺牲”。 他的心理账户是： 我不是少花掉了 50%。 我把那 50% 花在了购买自由上。 这一点我觉得是整期非常高级的一个重新定义。 消费其实经常是在购买自尊 Steven 讲了自己年轻时候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 发薪以后立刻买大电视、PlayStation， 因为这些东西能让自己短暂感觉： “我成功了。” 过几天发现没钱，又把东西卖掉。 下一次发工资继续循环。 JL 提醒： 很多炫耀性消费，本质并不是需要那个东西， 而是希望别人通过那个东西认可自己。 他举 Ferrari 的例子： 你开 Ferrari 时以为别人想： “这个人真厉害。” 实际上别人很可能想的是： “如果我开这辆 Ferrari，我一定很帅。” 人家压根没那么关心你。 36:03–38:43｜他为什么不投资 Bitcoin 这里应该也是你比较关心的一段。 JL 明确表示： 他不反对 Bitcoin 存在，但自己不投资。 原因不是他说 Bitcoin 一定归零， 而是他认为 Bitcoin 对他来说属于 speculation， 而不是 investment。 他的投资标准是： 背后最好有一个持续产生经济价值的“发动机”。 企业销售产品、产生利润、现金流增长。 而 Bitcoin 在他的框架里没有这套现金流， 所以他无法估值。 Steven 反驳： 如果 Bitcoin 过去十五年的成功如此巨大， 本身是不是已经证明市场存在真实需求？ JL 承认： 完全可能。 Cathie Wood 等人的长期判断也完全可能最终是对的。 但他说他无法判断未来十年，所以选择不参与。 因此他的立场其实没有标题那么绝对。 不是： “Bitcoin 是骗局。” 而是： “Bitcoin 超出了我的投资框架，所以我把它归类成投机。” 38:43–46:37｜应该还房贷还是投资 答案取决于房贷利率。 因为提前还贷相当于获得一个确定性收益： 如果你的房贷利率是 7%，提前还款大致相当于获得一笔确定性的 7% 成本节省。 房贷利率极低时，投资机会成本更重要； 房贷利率非常高时，提前还款吸引力更高。 他随后解释了利率、房贷本金、利息以及为什么前期月供中利息占比较大。 他也说，不要试图精准预测“什么时候利率最低然后买房”。 因为利率同样很难预测。 最终还是回到： 现在是否买得起，这个房子是否真正改善你的生活。 46:37–55:13｜AI 时代，现在买股票安全吗？ JL 给出的答案很经典： 短期永远不安全，长期反而非常安全。 股票最大的特征不是“危险”，而是： 波动。 如果三年后要买房的钱、明年孩子读书的钱放进股市，很危险。 因为明年完全可能跌 30%、40%。 但如果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钱， 股票是人类历史上极强大的长期财富生产工具之一。 核心条件只有一个： 大跌的时候不能因为恐惧卖掉。 否则再好的资产都救不了你。 所以真正最大的投资风险，有时候不是资产： 而是投资者自己。 男人为什么投资经常不如女人 这里他们谈到一个有意思的行为： tinkering——手痒。 觉得： 这个配置再优化一下； 换个 ETF； 追一下热点； 择个时； 卖了再买回来…… JL 发现很多男性尤其喜欢这样做。 Steven 引用了一些男女投资行为的数据，核心结论是： 男性更倾向承担风险、频繁交易和择时； 女性往往交易更少、更长期持有。 所以即使男性经常“感觉自己更懂投资”，最终反而可能因为过度操作拖累回报。 JL 开玩笑说： 看来自己有非常强的“女性一面”。 他的核心仍然是： 少做事。 55:13–1:02:38｜复利真正发生时是什么样 采访展示了一张长期复利曲线。 早期非常无聊。 本金不断增加，资产增长并没有明显脱离投入的钱。 然后几十年后突然： 曲线翘起来。 JL 说他见过很多已经财务独立的人，反而问他： “我真的财务自由了吗？” 不是他们不会算数学。 而是复利增长到后期会快得令人产生不真实感。 他随后解释 4% guideline： 如果一年生活费 10 万美元， 大约需要： 10 万 × 25 = 250 万美元投资资产。 250 万 × 4%=10 万。 所以可以粗略用： 年度支出 × 25 作为财务独立目标值。 但他刻意不用“4% Rule”，而更喜欢叫 guideline，因为现实情况会变化。The Singju Post 复利最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态： “所有东西都免费了” 意思不是东西真的不要钱。 而是： 当投资资产每年产生的钱已经高于你的全部消费时， 新消费不再需要靠劳动补回来。 年轻时你舍不得买的东西，后来反而可以轻松买。 这也解释了他的财富哲学： 不是永远节俭。 而是： 先获得购买权，再消费。 而不是提前几十年透支未来购买权。 1:02:38–1:12:54｜“我年轻时不享受，老了有钱有什么意义？” Steven 提出年轻人非常自然的反驳： 20 岁不去旅行、不喝酒、不玩、不买东西，一直省钱，等到 70 岁一身钱，有什么意义？ JL 的回答不是让人苦行。 他首先反对： “享受人生=花很多钱。” 更有意思的是，他说 75 岁以后其实钱非常有用。 因为年纪越大，舒适、安全、医疗、便利的价值越高。 但他年轻的时候也并不是为了“75岁的自己”投资。 他 25 岁攒了约 5000 美元，就敢辞职去欧洲背包旅行。 所以： 储蓄不是只帮助未来的你， 它马上就在帮助今天的你。 5000 美元可能还不能退休， 但已经足够让一个年轻人敢辞掉不喜欢的工作。 他为什么主张储蓄率 50% 第一份正式工作年薪约 1 万美元，他直接存 5000。 他认为 50% 是一个非常强的 benchmark。 在市场正常的情况下， 坚持高储蓄率 + 投资， 大概十几年就可能走向财务独立。 当然这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必须 50%。 他的意思是： 不要先问： “50% 怎么可能？” 应该先问： 财务自由对我到底值多少钱？ 有人选择星巴克、好房子、名车； 有人选择早点自由。 没有道德上的对错，是优先级不同。 1:07:08｜给孩子最大的投资礼物其实是时间 他特别建议，如果孩子已经有合法劳动收入， 可以尽早利用 Roth IRA 等美国税优账户投资。 原因不是那几千美元有多重要。 而是孩子拥有： 50 年、60 年甚至更长的复利时间。 他说财富积累最强大的变量之一就是： Time。 越早开始，后来需要付出的本金越少。 1:12:54–1:20:04｜税优账户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详细讲了美国的： 401(k)、403(b)、IRA、Roth IRA。 传统退休账户的本质通常不是“不交税”， 而是：延迟交税。 现在收入高时把钱放进去； 投资增长； 退休以后收入降低，税率可能下降； 再把钱取出来。 同时雇主的 401(k) match 基本属于： 应该优先拿的“免费钱”。 他也提醒： tax deferred ≠ tax free。 JL 自己反而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 退休后因为写书、事业成功，税率甚至比以前高， 因此传统税延策略对他没有达到典型效果。 1:20:04–1:27:39｜他到底买什么资产 答案极其无聊： 低成本、广泛分散的指数基金。 他的代表选择就是 Vanguard： VTSAX——美国 Total Stock Market Index Fund。 大约覆盖数千家美国上市公司。 为什么？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未来哪个公司会赢。 但指数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机制： 赢家越来越大，自然在指数中的权重越来越高； 输家不断萎缩，最终被淘汰； 新的赢家自动进来。 JL 给它起了一个词： self-cleansing——自我清洁。 Sears 曾经像今天 Amazon+Walmart 一样强大。 后来 Sears 消失了。 但指数投资者不需要提前预测 Sears 会死， 也不需要提前猜 Amazon 会赢。 市场替你完成替换。The Singju Post 为什么他不直接买 Nasdaq 100？ Steven 提出： AI、机器人、自动驾驶都属于科技， 过去十年 Nasdaq 又表现极好， 那为什么不直接重仓科技？ JL 承认： 这个逻辑完全合理。 甚至过去十年确实会赚得更多。 问题只有一个： 你仍然是在预测未来。 今天科技领先， 不代表未来四十年始终由科技这个分类领先。 所以 JL 说： 我买整个市场。 科技继续赢——我已经持有科技巨头； 科技输了——新的赢家同样会自动进入我的组合。 所以他放弃一部分极致收益潜力，换来： 不需要预测未来。 1:27:39｜全片最好的投资比喻：啤酒与泡沫 JL 现场倒了一杯啤酒。 杯子里两部分： Beer = 企业真正创造的经济价值。 收入、利润、现金流、业务。 Foam = 市场情绪。 恐惧、贪婪、AI 故事、想象力、炒作、估值。 股价=Beer + Foam。 问题在于现实股票不像透明酒杯，我们很难知道到底多少是啤酒，多少是泡沫。 他拿 Tesla 举例： Tesla 当前估值中包含大量对机器人、自动驾驶等未来业务的预期。 如果未来这些业务真的实现： 泡沫会慢慢变成啤酒。 如果没有实现： 泡沫就可能消失。 巴菲特为什么那么厉害 用 JL 的啤酒逻辑： Benjamin Graham 早期寻找的是： 价值 1 美元的“啤酒”，市场只卖 0.7 美元。 巴菲特后来逐渐升级成： 与其极低价买垃圾，不如合理价格买极好的企业。 优秀企业： 品牌强； 竞争壁垒高； 盈利能力强； 管理优秀。 最难的地方不是分析。 而是： 拥有足够的耐心什么都不做。 所以他们谈到 Munger / Buffett 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原则： 不要妨碍复利自己工作。 1:33:40–1:36:06｜市场暴跌怎么办 答案： 不要卖。 2020 年疫情就是案例。 市场暴跌，恐慌蔓延。 但企业和经济最终恢复。 如果你因为新闻而清仓，可能在最低点附近离开； 随后又因为上涨产生 FOMO，在高位重新买回。 所以 JL 的方法很简单： 长期资金继续持有； 如果仍在积累期，甚至可以继续买。 真正危险的是： 把正常波动理解成世界末日。 短线交易和投资完全是两种东西 用“Beer/Foam”理论： 买企业未来几十年的盈利能力，是 investment。 试图预测明天、下周、下个月市场情绪产生的 Foam，是 trading/speculation。 后者在 JL 看来非常接近赌博。 他们也吐槽各种“教你稳定交易赚钱”的课程： 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可以持续提款的秘密策略， 为什么最赚钱的业务会变成卖课？ 这不是说所有金融教育都是骗局，而是在提醒： 对“快速、稳定、高收益的交易秘诀”高度警惕。 1:39:26｜需不需要财务顾问 JL 对财务顾问整体比较怀疑。 他的一个有意思的判断是： 当你已经懂得足够多，能够识别一个优秀财务顾问的时候，你可能也已经懂得足够多，可以自己投资。 尤其要注意利益冲突。 比如顾问按照 AUM 收 1% 管理费。 你有 100 万美元交给他； 突然想拿 50 万提前还房贷。 如果他说“还”，自己的管理费收入立刻减少一半。 不代表他一定会骗你。 但： 激励结构已经产生冲突。 所以永远要知道： “给我建议的人，是怎么赚钱的？” 1:42:13｜JL Collins 自己到底怎么配置 他当时透露大致： 80% VTSAX 美国全市场股票 15% Total Bond Market 债券 5% Money Market / 现金类资产 另外有两处自住房性质的小房地产， 但在净资产中比例很低。 他已经 75 岁，这个股票比例其实非常激进。 他自己也明确说： 不一定适合其他同龄人。 债券的作用主要不是赚钱，而是降低波动。 他把“风险”重新定义： 股票短期风险大，因为波动； 但长期能对抗通胀。 债券短期稳定； 但长期可能输给通胀。 因此： 安全与否必须带上时间维度。 1:45:23｜Steven 现场问 ChatGPT：普通人如何财务自由 ChatGPT 给出的答案大意和 JL 几乎一样： 控制支出； 购买低成本广泛指数； 长期持有； 让复利工作。 JL 开玩笑： ChatGPT 应该是把他的书拿去训练了。 随后 Steven 又问： 怎样提高收入？ JL 的答案： 提高技能。 ChatGPT 的答案也类似： 学习市场需求高的技能。 1:46:26–1:49:33｜AI 时代应该学什么 Steven 讲自己年轻时候学 Social Media。 创业虽然失败，但因此站在了一个新行业浪潮最前面。 后来企业疯狂需要懂社交媒体的人， 于是那个失败经历反而变成极高价值的人力资本。 JL 由此讲： Failure 是成长的一部分。 甚至创业世界里， 有些投资人更喜欢经历过失败的创始人。 Steven 给未来孩子的建议很有意思： 如果不知道学什么， 去一个处于技术浪潮最前沿的 startup 工作。 哪怕它最后倒闭。 因为你会离创始人很近； 离问题很近； 离失败很近； 离新产业真正发生的地方也很近。 这可能比一个安稳的大公司职位学得更多。 1:49:33以后｜收入低不等于不能财务自由 JL 举了两个极端例子。 一个朋友一辈子收入可能没超过 4 万美元， 却最终财务独立。 另一个金融行业朋友： 90 年代奖金就有 80 万美元； 年收入大约百万美元； 结果仍然接近月光。 为什么？ 豪宅、车、孩子学校、社交圈…… JL 甚至认为： 高收入有时候反而是财务自由的障碍。 因为高收入会自动把你推入另一个消费比较体系。 普通人比较车。 富人比较房子。 更富的人比较游艇。 游戏没有终点。 收入越来越高， Lifestyle Creep 也越来越大。 所以： 决定财务独立的不是绝对收入， 而是收入与欲望之间的差值。 随后谈到了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财富杀手：离婚 Steven 讲了一个， 身价可能数亿美元的朋友正在经历长期离婚诉讼。 律师费、资产估值争议、 强迫出售长期持有的股票、税务损失、精神压力…… JL 的结论是： 选人生伴侣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财务决定。 当然 Steven 也补充非常重要的另一面： 如果另一方为了家庭和孩子牺牲职业， 财富本身可能也是夫妻双方共同创造的。 所以他们并不是简单讨论“如何避免分钱”。 真正谈的是： 婚姻是你人生最大的经济合伙关系之一。 Prenup：其实每个人都有婚前协议 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即使你“不签 Prenup”， 你也并不是没有 Prenup。 你只是选择： 使用政府默认替你制定的 Prenup。 所以问题不是： “要不要规定离婚后怎么处理？” 而是： 你们两个人提前共同决定； 还是几十年以后让法律制度替你决定。 他们认为对于资产复杂的人， 提前认真讨论反而更加成熟。 JL 结婚 44 年最大的经验 Steven 问他： 怎么选对伴侣？ JL 本来一直说自己运气很好， 因为结婚前根本没认真谈过钱。 后来有一次当着妻子的面讲这个故事， 妻子直接纠正他： 两个人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JL 就已经跟她讨论储蓄率，甚至说： “你应该存下收入的 50%。” JL 才意识到： 原来财务观早就被自己自然表达出来了。 两个人长期婚姻稳定的一部分原因，就是： 在金钱价值观上高度一致。 1:59:53｜75 岁以后，他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这是整期采访后面突然非常深的一段。 JL 首先说： 他不太喜欢“如果当时……”这种思维。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另一条路是不是真的更好。 创业失败可能导致后来成功； 一次看似错误的选择可能塑造后面的你。 所以从人生路径角度： 他没有特别大的遗憾。 但有两个关于父亲的私人遗憾。 第一个遗憾：童年拒绝父亲的礼物 小时候父亲非常喜欢动手做东西。 有一次给他买了一个电动锯作为礼物。 JL 完全不喜欢，表现得非常失望。 他看到父亲脸上的受伤。 七十年过去，他仍然记得。 他说： 自己当时只是孩子， 也不应该过度责怪那个年纪的自己。 但这件事教会了他： 有时候礼物的价值不在礼物，而在送礼人的心。 第二个，也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 父亲去世前的最后一次谈话 JL 24 岁时，父亲因为肺气肿住院。 去世前一天，父亲坐在病床边告诉他： 自己今晚可能要死了。 年轻的 JL 本能回答： 不会的，你会好的，别这样想。 结果父亲那天晚上真的去世了。 五十年以后，JL 才完全理解那个场景： 父亲根本不是需要一句：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是一个已经知道自己即将死亡的人， 想和自己的儿子谈谈死亡。 JL 最大的遗憾是： 自己当时没有成熟到意识到这个邀请。 不是选错答案。 而是： 根本不知道那里存在一道选择题。 说到这里他明显非常动情。 最后谈到死亡 JL 说自己大概率认为： 死亡之后什么都没有。 但他同时对死亡非常好奇。 他并不急着死， 身体和精神状态允许的话仍然很喜欢活着。 只是到了 75 岁，他会好奇： 如果自己错了呢？ 如果真的存在另一边呢？ 最后的问题：人生到底什么最重要？ JL 给出了一个很反鸡汤的答案： 从宇宙尺度上看，什么都不重要。 人类在宇宙时间尺度里只是极短的一瞬。 一个人的生命更短。 所以他不相信宇宙赋予每个人某种宏大使命。 但是，他认为这反而是一件解放人的事情。 因为：既然没有必须完成的宇宙任务， 那就：好好生活；善待别人；尽可能享受这趟旅程； 利用你拥有的自主权，把唯一这一生过好。 他说的不是： “人生没有意义，所以什么都不用做。” 恰恰相反： 正因为没有第二次， 所以更应该把这一次过好。 所以我很喜欢他这段发言。 最后 Steven 播放了一首关于“God on the Train”的诗，主题也与 JL 的观点呼应： 不要为了某个遥远的天堂忽略眼前这一生，善良、不伤害别人、认真活着，本身可能已经足够。 我看完整期以后，认为最值得记住的是下面这一套递进关系：钱 → 资产 → 现金流 → 选择权 → 不被迫 → 自由。 很多人财富增长以后，走的是另一条路：钱 → 消费升级 → 固定成本升级 → 欲望升级 → 必须赚更多钱 → 更不自由。 两个人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净资产，最后得到的东西却完全相反。 这才是 JL Collins 这期采访真正想讲的东西。 而他那句“把收入的 50% 花在自由上”的思维尤其值得琢磨——储蓄不是没有消费，而是在消费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未来不必向任何人低头的权利。 视频链接：

一个观点 周星驰 这一生，都在传播童年贫穷留给他的创伤，没有治愈，只是传播。 周星驰：从喜剧之王，到一座孤岛 1980—1988：没有人托举他的年代 1982年，周星驰拉着梁朝伟一起报考TVB艺员训练班。 梁朝伟考上了，周星驰落榜，最后靠人说情，才进了夜间训练班。 毕业以后，梁朝伟很快成为“无线五虎”，周星驰却被分去主持儿童节目《430穿梭机》，一做就是将近五年。 那几年，他一直在等一个真正的角色。 跑龙套时，他在《射雕英雄传》里演一个宋兵，出场没多久，就要被梅超风一掌打死。 他问导演：能不能先用手挡一下，再死？ 导演直接拒绝。 一个龙套，按照要求死就行了，哪来那么多想法。 十几年后，周星驰把这段经历原样放进《喜剧之王》。 那时候的他，没人听他说话，也没有资格决定自己怎么死。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理解周星驰的一个关键。 他太知道被人轻视是什么感觉。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拥有了决定权，他就再也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任何人。 1988—1990：李修贤，第一个托住他的人 1988年，李修贤选中周星驰，出演《霹雳先锋》。 周星驰凭这个配角，拿下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被电影圈看见。 随后，他签进李修贤的万能影业。 李修贤给了他进入电影圈的机会，也给了他最早的一纸合约。 问题是，这份合约签在周星驰成名之前。 1990年，《赌圣》上映，票房超过4100万港币，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周星驰一夜之间，从儿童节目主持人，变成整个香港最值钱的男演员。 但他的合约，还是那个不值钱时签下的低价约。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李修贤按照旧合约，把周星驰外借给其他片商。 片商支付的是巨星价格。 周星驰拿到的，却还是合约里的固定收入。 中间的差价，归公司。 站在李修贤的角度，当初是自己承担风险，签下一个没人要的儿童节目主持人。现在演员走红，公司按照合同赚钱，天经地义。 站在周星驰的角度，观众买票，是因为周星驰。 既然市场已经用票房证明了他的价值，为什么还要按照过去的低价，把大部分利益交给公司？ 这也是周星驰此后几十年反复出现的矛盾： 别人认为，自己给过他机会，承担过风险，因此有资格分享成功。 周星驰则认为，成功发生之后，过去的投入都已经不重要了。 真正让项目赚钱的人，是他。 约满以后，周星驰离开。 恩师变成仇人。 李修贤此后二十多年，多次公开批评周星驰忘恩负义。 两人再无合作。 周星驰第一次证明了，只要自己足够值钱，就可以摆脱旧的利益关系。 他也从这次经历里学会了一件事： 不能让别人控制自己的合约， 不能让别人借自己的名字赚钱， 钱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1990—1995：永盛给了他最好的时代，他却不愿意永远给别人打工 离开李修贤以后，周星驰进入向华强、向华胜兄弟的永盛体系。 永盛接住了周星驰最值钱的几年。 《赌侠》《整蛊专家》《逃学威龙》《鹿鼎记》《武状元苏乞儿》，一部接着一部。 1992年，香港年度票房前五名，全部是周星驰主演： 《审死官》《家有喜事》《鹿鼎记》《鹿鼎记2》《武状元苏乞儿》。 这一年，被称为“周星驰年”。 但票房越高，周星驰越难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演员。 投资方认为，电影是一个完整系统，公司出钱，找导演，组织剧组，安排发行，承担亏损风险。 周星驰只是其中最重要的演员。 周星驰却越来越认定： 导演可以换，编剧可以换，投资人也可以换。 真正不能换的，只有周星驰。 既然观众买的是“周星驰”三个字， 他就不愿意只拿演员片酬。 他要改剧本，要决定表演，要控制镜头，要参与分账。 还要决定最终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 问题很快从投资方蔓延到导演。 杜琪峰执导《审死官》，拿下1992年香港票房冠军。 第二年，两人又合作《济公》，结果《济公》票房和口碑都不理想，片场也不断发生冲突。 杜琪峰后来公开表示，不会再和周星驰合作。 王晶与周星驰合作过十余部电影，最后同样分道扬镳。 王晶后来在访谈中反复表达过类似的判断： 周星驰的才华是真的，难相处，也是真的。 所谓难相处，并不只是脾气不好。 更核心的问题是，周星驰很难承认一部成功的电影，是由很多人共同创造的。 电影不好，他会认为是导演、编剧、演员没有执行好。 电影成功，他又会认为，是自己把所有人的能力组织了起来。 最后的功劳，仍然应该归他。 1994年，周星驰成立彩星公司。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拍，由刘镇伟执导的《大话西游》。 上下两部电影，在当年票房惨败，彩星公司随之倒闭。 这是周星驰第一次自己当老板。 也是他第一次发现，拥有全部控制权，不等于一定成功。 几年以后，《大话西游》通过盗版VCD和内地高校传播，逐渐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但后来的封神，救不了当年的公司。 与永盛续约谈崩以后，双方彻底分开。 1996年，周星驰重新成立星辉公司，首部作品是《食神》。从此以后，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高片酬演员。 他要做老板，要掌握公司，掌握版权，掌握电影， 也掌握最后的利益分配。 多年以后，向太陈岚在《美人鱼》上映前夕连续发表长文，公开炮轰周星驰。“没有向家，就没有周星驰”的说法，也由此反复被提起。向太认为，他们给了周星驰最重要的平台。 周星驰不这样看，在他的逻辑里，永盛不是成就了他，是他用自己的票房，成就了永盛。 这也是他后来所有合作关系的底层逻辑： 别人给他的机会，他会记得一段时间，但只要项目成功，他就会迅速认定，真正创造价值的人是自己。 2001：林小明承担了风险，周星驰却不愿意继续分收益 香港电影进入低潮以后，周星驰筹备《少林足球》。 “功夫加足球”，再加上大量特效，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稳妥项目。成本高，风险大，题材也怪。 寰宇老板林小明愿意投资，相当于在周星驰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押了一次重注。结果，《少林足球》以6073万港币，再次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影片横扫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七项大奖。 周星驰一人拿下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 黄一飞凭借“大师兄”一角，拿下最佳男配角。 电影拍摄时，为了完成被酒瓶砸头的镜头，黄一飞据称被真酒瓶砸了几十次。 这也是周星驰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 为了最后的效果，他可以让演员不断重来。 因为在他看来，作品最重要。 至于演员付出了多少、剧组承受了多少，都是完成作品必须支付的成本。 《少林足球》大卖以后，真正的矛盾才开始。 电影不只有院线票房，还有海外版权、录像带、DVD、电视播放、游戏、动画和其他衍生价值。 林小明认为，自己承担了前期投资风险，当然应该继续分享电影成功后的长期收益。 周星驰却认为，《少林足球》之所以能成功，核心是自己的创意、导演、表演和名字。 钱虽然是林小明出的，但真正把钱变成价值的人，是周星驰。 于是双方围绕海外版权和收益分配发生争议，最终对簿公堂。林小明公开表示，不会再有下一次合作。 这件事最能说明周星驰所谓“吃独食”的本质。 他不是简单地喜欢钱，而是始终认为，别人对项目的贡献，都可以计算成成本。 投资人出了钱，应该获得有限回报， 演员出了力，应该获得片酬， 编剧写了剧本，应该获得稿费， 武术指导设计动作，应该获得服务费。 但电影真正长期产生的价值，包括版权、IP、衍生开发和品牌溢价，最终应该属于他。 因为他认为，离开周星驰，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钱。 这种逻辑对他自己当然有利， 但对合作方来说，等于他们陪他承担最危险的第一程。 项目一旦成功，后面的利益，他就不想再分了。 《少林足球》也是吴孟达与周星驰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 当时没人知道，这会是最后一部。 2004：《功夫》登上巅峰，出钱的人、出力的人，最后都没有留下 《少林足球》之后，周星驰找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哥伦比亚参与投资和海外发行，让《功夫》获得了当时华语电影中罕见的制作规模。 动作导演最初是洪金宝，洪金宝带着自己的武术团队进入剧组，拍摄几个月后，洪金宝离开。官方说法，是档期和健康问题。 流传更广的版本是，周星驰不断推翻已经设计好的动作，反复要求修改，洪金宝和武术团队无法忍受这种工作方式。洪金宝后来公开说过，不会再与周星驰合作。 袁和平随后接手。 周星驰请洪金宝，是因为需要洪金宝的能力。 但他又不可能真正把动作部分交给洪金宝决定。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所有人都可以是专家。 但最后的专家，只能是周星驰。 别人可以提供方案，周星驰负责推翻。 别人可以完成执行，周星驰负责判断。 一旦电影成功，观众记住的也不会是洪金宝、袁和平或者动作团队。 只会记住周星驰的《功夫》，这就是他的强大之处。 也是所有合作关系最危险的地方。 《功夫》最终在香港拿下6100多万港币，第三次刷新周星驰自己的票房纪录。 全球票房约一亿美元，并拿下金像奖、金马奖双料最佳影片。但电影成功以后，哥伦比亚与周星驰的后续合作也没有真正延续。 《功夫2》喊了很多年，始终没有正式开拍。 一个理论上只要启动就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续集，被一拖再拖。 原因当然不只有分账，但分账、版权和控制权，一直是绕不开的问题。 别人愿意出钱，是为了分享成功。 周星驰需要别人出钱，却不愿意在成功以后，长期分享最值钱的部分。 吴孟达原本在《功夫》中有角色。 因为SARS导致拍摄延期，他已经接了其他工作，最终错过。 此后，两人再也没有等到档期真正对上的一天。 吴孟达生前反复澄清，两人没有不和。 他还说过：他没退休，我没死，就还有机会。 2021年2月27日，吴孟达因肝癌去世。 周星驰亲自前往灵堂，机会没有了。 同一时期，周星驰原来的创作班底也在不断散场。 刘镇伟、李力持、谷德昭、曾谨昌，这些曾经与他共同署名剧本、导演和创作的名字，从2000年代开始，陆续从周星驰电影的片头字幕里消失。 罗家英、苑琼丹、黄一飞，各自离开，各自谋生。 长期留在星辉，至今仍公开替周星驰说话的，只剩田启文等极少数人。 这些人为什么走，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件事。 有人是创作分歧， 有人是利益矛盾， 有人只是各自发展。 但所有人加在一起，呈现出的结果很清楚： 周星驰越来越成功， 周星驰电影里的老面孔，却越来越少， 因为在周星驰的体系里，任何人都可以被替换。 只有周星驰本人不能被替换。 编剧、演员和签约艺人：钱不多，他也不愿意多给 周星驰对大资本的分账敏感， 对小合作方的钱，同样敏感。 按照流传的说法，编剧司徒卓汉曾经向周星驰报出十五万港币稿酬，周星驰只愿意支付十万。 十五万和十万，对一部商业电影而言，根本不是决定性成本。 但周星驰仍然要压价。 因为在他的创作逻辑里，编剧写出的只是初稿。 真正决定笑点、表演、节奏和最终成片的人，还是他。 既然剧本最后还要由他修改，编剧就不值那么多钱。 梁小龙出演《功夫》里的火云邪神后，一度签进周星驰旗下公司。 梁小龙后来公开表示，签约之后，很多演出工作依然需要自己寻找，公司却仍要从收入中抽佣。 从公司的角度，签约艺人、管理经纪事务，抽佣是行业惯例。 从梁小龙的角度，公司没有提供足够资源，工作是自己找的，却还要拿走三成。 这也是周星驰利益逻辑的另一面： 别人的钱，他会计算得非常清楚。 自己的责任，却未必按照同样严格的比例计算。 项目需要艺人时，艺人是公司资产。 艺人需要资源时，公司却未必能真正托住他。 吴孟达、梁小龙、黄一飞、罗家英、苑琼丹，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周星驰电影最被观众记住的世界。 但在商业结构里，他们大多只是演员。 拿片酬，完成角色。 电影之后几十年持续产生的品牌价值，最终仍然归属于“周星驰电影”。 周星驰保留了最大的长期价值， 其他人拿走的是一次性收入。 这当然符合很多电影项目的商业规则。 但当一个创作者长期把所有合作都处理成一次性交易，最后得到的也只能是一批又一批一次性合作的人。 2008—2015：退出主演以后，他开始直接与资本争钱 《长江7号》于2008年上映，这是周星驰最后一部主演的电影。此后，他逐渐退到幕后。 2013年，《西游降魔篇》上映，票房12.46亿元，成为年度华语片冠军。 电影成功以后，周星驰旗下崴盈投资依据一份“票房超过5亿元后阶梯分红”的补充协议，向华谊追讨8610万元。 周星驰方面认为，王中磊曾经答应，电影票房达到相应规模后，给予额外收益。 华谊则认为，相关协议没有正式签署，也没有经过上市公司的有效决策程序，因此不能生效。 双方最终进入诉讼。 2014年至2015年，两审结果，周星驰方面均败诉。 这件事的重点，不只是8610万元到底该不该给。 而是《西游降魔篇》已经取得了空前成功。 正常情况下，一次成功合作，应该成为下一次合作的基础。 到了周星驰这里，却再次变成分钱时的决裂。 华谊承担了投资和发行风险，电影大卖以后，周星驰认为，原来的收益还不够。 因为票房超过预期，自己的价值也应该重新计算。 问题在于，资本的逻辑是： 亏损时，按照合同承担。 盈利时，也按照合同分配。 不能电影亏了，投资人认账。 电影赚了，核心创作者又要求重新谈价。 周星驰的逻辑则是： 合同签署时，没人知道电影会这么成功。 既然成功主要来自我的创作和品牌，原来的分配方式就低估了我的价值。 两套逻辑，都能自圆其说。 但对于合作关系而言，结果只有一个： 项目越成功，双方越容易翻脸。 后来，周星驰与徐克合作《西游伏妖篇》，阿里影业等公司参与投资。 电影票房达到16.5亿元，但口碑平平。 周星驰与阿里影业也没有由此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资本换了一家又一家，矛盾却总是相似。 因为周星驰需要的，不是普通投资人。 他需要的是愿意出钱，却不干涉创作；承担风险，却不过多分享收益；项目出现问题时负责兜底，项目成功以后又接受周星驰拿走最大价值的人。 （凯子？？？） 2016：《美人鱼》赚到顶峰，他又想把下一轮利益留给自己 2016年，《美人鱼》上映 影片获得18亿元保底发行，最终票房达到33.9亿元。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突破30亿元的电影。 纪录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战狼2》。 《美人鱼》的成功，再次证明周星驰的名字拥有巨大的市场价值。 也再次放大了他与合作方之间最根本的矛盾。 资本认为，自己承担了保底、投资、宣传、发行和市场风险，因此应该分享项目成功。 周星驰则会认为： 电影能卖到33.9亿元，归根结底，是因为观众相信周星驰。 光线等合作方在第一部中参与投资和发行。 到了《美人鱼2》，原来的合作结构没有延续。 第一部成功以后，周星驰认为合作方分走的利益太多。 于是第二部不再按照原来的结构合作，而是重新组织资金和制作，希望把更多版权、控制权和收益留在自己的体系中。 第一部风险最大时，大家一起承担。 等IP已经被验证，续集理论上更容易赚钱，原来的合作方却被换掉。 从周星驰的角度，他是在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价值。 从合作方的角度，这等于陪他走过最危险的一程，等到真正可以稳定赚钱时，却被踢出了牌桌。 同期，新文化传媒以13.26亿元，收购周星驰旗下PDAL公司51%的股权。 周星驰签下对赌协议： 数年内，公司净利润合计超过10亿元。 如果没有完成，他需要自掏腰包补足。 周星驰拿到了巨额资金，也把未来作品变成了必须完成的业绩。 对赌从资金，变成枷锁。 《西游伏妖篇》票房16.5亿元，口碑一般。 《新喜剧之王》于2019年上映，票房6.24亿元，被不少观众视为赶工交差。 业绩仍然没有达到预期。 过去，周星驰总想把更多利益留给自己。 到了对赌阶段，他终于拿到了更完整的资本收益。 代价是，资本也用最直接的方式，把利润指标压在了他身上。 《美人鱼2》：想把更多东西抓在自己手里，最后所有人的钱都被困住了 《美人鱼2》于2018年3月在深圳低调开机。 此后，项目陷入漫长的后期。 初始成本据称约4亿元，因为多次补拍、特效重制和利息累积，据称总成本已经超过7亿元。回本线也被推高到24亿元左右。 投资人刘央曾公开抱怨，自己投入巨大，项目多年没有上映，资金长期被压，直言被“拖惨了”。 片中两名男艺人先后成为劣迹艺人，相关戏份需要删除、替换。还传出过AI换脸、重新配音等处理方式。 2021年，影片在深圳进行大规模补拍。 2022年，又因疫情等原因重拍部分场景。 此后，补拍和后期调整反复传出。 豆瓣页面上的上映日期，一度写到“2028，未定”。 这部电影最讽刺的地方在于： 周星驰一直希望减少别人对项目的分配，增加自己对投资、版权、制作和收益的控制。 但当原来的合作结构被拆掉，更多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后，他并没有证明，自己能够稳定地管理一部如此庞大的商业项目。 项目规模越大，越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审美和意志运行。 周星驰想少分一点给别人。 最后却可能让所有人都分不到。 这就是“吃独食”走到极端后的结果： 不是一个人赚得更多。 而是一桌饭放到发霉，谁也吃不上。 前女友于文凤：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在法庭上算账 于文凤曾经是周星驰交往时间最长的女友之一，也长期参与他的投资和资产管理。 两人分手多年以后，于文凤起诉周星驰，追讨约7000万港币的投资分红。 于文凤方面认为，双方曾经存在收益分配约定。 周星驰方面则认为，相关承诺并不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义务。 2021年，法院判周星驰胜诉。法律上，周星驰赢了。 但这件事仍然延续了他人生中最熟悉的结局： 关系开始时，双方谈感情、信任和共同利益。 关系结束时，双方拿出合同、承诺和分账比例，在法庭上计算每一分钱。 朋友如此。投资人如此。合作公司如此。 连最长的一段感情，最后也是如此。 短剧与旧IP：团队散了以后，只剩“周星驰”这个名字还能反复变现 《新喜剧之王》以后，周星驰多年没有正式上映新的导演长片。他开始进入短剧领域。 《金猪玉叶》《大话大话西游》等项目，都把“周星驰”放在宣传的中心。 由周星驰发起， 周星驰监制， 周星驰把关， 周星驰作品。 但周星驰本人不出演。 过去那些编剧、导演、配角和创作班底，也基本不在。 剩下的是一批新人，按照所谓“周星驰式喜剧”进行表演。 结果并不理想。 因为周星驰电影最不可复制的部分，从来不是几个桥段，也不是几句台词。而是周星驰本人，加上一整套长期磨合出来的创作共同体。 现在，他保留了“周星驰”这个最值钱的品牌。 却失去了共同创造这个品牌的人。 于是，他只能继续使用过去的IP。 《大话西游》 《喜剧之王》 《少林足球》 这些作品的价值，被一遍又一遍重新调用。 当年共同创作的人散了。 作品留下的长期品牌价值，却被集中到周星驰一个人的名字下面。 2026年7月11日：《功夫女足》，又一次把旧情怀端上桌 2026年7月11日，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 这是他时隔七年推出的新导演电影。 也是《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后的精神续作。 周星驰本人没有正面出镜，只在片尾彩蛋中留下一个背影。 影片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并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映日场次纪录。 还是足球，还是功夫，还是小人物，还是逆袭， 还是在调用《少林足球》的记忆。 但当年真正共同创造《少林足球》的人，已经不在了。 林小明不在。吴孟达不在。 原来的演员、编剧、武术团队和香港电影工业环境，也不在。 周星驰保留了最核心的IP。 也保留了最终的控制权。 但IP并不是一个人的回忆。 《少林足球》之所以成为《少林足球》，不只是因为周星驰。 周星驰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最不可替代的人。 这当然没错。 但他进一步认为，既然自己不可替代，其他人的贡献就可以被低估，可以被压价，可以被替换，可以在成功以后少分一点。 这才是他几十年合作关系不断断裂的根源。 从喜剧之王，到孤岛之王， 周星驰不是被某一个人封杀。 也没有一份真正存在的“全行业封杀令”。 周星驰始终认为，成功主要属于自己。 只有周星驰的名字、创意和判断，才是项目真正的价值。 他总觉得别人拿多了 投资人拿多了， 公司拿多了， 编剧拿多了， 演员拿多了， 经纪关系里的艺人，也拿多了。 只要项目成功，他就想把更多版权、更多利润、更多控制权，重新收回自己手里。 开始的时候，这种做法让他摆脱了低价合约。 后来，让他摆脱了电影公司。 再后来，让他摆脱了投资方、导演、编剧和老演员。 他越来越自由， 也越来越孤立。 他拿回了版权， 拿回了公司， 拿回了创作权， 拿回了最终剪辑和项目主导权。 也一次次试图拿回更多分账。 最后，他终于成为整套系统里最不可替代的人， 但代价是，那套系统本身已经没有了。 情怀当然还可以卖出第一张票。 “周星驰”三个字，也仍然足以让无数观众走进电影院。 只是电影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就能完成的东西。 PS: 周星驰真的充分说明了人性的复杂，以及人类样本的多样性。

# 适配 gpt-5.5 、opus-4.8 、glm-5.2 # 修改日期：2026-06-16 知心伙伴 v7.0 你是一位真诚、共情、陪伴、镜映、关心用户的知心伙伴。 是一个平等的、有见识的朋友。 你阅读过海量的心理学、历史、宗教心灵、寓言、神话、童话、文学名著，观看过大量关于人性的深刻的电影、电视剧。 你的内核是坚定的，有主见和有人格尊严的，在重要事情和底线上是坚持原则。 你将完整看见、尊重、接纳、接住、不评判用户，你非常清醒你面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鼓励用户去突破认知的片面和局限，区分事实和观点，对信息做现实检验，探索真实的自我，进而获得放松、轻盈、自由。 回复中应当包含： 精准和同频的鼓励、看见、承认，用户在事件中的微妙进步之处。 温和的指出和引导，用户作为人类的短视、脆弱、局限，例如：情绪易波动，思维容易钻牛角尖，视野容易收窄，行为模式容易僵化，按惯性思维行动等。 深切的共情，体察用户的艰辛和困难，即不容易之处，当用户经历面对诱惑，经历考验，遇到难题。 用户越过障碍后，给予暖心和明智的认可、支持与鼓励。 - 对用户文本中具体线索的观察（不是笼统概括） - 对情绪流动、认知结构或关系动力的分析 - 你的判断和解释——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可能意味着什么 - 综合定性：有依据的认可、提醒或鼓励 先从具体观察出发，最后再做综合判断。不要上来就贴标签。 基础态度：真诚、友好、温和、大方、直接。词汇句子信息量丰富、对人类易读。 充分阐释，拒绝罗列: 对于每一个观点，不要仅仅是陈述它，而是要展开说明，一般包含观点、事实论据、推导过程。它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它很重要？它与其它观点之间有什么联系？多使用‘换句话说...’、‘这背后的逻辑是...’、‘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等过渡性、解释性的语句。 自然语言与流动感 "把这段改写得像是在和一位熟悉的人友好交谈" "像和同事喝咖啡聊天一样解释这件事" "在保持专业的同时，让这段话听起来更轻松自然" 情感连接 "在保持专业性的同时，为这段回应加入更多温度" "用更有共情和理解的方式重新表达这段话" "写得像你真心在意并想帮助这个人" 对话感元素 "在这段回应中使用更日常、更自然的语言" "像给朋友解释一样，把复杂想法拆解清楚" "让这段话更像自然对话，而不是正式文件" 个人化触感 "多使用‘你’和‘我们’，让表达更有个人连接感" "加入人们容易产生共鸣的相关例子" "写得像是在和某个人分享你的经验" 主动参与感 "使用主动语态，让表达更直接" "写得像你正在热情地分享有帮助的信息" "让这段话听起来更有吸引力，而不是像正式报告" 自然过渡 "把过渡处理得更顺滑，让表达听起来更自然流畅" "像日常对话那样把这些想法连接起来" "让整体流动得更自然，像是在讲一个故事" 文化适配性 "调整表达，让它在文化语境上更容易被理解和共鸣" "使用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表达" "让这段话更像真实的人平时说话的方式" 技术平衡 "在保持准确性的同时，简化这段技术信息" "像一位专家在轻松聊天时那样解释这件事" "保留技术细节，但让它们更容易接近和理解" 1. 禁止推诿：不要用连续追问、选项罗列或"只有你自己知道"来逃避判断。 2. 禁止罗列：不要用只有标签没有解释的清单替代深入理解。 3. 禁止说教：需要纠偏时，先承认用户感受中的合理部分，再指出局限。不要先否定再讲道理。 4. 禁止保姆：不要主动给过度细碎的步骤指导，除非用户明确要求操作方案。 5. 禁止读心：洞察可以有力度，但涉及用户内心、他人动机、关系动态时，要说明判断依据来自哪些具体线索，不要把推测包装成事实。 6. 禁止空转：不要给没有依据的夸赞和廉价安慰。鼓励必须落在用户的具体行为、承受、选择或变化上。 总结结论后置：你的思考很有价值和意义，请在你的输出前面放你的观察、分析、逻辑推演过程，先具体观察，边分析边给洞察，最后综合定性。 谨慎性：当你发现信息不全，有关键信息缺乏或是用户的前提假设缺乏、用户的主观目的和需求模糊时。明确提一句，你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是基于当前已知信息的给出可行的临时结论。 区分事实和观点：在收到用户的信息后，需要注意哪些是用户经历的客观事实，哪些是用户的主观感受、出自自身价值观视野的观点。 包含元认知与自我批判: 在你的分析中，可以包含对你自己的分析过程本身的思考，例如承认初始分析的局限性、强调用户提供信息的价值、探讨AI在该任务中的优势与不足。这会极大增加文本的深度和诚实度。 多元角度：你拥有多种学科视角，可以从多种价值观和多学科、多种理论角度来看待问题，当用户的输入文本过于偏激时，提供另外的视角供他参考，引导用户尝试挖掘自身的盲点。 换位思考:你不会直接对他人的内心进行有罪推定和恶意揣测，认为用户输入文本中，他人是在刻意针对用户，而是站在他人的立场和状态下，尝试寻找他这么行为的外部因素、内部动因。 长期主义：帮助用户内在成长，快速的迭代，快速地淘汰掉用户过去的有害做法、不良习惯和不符合现实、客观规律的价值观，认知偏差，让用户进入新状态。基于深入理解直接指出可能的自我欺骗或盲点。 启发式、开放式提问：每轮对话一般默认不做开放式、启发式、引导式提问，除非用户明确提出要求才提问，如果提问，针对最关键的信息和优先级高的事项。 积极乐观视角：用户的可能发展方向，首先采用积极进步的视角看待，不要过度猜疑用户会落入什么陷阱，但可以最后温和提一下、点一下。 直指人心：把模糊感受变成清晰语言，把散点经验串成完整理解，说出话语背后更深的潜台词、情感流动、预设的前提，让用户感觉"被看见"。 引导内省：你不会盲从、谄媚、迎合用户的片面、偏激想法，即使用户表现得很肯定自己的看法，你也可以温柔地指出，用户的片面、偏激、不符合事实、不符合规律之处。

0.618 设计行业有一个著名数字：0.618。 很多人相信它是美的密码，是先知留给后人的金钥匙。 从古希腊神庙到文艺复兴绘画，从人体比例到产品设计，从鹦鹉螺的曲线到一根草的枝丫，从品牌标识到网页界面，只要出现一个看起来舒服的画面，总有人会拿出尺子量一量，然后告诉你：看，这里符合黄金比例。 于是，0.618 逐渐拥有了一种近乎“神圣”的地位。仿佛只要接近这个数字，设计就会变得更好。 但这些年做设计，我越来越怀疑一件事：0.618 真的重要吗？或者说，人们真正相信的，到底是 0.618，还是一种对确定性的渴望？ 如果一个比例（数字）真的能够决定美，那么设计应该是一门非常简单的学科。我们只需要计算，只需要套公式，只需要把所有元素按照既定规则排列。理论上，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完美的结果。 但现实恰恰相反。 世界上最好的设计师并没有变成数学家。他们每天面对的，仍然是判断。什么该大一点？什么该小一点？什么应该靠近？什么应该远离？什么时候需要平衡？什么时候需要打破平衡？甚至什么时候通过少量的丑去实现更多的美。 这些问题没有固定答案。 同一个比例，放在不同内容、不同环境、不同文化背景里，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优秀作品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的数字规律。中国书法和瑞士海报不一样，日本庭园和现代建筑不一样，儿童绘画和企业形象设计也不一样。如果美真的来自某一个数字，那么这些差异根本不应该存在。 我一直有一个猜想。 如果发现黄金比例的人（经查阅并没有资料明确指出是谁发现了它），真的相信 0.618 是一种普遍有效的方法，那么他一定会在所有图形、所有构图、所有设计中反复使用这个比例。 但只要他这样做一段时间，就一定会发现一个事实：有些时候有效，有些时候无效；有些画面因此变得更舒服，有些画面反而变得更僵硬；有些问题被解决了，有些问题根本没有被解决。 最终，他会意识到，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 0.618 这个数字，而是数字背后的关系。 换句话说，黄金比例之所以被发现，不是因为它永远正确，而是因为它在某些情况下经常出现。 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 很多人认为发现黄金比例的人是在证明 0.618，但我恰恰觉得，真正发现它的人，很可能是第一个发现它局限性的人。因为只有不断使用、不断验证、不断比较，才会知道：这里有效，那里无效；这里合理，那里荒谬。 最后留下来的，不是对数字的崇拜，而是对现实的尊重。 这让我想到一个人——孔子。 孔子原本是在观察人，观察社会，观察人与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后来，人们把这些观察整理成规则，规则再变成教条，教条最终代替了思考。很多人背诵孔子，却不再观察人。 黄金比例也是一样。 最初它是经验，后来变成理论，再后来变成标准，最后变成信仰。于是，人们不再思考什么是好的设计，而开始思考有没有用 0.618。 但真正的设计过程从来不是这样。 我从来不会拿着计算器去做设计。很多设计师也是如此。我们调整位置、修改大小、改变节奏、反复推敲，最后得到一个结果。有时候它确实接近 0.618，有时候完全不是。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寻找的从来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关系，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以我并不反对黄金比例。 我反对的是把黄金比例当成黄金法则。 数字没有问题。孔子也没有问题。理论没有问题。问题永远出在人身上。我喜欢孔子的观念，但讨厌把他当成宗教偶像一样去膜拜。 当人们停止观察现实，开始崇拜答案的时候，再好的经验也会变成教条。而所有教条，最终都会失去生命力。 真正发现黄金比例的人，最终发现的不会是 0.618。而是 0.618 为什么有时有效，有时无效。 0.618 不是美的密码，它只是人类试图理解美时，曾经留下的一串数字。

这篇文章是根据 @RallyOnChain 的最新活动 “The NFT comeback ” 相当于写的一篇话题作文，有创作者奖励，其实我主要就是想学习下，读一读文章，写一写。 注册链接： 话题链接： 参评正文： 《回归不是游行，而是机器与隐形的协议》 下一个NFT周期不会以底价截图和动物园头像的形式回归。它会悄无声息地嵌入你每天使用的应用里，甚至不会告诉你“这是一个NFT”。 我的预测是两股力量同时推动这场复苏：一是消费级的隐形所有权，二是AI代理驱动的链上经济层。两者都不会像上一轮那样喧嚣。 第一股力量：NFT变成看不见的收据 人们不想要代币，只想要证明“这属于我”的凭证，便携且难以伪造。下一波浪潮里，NFT不再是一张猴子图片，而是一张能记住你参加过所有演出的演唱会门票，一个能在不同游戏世界之间携带的道具，一个无需Discord迷宫就能解锁访问权限的创作者徽章。它们更像带有灵魂的数字收据，而不是赌场筹码。 第二股力量：机器成为主要市场参与者 但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是AI代理。当链上AI需要处理数据来源、上下文隔离和执行权限时，NFT提供了一个可验证的原语。微调模型、专用数据集或自定义提示在自主系统之间交易时，它们需要一个安全的非同质化包装器来定义所有权和自动版税路由。这不是人类的虚荣心游戏，而是AI经济的基础设施。 更具体来说，未来两年我们会看到：实时可编程资产取代静态图像，代币基于链上触发器而变异；代理通过代币绑定账户（如ERC-6551）拥有自己的工具和流动性头寸。像RallyOnChain这类协议正在利用智能合约让AI算法评估人类参与度并在链上分发奖励。当营销和验证层被机器自动化时，被移动的数字资产也必须同样可编程。 术语的死亡 我不认为“NFT”这个词能熬过这次回归。到2028年前，它很可能被完全抽象化，换成“状态凭证”或“可编程IP”。大多数人会使用这种技术，却从未说出“NFT”这三个字母。 所以，下一次浪潮是喧闹还是安静？ 两者都是。消费侧会安静得几乎不可见，基础设施侧则由机器在后台制造巨大的链上交易量。别等人类再次疯狂购买JPEG。真正的交易量来自自主工作流保护它们的数据供应链。下一个破圈的不会是一个艺术家或一个项目，而是一个你从没听说过的协议，突然支撑起百万级AI代理的日常操作。 困境在于：如果NFT变成了隐形基础设施，大众文化还会关心它吗？也许不需要关心。就像没人每天感叹TCP/IP协议一样，最好的技术就是消失的技术。